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中年女性的温情策略与家庭关系期待——对河北上村隔代照顾实践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北论文,温情论文,中年论文,期待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农村总体正在从原来厚重的代际平衡关系走向一个稀松的代际平衡关系[1]。社会变迁过程中亲子关系呈现出长辈权力向子辈权力转移的态势，夫妻关系中出现了年轻女性权力上升的局面[2]，这些变化使得农村社会的代际关系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后辈人更看重除生养以外的交换资源，亲子之间付出与回报的均衡交换关系被打破[3]，如何重新平衡代际间关系遂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在以往探讨重构代际关系的研究中，多将重点放在了老年父母与中年子代的关系上，而对中年父母与年轻子代的交换关注不够，实际上中年-青年的代际交换更能反映出社会变迁下代际关系的变化。尤其在少子老龄化的社会环境下，对这两代人关系以及关系策略的考察更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因隔代照顾是代际策略运作的重要领域，且多为家庭中的两代女性承担，考察隔代照顾中的中年女性与儿媳妇的代际策略及代际关系（婆媳关系）问题无疑对理解农村家庭关系与代际策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评述与相关概念 1.文献评述 在较早的婆媳关系研究中，多认为婆媳之间存在冲突，且冲突不可避免。费孝通指出婆媳冲突很可能是“女性情结”的社会根基[4]（P512）。李博柏认为婆媳之争是有限权力的争夺，婆媳冲突是一种制度性冲突，因而不可避免[5]。玛格瑞·沃尔夫（Margery Wolf）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提出了理解婆媳冲突的一个有力概念——“母体家庭”（uterine family）（子宫家庭），这是她在对台湾乡村家庭考察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概念，女性到了婆家以自己为中心和自己的孩子建立新的家庭即为母体家庭[6]（PP34-37）。 女性在母体家庭中积极培育与儿子的关系以保证儿子对其晚年负责，这种亲子关系具有排外性，当儿子结婚家庭中出现了新的女性后，儿媳妇谋求生活空间的努力与婆婆力图保持与儿子间亲密关系的诉求便产生了冲突，随之而来的是分家。这样，婆婆建立“母体家庭”的努力以及与儿媳争取儿子的孝心成为婆媳关系的一个主要面向[6]（PP164-167）。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冲突，冲突的实质是竞争和控制养老资源，尤其随着乡镇工业的发展，家庭资源的控制权实质上转移到了媳妇手中，（老年）婆婆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和劳动能力基本枯竭，老年婆婆丧失了权威，她们过去的贡献被现在市场经济的价值标准所衡量[7]。 随着对中年父母与青年子代关系研究的深入，有研究摆脱了婆媳冲突的研究框架，认为家庭中由公公、儿子和孙子（女）形成的多元格局构成一个制约网，平衡或影响着婆媳关系向家庭和谐的方向迈进[8]。陈讯从妇女的归属感与人生意义视角出发指出，中年女性从理性观念的角度来重新定义婆媳关系，她们用赠权的方式主动讨好媳妇，以求未来有人赡养[9]。最近的研究采取了较为折中的方式，认为婆媳冲突是存在的，但因资源争夺而产生的婆媳矛盾减少，生活习惯与价值观的冲突成为婆媳矛盾的主因[10]。 现有的研究虽然关注了婆媳关系，但多从冲突论或功能论的宏观角度去谈婆媳关系的实质或表现，缺乏从行动层面对婆媳关系的考察，难以将代际行动及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乃至内在张力呈现出来。除此之外，现有研究多将婆媳关系的探讨局限在两代女性之间，且关注未来养老层面的承诺，忽视了从家庭层面尤其是和睦家庭关系期待角度去谈婆媳关系。本研究重点将放在对中年女性与子代儿媳之间关系即婆媳关系的考察上，主要通过对隔代照顾中的中年女性在家庭与工作之间的选择以及老年女性与中年女性策略对比来呈现她们代际策略的差异、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以及对家庭关系的期待①。 