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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实施文献量化的愿望是由来已久的了，可以说有文献之初，就是谋求定量化的伊始。从希腊人到印度人再到我们的祖先，远古时代都有文献计量的光辉记录。只是由于知识积累的欠缺，数学、统计学工具的匮乏，才无法在20世纪前使文献定量化成为学术研究课的选题和可操作的行动。图书情报学术界认为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人类图书馆历史长河的源头，对于该馆的藏书已有详细的量化记载，公元前3 世纪该馆藏书490000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对文献的计量，仅以书籍的册数为主要测量对象。例如，1827年按藏书量列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排序：巴黎皇家图书馆藏书居世界第一，藏书626000册。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对图书计量的记录，文献记载表明，西汉国家藏书269 卷……。人们早期对文献的定量仅限于图书的数量规模，只是出于统计的需要，自然定量化的目地性不强，行动也不够积极，也不需要不可能获得深层次的文献定量信息。及至20世纪人们才逐渐自觉地拿起数学与统计学的武器，向文献定量化的高地挺进[1]。 以下我们分成几个阶段来加以讨论。
1 全面量化意识的发端——书目统计学时代
进入20世纪后，人们已经觉察到文献定量化理论与实践的重要，不再满足于书籍册数的简单“加”、“减”的计算，希望从数学与统计学的角度进行有深度的全面文献定量化，以期揭示文献存在与运动的各种规律，借以探查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1911年俄国院士、化学家H.BaRqnh利用了就是现在被人们称为引文分析的那种方法的基本思想，研究了包括俄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化学领域开发的贡献。他收集到当时有关化学史的著作，其中有：俄国化学家孟纳特金的《化学概念发展概要》（1888年），德国历史学家迈尔的《化学史》（1908年），德国历史学家达尔姆泰施特尔的《自然科学与技术史手册》（1908年），英国化学家史家吉尔狄森的《化学历史》（1911年）， 以及BaRbjqnh 本人的《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解释性理论》（1910年）。他逐篇地查阅上述书籍的参考文献，通过计算以数量多寡来确定各国在开发化学方面的贡献大小。应当说这一方法在当时还是很先进的，是量化的必由之路，其结论自然也是颇有说服力的[2]。
1917年文献学家F.F.Cole和N.B.Eales合作， 在《科学进展》上撰文，介绍了现在仍然沿用的最基本的书目统计分析技术的展开与应用。他们的论文题目是“比较解剖学部分——文献统计分析”，研究方法是将自1543年至1860年期间，分国家地计数了有关比较解剖学的出版物，亦即图书和期刊论文。结果不但系统地查明了比较解剖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趋势，而且也显示了该时期内各国文献分布。 应当说BaAb:um 与Cole等人的方法大体上是相同的，他们尝试的可贵之处，在于试图通过文献计量的途径（而不是描述性的定性的叙述）来揭示了学科的某些特征和趋势。
真正对文献量化作出理论贡献的是英国专利图书馆工作者W.H.Uulme。 他在1922 年于伦敦剑桥大学发表了两次关于“目录学”（Bibliography）的学术讲演。内中他强调了人类的知识记录载体——文献与人类文明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把书目与教育、科学并列，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产品与动力，他认为书目的数量的统计与“文明”进程是息息相关的。翌年他就将其讲演印发成小册子[3]， 于是便有一个新的学科分支称谓——“书目统计学”（Statistical Bibliography）出现。当时也有持异议者，认为Uulme是小题大作， 书目的数据并没有那么重要，“这些数值如同把赛龙舟的得分同太阳黑子的数目混在一起似的不妥。”但是Uulme给予有利的解释和澄清。此后46 年间书目统计学流行得并不普遍。当然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书目计量学推广不力的原因，一言以敝之：当时没有强烈的、更进一步的社会需要。但是不管怎样，Uulme 的学术活动标志着人们对文献计量开始走上了自觉的探索道路。
