政企互动与产业集群空间结构演变——以浙江省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结构论文,政企论文,互动论文,浙江省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是指彼此之间存在竞争和合作关系的最终产品生产商、原料供应商、中间品和专业服务提供商，相关产业领域的企业、政府以及其他机构（例如大学、智囊团、职业培训机构以及行业协会等）等共同构成的地理集聚体[1]。通常，集聚体跨越多个行政地域，其要素资源在集聚地域内并非均质分布，而是具有“核心—边缘—网络”的异质空间结构特征。同时，随着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产业集群不断发生空间结构的重组和优化，这反过来又会影响产业集群的未来发展。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集群空间结构的发展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而相对成熟的地域空间结构研究又无法体现集群的个性特征和变化规律。本文以浙江省为例，探讨产业集群空间结构演变的主要特点与内在动力，从而为区域决策者及公共资源管理者提供参考。
一、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动力概述
区域空间结构是在全球的、国家的和地方的三个地理层面上，由政治、经济、技术、社会和文化等因素长期共同作用而逐步形成并随之发生改变。过去，国家可以通过掌握的资源和宏观决策权力来调控各地区的发展方向，从而能够对区域空间结构的形成与重组施加较大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力正日益被削弱[2]。全球化能够将地区要素与资源配置纳入到全球生产系统当中，改变着区域微观主体——企业的区位能力，进而对区域空间结构重组施加影响。地区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则是奠定区域空间结构的基础。在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区域空间结构通常经历着从极化式经由扩散式到均衡式的演进过程。到后工业化时期，则呈现极化式特征[3]。进入知识经济社会，区域空间结构出现核心的知识化、网络的无形化与外围空间的无限性和多重属性，进而造成空间结构的虚拟性和多变性[4]。
在全球化动力的作用强度日益增加的同时，地区制度环境在衍生地方产业集聚方面具有巨大的潜能。适宜的地方制度能有效增强地区对区内外要素资源的吸引力和粘合力，塑造了全球滑质经济空间中的众多“粘性”地区[5]，从而使区域空间结构并没有呈现均衡的网络—节点型，而仍然具有核心—边缘的特征。
总的来看，地方内生动力与外部推力以及区域间相互影响而产生的区域耦合力（包括空间相互作用力和横向区域协作力）共同推动区域空间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由混沌到有序不断进化[3]。其中，经济因素[6]以及社会生产力[3-4]是区域空间结构演进的根本原因。
二、政企互动机制：集群空间结构演变动力的假设
（一）集群空间结构要素
虽然“产业集群”本身具有地理空间方面的含义，但是理论上对它的空间尺度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这一方面由于研究者们对产业集群的认识不一，另一方面则与“现实世界中产业集群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一事实有关。在实证研究当中，产业集群的地域空间可以大至国家，小及乡镇，并且往往具有跨行政区域和跨产业部门的双重特点[7]。
产业集群的空间结构反映集群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空间关系，是集群部门结构的物质形态在特定地域空间上的分布、组合及其相互关系的景观表现形式（注：此处借鉴了陈修颖（2003）“区域空间结构”的定义。）。同时也具有节点、通道、流、等级和网络等五大结构要素。由于集群主体之间通常结成各种网络关系，相互之间的依存度较高，频繁发生物质、信息、知识等多种形式的联系，因此，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区域，“流”和“网络”这两个要素对集群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化更为重要。
（二）“政府—企业互动机制”假设
在区域空间结构演变动力机制的研究中，区域主体实际上是作为“完全理性者”被隐藏起来，成为各种区位因子均衡结果的被动接受者。作者认为，在现实世界里，区域主体则主要是根据各种区位因子的动态变化做出有限反应，并通过与其它区域主体（尤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不断变化的各种空间关系，这就是“政府—企业互动机制”假设的主要思想。
