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期刊中近代自由观念的呈现研究 *
王冠群 许 堃
【内容摘要】 自由观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是古今中外共同的价值追求,其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借助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以“晚清、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为研究基础,追溯中国近代自由观念的起源与变化轨迹,并以代表性刊物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所涉文章中关于自由的价值评判、指涉内容等方面的考察,分析解读自由在文献中的寓意,确定其意义类型,在此基础上管窥近代不同时期自由观念发展、嬗变的基本概貌,努力实现一定意义上的“历史重建”。厘清近代中国对于自由观念的认知,不仅有利于全面理解近代中国自由思想的精髓,而且能对当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如何理解自由、追求什么样的自由提供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 自由；近代；期刊；观念史；数字人文
一、研究的缘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对内宣传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对外宣传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毫无疑问,无论是对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还是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都必须以理论、思想、概念、观念、范畴等为基础。这是因为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首先要对这些基本观念、基本概念和范畴进行梳理、提炼,才能奠定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自由一词尽管是舶来品,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话语体系中,它无疑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如何系统地阐释自由观念在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价值,融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首先就必须从历史的长河中探求中国近代自由思想的萌芽和发展,及其在不同语境中的再概念化和意义的演变,进而厘清自由在特定政治文化实践中的边界与意义,揭示其与社会政治彼此互动的途径和机制。
实验方法：将已经收集好的石蜡包埋的组织标本，逐个放置于切片机上，将蜡块与刀刃的位置和角度调好之后，制成5μm，边缘整齐平整的组织切片2张，而且卵巢癌患者蜡块要求每个组织切片中均含有瘤巢。免疫组化的操作步骤按照说明书进行烤片脱水、脱蜡、水化-高温高压抗原热修复-滴加一抗-4°C冰箱中保存过夜-放入PBS缓冲液中清洗后滴加二抗-DBA染色-苏木精复染、分化返蓝——脱水、封片。其中一抗中抗EGR-1抗体稀释浓度为1：100；抗HER-2抗体稀释浓度为 1：150。
在当代中国,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关于近代的自由是否在其所处的历史阶段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显然这并非是个自明的问题,需要加以辨析和质询。同时,作为古今中外的一种价值追求,自由是否如一些人所言,是普遍的、绝对的、永恒的、凝固不变的普世价值,也是学术界亟待回答的话题。传统的研究在方法和态度上存在的某些缺陷,使得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遇到了挑战。就研究方法而言,过去人文学者对于自由的研究,多是以精英思想家或经典文本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精英思想的解读和理论诠释,去理解、认知乃至定义自由之内涵及其发展。但此类研究全由人文驱动,在研究对象选取和研究资料范围选定等方面都深受主观选择的限制而缺乏科学的可重复操作性,导致相关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饱受质疑。就研究态度而言,当前学界在对待“自由”问题的研究上存在误区,缺乏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或是把“自由”看作西方社会的“专属”、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专利”,对社会主义的自由噤若寒蝉而不敢问津,或是过分关注西式自由,集中研究西方自由的经典著作和思想家的自由思想,而对中国近代自由的研究鲜有涉及。
正是基于对当前研究的反思,本文运用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研究方法,通过远读视野,以包含2万余种期刊,1500万篇文献,横跨1833-1949年百年间史料的“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为研究基础,从数据驱动角度出发,以文本探勘技术,挖掘出纷繁史料中的资料结构与语言证据。藉由数字人文技术的协助,本文可以改变传统研究局限在少数精英和经典文本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对“精英阶层”的过度依赖,明晰近代中国不同的个人、群体以及阶层对“自由”理解的分歧、对立、综合以及其意义指向。同时通过对晚清和民国时期期刊中“自由”的系统梳理,将自由这个影响深远的“基本观念”置于近代中国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在更广阔的背景下通过对自由观念自身的演进以及社会文化沉淀和影响的分析,探求和揭示历史变迁的特征,努力实现一定意义上的“历史重建”。历史的研究终究服务于现实,厘清近代中国对于自由观念的认知,不仅有利于全面理解近代中国自由思想的精髓,而且对当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如何理解自由、追求什么样的自由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二、数字人文介入研究的可行性以及相关资料选取