尽管书目统计学这一术语基本上没有推开，但是人们对文献定量的兴趣却空前地提高了。例如，1926年美国统计学家Lotka 著名的倒平方公式的论文——“科学生产率的频次分布”发表，他发表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当时美国的科学人才的培养，科学论文的生产都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那么，两者之间即论文作者与科学论文的数量有无一定的关系呢？这是开展这一研究的主要原因。1927年Gross 夫妇旨在为大学图书馆科学订刊，发表了“大学图书馆与化学教育”一文，这篇论文的发表是社会实践要求科研问题的典型代表：原来他们供职的学校是一个大学的分校，经费与条件是不充分的。为了开展研究生的培养，订阅必要数量的必备科技期刊是自不待言的，但是经费的限制，使得他们必须选择性地订阅那些情报密度大的期刊。他的文章就是答复并指导科学选刊工作的。1934年英国著名文献学家Bradford发表了被学术界誉为文献分散定律的经典之作一“专门领域里的情报源”。Bradford时任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馆长，专业文献目录的不完全使他疑惑不安。他意识到一定是文献内部有着某种机制在控制这一现象，于是他就开展文献分散的研究。1935年美国语言学家zipf出版了被视为词频分布定律的专著《语言心理学》，他首次研究了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关系，发现双方面都在追求省力，于是他论断人们在使用词汇组织文献时，贯彻的“最小努力原则”。1936年文献学家Cason 等首次发表了建立交叉引文网络的构想的重要论文——“心理学期刊彼此之间的影响与无关”。这篇虽仅限于讨论心理学的文献，但是却媾合出论文之间表观或隐含的种种联系。 1949 年kassler发表了“美国化学家与物理学家利用文献的特征”一文， 作者在该文的结论是：“在科学研究中，文献的分布一再表明：研究所需要的文献大部分是可以通过少量期刊而提供的——如果能正确地选择的话。但是研究所需要的全部文献，将要求大量的期刊来保证。”这就是说，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人们已经认识到论文在期刊中分布不均匀的堆加效应，并且将其运用于具体的文献保证工作上去。公正地说，kassler 的成果为35年前Bradford的观点作了具体补充，使文献的堆加现象更为直观而言之有物了。1955年Garfield经过多年的酝酿，首次提出科学引文原则，他详细地描绘了一种超分类、超主题的新颖检索工具引文索引的构想，同时还提出了重要的文献计量学概念——“影响因素”（ImpactFactor），这个概念出自著名的论文“用于科学的引文索引”。不仅如此，他所主编的《科学引文索引》（SCI）从1961年试刊，到1963 年正式出版，为文献计量的研究提供了来源的数据。英国著名的学者倍尔纳曾高度地评价了《SCI》的出版，对他来说索引的价值再明显不过了。因为，当他的笔头触及科学史各个方面时，他打算要做的工作《SCI 》都已作过了。
从1923年到1969年书目计量学提出的47年间，图书情报学术界对文献定量化的开发兴趣有增无减，理论的成果是显著的，同时也积累了实践经验，这就为后来文献计量学的出现，准备了基本知识，活跃了舆论，积累了数据，创造了气氛，打下了必要的基础[4]。
2 计量目标明确的文献计量学时期
人们对于书目统计学从名称到内容都不够满意，不断地在谋求变换和充实新的学术名称和内容。
1969年第12期《文献工作》发表了英国文献学家Pritchdrd 的争鸣性文章——“书目统计学还是文献计量学？”作者在文内主张，应以文献计量学来替代已有47年历史的书目统计学。其理由是：“书目统计学”名称含糊不清，名不符实，词义容易引起混乱：它究竟是统计学的分支呢？还是研究书目统计的书目学的学问呢？令人可能产生两种理解的科学术语。至少是不完备的。如果说开始Pritchdrd 对书目计量学的不满意尚属感性认识的话，那么当他正式提出文献计量学时，已经可以说进入了理性认识的层次。他最初赋予文献计量学的定义是：“数学与统计学用于图书及其他文学通讯载体的科学”。这较之书目计量学有所进步之处在于，加入数学这一工具。但是学科目标是什么呢？没有揭示，同时该定义的内涵是比较浅显的。1972年Pritchdrd 又撰文“文献计量学与情报传递”一篇，在该文内发展了他对文献计量学的整体看法：“（文献计量学）是对情报过程的分析与控制”的学问。这样定义文献计量学较之以前就更为明确了，他把“计量”视为文献计量学的核心，所有的变量都是用于“分析”与“控制”文献情报流的条件和因素。
文献计量学较之书目计量学博得了更多人的认同，推广与普及的步伐加大也加快了。如果说书目统计学运用的工具仅仅是算术的话，那么文献计量学所应用的工具就包括了数学领域内各种分支知识了，显然定量的工具与手段大大加强了。分析的范围也扩大了，得出的结论必然更为深刻和全面。