1.基本内涵 政企互动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政府层面，即上下级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同级政府之间的互动。地方政府对集群空间结构的影响首先表现在：通过产业促进政策影响资本投资方向，并诱导技术路径与产业结构的转变，进而影响到企业集聚规模大小。其次，地方政府通过产业布局政策，对企业以及其他机构的区位选择施加影响。各种类型的工业园区即是典型的例证。再次，由于产业集群通常是跨行政区域，通过上下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均衡、同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导致不同等级的集聚区的出现以及结构重组。各级政府主导的工业园区实际上就是政府间博弈均衡的结果。
第二，企业层面，即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互动。首先，企业的区位决策具有“模仿性”，这固然与同类企业的区位条件类似有关，但是也体现了集群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内在联系，在特定地段出现企业集聚的现象。其次，集群企业共同构成规模庞大的地方产业网络，网络成员尤其是核心企业的区位变化，会影响其它成员的区位行为，进而可能引起整个集群的空间结构重组。
第三，政府与企业两个层面，即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区位目标函数存在明显的差异。前者是在达到预期空间边际利润率的条件下，尽可能使空间经济租金最小化，后者则是经济租金的最大化。因此，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地域空间结构安排方面的长期合作既符合各自的长远利益，也构成了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社会基础[8]。通常集群的核心企业因为具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较大的网络权力和较强的区位能力，所以他们在与地方政府博弈时，讨价还价的能力较强，占有较大的优势。
2.主要依据 这个假设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第一，区域内任何社会经济主体的空间活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会形成一种空间态势[3]。企业是集群微观区位的重要经济主体，地方政府则是地方某些重要资源（如土地）的所有者和地方发展的权威机构（产业促进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两者相互作用可能影响到集群主体间的空间态势及其演化。
第二，集群的典型特征是网络结构、集体效率和外部经济。此特征意味着地方网络的内部成员在区位方面相互牵制、彼此约束。当某些网络成员的区位发生改变时，可能会对其它成员的区位行为产生影响。例如北京网络公司集群的核心区位出现从“村（中关村）里到嘉里”的变化，其中，风险投资者和企业管理者的偏好，硬件经营商、高技术服务业及网络市场的区位以及物业与环境质量都是重要的原因[9]。
第三，区域内外（包括全球、国家及集群周边地区）的技术、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因素通常会综合起来对各个网络成员的区位决策产生影响，并且最终通过网络成员之间在区位活动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形成现实的空间关系。
三、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浙江省是我国产业集群的密集地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不少产业集群经历了从孕育、快速成长到成熟的过程，集群空间结构也随之不断演化。由于集群成长往往推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因此在单一集群的地区，从集群空间结构演化上可以看出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大部分特征，而在多集群的地区，二者之间存在着差异。
2001-2004年，作者通过对绍兴、宁波、嘉兴和温州等地区的十个产业集群（见表1）展开实地调研，以寻求共性规律为目的，将浙江省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各集群个性特征的否定。下文主要按照集群生命周期的主要发展阶段，从三个方面观察空间结构的演化及其内在动力：第一，集群空间规模的消长变化；第二，集群内部主要节点的网络关系、组合状态及演变；第三，集群地域与周边地区以及其它同类或互补集群之间的空间作用与结果。
表1 浙江产业集群调研的基本情况
所属地市绍兴 宁波
嘉兴金华 温州
调研地 诸暨嵊州 鄞州、奉化余姚嘉善义乌 柳市
集群名 袜业领带、服装 模具、台湾远木业、五金、小商品低压电器
电器东工业园电子
企业数 36 63126
8
—2
其它部门8
103 1
6
1 —
（一）孕育期：成品集散地初现，家庭工场散布农村
浙江大多数产业集群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农村地区。当时国内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经济时期，城乡壁垒较高，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在这种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农村工业企业的区位能力较弱，农村工业化只能选择“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组织形式，既具有生产成本低的优势，可以弥补农村资本少的劣势，又因其隐蔽性好，能够降低制度创新的成本与风险。分散布局的农村居民点奠定了以家庭工场为主的集群制造部门的基本格局。