近代中国的期刊主要集中在1830-1949年这一百年间,所涉语种主要是中文。理论上,这一百多年来的文献是可以穷尽的,但对于单个研究者而言,要穷尽所有期刊,跨越浩瀚资料的鸿沟无疑是艰巨的。但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料数据库的大规模建设,一门以数字技术为主的计算科学与人文学科交叉衍生出来的新兴学科——数字人文学应运而生。数字人文学研究是“先透过数字人文技术客观地过滤与计算出庞大史料中之资料机构,然后再进一步观察并分析此资料结构中的文本内容,并结合定量数据驱动与定性人文分析法,最后描绘出观念转型的发展过程”。①本文的研究借助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全国报刊索引》推出的《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和《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共收录了从1833年至1911年间出版的300余种期刊,《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收录了民国时期出版的2万余种期刊,1500万篇文献,几乎囊括了当时出版的所有期刊。专业数据库的出现使得通过关键词的撷取来分析研究近代历史上存在的“观念”,探求观念的变迁,并对假说进行经验检验成为一种可能。正因为如此,基于大数据的数字人文方法为近代自由观念的研究提供了新工具和新范式,开启了研究的新契机与新方向。
通过对“自由”观念在近代期刊数据库中的追踪、意义挖掘来分析考察自由在整个近代历史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再定义以及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是如何演进,并表现出变化和断裂的丰富内容。与过去集中选取少数“经典思想家”(“经典文本”)作为研究资料的局部性研究不同,本文对近代中国自由观念研究不是专注于对“自由”观念的抽象定义,而是以海量期刊资料为文本分析对象,在数据的驱动结果下进行人文探索,进而剖析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对自由观念理解上的分歧、对立、综合以及其意义指向,并分析造成自由观念多面性与争议性的政治和社会背景。
本文运用数字人文研究法,依托“数据库”开展近代中国自由的观念史研究,具体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宏观历史脉络的频度分析。选取能够代表近代自由的关键词,如自由、自主等,利用数据库检索所有涉及关键词的期刊,按照年代分布频度进行梳理,初步分析自由观念沉淀的社会历史变迁和意义烙印,分析观念自身的变迁史。需要强调的是:检索的关键词来自文献中的标题或题名,而非来自全文中关键词的检索。其原因有二:一是《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和《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提供题名、作者、文献来源等检索,并不提供文献中的关键词检索,这无疑是该数据库检索功能中有待完善的环节；二是在一些刊物中自由一词出现的次数往往少则几十次,多则上百次,特别是同篇中简单重复的统计使得数据的精准性和科学性大打折扣。同时部分关键词在期刊中的选取,容易割裂其与上下文之间的有机联系,脱离其存在的历史大背景,使得所提出的议题与其对议题的论证两方面都脱离了历史实际。以《东方杂志》为例,检索全文中包含自由关键词共计7881条,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文献都是“寻章摘句”,如蜻蜓点水般的涉及,无法深入全面探讨和理解自由观念。相反,若以“自由”为题名进行检索,涉及文章147篇,且绝大多数文章是针对自由的专门性论述,其研究价值无疑更大。
第二,代表性期刊的聚焦分析。选取《民报》《清议报》《时务报》《向导》《新民丛报》《东方杂志》《独立评论》《观察》《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青年》《新月》《中央周刊》等14种近代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刊物作为研究对象,从样本量层面实现了高度的代表性、权威性和合理性。通过提取包含自由题名的文献,分析解读自由在文献中的寓意,确定其意义类型,以此管窥近代不同时期自由观念发展、嬗变的基本概貌。通过对掌握自由观念在刊物中表达的不同意义类型及各种意义按年代演化的过程,并结合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的历史变革,剖析其对自由观念意义在历史上变化的影响及自由对其的反映。必须承认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不可能由机器完全代替。关键词的选取和进一步的分析这两个关键环节,研究者起着主导作用。
三、在近代期刊中追溯中国近代自由观念的起源与变化轨迹