1969年出现的文献计量学是经得住考验的。事过20年后，White 等人撰写“文献计量学”这篇综述时写道[5] ：“文献计量学是有其批评者与蔑视者的，然而不管怎样，在过去的20年里，它还是稳步地发展过来了，并且坚定了以下的主张”：
①文献计量学在不同的规模与层次上，具有清新的描绘文献结构功能；
②可描绘知识发展趋势；
③得以更精确地模拟并建立文献动态发展趋势的数学模型；
④能为科学技术发展建立一个有效的指标体系；
⑤将文献计量学与情报检索密切地联系起来；
⑥提高计算机数据库和统计学软件的水平；
⑦将各国科学论文及其作者作为测量对象，作为查证国家科技政策的重要入口。
以上所列出的7点当然并非是文献计量学的全部智力效益， 但是至少可以说明文献计量学已进入情报科学的知识殿堂，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分支它已站住了脚根。纵然不时还有些微词飘来，那已是无关宏旨的了。下面我们讨论一下文献计量学的几个引人瞩目的进展。
2.1 几个代表性的核心概念的提出
自1969年文献计量学提出以后，迄今28年了。在这差不多1/4 的世纪里，全世界几度掀起文献计量学“热”，所谓“热”就是有代表性的力作出现，研究论文数量有锐增的势头。甚至文献计量学有成为情报科学核心之说。
2.1.1 同被引等概念的提出
1973年美国情报学家Small 发表了在引文分析领域中富有新意的论文——“科学文献的同被引：两篇文献间的新计量方法”。这篇文章的出版，加之1963年Kassler提出的书目藕合概念，以及Garfield 的引文理论和实践，特别是1964年《SCI》的正式出版， 1973年《SSCI》的问世，1978年《A&HCI》的发行， 可以说引文索引与引文分析的基本理论架构已经完成。尤其是Small的文章把引文网络理论与实践推向高潮，在他的论文影响下，研究引文网络的热潮一直持续到1982年[6]。
2.1.2 对Bradford定律的广义理解评价
1934年Bradford发表的“专门领域里的情报源”所反映出来的观点，一直是文献计量学的核心理论。1977年英国的情报学家Brookes 在英国《文献工作》上，发表重要的论文——“布拉德福定律的理论”[7] 。在该文中， Brookes 对Bradford 定律进行了重新的评价，他称赞Bradford是“社会数学”的先驱。为此他热情洋溢地写道：“Bradford定律堪称所有社会活动中社会行为的经验定律的特例。当然他本人当年全然不知。这一定律开创了统计学的一个新分支——‘个体统计学’。是数学在社会科学中得到更大的应用。”Brookes提出“Bradford 开创了个体统计学”是一个重要的概括，极大地肯定了Bradford定律的学术地位，并且深挖了该定律的学术价值。在这篇文章的影响和推动下，一大批以全新思维和视角研究这一定律的成果便大量地涌现出来。例如，原苏联学者xaNTyH 在1982 年受Brookes 上述观点的影响， 开展了“Gaustian”和“Zipfian”型分布的研究。他认为“G”型分布只适于自然科学领域；而“Z”型分布则被限定在社会科学范围内。同时， 这位世界知名的科学计量学学家还注意到，以“G ”分布为基础的现代统计学理论是不适合解释文献计量问题的。以致1984年Brookes 总结道：“Bradford定律的推广应用将在社会科学的新统计理论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Brookes掀起的这股热潮，使Bradford 定律的意义空前扩宽了，同时也导致文献计量学的功能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即从文献分析和管理的一种实践性技术，转化成为一种在社会科学数据分析领域中的更为有效和通用的工具[8]。
2.1.3 对Lotka定律的莫衷一是的验证
1926年Lotka那篇经典的论文“科学生产率的频次分布”发表后，学术界沉寂了16年，直到1941年Zipf著文称Lotka 的这一文献思想为“Lotka定律”。但是Lotka以后的学者并没有认真地验证该定律的普适性。1973年美国情报学家L.J.Murphy才开始认真地研究Lotka定律[9]。后来人们竞相验证Lotka定律，符合的和相悖者均各有其例和各有其说。直到1981年Lotka定律的验证达到了高潮。1982年Pao总结归纳并整理这——时非常流行的课题。1986年Pao的研究工作掀起了Lotka定律新的一页。Pao提出检验Lotka定律标准化的程序。同时他还指出n 值已不应再刻板地看成固定的“2”，这是当年Lotka为了简化计算而近似规定的，当然那时的数学工具也不够充分，更为精确的计算也是Lotka 当年无法实现的。直至1988年J.Tague，P.T.Nichous等人才明确n 值的波动范围从1.5～4，C值亦随之增大或缩小。
2.1.4 对老化规律理解上的严重分歧