另外，依靠当地原有的农贸集市或交通要道，自发形成了成品集散地。由于当时统购统销的正式商品流通渠道，家庭工业的制成品通常很难进入正规的流通体系。成品集散地的出现正是地方民间力量冲破特定制度藩篱的创新成果，并且随着集聚效应日益增大，以此为行政中心建成新的城镇。在某些地区，成品集散地的形成先于家庭工业的出现（即“以商兴工”，如温州路桥纽扣集群），而另外一些产品集散地则是随着家庭工业的兴起而出现（即“以工兴商”，如诸暨大唐袜业集群）。成品集散地构成集群的核心层，在其周边的地域范围内，散乱分布着规模较小的家庭工场（见图1中的1-1）。
图1 政企互动与浙江产业集群的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图
注：图中最外围的方框表示区域边界，空心方框表示工业企业或家庭工场，其面积大小与企业规模相关，实心方框表示工业企业集聚区，实心圆圈表示集群核心区，直线表示主要道路。
然而，无论是家庭工场还是成品集散地的地方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态度和立场。例如，温州地方政府的“无为”事实上促使家庭工场和成品市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动力和生存空间。而在绍兴某县，由于县政府严厉打击家庭工场和成品集散地，导致家庭工业在较长的时期内处于“地下”状态，原本颇具规模和知名度的成品市场也因此衰落。同期，周边某县抓住这一契机，大力建设商品市场，吸引被迫“流窜”的商家，之后该县作为产业后进入地区成为了集群的核心层。
（二）成长初期：核心层规模扩大，加工企业自发集聚外围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集群的有形专业市场获得快速发展（注：主要原因有四：第一，在集群发展初期，它具有获取营销外部规模经济、减少市场信息搜索费用、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的优势。第二，销售部门的超额利润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第三，企业之间的分工更加细化，由此带动生产设备销售与维修、原材料、中间品及成品销售、技术服务等专业化服务市场的发展。第四，原有交易市场的基础设施和实际功能已经不能适应交易量剧增、交易行为日益复杂的变化趋势。），地方投资规模扩大，家庭工场之间逐渐建立起以专业化与分工为基础的生产网络，网络成员也出现分异。一小批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和创新意识的业主经营获得成功，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区位能力也因而快速提高。他们一方面迫切需要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需要便捷的对外联系通道（包括交通、资本与信息流通）。企业对公共服务及政策的现实需要，促使地方政府从“无为”状态转而被动参与，不仅制定地方工业用地政策，改善公共基础设施，而且协调管理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
由此，规模较大的业主获得机会，将家庭工场从农村地区迁往城镇或其边缘地区。有些专业销售商为了增强对产业链的控制能力及其赢利能力，逐渐从“以贸为主”转向“工贸结合”，在原有的销售点或附近地区办厂，形成前店后厂或（楼）下店（楼）上厂的经营模式。与此同时，原有的专业市场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得到改建、扩建或重建。新的专业市场成为政府政策引导、管理部门参与和市场开发商具体操作的社会系统工程（注：地方政府大建市场的热情还来自专业市场已经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政府建立并不断完善市场管理体制，并联合工商、财税、金融、交通、邮电通讯以及公安等管理部门，组成市场管理机构，确保管理体制的有效实施。）[10]。
由此可知，集群企业在拓展市场、扩大投资的过程中产生区位再选择的需求。地方政府通过提供服务和制定政策，降低了企业空间迁移的制度成本，加速了区内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结果，在集群地域内，以销售服务功能为主的核心层规模日益扩大，在其外围则集聚着一批规模较大的制造企业（见图1中的1-2）。
（三）成长后期：核心层外围出现各类工业园区，农村工业集聚点初见成形
国内市场需求增加但竞争加剧，促使地方网络成员继续分化，一批大企业开始转向集约化经营，以技术创新、创建品牌、树立形象为主要策略，并且开拓国外市场。同时，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促使地方生产网络需要提高及时反应的能力。这些因素导致网络成员不仅具有物质联系，更强调信息联系和技术联系，推动地方生产网络向创新网络转变。
然而，先前集群空间无序扩张的结果导致地区形象较差，交通拥塞。此外，工业用地日益面临着供给不足与企业需求持续上涨的突出矛盾。