2.相关概念 本文的“老年女性”就年龄而言，多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年女性”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年龄在45～55岁②。上村的中年婆婆都有过在工厂工作的经历，年轻媳妇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成长起来的“80后”。随着生育率而来的家庭小型化，上村的中年父母多与子代的小家庭同居共灶，即使分居，中年父母也多承担起了对小家庭的日常照料与隔代照顾，小家庭并不与大家庭共财，但接受大家庭的供养与经济支持。因此中年父母在处理与小家庭的关系时，更多的是从大家庭的角度出发来发展家庭策略的。 家庭策略（family strategy）这一概念来自于西方家庭史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工业化过程中家庭的作用，研究家庭面临新的外部环境时的决策过程，被解释为家庭及其成员的决策过程和时机[11]。家庭决策过程既有代际协商又有冲突，充满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本研究中，中年婆婆的代际策略多从家庭发展与维系的角度出发，通过反观社会变迁而致的新型家庭关系，以放弃工作来承担隔代照顾的责任，将工作机会让渡给儿媳妇。较其上辈而言，这是一种有温情的策略，在这种策略背后隐含了中年婆婆对和睦家庭关系的期待，她们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增进小家庭的夫妻关系，维护大家庭和睦的亲子关系，进而营造亲密的家庭关系。 “反思性生涯”是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个体化”社会中的重要特征，由于教育与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在家庭内外，个体越来越成为组织其自身生存与生活方式的能动因素，个体在制度化的社会环境中成为自身社会性的塑造者，从而生涯日益具有反思性。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行动者所获得的对其生存的社会状况的反思能力便越大，因此改变社会状况的能力也越大[12]（P174）。中年女性大多有学校教育经历，电视的普及加之子代的“文化反哺”使她们感受到并经历了因全球化而致的个体化现象，发现在家庭内原有的代际规范已逐渐失去了作用，代际关系更多是一种建设性的关系，若想重新平衡代际关系，就需要不断地付出劳动与感情。 二、上村概况介绍 为了探究代际关系变迁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新型的代际策略与代际关系的意涵，本研究主要采用田野调查方法，分别在2011年、2012年和2013年的2月与2014年3月就家庭关系变动与女性权力议题在河北省上村进行了四次田野调查，力图厘清代际交换的图景。共访谈38人，其中有6位老年女性、12位中年女性及其中6位女性的丈夫、8位年轻女性及其中6位女性的丈夫，并参与村庄内的葬礼、婚礼、婴儿出生仪式等家庭内外的活动。 上村位于河北保定市境内，与县城仅有一条柏油马路之隔，县城距保定50公里，距省会石家庄142公里，县域内公路系统发达，交通比较方便，这些为上村周边的工业以及运输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20世纪90年代，上村与县城及周边的村庄之间是大片的土地与农田，尤其是到了秋天，成片的玉米地织成一张绿色大网，一眼望不到边。随着经济的发展，县城不断扩张，逐渐吞并周边村落，90年代末上村开始为县城扩张出让土地，现在从上村村南头可以清晰地望到县城内的工厂与大型商场。 上村村内没有工厂，村落所在乡镇——新镇——工业发达，在乡镇企业繁荣的那段时期，新镇及周边村落主要通过纺织加工腈纶毛线发展经济，后来发展到现在的机织毛毯、胶带纱、地毯纱、棉纱、人造皮毛布、毛巾等，形成了集纺纱、化纤、织造、染整、针织服装等为一体的完整的产业链条。在改革开放初期，新镇周边村庄的居民通过背包卖线的方式，走遍全国各地，他们也因此得了个称号“背小包的”，主要指他们只带很少的货物，频繁往返于家乡和外地。在早期的背包群体中，主要是男性和未婚女性（即本文中的中年女性），随着90年代末工厂的发展与扩张，为了照顾家庭，中年女性多进入当地工厂，他们的子女基本不再做背包族，而是进入当地新型工厂就业。 