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丛与知识源——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内在规律和发展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意论文,规律论文,动力论文,产业集聚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50（2007）04—0003—07
一、“产业丛”的内在吸引力
打一个人性化的比喻，文化创意产业从来不是独往独来的侠客，而是含情脉脉的帅哥。它不会独享创意的财富，而总是聚拢一大批建筑、信息、机电、商贸、金融、时尚、服饰等的产业板块，形成上下游联动、左右侧呼应的“产业丛”。它集聚的企业和机构越多，创意的扩散效应就越明显，财富的增值效果就越强烈，它自己分享的那一块蛋糕也就越丰厚。
如果说产业链的规律是描述了文化创意产业在时间上的前后衔接，那么，产业丛的规律则是描述了文化创意产业在空间上的不断集聚。英文Cluster，意思是丛、簇、组、捆、群落的意思，包含着具有内在的联系，同时又进行灵活的集聚和扩散的意思。所谓产业丛，就是参与文化创意的产业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集中，它往往体现为各种形态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它可以带来如下几方面的好处：
第一，文化创意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可以带来级差地租。级差地租在农业生产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级差地租所起的作用主要在于影响不同地块的生产率。而在创意经济的活动中，级差地租不仅仅会影响厂商生产率的提高，而且由于大批创意型人才的集聚，形成了创意信息的密集化，造成了一个又一个具有创意活力的产业集聚区，会直接导致产业活动在空间的集聚，也使得这一地区的级差地租明显上升。
第二，文化创意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可以带来规模经济。这就是经济学家们常说的“范围经济”。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园区内，一个行业的产出，可以被作为另一个行业的投人品。比如设计研发产业的产品，可以作为印刷包装产业的投入品，而印刷包装行业的产品，又可以作为广告和媒体行业的投入品，这就可以大大降低彼此之间的运输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三，文化创意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可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由于文化创意产业对科技进步特别是数字化技术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他们必然要使用许多共同的服务设施，比如宽带网络、数据库、信息服务机构、数字化的制作加工设施等。这样就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德国经济学家韦伯把这种通过空间集聚来分享公共服务设施的好处，称为“集中经济”。
第四，文化创意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可以推动创新的投入。由于文化创意产业的企业集聚，园区内的企业竞争当然要比零散地区的竞争大为激烈，而且这种压力突出地表现在企业必须不断研究开发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和新的服务，才能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保存生存和发展的活力。这种竞争从总体上看是积极的，它迫使企业或者通过自主创新，或者通过彼此合作，来共享内容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成果，反之就被淘汰。
诚如歌德所说：“在限制中才显出能手，唯法则能给我自由。”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发达国家城市与上海等中国城市具有不同的特点。前者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才开发创意产业的，如纽约和伦敦的创意产业重点在娱乐性和时尚性领域。而上海在2006年的人均GDP达到9000美元左右，正处在工业发展阶段，同时跨向后工业化阶段，这就决定了上海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必须为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服务，而上海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也亟待创意产业为它们提供知识型内容和商业附加值。所以，上海创意产业确定的五大重点依序为：研发设计创意、建筑设计创意、文化艺术创意、时尚消费创意和咨询策划创意。
2006年5月19日，在深圳举行的“第二届文化发展战略论坛”上，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根据经济普查的基础数据重新测算的我国文化产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参见表1），2004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3440亿元，占GDP的2.15％；从业人员996万人。人均提供贡献值34538元人民币。而上海的文化产业2005年实现增加值509.23亿元人民币，从业人员444500人，人均创造增加值114500元人民币，为全国平均水平的约3.5倍。上海文化产业的效益优势非常明显。