基于这些现实问题，各地政府相继在城镇周边土地较平整空阔、交通便捷的地段建设具备完善且先进的基础设施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当地称为“特色园区”）等各类工业区，以缓解集群核心层的承载压力，并改善“小、散、乱”的地区产业传统形象。
建成后的工业园区促进集群空间格局再度重组。一方面，多数入园企业将他们在原城区的部分或全部的生产能力搬迁到新园区，并在此扩大生产规模，而将原厂区改作对外办公场所、新产品设计与开发中心、销售中心及售后服务点。因此，集群核心层内的制造业比重减少，逐渐发展成为集营销、办公、产品设计与开发、信息服务于一体的新型功能区。另一方面，行政等级较高的工业园区在其辖区内产生较强的聚合力，能将散布在地域内的规模企业聚集起来，从而增强了集群核心区的极核地位。
在嵊州、诸暨和宁波等地的调研中发现，当地的大企业普遍认为，县市级工业园区正好满足了企业转向集约化经营时树立企业品牌形象的需要，对创建集群品牌、增强集聚效益、促进企业之间合作、加快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亦具有积极意义。这说明，工业园区政策符合集群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够实现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从而达到地区资源的高效利用。然而，对于企业迁出地来说，当地大企业外迁意味着地方利益的流失和产业衰退，因此当地政府会有意设置各种壁垒，力图阻止企业的外迁。各级政府之间因企业迁移而产生诸多矛盾和冲突，通常的结果是，上级政府采取财政返还以及企业收入、利润计入其注册地的作法，使下级政府的利益损失最小化。为减少同级行政区之间的纷争，园区多半选择在主要城镇的重心地段。乡镇甚至行政村也相继兴建工业小区，以更优惠的土地和税收政策，培育新的大企业，并稳定当地企业的留守率（由于村镇土地资源集体所有的产权属性特征，通常行政村之间或同级乡镇之间的互迁行为尚未出现）。结果，产业集群出现多等级的工业园区。
龙头企业向工业园区集聚对地方柔性生产网络中的配套家庭工场的区位行为产生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家庭工场随之迁到工业园区附近或城镇周边。这种区位再选择的连锁反应现象一方面是为了维持企业之间的原有配套关系，减少运费，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及时供货、便于信息沟通和控制质量。例如，嵊州市在城关镇建成领带工业园区之后，原集群的另一重镇——石璜镇的大企业相继迁入，长期为这些企业配套的面料织造厂也随后迁至城关镇的周边地区。这主要是因为面料织造是领带制作的关键环节，附加价值高，而且花型容易被模仿，所以要求配套企业邻近布局，以便控制加工质量、保密性和生产的及时性。
在某些地区，外资企业成规模地进入，成为集群空间结构演化的新生力量。外资企业进入浙江产业集群的主要动力首先来自于当地的产业配套环境，其次是优惠的土地和税收政策。外资企业往往选择本地企业最为集中的地段，并引发为之配套的本地企业向该地段集聚，由此进一步增强企业集聚效应。有些地区为了给外商营造更好的创业环境，实施“以商引商”的引资策略，“量身定制”外资企业园。例如余姚市远东工业园（由台商兴建，本地模具企业为之配套）、嘉善县台升家具工业园（以台湾台升家具企业为核心，纵深拓展嘉善木业产业链）和台湾螺丝城（聚集了台湾螺丝企业，构成嘉善五金机械产业链的重要链节）。
由此可知，地方柔性生产网络使龙头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产生连锁互动效应。地方政府为满足企业现实需要而实施工业集聚政策，并由此导致各地利益争夺与重新分配。它们的共同作用促使集群内部的要素资源向不同级别的地域核心集聚。结果在集群核心区的外围，分布着工业园区、外资企业园以及家庭工业园（见图1中的1-3）。
（四）成熟期：本地有形市场萎缩，出现向异地拓展或虚拟的商业区和加工区
一批创新型企业先后优化产业链的空间布局，为各个环节选择更适宜的区位，以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他们或在全国各地建立自己的营销网络，或在大中城市重建企业总部，或在智力资源丰富的城市建立集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分支机构，或与其它集群的企业通过兼并、联盟等形式，构建起“虚拟制造基地”，并促进了行业相关的浙江集群之间分工与合作（见图2）。结果，在国内外其它地区出现与本地集群具有密切联系的各类功能区。尤其是上海市，以其高度的国际化水平、健全的市场体系、优越的投融资环境、强大的集聚效应、丰富的人才资源等区位优势成为浙江企业抢摊的热点区域，浙江企业东扩上海已经成为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新趋势（注：浙江人在上海投资创办的企业已近5万家，其中注册资金200万以上的有2000多家，集团公司有50多家，投资总额达500亿元以上（曹大立等，五万家浙江企业抢滩上海，国研网，2002.3.26）。）。
图2 异地集群企业联盟