在谋生方式上，上村以及周边的农村中，农业已不是人们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对村民来说，种地只是为了有粮食吃，主要由中年女性作为副业经营。由于当地工业、运输业发达，村民在多地转移从事非农产业，主要谋生方式有五类：一是以个人（以男性为主）或家庭为单位销售毛线；二是从事建筑行业（以男性为主）；三是经营货车运输或者做货车司机（以男性为主）；四是进工厂（以女性与年轻男性为主）；五是从事其他服务行业，如卖场服务人员（以年轻女性为主），拉三轮、做环卫工人（以老年男性为主）。从经济发展的状况与居民的从业方式上看，村民只要付出劳动就会有货币收入。 在人口与家庭方面，上村有176户736人。集体经济时代每对夫妇平均有4个子女，最多的有8个，最少的1个。1980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一对夫妇最多只能生两个孩子，村民有较强的男孩偏好取向，独子户家庭会通过性别鉴定的方式进行生育选择。随着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进入婚育年龄，村庄内出现了自愿生一个的现象。在家庭结构方面，集体经济时代有少量的扩大家庭，主要以多子女（4～5个）的核心家庭为主，因子女较多，家庭规模也较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加之分家时间不断提前，家庭结构日趋变小，少子女的核心家庭大量出现，“四口之家”“三口之家”“两口之家”大量出现。2000年以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成长起来的一代结婚生子，有一个儿子的家庭基本不分家，村庄内出现了大量的主干家庭。 在日常生活方面，人们注重的是家庭经济的发展以及子女的教育问题，村庄舆论与村落中的人情、面子对村民行为有很强的规范作用，村民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礼尚往来与人情交换。上村家庭伦理虽然有所变化，但不像阎云翔的下岬村与贺雪峰等学者调查的中部农村那样出现极端代际关系状况[4][6]，而是中年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关系多呈现出积极建设与营造的态势。 三、失衡的代际交换：育儿中老年婆婆的缺席 中年一代与老年一代的代际关系被认为是失衡的代际关系[13]，这种失衡不仅是传统道德规范的失衡也是交换意义上的失衡，包括物质与服务交换的失衡。在物质资源传递方面，土地、农作物等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形势下，小家庭从大家庭中获得的只能是少量的粮食、简单的生活用品、有限的房屋③乃至没有房屋的宅基地。家庭财产的匮乏是当时社会客观条件制约的结果，很难改变，相对而言家庭服务更富有弹性，父母对子代小家庭的隔代照顾则是这种服务的集中表现。 在上村，老年婆婆对子代小家庭的服务支持并不理想，中年儿媳妇对婆婆的不满中更多地体现在婆婆不为小家庭提供照顾孩子的服务，这种服务恰恰是她们迫切需求的。集体经济解体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与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大量中年女性投入到农业生产与市场经济中，她们需要老年婆婆提供照顾孩子的服务。对上村老年婆婆而言，她们的子女数多为4～5个，甚至多达7～8个，在生育与孩子照顾上所花的时间相应地拉长，一个家庭中出现的典型情况是大儿子的孩子往往和大家庭中最小的孩子相差几岁。老年婆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抚养自己子女上面，当所有的孩子结婚成家后，她们也步入老年人的行列，更是无力为子辈提供照顾孩子的服务。 对子代家庭隔代照顾服务的缺乏，不只是子女众多这个客观条件的限制，实际上老年父母仍然坚守了传统的家庭权威，认为代际关系仍然是服从父权制原则的，即长辈拥有先赋性的家庭权力。因此，在代际照顾方面老年婆婆从传统代际关系的路径出发，将自身的家庭利益放在第一位，并未将子代小家庭的利益纳入进来，尽管社会变迁一直在发生，她们的代际实践更多地呈现出传统父权制规范下的代际特征。 我那时候没人给看孩子，人家（婆婆）闲着玩去也不给看。我婆婆爱打牌，转着村地打，我说着好的人家才给看会儿。孩子小的时候行，坐在她腿上看着，大点就不行了，（孩子）到处跑，她就打不了牌，人家就不给看了。我得上班挣钱，那时候穷，我就带着上班去，他打车间里跑，都是机器，真危险！我哥哥看见了，说别去了，好容易养这么大，出个事儿怎么着，等孩子大点儿再出来吧。