通过对近代早期(晚清)相关期刊的种类和相关数据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首先,就刊物的种类而言,这一时期涉及自由的刊物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刊物,这些刊物载文丰富,以宣传教义为主,旨在通过宣传西学来征服中国人的天朝思想,以期维护当时在华外国人的利益,同时也向中国社会介绍大量西方近代政治文明成果,其中也包括了西方自由思想。代表性刊物有《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万国公报》等。另一类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创办的刊物,以《清议报》《时务报》《新民丛报》等为代表,这些刊物在宣传维新变法以救亡图存的同时,积极引介西方先进文明,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其次,就刊发“自由”或“自主”文章的数量而言,1900年之前,以“自由”为篇名的26篇,以自主为篇名的50篇,而1900年之后,“自由”文章的数量才超过“自主”,这充分说明“自由”取代“自主”成为民众广为接受的概念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此外,选取近代期刊作为研究载体,意图改变过去传统研究单纯集中在极少数精英和经典文本的局面,但经过数据库检索,早期自由思想的宣传者仍局限为少数政治精英,依然无法摆脱对“精英阶层”的过度依赖。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就办刊形式和风格而言,这些刊物的撰稿人基本上都是报刊本社的编辑,其立说、撰稿基本上是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可以说是自话自说,与该报刊的阅读者没有直接联系。从1896年“自由”一词在近代刊物首次出现以来,直至1900年,所涉及相关文章仅52篇,其中以作者任公(梁启超)发表的即30篇,主要集中在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的连载,而其他作者的文章可谓寥寥无几。当然,这一趋势在1900年之后,随着自由越来越受到关注,大量有关自由的文章和刊物的出现后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
毫无疑问,要深入考察近代自由观念的起源及其相应的政治制度的思想史问题,我们研究的范围无疑要扩大,不能仅仅局限在1900年之前。对既有观点的检视应转化为研究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为何使用“自由”替代“自主”来指涉相应西方现代政治观念,以及它们中文含义与西方观念的差异,也就是这个观念的意义在不同时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等问题。
为了深入研究并做进一步验证,我们以“自主”“自由”为题名,借助“数据库”,通过检索发现,国内最早出现以“自主”为题的报刊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作为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该刊在1837年和1838年,分别刊发了:“新闻:北亚米利加合郡:此民自主治国……”和“自主之理”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了美国和英国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宣传了西方近代政治文明成果,这里所谓的“自主”便是“自由”之意。相对“自主”而言,“自由”的出现相对较晚。1896年《时务报》刊发了日本汉学家古城贞吉的一篇名为“东文报译:加拿大自由党国政”的译文,尽管该文是转译自《东京日日报》的一篇关于加拿大自由党的文章,但“自由”已经开始作为独立的概念出现在近代的报刊中。此后,在1897-1898年的两年间,《知新报》《时务报》《东亚报》《清议报》先后出现了介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文章。自由一词在这一时期的报刊中集中出现绝非偶然,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伴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剧,黄遵宪和严复等人的著作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投入到西学之中,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在此过程中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逐渐引入中国,并被知识阶层所接受,“自由”一词最终独立出来,并形成了一个特有的概念。
以3 459 nm波长的中红外激光作为探针光辐照薄膜，得到了在不同探针光功率下，40 nm薄膜对探针光的透过率、反射率随泵浦光辐照薄膜时间的变化情况，如图6.
图 11833-1949年以自由、自主为篇名的文章数量
将研究集中到1930-1939年,如图2所示,从1930年至1937年,以“自由”为篇名的文章篇数始终保持在600-900篇左右,转折点在1938年,篇数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减至300篇,这种趋势一直持续至1945年。究其原因,一是1937年底,上海、南京等地相继沦陷,近代中国报刊出版集中地多沦丧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对报刊的出版发行造成了严重影响。相较民主、科学、民族、平等,似乎“自由”对国家救亡图存的吸引力弱了许多,但从图4可以清楚看到,除“民主”外,“科学”“平等”等文章数量在1938年都出现了显著减少,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民主”的文章数量实际上也出现了下降,其原因在于1937年的389篇以“民主”为题的文章中包含了130篇关于三民主义的文章,1938年的438篇中“三民主义”为题名共234篇,因此,1938年实际针对“民主”研究的文章共计204篇,较1937年也下降55篇。以在上海发行的《东方杂志》为例,该杂志在1935、1936、1937年分别刊发以“民主”为题的文章2552篇、2134篇、1749篇,而到1938年锐减到589篇,降幅之大非常明显。二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务实性,强调知行合一。无论近代中国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抵御外来入侵、维护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理念始终具有终极的价值意义。当先哲们将西方的思想引进中国时,往往以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为动机,是一种救亡图存的权宜之计,都只能作为工具理性服务和服从于民族主义的价值理想。1937年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民族危亡,抗战救国成为首要任务,这时期的报刊成为引领救亡图存的舆论利器,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动员民众国民意识的重要载体。因此,相对而言这一时期自由的关注度明显下降,突出表现在期刊中自由文章的数量明显减少,有限的文章也多集中探讨国家自由、救亡自由、战时言论自由和民族自由等,自由被置于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大旗之下。