其中，上海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贡献更是引人注目。从2005年4月到2006年11月底，上海先后分4批由政府授牌，建设了75个创意产业集聚区。前三批的48家集聚区创造了总产值192亿元，总从业人数27043人，总入驻企业数3574家，企业入驻率65％，集聚区开发总投资30亿元，单位产出率高达0.9577万元／平方米，人均产出率60.21万元／人②。这超过了上海全市文化产业人均创造增加值的水平，更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反过来说，上海比香港等国际大都市创意产业的人均效益，还有一定的差距，这说明上海在加快产业集聚，提升文化产业效益方面，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二、集聚区的结构与功能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开发模式，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投资者、开发商、理论界的浓厚兴趣和热烈关注。其核心问题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规律是什么，产业向集聚区集聚的动力和契机是什么，一个什么样的园区结构和功能，才能有利于入驻的企业发挥出最大的创意和研发效率。
中国学者朱荣林教授通过剖析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的模型，指出“园区创新网络”的模型（参见图1）。创新网络是一种良性产业组织形式，指每一个区域主体（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政府、中介组织等及其个人之间），在长期的合作和交流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稳定的系统。大量实践证明：政府的协调服务机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是园区发展的四大主体。同时，又要发挥它们相互之间的合力：企业是生产和利润中心、研究机构是创意和开发中心、中介机构是服务中心、政府部门是管理和协调中心，彼此形成有效的集群结构。这样，使得园区内的企业不断使资本、设备、知识、劳动力、服务平台等要素获得良好的整合，推动园区和企业互动发展，正如波特所概括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之外，留驻在区域之中。
资料来源：引自朱水林《走向长三角——都市经济圈宏观形势与体制改革视角》，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图1 园区创新网络
从上海等城市的经验看，发展成熟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有一个伴随着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一个递进过程。上海在19世纪90年代就顺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开始发展都市型工业园区。如果说：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上海第一代都市工业园主要是生产型的，包括印刷、包箱、包装、珠宝、文具、玩具、服饰等，虽然也有创意研发功能和部门，但这些创意设计部门基本上是附属于都市工业的服务部门；那么，2003年以后发展起来的上海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则通过政府规划、政策引导、机构推动等措施，丰富和提升了都市工业园的模式，它们逐渐集中到设计、建筑、软件、会展、广告、服饰等领域，既能够向原来的行业提供创意设计服务，特别是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又能够向社会提供多样的创意产品和服务，堪称“第二代”的新型都市产业园区，明显提升了园区的能级和效率。
再看深圳建设田面设计之都。深圳市政府从21世纪初开始，提出了打造“设计之都”的战略，成为培育中国本土设计产业的一片沃土。而田面创意产业园区则加大了它的基础条件包括1.5公顷的占地面积，4.9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11栋近20年楼龄的旧工业建筑。2006年，深圳灵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竞标成功，从田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手中租下了田面工业区，并给园区以新的定位：以创意设计产业为核心，构建具有设计、研发、制作、交易、展览、金融孵化、知识产权保护、资质认证、培训、评估及公共服务等一站式数字化服务基地，打造亚太设计领域的梦工厂。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田面“设计之都”实施了一个“123战略”，即：打造一个“基地”——能满足国际创意设计企业生产和交易的数字化高端创意设计产业基地；实现两个“提供”——提供完备的一站式公共服务、提供完整的创意设计产业链；搭建三大“平台”——搭建完善的基础服务平台、搭建完美的增值服务平台、搭建互动的国际交流平台。在首批入驻的企业中，不但包括深圳本土著名设计师、北京奥运会标志及2007猪年生肖邮票设计者陈绍华工作室、深圳市蓝鲸工业设计有限公司等，还包括澳大利亚著名设计工作室、日本01工业设计有限公司、德港建筑集团等有实力的设计机构，初步显示了田面创意产业园区对海内外企业的吸引力。
综上所述，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政府、企业和非政府机构的多重拉动，在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方面，已经凸显了其内在的规律：
第一，竞争推动创新。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汇聚了一批文化创意类的企业，必然带来激烈的竞争。但是，从总体上看，这种激烈的竞争压力是良性的，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无法长期保持技术的优势，必须加大科技研发即R&D的投入，来获得竞争力的优势。所以，许多中外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R&D投入，普遍达到3％以上，有的甚至达到5％～8％，超过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投入率，人驻企业的创新活力和科技成果的产出率也明显超过了其他地区。