这么着我就在家里看着孩子种着地。（Z-ZJM④，2012-02-18） 老年婆婆并未因时代的变迁调整其代际策略，她们延续了传统的代际策略，在面对儿媳妇的要求时，她们会直接拒绝，甚至提出附加条件。在老年婆婆的观念中给儿媳妇照顾孩子并非是自己受到良好待遇的条件。她们认为，农村应该仍保持传统时代的婆媳关系，她们仍然信奉家庭中的父权制原则，她们对子辈有先赋性的权力，子辈对其有照顾养老的义务。因此在对子辈的家庭照料方面并没有主动地投入时间和精力，而是依然延续了传统社会中长辈权威的家庭关系模式。虽然她们也觉察到社会变迁带来的婆媳关系的紧张，但她们并未考虑去积极地建设与儿媳妇的关系。 俺们俩（与丈夫）出门卖线，没人给看孩子，我婆婆不愿看，我娘又看不了。后来我婆婆说看也行，交伙食费，一天五毛钱，另外给粮食，这么着才把那门出了，不出门不行啊，没钱，孩子上学、盖房都得要钱，哪儿和这会儿也是得婆婆给看着孩子，做着饭，养着小的们（子代）。（Z-ZYH，2012-02-17）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老年婆婆的这种先赋性权力受到了中年女性的质疑，在市场经济价值观的驱使下，家庭关系遵循交换的原则，包括物质性的交换与情感投入。在这两方面老年婆婆无所作为，她们未主动为子代进行经济、服务和情感投入，实际上她们也无力为子代提供经济支持，更无心经营与子代的情感关系。而儿媳妇则将是否照顾孙辈看成婆婆是否支持自己的小家庭的表现，对没有获得支持与帮助但要履行养老义务的责任，中年女性充满怨气，她们在与婆婆的互动中多是一种礼节上的往来，很少有亲密关系的投入与考量。当传统的责任规范被打破，又没有发展新型关系的努力时，带来的必定是失衡的代际关系。 四、新型的代际交换：中年婆婆的付出与儿媳妇的回报 1.让渡工作权利：中年女性承担隔代照顾的责任 在代际关系上，中年婆婆与老年婆婆的策略是不同的，她们没有像老年婆婆那样坚持婆婆应有的权威，而是顺应了社会变迁而致的代际关系的变化，在代际策略上她们主动做出调整，积极建设与子代的关系。除了为小家庭提供宽敞的住房、日常的经济支持外，婆婆处处考虑儿媳妇的感受，村民经常谈到“早先媳妇伺候婆婆，这会儿婆婆伺候媳妇，反了世界了”。不管是中年婆婆还是老年婆婆都察觉到了这种状况，家庭中婆媳关系出现了倒置。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当儿媳妇生育后，一般在一年内中年婆婆会承担起隔代照顾的责任，将工作的权利让渡给儿媳妇。这已然成为上村及周边村落约定俗称的做法，孩子出生后尤其是断奶后，一般都是婆婆照顾，如果婆婆不照顾孩子而去工作，家庭中的矛盾就会增多。中年婆婆最担心的就是婆媳交恶，她们早年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焦虑、紧张、压力多源于恶化或冷漠的婆媳关系，反观与老年婆婆相处的经历使得她们尽量满足儿媳妇的要求，并主动经营与儿媳妇的关系，这些有助于纾解中年女性的压力，她们也会因此得到村民“会持家”的个人能力肯定。在社会层面，村庄舆论非常重视家庭和睦，家庭和睦与否会影响村民的日常交往、子女的婚嫁乃至家庭在村庄中的地位，代际矛盾尤其是婆媳矛盾会成为村民议论的焦点，对家庭荣誉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村民会用心经营家庭关系，尽量避免家庭矛盾的发生。 当然，婆婆会通过各种方式建设与儿媳妇的关系，力图延长工作的时间，例如给儿媳买衣服，工作之余照顾孙辈，日常生活中考虑儿媳妇的偏好（比如食物上的偏好）。WXX有一子一女，女儿已经出嫁，儿子结婚后没有分家，和WXX住在一起，丈夫、儿子和WXX都在工厂上班，儿媳妇怀孕后就在家里待产，在孙子出生后，她不止一次地强调自己要抓住这几个月上班的时间。 自己上班手头活动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YJ（儿媳妇）要上班去，我就得看孩子，花钱还得给他们要（丈夫及儿子儿媳）。这会儿，我就得溜着她（儿媳妇），多上几个月算几个月。（Z-WXX，2013-02-18） WXX曾在连着上了16个小时的班后，陪儿媳妇带着孙子去医院，“熬得眼都睁不开，没法，她（儿媳妇）不高兴了，我这个班也上不长”，WXX平时会给儿媳妇买衣服，在所有的公开场合夸奖儿媳妇能干，她采取的是很多婆婆都认可的“讨好”策略。这一切都阻止不了中年女性回归家庭，当子辈孩子的哺乳期结束后甚至当孩子出生后，中年女性就要从工厂工作中退出来，承担隔代抚养照顾家庭的责任。这种退出并不是暂时的，她们几乎不会重返工厂，将工作的权利永久地让渡给了家庭中年轻的儿媳妇。 