将时间转到1946-1949年,如图3所示,可以看到“自由”文章的篇数在刊物中突然出现大幅度增加,主要原因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众渴望摆脱奴役束缚,寻求国家、社会、个人等不同层面的自由,不同政治派别提出各自建国的纲领和路线,也纷纷发文阐释各自对于自由的理解,这一时期自由所受的关注度极高,在刊物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以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性刊物《观察》为例,该刊在1946-1948年陆续刊登了韩德培的《人身自由的保障问题》、邹文海的《民主政治与自由》、葛思恩的《新闻自由的低潮》、潘光旦的《读书的自由》、罗忠恕的《学术自由与文化进展》、邓嗣禹的《谁说中国人没有自由？》等文章30余篇,内容涉及思想自由、政治自由、学术自由、文化自由等。而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周刊》,其在1946-1948年先后发表了《民主与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自由主义在中国之前途》《社论:为民主自由而战》《从封建之领域转向到自由之领域》《共匪有言论自由吗》《社会思想纷争的焦点是什么:对于自由问题的一个透视》等系列文章,集中对资产阶级自由派和中国共产党的自由思想进行了批判,同时也阐释了国民党对自由的理解,进一步论证了其统治的合法性。
图 21930-1939年以自由为篇名的文章数量
图 31946-1949年以自由为篇名的文章数量
图 41833-1949年以自由、民主、科学、平等、民族 为篇名的文章数量
① 邱伟云等:《中国近代平等观念形成之数字人文研究:以报刊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四、选取代表性期刊管窥近代自由观念发展、嬗变的基本概貌
所有数据使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比较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为了方便研究,我们将14种期刊按照其代表性进行分类,主要分为政党主办和自由知识分子主办两大类刊物,按照杂志类别和时间分布如图5所示。在图5中,纵坐标OA对应的是具有代表性的党派刊物,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刊物,OB对应的则是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创办的刊物,横坐标OC是年代。由图可见,上述14种刊物断续相接,从1896年创刊的《实务报》到1950年停刊的《观察》,历经清末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重大历史时期,较为完整地涵盖了近代不同时期自由观念发展的历史时段,较为详实地记录了中国近现代自由观念发展的历史轨迹。
首先,以“自由”为篇名检视文章出现频度,展现了近代期刊对于“自由”的关注度。针对所选14种代表性刊物,运用数据库检索以“自由”为篇名的使用频度,初步检索结果如表1,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清议报》《时务报》和《新民丛报》,发表以“自由”为篇名的文章分别为43篇、2篇、58篇,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民报》为3篇,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为12篇,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周刊》为35篇；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刊物《东方杂志》147篇,《每周评论》7篇,《新青年》14篇,《努力周报》1篇,《现代评论》15篇,《新月》8篇,《独立评论》6篇,《观察》32篇。单从数量上看,有关“自由”文章的篇数并不多,如以《东方杂志》为例,其前后共发文22442篇,而以“自由”为篇名的文章仅为147篇,相较以“科学”为篇名的706篇,以“经济”为篇名的653篇要少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进步和经济发展是贫穷落后的近代中国更加关注的议题。因此,不由思考另一个问题,如果说“科学”和“经济”更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那么和自由一样影响深远的民主、平等甚至共和的情况如何,反映人们对于他们关注的文章频度怎么样呢？为此,我们选取“民主”“平等”“共和”作为比较对象,通过对四者之间横向的数字比较可以发现,除了《独立评论》《东方杂志》《中央周刊》外,其余11种期刊有关“自由”文章的篇数都多于“民主”“平等”和“共和”,结果出乎意料。当然这种数量上的差距非常有限,简单的数据统计并不能证明“自由”更为重要,但从某种意义上表明国人对自由的关注度并不低,尽管无法与关乎国家救亡图存和民众生活改善的“科学”“经济”等词同日而语。
图 5按杂志类别和时间分布的情况标示
③ 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向导》,1925年7月16日,第1版。