1960年美国图书馆学家Burton和kebler根据知识退化和老化的事实和现象，联名发表了《一些科技文献的‘半衰期’》一文[10]，后经多人的共同努力使之成为文献计量学重要规律之一——文献老化规律。人们所以重视老化规律的研究是因为，任何文献机构都面临着纸张印刷型文献收藏膨胀与储藏空间不足之间的尖锐矛盾，希冀找到文献“逐过时”的规律及求其解决办法。然而，对这一定律的理解上的异议与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以致有人认为文献老化规律是最令人困惑不解的。以国内的争论为例：一些文章在指出某些文章介绍Burton和kebler方程有误时，不是根据Burton和Kebler对方程式的原始限定为据，而是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方程理应如何如何，结果造成认识与理解上的混乱，再有，有人以自行一套统计数据去拟和数学公式，无法得到类似当年Burton 和Kebler的公式，就以为自己推翻了Burton和Kebler开创的文献老化定律……实际，这只能说明Burton和Kebler建立的老化定律，有其不周之处。如果真的试图推翻Burton和Kebler老化定律，应当利用他们原始的数据，指出他们的缺欠才是，文献[11]是在这一讨论中质量较高的一篇文献，该文综合检验、分析了描述引文年代分布的数学模型——负指数模型、累积指数模型、Burton和Kebler和Motbwleb的修正式。在肯定了Burton和Kebler文献老化定律历史功绩与现实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其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及国外的种种流行观点。
以上可以说是文献计量学时代的文献计量重要的焦点问题，当然争论激烈的问题还不仅如此。从1987年以后，文献定量化的开发就进入一个新阶段。
3 文献计量学“危机”的开始
1987年8 月在比利时召开“文献计量学和情报检索的理论问题第一届国际会议”（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bliometricsand Theoretica Aspects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这是该领域学术合作和协调的世界范围的开端，与会代表都同意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学术组织。Brookes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但是他建议该组织最好以“国际科学计量学和情报计量学学会（InternatonalSociety
forSeientometrics and Informetrics）”来命名。 显然他主张去掉了“文献计量学”。他的理由是：其一文献计量学是图书馆的工作产物；其二今天文献的载体大量地趋向电子化，文献已非传统纸张型载体的计量意义，因此应以情报计量学（Informetrics）来替代之。在1989年在加拿大召开的第二届年会的名称中补充了“情报计量学”。此后，布鲁克斯的意见1991年在印度、1993年在德国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接受。及至第5届年会的名称中，文献计量学就不见踪影了。第5届年会1995年6 月7－10日在美国芝加哥召开，其会议名称是“科学计量学和情报计量学第五届国际会议”（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onScientometrics and Informetrics）。文献计量学的消失， 可以说文献计量学的“危机”开始了，但是这次会议征文启示的内容较之往届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会议本质及其所讨论的问题仍然含有文献计量学的内容，这是没有改变的。用情报计量学来置换文献计量学形式上是做到了。但是这种“补充”或“替代”至少在今天还停留在表面上，没有深入实质。力主以情报计量学代替文献计量学的人仍然不能完全摆脱文献计量学的内容，更不是始终如一地坚持他们的主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第5 届年会以后立刻举行的“Workship”的题目却是“Bibliometrics standard”。可见两者之间目前呈现出不即不离之势，甚至是斩不断、理还乱的局面，至少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严格地区分科学计量学、情报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还是难以企及的[12]。
不管怎样，该国际组织的成立对文献定量化的促进与推动是勿庸置疑的，它的两年一度的年会团结和吸引了许多从事文献定量化研究的热心者。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很明显。