WF（儿媳妇）生了孩子我就不上班了，我年幼的时候就到黑龙江、俄罗斯边上做买卖，孩子们大了，就不出去了，上厂里上班，我闲不住，家里待着我就觉着麻烦（无聊），等小孙子大点了我也不上班去了，看孩子，WF上去，我不去了。（Z-ZYH，2012-20-17） 有一点需要澄清，中年女性的退出并非是因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而致的结果，她们的退出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就工作机会而言，中年女性并非因年龄的问题而被逐出劳动力市场。上村周边有两类工厂，一类是以中年女性为主的工厂，其中也有少量的年轻女性和中年男性。这些工厂多为当地村落中的私人棉纺企业，规模较小，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对工人的年龄、学历无特殊要求，中年女性中的很多人年轻时曾在这些工厂工作过，孩子长大后她们又进入了这些工厂。这些工厂的工作弹性大，一年中会有两个月的放假期，工资月收入在1800～2400元（从学徒工到熟练工），实行三班倒制度，8小时一换班，有农活时中年女性白天干农活晚上上班。 年轻女性认为这些工厂的现代化程度低，她们多进入新型的现代工厂，新型工厂坐落在县城附近，对员工的学历和年龄有一定的要求，有现代的管理制度（如休假和奖励制度）和现代设施（如有地暖的宿舍，全新的洗浴设施），相对高的工资收入，例如熟练工的月工资收入比进入村落工厂的熟练工多700元左右，这些都吸引着年轻女性。工资高，付出多，每天工作12个小时，白天上班，晚上休息，这就要求有专门的人负责其孩子的照顾工作。 另一方面，虽然调查发现年轻女性的工资更高，但不是简单的收入问题使得中年女性放弃了工作。退出并不意味着中年女性可支配的财产增加，因年轻女性与其丈夫的工资收入并不交给大家庭的家长支配，她们只是会在过年过节时对公婆有所表示，例如给公婆买衣服，为家庭置办年货，这些与中年女性的工资收入相差甚远。中年女性更多的是从小家庭的发展考虑，希望子代的家庭能更早完成财富积累。这与其在匮乏年代的经历有关，由于社会条件的制约，中年女性从婆家继承的财产非常少，加之当时国家总体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不繁荣，中年女性与其丈夫艰难地完成盖房子、嫁娶子女的任务，并实现了财富的积累。基于此种经历，中年女性希望子代能较快地完成财富积累，尤其是当她们从物价上涨过程中体会到财富的贬值时，这种愿望就更强烈，所以她们会退出工厂，将工作权利让渡给儿媳妇。在某种程度上，中年女性的做法与“恩往下流”的代际关系原则是一致的。 退回到家庭，切断了中年女性与家庭外场域的联系，弱化了她们在公共空间中的影响力，由于接受丈夫甚至子代的供养，也会影响她们对自身主体性的认知。中年女性们明确地表示，自己不挣钱了，要靠别人养着。最明显的就是在亲戚们礼尚往来的交换中，她们最担心礼金的上涨，CYH曾对妯娌们提高了对亲戚家礼金的做法表示反对，她觉得自己不挣钱了，出礼金都是向丈夫或儿子要，如果礼金一直上涨，担心儿媳妇有意见给自己脸色看。为了照顾孙辈，从有薪劳动退回到家庭对中年女性而言是一种牺牲，这已然成为周围村落中村民处理代际关系的共识，并发展成了一种模式。村民多认为经济收入不是关键，自己权利的彰显也不重要，子代家庭的发展、大家庭的和睦与良好的代际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但在工作与隔代照顾的选择中，不是中年男性而是中年女性要退回到家庭中，不是年轻的妈妈而是祖母要承担起照顾幼儿的责任，这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年女性因有薪劳动而获致的主体性意识产生冲击。 2.中年女性的主体性意识：劳动与工作的意义 相较于亲代与子代，中年女性有独特的生命历程，其主要特征在于直接为家庭创造财富的劳动贯穿在她们自离开学校到成为祖母重新回归家庭的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中。就农业劳动而言，在对上村的考察中发现，在集体经济时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这三个阶段中，劳动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经历上的投射程度是不同的。老年女性只在集体经济时代经历了大规模的集体劳动，中年女性在其出生的集体经济时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时代都是农业劳动的主力军，对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出生的年轻女性而言她们在农业劳动中的投入是很弱的。