从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清议报》《时务报》《新民丛报》到革命派的《民报》,关于自由的评价多为正面和中性,没有负面。一方面,早期国内报刊对于自由的关注度并不高,刊载自由文章的数量较少。如《时务报》和《民报》涉及自由文章共计5篇。《清议报》《新民丛报》以“自由”为篇名文章分别为43篇和58篇,其中都涉及连载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分别为40篇和34篇,而《饮冰室自由书》作为一部杂文集,部分文章与自由无关,扣除无关文章,两个刊物发表“自由”文章只有11篇和22篇。另一方面,在西学东渐的初期,国人对于西方的自由思想仍处在了解和引介的初级阶段,自由观念的本土化远未实现。如《新民丛报》刊载的《论自由》通篇都是对欧美国家自由民主制度的介绍,并没尝试进行本土化的探讨。此后,随着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早期将“自由”理解为一个不变整体的局面被打破,一个由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阶级所理解的价值复合体成为组成自由内容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自由观念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在发生变化,不同的群体、阶层和阶级都会对自由做出新的定义,都为自己所界定的自由做出了努力。因此,自由在中国化的进程中不再仅仅体现在正面评价上,而是变为具有多重不确定的含义,不同群体、不同阶段对自由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东方杂志》《新月》《独立评论》《向导》《中央周刊》等刊物出现了对自由的负面评价。特别是《向导》和《中央周刊》,前者是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有限几篇关于自由的文章,出现了对自由正负面评价各半的情况,负面评价集中在对资本主义自由虚伪性和两面性的尖锐批判；后者作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有关自由的文章则多是针对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批判。《东方杂志》《新青年》等作为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其撰稿者认同西方自由价值,在他们心灵深处俨然把自由价值与民族救亡、国家复兴联系起来,但当理想和现实出现偏差和裂痕时,自由一词的使用频率不仅在减少,其价值也越来越受到质疑,一些对自由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文章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
表 114种期刊中“自由”“共和”“平等”“民主”“科学”出现频率统计表
表 214种期刊中所涉“自由”价值取向统计表
表 314种期刊中所涉自由类型统计表
⑥ 松:《上海法租界内的自由》,《现代评论》,1928年第128期。
《向导》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其刊发有关“自由”的文章几乎都是指涉政治自由,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中华民族争取自由权利,为普通民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争取言论、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权。如1925年,《向导》第117期刊文《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南京路屠杀中之牺牲者》,文中谈到:“我们今后永远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被过激赤化等名词吓散了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我们应有决心:如果使我们能达到民族自由之目的,便过激赤化也无妨。”②同年,第121期刊发《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强调:“只有政权在人民自己手里,才能保障人民自己的自由,才能建设平民政治,扫除军阀官僚政治的毒焰,才能继续五卅运动,解除帝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八十余年之压迫与剥削。”③另一方面,对西方自由虚伪性的无情揭露和对帝国主义国家残害中国民众自由的批判。该刊在1924年接连刊发《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与外国人的政府》《读者之声:快起来反抗外国人摧残中国的言论自由》等文章。联系这一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就可以发现,仅1924-1926年,中共就直接领导了上海日商企业大罢工、青岛日本纱厂万人大罢工、上海大罢工等反帝爱国的工人运动,所有矛头直指西方列强,作为共产党的机关报,这一时期刊发此类内容的文章也就不难理解。
毫无疑问,借助数据库的庞大数据资源可以从整体上检视近代自由观念的起源和演变轨迹,但要深入研究仍需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刊物作为研究对象。文章选取《民报》《清议报》《时务报》《向导》《新民丛报》《东方杂志》《独立评论》《观察》《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青年》《新月》《中央周刊》等14种近代以来最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刊物作为研究对象,尝试提取包含自由为篇名的文章,通过对所涉文章中关于自由的价值评判、指涉内容等方面的梳理,分析解读自由在文献中的寓意,确定其意义类型,以此管窥近代不同时期自由观念发展、嬗变的基本概貌。
