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与理性：一种新的演化创新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知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确定性、有际理性与20世纪经济学
严格来说，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不确定性”，其原因就在于它预先假设所有的经济主体都拥有关于整个经济体系运行的“完全信息”。这一假设还暗含另一层含义，即不但信息是完全的，而且所有的经济主体都具有完全“洞察”这些信息的能力（即完全理性），并且，所有这些信息的获取都是“无成本”的（即无交易成本）。在这两个前提之下，经济主体就可以通过计算和比较，对他所拥有的要素进行最优配置，从而实现这些要素产出的最大化。应该说，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新古典经济学才构建起了一套精巧的，毫无“摩擦”的理论体系。
但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奈特所作的有关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以及50年代赫伯特·西蒙对“有限理性”的研究，上述这些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假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正如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所感觉到的那样，我们所得到的，有关这个世界的“信息”（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的信息）总是不完全的。这种不完全缘于两个因素：首先，有些我们需要的信息根本就不存在。例如，为了进行回归分析，我们经常需要一些“历史数据”，但这样的数据实际上从未被“编纂”过。这一点很好理解，前人怎会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数据，而预先按照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统计口径来准备好呢？再如，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进行精确的定量描述的，实际上，我们经常使用的“价格数据”就丢失了很多有关商品其他维度的信息内涵。除此之外，在将个体数据“加总”为总量数据的过程中，和信息在不同主体之间的“传递”过程中，都会发生不可避免的“失真”，即“信息丢失”的情况，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信息的“不完全”程度。其次，即使假定“客观信息”是完全的，由于我们认知能力的有限，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掌握它。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对于同一条信息，由于领悟能力甚至“信仰”的差别，不同的人也会得出完全不同的“信息内涵”。
“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这两个范畴的提出，对本世纪以来经济学的发展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在宏观层面上，新剑桥学派认为，凯恩斯理论的精髓正在于将“不确定性”和预期、“动物精神”等心理因素引入了宏观经济分析，才有了对于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全新认识。（注：新剑桥学派认为，以汉森－希克斯为先驱、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所作的工作，即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思想纳入马歇尔的新古典体系的尝试，恰恰丢掉了凯恩斯理论的精髓，因为两者的理论前提是完全不同的。）也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才有了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而此后诸多新的宏观经济学分支的出现，实际上都是基于对“信息”、“理性”等问题的不同认识。例如，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就建立在对“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区分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人们会利用“一切信息”来改正他们对事物的认识错误。因此，虽然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他对于某种情况会偶尔出现判断上的错误，但是对于重复出现的同一种情况，他不会持续地、系统地犯同样的错误，这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再如，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理论中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那就是在价格调整的过程中存在着“菜单成本”。所谓“菜单成本”，就是类似重新印制产品目录这样的“微小成本”。而在调整价格涉及的产品数量非常巨大、需求的价格弹性又非常小的前提下，这些“微小成本”的总和却会导致价格调整的“无利可图”。因此，“菜单成本”的存在实际上意味着经济运行中存在着“摩擦力”，价格调整是有成本的，这种“调整成本”的存在导致了市场并不能“自动出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菜单成本”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信息传递成本”。在微观经济学层面，对“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研究的深入，促进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理论等一系列新兴经济学分支的发展。而随着这些理论，尤其是博弈论方面研究的深入，人们又发现了诸多与“完全理性”假设相悖的结论：例如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著名的“囚徒困境”（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再如投票问题中的“阿罗不可能定理”（投票程序的改变使人们得到了违背本意的结果）。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人们放弃了那种“静态的”、“独立的”、“绝对的”理性假设，而进一步从“动态的”、“系统的”和“相对的”角度来重新对人类理性进行界定，从而导致了“演进理性”范畴的提出。与此相应，诺奖得主阿玛迪亚·森则认为，只要行为主体的行动具有“内在一致性”，就可以被认为是“理性”的。因此，“一致性理性”应该是比“最大化理性”更为符合现实的假设。（注：参见阿玛迪亚·森：《理性的傻瓜——对经济学的行为主义基础的批判》，亨利·哈利斯：《科学与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9页。）