第二，利用共生优势。由于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集群，与数码、网络、电讯、制造、中介、营销等相互渗透，产业关联度比较大，某一个产业功能的实现，必须有一个集群辅助产业的有力支持，加上客户和消费者的需求又是扩散型和多元化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依赖与园区内不同功能的组合和服务，所以，集聚区恰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和氛围，以便降低成本，共享土地、水、电、通讯、空调等各种公用设施，有助于获得政府和其他公关机构的投资及服务。
第三，传递文化传统。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目标，是创造文化价值，而文化价值是人来创造的。人的创造活力和创新作风，是以继承传统作为必要的文化心理准备的。不管是原始型的创新、集成式的创新，还是吸收消化和再创造，都需要继承有益的文化传统。要改造和利用好城市的闲置空间，建立新型的文化功能和创意产业集聚区，首先要与区域内的人文环境相结合，传承本地产业的文脉和人脉，用创意精神启动工业空间，用新型内容植入产业园区。有这样的文化传统和没有这样的文化传统，是大不一样的。
第四，建立都市产业。随着城市的扩建和改造，以及对城市生态化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城市要求建立“都市型产业”，它的基本要求是能耗低、资源消耗少、占地面积小、污染少或者无污染，同时经济附加值高，有比较良好的观瞻效果。而文化创意产业中的许多门类，如建筑、设计、软件、会展、媒体等，恰恰适应了这样的要求，可以逐步淘汰掉陈旧的产业，又避免企业迁走之后的城市“空心化”倾向，而赋予城市以新的创造活力和经济主体。
三、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在全球创意产业的首倡之地英国，从2000年开始，创意产业增长率表现良好。有关英国专家在《创意的增长——英国怎样发展世界水平的创意经济》的研究报告中披露：英国总理大臣认为，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英国包括设计产业在内的创意产业持续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的设计工作室”。在伦敦，已经形成了多元地带Rich Mix、南岸中心Southbank Centre、维多利亚和阿拉伯特博物馆周边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等一批传统的和新建立的文化创意集聚区。英国的设计产业可以提供世界性的服务，把英国变成一个提供创意和知识的源泉，而从英国以外的工作中获取丰厚的利润，这种知识型产业所获得的巨大规模，完全可以与传统的机械加工和汽车等制造业媲美，而形成一种依托知识和智慧的新型生产力（参见表2）。⑦
这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但来自产业的集聚，而且来自知识创新的内在结构。文化产业的生产要素之一是知识和知识型的劳动者，但是，知识≠财富，能力＞资源，把知识转化成为产业的能力，比知识本身还要重要。知识和知识型的劳动者，固然是文化产业的主要的生产要素。而这种新型的生产要素，只有根据特定的结构功能条件——人的创造积极性、发达的科技和商业条件、良好的生活和生态条件、多元文化的包容效果等组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创新场”，犹如静悄悄的核发电站一样，在稳重的外壳内迸发出令人惊讶的巨大生产力。
文化产业在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型产业，知识和知识型的劳动者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促进知识的创造、溢出和产业转化，就是提升生产力，是产业园区的重要结构和功能之一。一些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尝试发挥创意研发中心、大学和学院、知识型企业在园区中的“知识溢出”效应，对周边企业和小区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连带发展作用。它们之中往往有若干个起“知识极”作用的核心研发机构、先进企业、大学、院校等。它们与园区内的企业和周边的小区，形成了“行星—卫星”的辐射环绕效应，通过知识溢出，带动了整个园区的生产率。比如位于上海浦东的张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基地，是以文化信息服务业为主的产业重镇。该园区从2004年8月开始建设，截至2006年末入住的企业达到200多家，包括中国网络游戏的龙头企业（如盛大网络、第九城市等），还有国内外重量级的网络游戏企业，多媒体企业以及硅幻科技、创新科技等电影后期制作企业，初步形成了动漫产业、网络游戏产业的集聚效应，成为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网络游戏开发和运营基地。依托这些集聚区，2006年上海互联网游戏出版产业销售收入40亿元，网络文化服务业收入达70亿元，约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0％以上，堪称占有大半壁江山（参见图2）。⑧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统计局等：《上海文化统计概览2006年》等资料综合而成。
图2 上海互联网游戏出版产业和网络文化服务产业增长示意图
国际知识管理专家帕特立克·H·沙利文博士通过研究认为：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知识其实是由三部分组成的：（1）既有知识资产；（2）知识产权；（3）隐性知识。专家和员工把自己脑子里的产品设计思想、发明文件、设计图纸、生产流程、工艺技术诀窍、数据库、市场营销创新、营销网络体系以及组织管理程序等写在纸上或其他载体上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企业的既有知识资产。在企业既有知识资产中受法律保护的资产，如专利、版权、商标、商业秘密等构成知识产权。而专家、员工的创意、经验、技术诀窍、技能、创造力等是最宝贵的隐性知识，他们依赖于人类的活的体力和脑力活动，而在不断地交流、增值和更新。