《现代评论》是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以维护五四价值为己任,承载《新青年》《努力》未竟之使命的意图显而易见。尽管这一时期刊发的“自由”文章不多,仅15篇,但集中表达了对人身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渴望与诉求,其中涉及言论自由的文章就多达7篇。《现代评论》出版时期,先后发生了“善后会议”“五卅惨案”“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等历史事件,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在客观上赋予了大规模民众运动的合理性,但以民众运动的激进方式谋求问题的解决又不为自由知识分子所主张。因此,该刊一方面理直气壮地宣扬西方近代文明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无法回避这一特殊时期所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呼吁政府要保障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政治自由权。1925年,该刊发表的《军阀与言论集会的自由》一文明确反对军阀“为限制少数造谣的报馆,便把北京全城的言论自由权都停止了；为禁止少数暴徒的扰乱,便把爱国青年学子的集会自由权都取消了”的做法。④同年刊发的《言论自由》更是提出:“自从人民批评政府以至人民发表扰乱治安推翻政府的言论,其间实有极大的范围,尽可以容许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假使政府不容许这个自由,我们只可以推测有两个理由:不是政府自认为全能全知,便是政府所谋的不是人民的利益。”“言论自由是每个好政府必不可少的要素。”⑤1928年刊发的《上海法租界内的自由》强调：“中华民国人民的自由,事实上已被军阀蹂躏的不堪。但是在中国法律上西方文明国家所谓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当是承认的。现在号称代表西方文明的外国租界当局。简直从法律上破坏中国人的自由。”⑥由此可见,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救亡图存的社会现状,担当的是对国民自我主权意识唤醒的重要角色,挖掘西方近代国家捍卫国民言论自由权的事实作为思想依据成为另一种救国形式,“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国族倾向,深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致把自由民主当成救国图存、强兵富国的工具,而非最高的基本终极价值”。⑦
《观察》作为民国颇具影响力的刊物,由民国自由思想分子创办。杨人楩、张东荪、施复亮、吴恩裕、潘光旦、邹文海等自由知识分子先后在《观察》上刊发了关于自由的文章。该刊以坚持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立场自居,相关文章均从正面角度公开宣扬自由。深入分析这一时期该刊所处的社会环境、政治背景及其宗旨性质、价值标准可知,这一时期《观察》所刊发的自由文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由主义的重申,对国家未来道路的选择。1946年至1948年间,正值国共内战,国家未来道路何去何从,《观察》以其出名的“第三条路线”的立场给予了回答。这一时期《观察》陆续刊发了施复亮、杨人楩等人的文章《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热情地歌颂自由,指出自由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条件,充分肯定自由主义者是始终走在历史前面的,始终不满于现状而要求进步的代表,并从多方面对自由主义者的责难或疑虑进行辩解。二是对言论等政治自由权利重要性的强调。在1946年至1948年间,国统区发生的沈祟事件,引发了各地学潮、反美扶日大游行以及全国性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1947年的《观察》发表了数篇关于公民言论自由、示威自由、新闻自由、人身自由文章,既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政治自由权利的追求,更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青年、对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态度。中国知识分子习惯“拿来主义”的逻辑,无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制内在矛盾,却从中筛选一些要素,放在一个更高的理论抽象层次上糅合,形成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这终究无法解决社会矛盾,未能给危难的中国提供解放之路。
在科学语体中，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追求修辞语义表达的准确无误，严密可靠。这是科学语体对修辞语义的基本要求。为了做到这一点，在语言表达上多选用精确的数据、专业术语、单义词，并在造句时注重语义表达的无懈可击。概念明确，推论合理，论证严密，不留语义漏洞，不创造弹性语义。比如：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周刊》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官方刊物,其所刊发的自由文章为35篇,主要涉及言论出版结社和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通过分析,所涉文章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针对中共缺乏政治自由的批判。如1947刊发的《为民主自由而战》,强调“抗战胜利虽然获得了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但却因共匪的叛乱失去了民主自由……因此,戡乱剿匪在今日不但为争取民主自由,而且为保持抗战成果,也就是抗战这一革命战争的继续和发展”⑧。1948年刊载的《共匪有言论自由吗》一文,从新闻自由等角度批判中共没有任何言论自由可言,甚至强调“没有言论自由,不仅中国的共产党如此,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是一丘之貉。”⑨同年该刊刊发《免于恐惧之自由 免于匮乏之自由》一文,作者强调:“打共产党是为了免于恐惧之自由；土地改革是免于匮乏之自由！”⑩二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思想的批判。从1946—1948年,该刊连续刊登了《自由主义的悲剧》《自由主义在中国之前途》《为民主自由而战》《可悲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不容曲解》《自由主义者的抉择》《自由主义者的脸谱》等一系列批判民族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文章。在《可悲的自由主义者》一文中,作者直接点名批判了《观察》刊载的杨人楩《关于中共往何处去》,指出:“如果杨先生的用心,是一个自命自由主义者的用心,那我们将为自由主义者感到万分悲哀,因为一株树必须有根,一个人必须有国……偏偏把保卫民族的圣神血战当作内战,把因共匪残毁而招致的人民的惨痛,算在政府身上……”
