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编辑工作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编辑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古而鉴今。研究中国古代编辑工作的特点，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编辑工作的本质特性，进一步能够加强我们做好现代编辑出版工作。
编辑是辑集、选择、整理稿件的工作。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自从文字产生那时候起，辑集、选择、整理稿件这样的事情就产生了。
综观我国古代编辑发展的历史，其特点是非常鲜明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编辑产生的历史悠久
我国古代的编辑产生于何时？毫无疑问，甲骨文的产生当意味着我国古代编辑已经产生。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从历史学家们的考证来看，当时这些流行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字，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符号、图画，是人们用来占卜鬼神，祭祀天地的。虽然这些图画大多数都是记事的符号或事物的形象，但是，其已具备文字功能。甲骨文虽是一种简单的记录工具，还没有达到为了广泛的传播知识、交流思想、介绍经验等目的，但就其本质来说，甲骨文作为表意版面并且编纂成集保留于宫廷作为档案收藏，已具备了书籍的一般特点。所以，殷商时期是我国古代编辑历史的源头，距今已有四千多年了。
2 编著合一现象居多，著名编辑者多是文化巨人
甲骨文的作者（镌刻者）应当是当时最有文化的人，因为他们能够进入宫廷，参与并策划、占卜宫廷大事。
孔子删《诗》、序《书》《传》。司马迁《史记》记载孔子的编辑事迹最为详细。司马迁说《诗》、《书》、《易》等古籍都是经过孔子整理而流传下来的。其《孔子世家》言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记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1]。孔子整理古籍的文化基础是他对古籍的熟悉和热爱。我们都知道，他是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是一位文化巨人，他在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等学科造诣极深。所以，孔子是大学者，也是大编辑家。
司马迁编著《史记》。在编辑方面，司马迁创立人物纪传体例是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也是对中国编辑事业的创新。《史记》表现了司马迁优秀的编辑才能。《史记》以本纪、书、表、世家、列传统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提挈纲领，综合条贯，成功地记叙了我国秦汉以前三千余年的历史，这充分表现了司马迁不同于一般的分析、鉴赏和综合能力。所以，司马迁是史学家、文学家，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说他也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家。
梁太子萧统编辑《文选》。萧统以太子身份组织编辑的《文选》三十卷，辑录了秦汉至南北朝以来文学作品七百余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诗文总集。我国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优秀文学作品主要是赖于《文选》才得以保存下来。《文选》对后代文学发展影响相当深远。萧统选编的原则是“以能为文为本”，他认为美文作品的特点不同于历史、诸子，其特点是“事出于沉思，意归乎翰藻”[2]。从此，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的概念比较清楚了，这是萧统编辑思想的功绩。萧统的《文选·序》写得文才华丽，文论精到。他还著有诗文多篇，可惜都已佚失。萧统是文学家，是编辑家。对于萧统的文化创业来说，文学和编辑相辅相成，萧统是一位文化巨人，也是一位大编辑家。
著名编辑者多是文化巨人的例子不胜枚举，再例如，宋代的史学家司马光、明代的药物学家李时珍、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清代的大文豪纪昀等等，他们既是学者又是编辑历史上的耀眼人物。
3 编著分工早已出现，早期众多编辑者多被佚名
现在，一部分人认为，我国古代编辑活动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编著合一。其实不然，在我国编辑历史上，除了编著合一、著名编辑者多是文化巨人这一现象外，编著分离现象早已出现、并且屡见不鲜。中国古代编著分离现象与编著合一现象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是古代很多编辑者早已佚名罢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甲骨文研究者发现，甲骨上有镌刻者的名记，甲骨文镌刻者是最早被佚名的编辑。