三代人中，中年女性的劳动转化为家庭财富的特征非常明显。 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中年女性作为劳动主力军的角色凸显，上村的中年女性或者通过与丈夫承包土地，或者进工厂、销售毛线等方式为家庭积累财富，用于子女教育、住房改善、子女结婚等。对一般的家庭而言，老年父辈并未也无力对中年子辈提供足够的住房，中年子辈如果想改善居住环境要靠自己的财富积累才能实现。在子女教育方面，由于当时并未全面推广免费义务教育，中年父母要承担子女读书的费用，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当子代进入适婚年龄，中年父母需要为子代准备一套住房以提高其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随着近几年物价的上涨与宅基地的紧张，对一套平房院落的投入大概在15万～20万元，包括从申请宅基地到房子装修好的所有花费。 现在就是俺们这一代人最累了，老的们没给你留下什么，房自己建，每个人都得建一套新式的房，水泥结构的房，你不建，孩子们就没法结婚，你有小子呗，闺女住着破房也觉着不像回事，每家就得这么着。（Z-XJ，2012-02-16） 劳动与工作对中年女性而言首先意味着生存，其次才是家庭的发展，通过农业劳动与工厂工作，她们为家庭积累财富，并通过对家庭的经济贡献直接获得满足感与自身主体性的认知。 我给家里挣得多，买手扶就是我的钱，我出门挣钱，我大姐姐种地，俺们都给家里挣了。我结婚是自个出门挣的钱，家里没填，我大姐姐的皮箱、套服、盆、瓷壶、木器也是我出门的钱买的。家里光花钱的道道，一直花，盖房，一直结婚。（Z-ZYH，2012-02-17） 创造经济财富的农业劳动与货币化的收入是中年女性早年对家庭贡献的主要形式，她们非常清楚自己对家庭的贡献，也能从这种贡献中获得对自身主体性的认知，即对家庭而言她们是重要的，这种主体性的认知伴随着她们进入工厂又得到了强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入，上村所在区域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农业领域呈现出收入相对较低态势，上村及周边地区的农业经历了从主业到副业的转变。最早转移出去的是家庭中的男性，他们多从事运输、卖毛线、建筑、工厂技术类等收入较高的工作。为增加家庭收入，大量中年女性也从农业领域转向非农领域，她们在附近村落的乡镇企业中工作，挣得工资收入，月工资经历了从2000年的600～800元到2014年的1800～2400元。 工厂生活对中年女性而言不仅是收入的来源更是自我实现的方式，工厂劳动将其从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使其脱离了单纯的种地、管家的生活模式。货币化的工资收入使其对家庭的经济贡献量化，而非隐藏在家务劳动与较低收入的农业劳动背后，相应地她们在家庭中话语权也有所增加。除此之外，她们在工厂中形成的交往群体与工作模式，赋予了她们更大的活动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工厂成为她们反抗父权的一种形式。中年女性在工厂中形成的姐妹联盟将男性工头或男性同事作为开玩笑与取笑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她们实现了对男性权力的冲击[14]，这甚至扩展到在村落中对同龄男性公开的戏弄。 上班能挣个钱，也不闷得慌，老娘们儿打一块说说笑笑的这一天就过去了，家里待着什么也没有。（糊纸盒）围着桌子一坐就觉着痛快，东家说说西家说说，有的时候说得痛快了就嘎嘎嘎地笑，男的们一过，伸着头看一下，也不知道俺们笑什么呢。（Z-ZQ，2012-02-18） 从中年女性早年的经历来说，她们一直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她们认为外出工作而非留在家内才是应有的态度。工厂做工不仅是中年女性对家庭贡献的直接方式，更是她们主体性的重要表征，而这些都会随着下一代的成家与生育变得不确定。当家中的孙辈出生后，在强烈的义务感驱使下，她们会辞掉工作，专门照顾孙辈，通过劳务付出，希冀获得代际回报。 3.构建亲密关系：婆媳间的期待与回报 隔代抚养中的家庭策略是以牺牲中年女性外出工作的机会和权利为前提的，当自身利益和家庭利益发生冲突时，中年女性首先选择的是家庭利益，上村中年女性的代际策略隐含着她们对家庭关系的反思以及对新型家庭关系的期待。