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交易成本”范畴的出现。虽然科斯早在1937年的经典论文中就已提出了这一概念，但更为深入的探讨实际上是在他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所做出的。后人将他在这篇文章中的思想总结为“科斯定理”，其内容是：如果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初始的产权界定并不影响要素配置的最终结果。也就是说，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不管最初我们把要素配置给哪一个主体，他们总可以通过相互交易而使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得到最优配置，从而实现要素产出的最大化。今天人们已经证明，科斯定理与微观经济学中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本质上是相容的。科斯定理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推论，那就是在交易成本为正时，产权的界定直接影响要素配置状况，从而影响经济运行，而这正是“真实世界”的状况。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是革命性的，它将新古典经济学构建的“无摩擦”的完美世界击得粉碎，从而整个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学的认识。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制度因素（注：所谓“制度”，可以被视为一种“结构性知识”。）才被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也才有了以交易费用经济学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蓬勃兴起。那么，究竟什么是“交易成本”呢？尽管在这一问题上的激烈争论持续已久，但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已经正确地指出：与“生产”问题只涉及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技术关系”不同，“交易”范畴所涵盖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那种用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工具就是“制度”，而从本质上来看，一切制度归根到底都是产权制度，因而，所有的交易成本在本质上都可以被归结为产权界定和实施的成本。沿着这一思路，有些学者进一步提出：所有的产权界定和实施成本实际上都可以被“还原”为为了获得有关产权界定和实施所需要的相关信息的成本。例如，甘哈曼在评论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时就说道：实际上只需谈到一种类型的交易成本就足矣，那就是由于不完善信息而导致的资源损失。到了这一步，交易成本范畴实际上就和信息问题联系了起来，而这种理解似乎更接近于加里宁·贝克尔所定义的人类分工社会中的“协调成本”。（注：贝克尔一直认为“交易成本”这个概念过于宽泛，不如“协调成本”来得清晰。）
“无知”、英雄史观与新的经济学研究纲领
到此为止，我们所介绍的还仅仅是“旧经济”时代人们对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质疑。那么到了知识更新“一日千里”的今天，随着新经济现象的层出不穷，又会对传统经济学提出哪些新的挑战呢？让我们从知识经济的灵魂——技术创新入手，来看看这个有趣的问题。
奈特的贡献在于他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分，在此之前，人们笼统地将这两者统称为不确定性。今天我们知道，“风险”通常是指一种可衡量的不确定性，即某一事件未来发生何种情况是不确定的，但各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即概率）却是确定的。而真正的“不确定性”则是完全不可衡量的，即不但某一事件未来发生何种情况是不确定的，而且各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也是不确定的。与上述认识都不相同，内森·罗森堡指出，在技术变革中发挥作用的远远不只是单单与技术可行性相联系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与重大技术创新相关的不确定因素完全应当被称为“无知”而不是不确定性。（注：参见内森·罗森堡：《不确定性与技术变革》，戴尔·尼夫等主编：《知识对经济的影响力》，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决策者完全预见不到一项技术创新的“后果”究竟是什么，从而也就更谈不上与这些后果相关的“概率分布”了。为什么会是这样？
首先，大多数重大技术在以一种初步形式出现时，它的性质和特征的有用性往往不可能被立即认识到。以激光为例，它最初只是高能物理学研究所发现的一种物理现象。但后来却发现激光活动可以在包括气体、液体和固体的很多材料中发生。这一能力的用途30年来一直在增长，而且无疑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增长下去，正如1831年法拉弟发现了电磁感应原理后人们花了很多年来研究电力的使用一样。在今天，激光是精密测量、航海仪器和化学研究的首要工具，与此同时，它还被广泛应用于CD刻录、视网膜与胆囊手术以及激光打印等各个领域。在纺织工业中，激光将上百层的布料切割成设计好的形状，在冶金和合成材料方面，它也在执行着同样功功能。激光的这些功能是逐渐被人们所“开发”出来的，谁也预见不到它还会有什么新的“表现”。再如，阿斯匹林可能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药物，而且使用时间也有100年以上了。但只是在最近几年，它因为能够稀释血液从而减少心脏病发作的功效才被证实。实际上，这种对药物“标签以外用途”的“无知”在医药行业中并不鲜见。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项发明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对该项发明的改进，实际上它更依赖于那些与其相互补充的其他发明的改进。还是激光的例子，如果没有光纤，激光对通讯行业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在激光最早被发明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光纤就已经以一种原始的形式存在了，但直到很多年后，光纤技术的一些有吸引力的性质才真正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没有电磁干扰，节约热量和电力，以及几乎是“无限”的带宽。在电信业中，激光与光纤相结合，使传输技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966年时，跨越大西洋的最好的电话电缆也只能同时传输138路电话。但1988年安装的第一根光缆就可以同时传输40000个通话，20世纪90年代初安装的光缆则将这一指标提高到了150万路。再来做一个比较，目前最先进的电信号放大器的工作频带宽度是1万兆赫左右，在这样的指标下，目前最先进的传输线路的传输速度为32M／秒（这比现在国内互联网上的大多数带宽都要大）。但是，仅仅在5年前，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成功地制造出了廉价的光学放大器，其正常工作频带的宽度是4500万兆赫。如果我们可以将一系列这样的放大器平行连接，就可以构成一个总带宽为2.5亿兆赫的信息传输线路，这就是未来“信息高速公路”的雏形，它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频带将不再是一种稀缺资源。这一发明一下子使那些拥有大量地下光缆的老牌电讯公司“重获生机”，从而掀起了一轮全球范围内的电讯业兼并浪潮。与此同时，还导致一个新的光通讯产业群的兴起，其代表就是像朗讯、北电网络和思科这样的高技术公司。这段历史是如此的“惊心动魄”，但这一部“光与电的传奇史”又是谁能预先想到的呢？在这段历史中最为有趣的事情是：根据报道，贝尔实验室的专利律师起初甚至不愿就激光申请专利，理由是这种发明不可能和电信产业有什么关系。