3.1 文献计量学统一模型的开发
文献计量学所论及的分布大而化之可以概分为两部分：其一是负二项分布；其二为指数分布。这两方面都可以建立规范的统一方程式予以涵盖，以期更为机动、灵活。规范的统一方程式俨如一个“菜蓝子”——什么都可以装进去。这就需要开发一些联合概率方程，以致使那些错综复杂的文献现象，可以尽可能精确的实施定量化，亦即令一些新的综合方程式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和覆盖能力，能够广泛地处理各种实际问题，切实地改变和努力克服文献计量学“纸上谈兵”的形象，使之真正成为人类一种有效的定量化工具与手段。
正如Brookes不止一次所指出的那样， 目前的文献计量学太缺乏思辨性，急需开发统一的文献计量学模型[13]。这是文献计量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人们已不满足用各自独立的方程来分别反映每个定律，60年代起就陆续出现以一个统一的方程式来概括有着共同机制的一些定律的探索，这种努力至今仍然持续不断。参与这一课题研究的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提出的统一方程式数量虽少，但是水平却非常高，表征着世界文献计量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其中，文献[14]是一个典型代表，文献[15]又有所发展。但它们的普适性较差，附加条件要求较多，距离达到理想的、实用的境界尚须经一系列的努力。然而它代表着文献计量学的发展方向却是勿容咎辩的。
3.2 研究方法的更新与突破
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中，多数人的研究行为还不是实质上的整体化与综合化研究，有也仅限于对已有的文献进行综述性的加工，最终写出评述文章而已。显然，这种整体化与综合化研究仍然停留在表面上，无法贡献出深层次信息。
一些少数先进的学者采用了整体化与综合化研究方法，即深入文献计量学的内部，超定律、超领域地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综合研究，这无疑是对文献定量化研究方法的重要改革。例如，文献计量学基本概念的综合研究[16-17]；文献计量学的各种计量指标的宏观、 整体与综合研究[18-20]；各种经验定律分布的推导与应用举例[21-25]；在各种对象的计量中集中效应与原则机理的讨论[26-27]； Co－word 与 Co－heading的各种旨在多方面实际应用的研究[28-30]在实际操作之中影响计量各种因素的研究[31-33]；文献计量学的历史、理论基础、 方法论的深入研究[34-35]； 文献乃至全社会的重要机制一马太效应的总体研究[36]；情报生产过程（即IPPS）的全新视角研究[37-38]； 世界主要国家各自对文献计量学开发的现状评估及前景的展望[39-40]。 上述这些成果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文献计量学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在文献计量学发展到今天的情况下，只有采用整体化与综合化的研究方式与方法才能全面而又细微地研究文献计量学，才能有更大的前进与突破。
总之，Brookes的动议， 并没有给文献计量学带来毁灭性的“危机”，例如《LISA》的主题词索引中，仍然有“文献计量学”，就是真的要淘汰文献计量学也势必旷以时日的。
4 预测与展望
文献计量学是一个传统悠久而历史暂短的情报学分支。它所测量的对象是人为因素非常强烈而又多变的作者群、文献量、词汇数等等，这是它有别于其它精密学科定量化的天然之“弊”。以致它的理论概括总会不尽全面，也不会带来较大的理论性的不可观察性。实际应用也必然难以充分兑现。这是文献计量学不可克服的“障碍”，也恰恰是文献计量学的“魅力”所在。我们在今天所能展望到的前沿与远景主要如下。
4.1 文献计量学“经典”定律将得到全新的再造与解诠
所谓文献计量学的“经典”定律乃是指：洛特卡定律、布拉德福定律、齐夫定律、文献老化律、文献增长律、引证聚类规律。这些定律并非系经过严谨的理论推导而得，而是从实践经验中而来，所以有时显得粗糙、松懈、经不起传统常规科学逻辑的推敲，它们在最早开发时仅仅是对一定规模的数据加以简单的处理所成，缺乏必要的科学理论凝聚力和展延力。今天应使这些“经典”定律得到“后天”的充实与现代科学的诠释和改进，使之彻底地摆脱经验色彩，向先进的理论高度挺进。为此，除了丰富它们的理论深度，加强理论力度外，特别要找出未尽之处，阐明它们的不足之点。在指明它们的有效性的同时，也须说明它们的局限性。强调人文因素所必然带来的近似性、模糊性、随机性，并能予以科学的说明与解释。
4.2 推广文献计量学的实际应用