在传统社会中基于辈分、年龄、性别的父权制已然发生了松动，中年女性在与婆婆及儿媳妇的相处中体会到了这种变化，“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在当代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婆婆在家庭中更多的是一个需要去维护、建设的角色。中年女性的作为实际上是贝克意义上的“反思性生涯”的实践，即社会预定的生涯转化成自我创造并不断地被创造的生涯[15]（P135）。中年婆婆们的努力并非要树立传统婆婆的权威，而是建立和睦的家庭关系。 中年女性采取温情策略与早年的婆媳经历有关，她们与婆婆的关系是传统婆媳关系在社会变迁中的延续。社会变迁打破了长辈先赋性的权力，没有了权威、没有了交换，原有的婆媳关系便出现了失衡，中年婆婆必须要有所行动，必须要“做什么”才能改变落入她们所经历的婆媳关系状况，ZXX提到“自己经历过没人给看孩子，就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遭难”。中年女性深谙只有不断地对儿子的小家庭进行经济、服务、感情层面的投入，不断地加强与小家庭的联系才能营造亲密的婆媳关系。中年婆婆积极建立与儿媳妇之间的情感联结，她们希望与儿子、儿媳妇培养亲密关系，她们不断的付出劳动与金钱，出让工作的权利，不断地在与其他家庭付出的比较中获得满足感。她们也提到了这种付出是有回报的，年轻儿媳妇对她们的尊重以及费孝通先生提到的反馈都可以从新型的婆媳关系中得到体现，她们看中的不是经济上的回报，而是情感上的回馈。 实际上，年轻儿媳妇对中年女性乃至大家庭的回报既有经济上的又有情感上，而且经济上的回报都附着了丰富的情感意义。例如年轻的儿媳妇会给婆婆零花钱，给大家庭购置生活必需品，给婆婆买衣服等，中年婆婆会向亲戚、邻居展示儿媳妇对自己及大家庭的经济投入，也会从后者的认可、赞扬中获得满足感。在上村，过年时儿媳妇会给婆婆置办年货的钱，这种行为并非强制性义务，而是儿媳妇向公婆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儿媳妇会通过一套说辞肯定婆婆与公公一年的辛苦付出，表达她和丈夫对公婆的感激之情，整个过程充满着对融洽家庭关系的营造。金钱的数目并不大，但它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媳妇的孝顺、对父母情感的回报、家庭成员亲密关系的浮现——正是中年女性所珍视的。 我妈（婆婆）给看孩子挺辛苦的，小小子调皮，不好看，我妈累得不行，我怕她累出病来，有空我就看。今年过年，我妈看上了件大衣，一千二，我爸爸（公公）嫌贵，不找买，后来我和HS（丈夫）给了她一千，把那件衣裳买了，她着高兴。（Q-WF，2012-02-17） 我妈给俺们看着孩子，弄着地。像夏天俺们上班回来，上的夜班着打盹（困），我妈说，你们在家里睡觉吧，我浇地去。我睡一会，就起来给她做好饭，回来得吃饭呗。她一回来，你一看那样，晒的着厉害，穿的也稀里哗啦，就觉得父母着不容易，我说我去吧，我妈说不行，你在家里待着吧，我去吧，着晒的慌。就是心疼我，心疼我，我得回报人家啊，就算不是你父母，别人心疼你，你也得回报人家啊。（QZB，2013-02-20） 俺们开店，我婆婆给填了个钱，其实我挺心疼她的，她挺不容易的，她要生病有个什么事的，我就没精神，她要是好了，我就觉得踏实。（Q-LQ，2012-02-18） 儿媳妇与中年婆婆对双方关系的认知是基于付出-回报的互惠性模式，付出的是经济、劳务、情感，回报的是经济与亲密。双方都认识到代际关系是需要不断地投入-回报进行经营和建设的，在经营的过程中，所有的付出-回报形式都具有情感的象征性意义。双方的关注点都落到了亲密关系与新型家庭关系的构建上，在这种类型的家庭关系中，代际之间的服从被协商取代，传统的责任义务被亲密关系取代。 俺们这媳妇就和闺女也是的，是事都伙着，（儿子、丈夫）全不在家，俺们就在一个屋里，一般的这婆媳关系没什么，不像原来婆媳之间打架闹气的了。（Z-YSZ，2013-02-10） 大媳妇考了个会计证，她说，妈！我请请你，你要不给我看孩子我能考这么好啊。我说，别请我，我给你看孩子是我应尽的义务，只要你们干得好就行。（Z-FXL，2011-01-24） 在婆媳间亲密关系的表征上，中年婆婆经常以能和儿媳妇建立类母女关系而自豪，她们认为建立在亲密关系基础上的代际关系比单纯以物质为纽带的关系更为牢固。当然这种考量有现实层面的因素，例如家庭关系的和谐，比如养老，中年女性清楚在养老问题上儿媳妇比儿子更有决定权，她们希望以更多的贡献保证将来的回报。这样反而造成了她们自主空间的缩小，她们必须不断地付出而非要求回报，一旦婆婆无视小家庭的利益就会受到儿媳妇的抱怨，出现代际关系紧张的状况，代际间的互动就在不断的付出与期待之间持续进行着。 