据《尚书·多士》篇记载：“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知道，你们殷的先人就有了记载历史的文献，殷更改了夏的大命。”从编辑的角度来看，这说明商代已经有了用竹简系编起来的简册，记载着商代革命推翻夏王朝的史实。这些简册是我国历史书籍的雏形，编辑前代历史简册的人肯定是后代的编辑者，此编辑者与著作者是分离的，编辑者这是谁，早已被历史淹没。
《周易·系辞》里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说明周代出现了“书”、“契”一类的公文。易之以书契的“后世圣人”也是被佚名的编辑家。
再例如，先秦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的作者和编辑者均已佚名。就拿《诗三百》来说，其作者散布于黄河、中原流域，作者更不是一人，把这些作品收集在一起的人，应该说是一位专业编辑了。组织、收集、选择、编订诗三百的人，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贡献可谓意义重大无比，他应该是一位伟大的编辑。我们不能说《诗三百》是编著合一的，这是典型的编著分离事实，可惜，这样一位伟大编辑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姓名。
《书》《礼》《易》《乐》《春秋》的作者和编辑者大致如同《诗三百》，其编辑者均已佚名。古代书籍编辑者佚名的原因大概是古人特别重视文献思想内容的传播，而轻视姓名的宣传。因为在文化不发达的远古时期，重视文献作者是谁的意义的确不大。
先秦诸子著作有个特点，就是其作者和编辑者的分别也都不太清晰，例如，《庄子》的内容，大部分是庄子著作，但也有一部分不是庄子著作，编辑者是谁，不清楚。《论语》内容记载的是孔子的言论，不是孔子的著作文章，当然，著作权肯定是孔子了。那么，《论语》的编辑是谁呢？我们不知道。
秦汉以后，不著述而从事专业编辑的人更多。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编辑了大量书籍，可谓是专业编辑了，历史记载下了他的姓名。自此以后，编辑者的姓名多有历史记载。例如，晋人挚虞编著《文章流别集》（书已失传），东晋人干宝编辑《搜神记》，南朝宋人刘义庆编辑《世说新语》，南朝梁陈时期徐陵编辑《玉台新咏》。挚虞、干宝、刘义庆、徐陵等人都不是所编书籍的作者，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专业编辑家，他们的编辑工作对中国文化发展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3]
由于印刷、造纸技术的发明，更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此后的唐宋元明清时期书籍出版的水平逐渐提高，编著合一、编著分离的现象都有所存在，所出版书籍的著作者、编辑者的记载就比较清楚了。
4 生产力发展从根本上推动着编辑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我们研究编辑出版工作的一把钥匙。马克思认为是生产力推动着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在编辑发展历史上，这一现象尤其显明。
编辑劳动是一项精神文化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文化、思想信息的代表体。只有文字，人们才能对思想、知识、文化进行记录加工，才能出现著作、编辑、书籍等文化现象。文字的产生是编辑劳动产生的前提，先秦时期的文献以及对文献的编辑整理工作，都是在文字产生的基础上发展繁荣的。
东汉蔡伦造纸技术的发明，发展了文献载体技术。纸张比简策体积小、重量轻、易携带、易保存，更重要的是它轻薄，记录文献的容量大。所以，纸张的发明、应用大大提高了文献信息的传播效率，很快得到了推广使用。纸张的发明带来了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籍出版繁荣的历史。
宋代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解决了文献重复制作的技术问题。毕昇以前，雕版印刷虽已使用，但雕版比较费时费工，况且用过之后不能再利用，书籍出版的效率还是很低。活字印刷技术使制版过程大大简化，这取缔了出版过程中繁重、艰难的雕刻劳动，使制版工作轻而易举，成本降低。所以，毕昇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是出版事业的一次革命，是世界文明史上的里程碑。宋代以后，直至元明清时期，书籍的编辑出版事业一直长盛不衰，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文字、纸张、印刷术都是生产力要素范畴。如果没有文字、纸张、印刷术诸生产力的推动，书籍文献的编辑出版的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文明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尽管历代封建政权对编辑出版事业有加强的作用，但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还是生产力。所以劳动人民才是人类文明的真正创造者。