文献计量学最终的目的乃在于实际应用，它绝然不是纯粹的理论王国，从其诞生迄今无数事实表明，有效的应用是其生命线。可是以往的“缺欠”与“弊端”恰恰是其实际应用既不够广泛，也似不够出色，这也是它常遭非议的最大原因所在。今后应从实际问题出发，以文献计量学为工具加以妥善解决，也就是要探索以具体的文献计量学为武器，解决文献科学管理中实际问题的途径，如果这个问题解决的不好，不仅有损于它的智力结构和影响其社会需求，最终也会削弱其内部的科学逻辑结构。这才是文献计量学面临的真正“挑战”和“危机”，遭遇到来自外部的压力。
4.3 广泛地援引、移植、吸纳数学与统计学的新成果
经验证明文献定量化讲究辩证思维，这就需要数理逻辑的支持。当代数学与统计学的发展十分迅速，新的、高效的成果不断地涌现。欲深入地开发文献计量学必须大力积极地援引、移植、吸纳新的数学和统计学成果为我所用。如果有目的地直接建立针对文献活动规律的数学手段那就更有效了，因为这样才能更加贴近文献的实际情况，解决图书、情报、文献、档案等机构的文献科学管理实际问题，会变得更有针对性和对口径。
4.4 建立健全供文献计量学研究的数据库
现代文献计量学的科研活动不仅要求提供研究的数据精准可靠，而且还要求具有大容量样本，以期减少成果的片面性。建立专用数据库似乎并无必要，但应在有关的数据库中加入新的功能，以利文献计量学科学研究所需要各种数据的提供，使之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这不仅是文献计量学的发展需要，也是科学技术整体发展的需要，因为文献计量学对整个科学技术具有导向功能，也有巨大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4.5 语义与语用情报的计量最终实现
情报是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而任何事物运动的状态方式都具有形式、内容和效果三个基本方面。依据情报的这三个基本层次，可以把情报分为语法情报、语义情报和语用情报。
语言学中的语法学（syntactic ）是研究语言符号之间的结构规则的，主要包括词的构成和变化、词组和句子的组织，研究的语言内容属于形式的范畴。情报则借用该概念，表征的是从形式特征方面进行组织的情报。情报的一些形式特征具有很大的检索意义，这属于语法情报研究的内容。语法情报需遵循三个原则。一是方便性原则。检索者的检索要求决定了简捷方便检索方式的必要性，检索方法的发展史也证明了检索方式方便的必要性。二是多样性原则。事物的多样成族性决定了多种多样的检索方式更能满足不同检索者的需要。三是标准化原则。现代科技发展导致的人们的空间距离大大“缩短”，正当竞争激烈，这些客观上加快了情报交流的速度，共同格守的标准化则成为提高制约社会情报交流效率的瓶颈。
语义情报中的“语义（semantic）”取之于语义学（semantics ）研究语言符号与它代表的对象之间结构关系之意，是研究情报的内容特性而对情报内容的表征。语义情报遵循了情报内部的某些固有次序，但在具体的表征过程中常常要借用许多形式化的方法。它常需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客观性原则。遵循情报内部的固有次序，还情报本来面目，是语义情报的基本出发点。二是发展性原则。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会对原来的情报现象进行更为完善的更为先进的实践，所以，发展观也是情报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
语用情报（paradigmatic）是借助于语用学（pragmatics）的特有含义来研究随环境与使用者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的这样一些情报群。语用情报需遵循两种原则。一是目的性原则。这是语用情报首要考虑的。二是适应性原则。同样的一组情报，因时间、地点等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后果[41]。
对于情报工作者来说，对于情报的语用结构需要重视，因为它对情报内容的不确定性的作用最为明显。我们目前只能计算语法情报，而对语义和语用情报的计量还无能为力。文献计量学的突破就在语义、语用情报的计量实现，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情报学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文献计量学一直是情报学一个十分活跃的学科分支。近年来，它的发展在国内外都是异常迅速的。要想面面俱到地加以评述是难以企及的。如果本文已经大致地勾勒出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轨迹，就算完成任务，再高的要求恐怕就是作者难以企及的了。
（收稿日期：1997-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