五、结论：中年女性的代际策略与困境 反观中年婆婆的行动策略，她们的行动与其独特的生命历程相契合，从国家主导到市场主导的现代化过程也是老年婆婆与中年婆婆的权威丧失的过程，所不同的是老年婆婆并非积极建立与儿媳妇之间的关系，她们遵循了传统父权制下婆婆权威了的代际规范，中年婆婆却更具能动性，她们发现传统的婆婆权威已无法建立，单纯的血缘关系不足以维系与子代的关系，而是需要不断做出努力去构建亲子关系，即“个体必须做些什么，必须做出积极的努力。且这些并不是一次行动，而是日复一日地进行着”[16]（P23-48）。她们从建立和睦家庭关系而非自身权利的角度出发，让渡自己的工作权利，通过温情策略积极发展与下一代的良性互动关系。虽然温情策略确实达到了维护和睦家庭关系的目的，但其本身充满着内在张力。 首先，中年女性的温情策略是传统与现代碰撞下的结果，彰显了她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彷徨与应对策略。长辈先赋权威不复存在，她们不得不面对权力衰落的社会事实，既要保持传统婆婆治家下的权威与和睦家庭关系，以至于不得不通过让渡权利来换取自己做婆婆的权威与儿媳妇的尊重，又要在她们知道自己将要退出劳动力市场时尽可能延长工作时间以保留自己工作的权利，她们需要不断地在家庭和睦与个人权利之间做出选择。 其次，温情策略也体现了处于夹心层的农村中年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相对于老年婆婆的传统权威与年轻儿媳的权力崛起而言，中年女性处于代际关系中的夹心层，在社会变迁中她们的权力受到了挤压，正是在反观上下两代婆媳关系的基础上，中年女性发展出了新型的代际策略。她们通过诉诸亲密关系，积极营造一种类似“母女”的婆媳关系。这当然与家庭重心转向内部，承担家务、亲密性、私密化成为其主要特点[17]有关，更是中年女性“反思性生涯”的结果。她们的策略与其早年的婆媳经历及农村年轻女性权力的崛起有关，“反思性生涯”使她们意识到家庭关系是以亲密关系的构建为基础和目的的，是需要通过不断的付出与回报来进行建设和维护的。在此过程中，她们努力适应社会变迁带来的家庭关系的变化，并积极把控家庭关系的走向。 最后，温情策略的实施彰显了中年女性处于一个尴尬的社会地位。与西方的“个体化”导向的个人解放不同，中年女性的反思性生涯导向的不是个体的独立，而是一种建设性的与子代的关系联结，即亲密关系的构建，她们的代际策略导向了一种新型家庭关系模式，但这种策略本身将其置于尴尬境地之中。一方面，中年女性通过出让工作机会，力图“生产”融洽的代际关系“激发”子辈对她们的感激、依恋乃至对未来养老的承诺，在此过程中，年轻的儿媳获得了两代婆婆没有享受到的待遇与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在这种代际关系策略下中年女性不得不面对权力丧失与主体性消融的压力与困境。 对中年女性而言，工作不仅是增加收入的手段，更关乎自我实现、个人自由：货币化的收入能够明确地表征个体对家庭的贡献，退回到家庭意味着要接受丈夫乃至子代的供养，她们无法计算的家务劳动贡献也易被忽视；工作带来的满足感与对农村男权秩序的冲击弥散在日常生活的为人处世中，退回到家庭意味着与家庭之外场域的疏离。中年女性面临的困境是父权制与市场双重力量下的结果，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对中年女性权利的忽视与其主体性的消融，使其权利掩藏在代际交换与代际关系建构的图景中隐而不见。 ①上村的中年女性大都有过进工厂工作的经历，后因儿子结婚，儿媳妇生孩子，她们辞掉了工厂的工作，在家照顾孙辈，使得儿媳妇获得了工作的机会。 ②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年人的界定在45～59岁，在上村55岁以上的中年女性很少有在工厂打工的经历，她们多从事农业劳动或者外出经销毛线，呈个体化的经营方式，现代工厂对她们的生计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就年代而言，本研究中的45-55岁的中年女性生于20世纪60年代，属于“60后”。 ③集体经济时代大家庭的居住空间是有限的，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大家庭没有能力为每个小家庭建造一套房屋，最常见的居住格局是两个小家庭共同居住一套房屋。 ④访谈资料的编码由两部分组成，三代人的简称与访谈对象姓名的简称。L、Z、Q分别代表老、中、青三代人，后面是访谈对象姓名首字母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