三是主张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反对过分强调自由。1940年刊发的《民权主义与自由》认为：“中国革命的目的与外国不同……到底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呢,直截了当说,是和欧洲的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抵抗力,成为一片散沙。”
1944年的《统治与自由的调和》强调“个人自由不是先国家而存在的。有了国家,有了法律,而后才有了个人自由。换言之,只有法定的自由而无所谓天赋的自由”
。“故国权范围越大,个人自由的范围不见得就缩小,相反,以国家来限制个人自由,而使国家获得完全自由……因为个人自由寓于国家自由之中,国家自由实为个人自由之前提。”
由此可见,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刊物,《中央周刊》所刊发有关自由文章的立意明确,反对共产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救国方式,主张以三民主义救中国。
自由在近代中国总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融合,具体延伸至某种政治权利的捍卫或是国家民族的独立,从微观细化于公民政治自由权利的实现,到中观内涵于特定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再到宏观外显于国家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自由显然是具体的、历史的、有限的存在,而非一种普世泛化的价值。
在近代中国,自由观念无论是在生成阶段还是在嬗变阶段,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这两对矛盾都始终存在,而矛盾双方决定了近代中国自由观念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近代中国的自由既未打破民族、种族、阶级、国家的界限,又未能超越一切文明、宗教、信仰的差异。对近代期刊中自由的观念史考察,充分说明自由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以承认彼此的特殊价值为前提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发展的、变化的,会随着条件、范围、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不是绝对的、永恒的、凝固不变的”
。
发达国家通过实施标准化战略发展本国经济虽然路径不一、提法不尽相同，但都强调指出，标准化工作不是技术问题、战术问题，而是根本性、长期性的战略问题。兄弟省份推进标准化工作各有特点，但都置之于全局性战略性位置，强调先进标准引领不只是路径选择，而是根本出路。国际成熟经验和兄弟省份的成功做法给我省以深刻启示：一是科技创新与标准化政策协调统一是实施标准化战略的首要之举；二是新型国际标准化人才培养是实施标准化战略的当务之急；三是标准化理念全面融入全社会全产业是实施标准化战略的动力之源。这是全球产业发展的鲜明特征，也是江苏省高质量建设制造业强省的必然选择。
注释:
关于自由的词源,以往有关的研究认为:作为从西方引进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自由一词从内涵到外延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自由”与“自主”作为代表现代意义“自由”的两个词早期是交替使用的。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由”最终摆脱“自主”成为独立的特有概念。利用数据库考察“自由”和“自主”两个词在近代期刊中使用的频度和意义类型,初步结果并非想象的简单。根据数据库检索,我们可以做出图1。如图1所示,在1833-1949年的近百年时间里,“自由”和“自主”始终共存,1900年以前,“自由”与“自主”出现的次数极少,但自1900年之后自由一词的出现频度呈现井喷式的增长,每10年均增长幅度达到200%-300%。相对而言,“自主”一词的出现在1833-1949年期间内增长相对缓慢,部分时期甚至停滞,只是在1925-1929年出现了短时期的爆发式增长。通过梳理发现,这一时期以“自主”为题名的文章共641篇,但这其中涉及“关税自主”的文章就达517篇。这是因为,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一段时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迎来了少有的黄金期。这一时期关税不自主成为制约民族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国内要求废除协定关税的呼声高涨。基于这个历史背景,这一时期的刊物发表了大量宣传和倡导“关税自主运动”的社论和文章,开启了媒体舆论引导的新纪元。此外,通过数据库检索可以发现从1833-1949年,有关“自主”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关税自主、婚姻自主、外交自主等几个方面,而同期以“自由”为题名的文章也包含关税自由、婚姻自由等方面,通过文章的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相当一部分文章中“自主”与“自由”的词意差别并不明显,甚至可以互通使用。由此可见,对自由和自主的探讨,仅仅停留在对其本身含义的阐释上显然无法阐明自由“脱离”自主而形成独立概念的真实原因,必须将其置于“近代”和“中国”这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研究其在特定时期的形成、演变、发展和运用。