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一些知识逐渐以标准的编码记录下来，形成编码化知识。然而，由于人们编写编码的滞后性和编码能力的有限性，再加上有很多知识以经验、技能等形式存在，本身就难以编码和度量，从而使得很多知识没有被编码化。产业集聚区域中集聚了大量的编码化和未编码知识，使知识形成“溢出效应”，身处其中的劳动者不断受到这些知识的冲击，也会激发他们去创造更多的知识，并且把它们转化成为产品和商品。同济大学周边的知识经济产业圈的崛起，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挂靠校办企业开始，同济大学的师生走出了知识型创业的第一步；接着，走出校园的“同家军”在学校边上营造了一条860米的“赤峰路同济现代建筑设计特色街”，让人才集聚、知识溢出，这一条街扩张成了“环同济建筑设计产业带”，而建筑设计正是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07年的同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包围着学校的4条马路——四平路、国康路、密云路和赤峰路已围成了一个年产值达30亿元的“环同济知识经济产业圈”。这些企业大多与同济大学有亲缘关系。著名的建筑学家林同炎、蔡国豪等都是企业的带头人；企业创业者和骨干，多半是同济大学的师生。他们的创业得益于同济大学成为一个知识源，而大学所在的杨浦区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才使产业圈得以形成。
“环同济知识经济产业圈”的快速发展，凸显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内部互动结构中“知识溢出”的重要作用。所谓知识溢出，是指某一组织的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在同一地区、行业内不同组织之间的扩散、传播、转移和获取。知识溢出的途径，包括：（1）专家和员工即人与人之间的密切接触和相互学习；（2）上下游合作厂商之间的合作与接触，彼此之间的创意设计思想、工艺技术诀窍、市场营销创新、组织管理程序等隐性知识的交流壁垒大大降低，促进知识的扩散；（3）企业间的示范和模仿产生溢出效应，产业园区使得近距离观察和模仿竞争对手技术和管理经验得以实现，院校和先进企业的创新理念、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服务等会起到示范作用，先进的企业知识成为集群知识场中的“知识极”，后进企业迫于竞争和在这种知识极化的作用下，就会加快学习、模仿和追赶。知识溢出可以促进区域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增强集群的竞争力，是经济外在性的一种表观。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如果一个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有了新思想和新技术，乐意被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新的思想源泉，不但使本企业而且会带动园区、社区和整个产业集群的知识水平上升。
由此可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重要模式是：让知识的生产和创新，为集聚区提供强大的知识源，同时，与区域内的人文环境相结合，传承工业的文脉和人脉，用创意精神启动城市空间，通过政府引导、小区支持、楼宇置换、总体改造的方式，用新型内容和创业精神植入产业园区。有鉴于此，许多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正在成为重要的生产力基地。在上海，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在基数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连续保持了13％以上的增长幅度，文化产业的绝对值、人均劳动生产率等，均位居中国大陆城市中的第一位。2006年，上海文化及相关产业总产出约为2400亿元，增加值约为576亿元，年增长率13％，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约为5.58％。预计到2010年，上海文化及相关产业总产出达3000多亿元，增加值将达到900多亿元，成为上海市的支柱产业之一。联合国有关官员在“2005年联合国全球创意产业研讨会”上根据欧洲安博斯公司的研究结果预测：到2010年，上海将与纽约、伦敦和东京一起，成为全球四大创意产业中心城市，而为全球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积极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7—03—11
注释：
① 关于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的界定，国内外有不同的表述，但大都强调了它们以文化内容的创造为核心，注重保护和开发版权，是一个能够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经济系统，并且具有人文的价值。它们存在许多的重合空间。为论述的方便，本文采用文化创意产业的提法。
② 以上数据参看《人丁兴旺、财源茂盛——上海创意产业中心的调查报告》。《解放日报》2007年3月18日。截至2006年11月上海市政府分四批授牌总共75家创意产业集聚区。其中第四批授牌的27家集聚区是2006年11月刚刚授牌的。所以上述的效益数据限于已经建成运营的前三批48家集聚区。
③ 2006年5月19日，在深圳举行的“第二届文化发展战略论坛”上，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根据经济普查的基础数据重新测算的我国2004年文化产业统计数据。
④ 湖南省统计局：《湖南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概况2005～2006》。
⑤ 参看《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9月28日和上海市统计局等：《上海文化统计概览2006年》。
⑥ 香港政府中策组委托顾问报告《香港创意产业基线研究2003年》，以后未正式公布2004年和2005年的数据。
⑦ NESTA Research Report:Creating growth-How the UK can develop world class creative business.
⑧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等：《上海文化统计概览2006年》等资料综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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