最后，预见一种新技术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困难，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从历史上来看，很多重大发明起初只是试图解决非常具体的某个领域中的问题，然而，一旦这种技术产生了，它在全然未预想到的领域中产生重要应用的情况却比比皆是。正如罗森堡所言：发明的历史充满了偶然性。例如，最初发明蒸汽机时，其主要用途是从受淹的矿井中抽水，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仅被视为一台水泵。而后来的一连串革新则使它成了纺织厂、炼铁厂及其他多种工业设施的动力来源。到了19世纪初，蒸汽机已成为通用的动力源并在运输领域广泛应用。与此相近的例子还有计算机。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家霍华德·艾肯在计算机的早期发展中是一位先驱，但直到1956年他还声明说：“如果最终为了求解微分方程而设计的机器的基本逻辑与用来为百货商店订货而设计的机器的基本逻辑相巧合的话，我会将其视为我所遇到的最可笑的巧合。”事实证明，这种“最可笑的巧合”恰恰发生了。西方联盟电报公司本来有机会仅以10万美元购买贝尔实验室1876年的电话专利，但他们却拒绝了。实际上，西方联盟在1879年愿意以从电话领域中撤出作为交换条件来要求贝尔保证不进入电报业。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贝尔在1876年申请的专利竟根本不算是一项新技术，而是被冠以“电报技术的改进”的名称。再如，无线电波的发明者马可尼曾预期它主要会用于有线通信不可行的两点之间的通信，他想像自己发明的主要用户是轮船公司、报社和海军，因为他们需要点对点之间的通信，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窄播”而非“广播”。不仅发明者这样认为，社会舆论也是这样认识的。“当最初有人提议发展广播时，后来成为该行业最杰出领导者的一位人士却声称很难看到公共广播有什么发展前景。他能够想到的仅有的正常的用途就是礼拜日的布道，因为这是一个人定期参加大型公共活动的唯一机会。”（注：转引自内森·罗森堡：《不确定性与技术变革》，第29页。）
看过了上述的例子，我们就会原谅人类在自然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无知”了。而这些例子大部分都发生在“旧经济”时代，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想像在知识更新速度远远快于过去的今天，这种“无知”的程度更会提高到什么程度。在笔者看来，人们之所以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并且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的这种新型经济形态定义为“知识经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知识更新速率的加快。与过去不同，今天的知识更新，尤其是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是以年、以月，甚至是以天来计算的。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很难预测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未来走向。例如，互联网最初是出于纯军事用途的需要才被发明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向大学等研究机构开放，但从90年代初它被“公众化”并向商业用途开放之后，一系列“互补技术”（主要是电信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商业前景（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信息传递和处理）最终导致了一个庞大的信息产业的出现。它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已毫不怀疑一个“网络社会”的即将到来。电子邮件作为互联网上的一个“副产品”，起初只是专业人员的交流工具，谁能想到它今天会成为人人都不可或缺的沟通方式呢？人们都预言21世纪是“生物技术世纪”，但在新发现的产生速度以天来计算时，谁又能断言这一次的主角一定是我们极力追捧的“克隆技术”，而不是某条仅仅夹在报纸中缝里的科技信息呢？
这个世界充满了未知数，人的理性在他所处的不确定的世界面前是如此渺小。“理性预期”假定：同样的错误，人只会犯一次。但在今天，这样的错误只要犯一次就足够了，铱星公司的惨痛失败不是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吗？因此，布莱思·阿瑟说道：今天在高技术领域中发生的竞争并不像体育竞赛，而更接近于赌博。当游戏自身甚至还没有定义时，你不可能最大化，你能做的只能是适应。（注：参见达尔·尼夫主编：《知识经济》，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这样的事实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美世界”彻底打碎了。在这种条件下，经济主体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最大化”的行为目标，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可以用来进行“计算”的任何信息。在美国，1997年每一千个寻求风险资本贷款的项目只有一个得到了资助；而在每一万个得到风险资本家支持的项目中，只有一个可以成功地占有百分之一的市场。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还能判断出什么是“理性”吗？在此基础之上，演化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纳尔逊和温特指出：大部分企业在进行决策时所依据的并不是那看不见的“最大化”原则，而是作为决策规则的“惯例”。（注：参见理查德·R·纳尔逊和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那么，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未知数和“危险”的世界中，我们又将如何生存呢？生物学的最新研究告诉我们，生物进化史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叠加”的结果，而生命的力量正在于它“积极求变”的本能。进化的道路并不是线性的、“平坦的”，而是间断的，融合了“渐变”与“突变”的。与生物进化相似，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这样，因此，只有最大限度地保证“多样性”和“新奇性”的持续产生，只有鼓励人们在可能的一切方向上探索和创新，人类社会才会有最大的生存概率。由此可见，现有主流经济学所采用的线性的、连续的、比较静态的和均衡的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经济现象，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革命性的研究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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