在制造部门持续增长的同时，一些集群的有形专业市场出现交易额逐年下滑、销售企业相继外迁等衰落迹象，集群核心层的商业规模趋于缩小（注：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经过长期交易，集群厂商与外地客商之间开始采取新的成本更低的交易形式（如合同订货、企业联盟等），不必通过专业市场进行现金交易。第二，品牌企业不断出现，它们通常建立专卖店、精品店、连锁店等营销渠道。第三，交通通讯设施不断完善，尤其是基于互联网的地方产业信息平台的搭建，降低了集群企业的交易活动对专业市场的依赖程度。）。此外，外地兴起的同类专业市场成为集群有形专业市场的直接竞争者。在外地兴起的专业市场中，有的正是浙江商人群体向外迁移或扩展的结果，他们在国内外的所到之处聚集成群，形成大大小小的“浙江村”、“浙江街”（注：例如被誉为“中国小商品城”的义乌市有不少人已在新疆、北京、福建、南非、老挝、泰国等地建成30多个分市场。到目前为止，浙江已在96个国家和地区投资了831个项目，设立了9家海外商品分市场，例如俄罗斯的“海宁楼”、南非“中华门”、巴西“中华商城”等（浙江非国有经济年鉴，北京：中华书局，2000）。）。这些异地的商品市场并非独立于浙江产业集群之外，事实上，它们成为浙江与国内外市场联系的连结点，作为浙江集群的营销窗口，推动本地加工制造业持续繁荣，促进本地外贸业务不断增长（注：例如嘉兴市销往俄罗斯的产品70％是通过“海宁楼”销售出去的。由温州人创办的巴西“中华商城”投入运营的当年即带动温州地区商品出口600多万美元，其中七成以上经营者和出口商品来自温州（何玲玲，解读“浙江外贸现象”，国研网，2002.2.7）。）。
面对本地专业市场交易规模日渐缩小以及外地专业市场兴起的竞争格局，多数地方政府力图通过构建信息网络平台、营造“虚拟市场”、加快服务创新等手段推动专业市场的功能拓展，使之成为集商品交易、专业会展、信息服务、精品展示、对外开放、地方产业文化培育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集群核心商务区。
此外，由于地理相邻或行业相关的集群之间发生着日益密切的交互作用，各地政府通过利益均衡，促进集群间的分工与协作，旨在整合各地优势，优化资源配置，打造地区品牌，增强大集群的竞争优势。例如台州市路桥区、黄岩区、椒江区和温岭市分别以塑料制品、塑料模具、电器塑料件和塑料鞋为主要产品，具有从塑料制品到塑料模具再到塑料机械的产业链优势。台州市政府本着构建塑料“大产业区”的意图，加强各区市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整合各个产业集群分散的优势条件，以此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参与全国甚至全球的产业竞争。
由此可见，由于企业持续推进技术与营销创新并广泛施行跨区域投资与合作战略，地方政府加大服务与制度创新力度，开展地区合作，集群核心区摆脱衰退危机，而且其功能趋于多元化和高级化，集群原有的实体空间更加复杂化，并出现虚拟功能区（见图1中的1-4）。
四、结论与讨论
产业集群在成长过程中，其要素和资源的空间配置经历了从混沌到秩序、从分散到集聚的过程，从而使集群空间结构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有形到虚实体共存的演化过程。由于产业集群具有网络结构、集体效应及外部经济等特征，集群空间结构的演化及其内在动力也具有鲜明的个性。地方政府和企业作为集群的两个重要的行为主体，他们的区位行为互动成为产业集群空间结构演化的内在机制。集群空间结构能否实现优化重组，通常取决于政府和企业是否按照市场规律对迅速变化的产业环境做出及时、准确的反应。因此，在市场机制比较健全的地区，政府的产业促进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往往符合集群发展的客观规律，企业的区位行为变化产生较高的效率，从而促使要素与资源在空间上得以优化配置。
浙江产业集群空间演化实际上是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障碍日益削弱的背景之下，劳动地域分工规律作用的结果。空间演化过程中的对外拓展把产业集群与更广阔的区域联系起来，由此获得新的发展机遇，还可以避免因为“路径依赖”而造成的“锁定”效应。然而，随着本地产业“瓶颈”的出现（如土地资源稀缺、中高级专业人才匮乏、城市国际地位不高等），地方资本大量流出，创新动力不足，集聚效应降低，导致核心区逐渐萎缩。其次，地方政府对自身利益的过度保护，无疑增加了集群要素资源的流动成本。各地“圈地”活动加深了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其中可能隐藏着腐败、浪费和不公平。此外，企业和其它集群主体的经济活动及其网络关系在空间上重新洗牌，其结果既可能推动核心地区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又可能隐含着内部不同区段的兴衰更替。值得一提的是，小城镇往往处于不利的发展地位。由于它们通常对单个产业的依赖性较强，一旦骨干企业迁出并由此引起配套企业随之外迁，就可能陷入长期衰退的困境当中，而为解一时之急的财政返还以及其它创新性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危机。因此，对于小城镇来说，如何实现产业集群（工业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在要素流动更加自由的时代，小城镇如果可以在集群空间结构管理重组中，及时、准确地进行功能再定位，并采取适宜的对策，或许能避免急剧衰退的经济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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