近代中国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激烈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变革带来了近代自由思想的变迁,从引入、吸收、借鉴到创新,自由观念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在发生变化,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群体和阶级对自由这个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定义。由此可见,“自由”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它是具体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它始终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不断地被使用,无论是国家生死存亡时期的自由还是抗战胜利恢复重建时期的自由,都无法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必然被赋予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意义。
② 陈独秀:《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南京路屠杀中之牺牲者》,《向导》,1925年6月6日,第3版。
其次,对期刊中自由的价值取向进行深入剖析,以期全面理解自由观念。我们将14种刊物中以“自由”为篇名的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分别用正面、中性和负面评价文中“自由”的价值取向,通过系统整理和分析,如表2所示,14种刊物中,涉及自由负面评价的刊物为5种,其余9种刊物所涉“自由”皆为正面评价或中性评价。相关数据的分析可以反映出近代中国不同阶级、群体对自由的理解和评价存在明显的差异,甚至分歧。
（1）通过对建库后下游减水河段的模拟，基于减水河段水动力的变化和灌区污染物的排入分析，确定了翁结水库的最佳下泄水量，在此水量的基础上可确保下游减水河段水环境质量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悲剧源于犀牛角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拥有前大后小两只角的白犀牛是盗猎者追逐最甚的动物。当其他地方的犀牛被保护起来时，生活在苏丹南部和刚果（金）北部的北白犀因当地政局动荡而遭遇大猎杀。
④ 涵:《时事短评:军阀与言论集会的自由》,《现代评论》,1925年第55期。
⑤ 陶孟和:《言论自由》,《现代评论》,1925年第19期。
2.使用试灯替代这类用电设备进行诊断时，试灯的电阻要和用电设备一致，电阻差异过大，得到的诊断结果反而造成误判或误导。该故障就是最初是电磁阀开路故障，维修人员使用试灯替代电磁阀测试时，由于试灯的电阻远小于电磁阀，ECM认为电路存在短路故障，不再输出，让维修人员认为模块或电路出现了故障。如果直接替换新电磁阀就可以判断出故障。但是使用电阻不合适的试灯，反而引发误判。
再次,通过对相关文章的整理分析,归纳自由的类型,剖析自由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刊物所体现的不同内容,所展现的不同特征。通过对表3(所涉自由类型以英文首字母代表,其中P代表“政治自由”,E代表“经济自由”,T代表“思想自由”,M代表“婚姻自由”,L代表“法律自由”等)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4种期刊所涉自由类型的统计中,政治自由数量排在第一的刊物共12种,思想自由和经济自由各1种。为了做深一步的研究,我们从14种刊物中选取4种刊物作为代表,分别为两个政党类刊物《向导》和《中央周刊》,两个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刊物《现代评论》和《观察》,通过对四个刊物的深入分析,管中窥豹。
⑦ 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⑧ 芝:《为民主自由而战》,《中央周刊》,1947年第31期。
②称取2，4-D粉末1g溶于500mL清水配成2g·L-1的母液，再用清水分别稀释成质量浓度为2×10-11、2×10-10、2×10-9、2×10-8、2×10-7、2×10-6g·L-1的2，4-D溶液。
⑨ 知白:《共匪有言论自由吗》,《中央周刊》,1948年第2期。
⑩ 李白虹:《免于恐惧之自由 免于匮乏之自由》,《中央周刊》,1948年第12期。
刘三:《可悲的自由主义者》,《中央周刊》,1947年第49期。
加快和推动生物制药人才的培养，首先要坚持和发展创新教育理念。创新教育就是紧紧围绕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这一核心，在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教学必须创新，教师应积极探索创新教育的教学模式和管理方法，将创新理念融入理论教学和实践活动中，既有助于提高教师自身的教学能力，又能够有效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不断提高学生的创造力。
易长青:《民权主义与自由》,《中央周刊》,1939年第37期。
刘述暄:《统治与自由的调和》,《中央周刊》,1944年第32-33期。
汪亭友:《“共同价值”不是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红旗文稿》,2016年第4期。
系统基于油田公司WEB平台，采用.NET MVC技术架构开发，客户端采用Bootstrap JS框架实现页面布局，服务端采用JQuery Ajax、TheadPool多线程并发，曲线发布采用HighCharts控件，系统目前运行稳定可靠、执行效率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国自由观念史研究”(项目编号: 13CZZ014)的研究成果。
(作者王冠群系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许堃系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