由此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伟大的科学理论，生产力发展从根本上推动着编辑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这点最为重要，是古代编辑工作的重要特点，也是编辑历史现象的根本规律。
5 中国古代编辑工作的主要内容多为辑录、校雠、注释
辑录就是选择、编纂，即在大量占有古籍文献的基础上编辑成书。孔子删《诗》《书》，序《易》《传》，显著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践，至幽厉之缺，始於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1]今天，人们对孔子删《诗》的传说多有疑义，但是，《诗三百》的成集为书的确是辑录、编撰而成的。其他六经、诸子等的成书也是这样过程的。
校雠又称校勘。汉代前，古籍多用竹简集成。典校书籍，就是把竹简上的错误，用刀削除改正，用今天的话来说，校雠就是校对，但是古代的校勘古籍在内涵上比现代的校对要广泛得多。古代编辑的校雠工作，绝非单纯的校正文字、标点的谬误，而是复杂的古籍整理工作。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先秦古籍遭受到重大损失。西汉初年，汉惠帝废除禁书令，民间流传、窖藏之书大量涌现，“百年之间，书集如山。”当时由于古籍版本杂乱，讹传现象严重，汉成帝为了整理宫中藏书，便任命几个人校书，由刘向总管（相当于现在的总编辑），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当时所有的重要文化典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刘向的校书，其子刘歆参与了，其特点是有专人负责校正。刘向专门负责校正经、传、诸子、诗赋等。一本书校正以后，刘向撰写一篇叙录，记录校正过程，概述全书的大意，记叙所依据的各种版本、古籍的大体情况。最初每书一篇叙录，附在书本前面，后来将群书叙录汇编一起，写成了《别录》一书，其记录了他编辑工作的成果。西汉的刘向、刘歆父子是我国古代编辑校雠学的鼻祖。[4]
注释就是给那些佶屈聱牙、文义艰深的古文作注，使之简明易懂。有人把为古文作注比喻为水道不畅需疏导而后通一样。古代编辑的注释名目较多，有故、训、传、记、注、解、笺、章句等，以后又出现了集解、义疏、正义等。前者是直接为古文作注；后者则是对古文所注不确或难解之义的再次解释。
关于注释，此仅举汉代郑玄一例。郑玄是东汉的经学大师，同时又是大编辑家，他“囊括大典，网罗众说，删裁繁芜，刊改漏失，择善而从”。他遍注群经，自成一家之言，形成了新的经系。
郑玄的注释体例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进行篇目次第的注释。如对“三礼”的注释，汉代所用本子较多，篇目次第均有不同，郑玄以刘向《别录》记载为依据，分别为《周礼》、《仪礼》、《礼》作了详注。
其次，是校正读音、训诂名物、解释经义的注释，这是注释的主要方面。郑玄以严谨的编辑态度，博采众家，他会通古今，“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使经书文字经整理后简约易懂，便于流传。
第三，是校勘经文中的误字、衍文、脱文以及错简现象的注释，但是，郑玄不径直改动原文，而是在注中作了详细说明[5]。
综上所述，辑录、校雠、注释是古代编辑主要内容。在今天看来，注释不是编辑工作的内容，但是，在古代这三项内容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呈一种胶着状态，三位一体，不可分割，此可称另类的编著合一现象。
古人做上述的这些编辑工作不仅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辛苦劳累。今天，我们能看到那么多丰富完整的古典文献，能顺畅领略、享受光辉灿烂的古代精神文明，我们应该感谢古代无数编辑们的辛勤劳动。
清末光绪23年（1879年）夏瑞芳等人创办了商务印书馆，1912年，陆费逵创办了中华书局。这两家出版商不同于旧式刻坊，他们专设编辑机构，聘请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担任编辑，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编辑制度，井然有序的开展选题、约稿、审改、校对等业务。这些革新举措建立了编辑科学的独立性，编辑工作真正地从众多的相关学科中分离出来了。从此，编著合一基现象基本消失，编著分离现象凸现兴盛，我国古代时期的编辑出版时代结束了。
收稿日期：2007-05-23
修回日期：2007-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