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思路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社会发展论文,初期论文,基本思路论文,我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21世纪初期的国际环境及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21世纪初，国际格局将继续向多极化发展。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经济、科技竞争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将继续提高。
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和相应的结构调整，这三大基本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强，并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一是经济全球化拓展了世界市场的容量，为各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活动空间，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提出新的挑战，使世界市场风险加大。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其利益和风险是不平衡的。二是新科技革命成为新世纪显著特征，决定着未来世界产业结构的特点和经济增长的方式。新科技革命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展现新的领域和空间，也使传统产业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压力，竞争的优势进一步向拥有先进技术创新能力的国家倾斜。三是全球范围的结构调整将进一步深化，成为各国普遍的战略取向，并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结构调整使世界经济增长面进一步拓宽，各国经济融合度进一步提高，同时，各国也都力求在新的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中，美国、欧洲和日本三大经济力量，将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发挥决定性作用。 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已达8年，大量国际资本流向美国，股市暴涨，超前消费，泡沫因素在积累，很有可能出现一次衰退。与此同时，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通过结构调整所取得的竞争优势仍将发挥重要作用。预测下世纪头五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慢，但仍有可能持续增长，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不会受到真正的挑战。欧洲货币一体化将对欧洲经济发展和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欧元的启动使欧盟内部的统一大市场趋于完善，总体竞争力增强，这种总体态势将在2002年欧元过渡期结束后更加显著地表现出来。但欧元和欧洲经济要达到与美元和美国经济平起平坐的地位，尚需较长时间和克服许多障碍。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难度很大，非短期内可以见效，这使得日本经济在今后很难快速增长，与美国的经济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但是，日本制造业技术基础雄厚，外汇储备和对外债权居世界第一，目前的经济不景气尚不足以动摇其在世界经济大国地位。21世纪初日本经济有可能逐渐复苏。整体看来，下个世纪头五年世界经济将逐步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入温和增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可能在3%左右。
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历史变动。世界经济三大基本趋势是指总的和长远的态势，并不排除出现短期或局部的危机与动荡。我们要善于把握国际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充分估计可能出现的不稳定性和各种困难，从把握机遇和迎接挑战两个方面制定相应的战略对策。主要是：
1.在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应对挑战，继续保持我国经济的适度快速发展。下世纪初，世界主要大国和区域集团的经济实力处于新的消长期。美、欧将继续保持经济增长态势，同时经受化解泡沫经济成份和进行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震动；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受到严重挫折，处于经济复苏和结构重组过程之中；发展中国家将面对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其脆弱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很难避免外部的连续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能够继续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大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提高我国经济整体竞争实力和承受外来冲击的能力，就可以在严峻挑战中争得主动和发展。
2.根据经济全球化和开放风险加大的新环境制定对外开放新战略，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技术和市场。下世纪初，世界初级产品特别是能源和矿产资源供大于求和价格低迷的情况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传统制造业的衰退和转移仍将继续；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产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将改变下世纪的经济增长方式；跨国公司经过不断的购并、重组和调整，将加快全球范围内的扩张；随着全球服务贸易多边谈判取得进展，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将进入新阶段。所有这些都为我国利用国际资源、技术和市场提供很好的时机，也增大了对外开放的风险。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外来竞争压力和挑战将不断增大。在这种情况下，立足于发挥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凭借改革开放以来明显增强的国内供给能力，在确保扩大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进一步调整我国的出口结构和转换增长机制，鼓励金融、信息等服务行业的发展和审慎地扩大对外开放，下大气力真正扶持和培育我国一批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大企业集团、跨国公司和相关产业，是事关全局的战略性举措。
3.顺应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大趋势，培育和形成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优势。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带来新的产业发展领域，形成具有开发潜力的市场空间，促进生产要素向新兴大市场转移，也提供新的发展经验和思路，这些对我国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机遇和条件。但是，我国对国际经济新环境仍存在很多方面的不适应，结构性矛盾突出，经济体制特别是企业制度难以适应国际竞争。面对严峻的挑战，我国能否在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方面取得决定性的突破，将是21世纪初期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二、21世纪初期国内的经济社会环境和面临的重大问题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奋斗，特别是80、90年代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建立起工业化的基础，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经过20年改革，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城乡人民生活基本实现小康，进入了中低收入的阶段，国内市场具有广阔的潜力；较高的储蓄率和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源保证；邓小平理论和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根本保证。
“九五”时期头三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了适度快速增长的态势。1996—1998年，GDP年均增长率为8.56%，主要农产品产量、 基础设施能力和基础工业产品产量继续增长，短线瓶颈约束基本消除，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逐步压缩，高新技术产业初露头角。改革开放继续取得积极进展。金融、外汇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逐步形成；市场机制的作用明显增强，企业改革继续深化，风险责任机制开始建立，盲目的重复建设得到抑制。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企业，都开始把防范风险放到了资金运作的首位。
以上这些，将是我们从20世纪带入21世纪的重要基础和有利条件。当然，与此同时也将带入诸多矛盾和困难。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特点和社会总供求关系出现了新的重大变化，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成为普遍现象；结构性矛盾突出，经济效益下降；随着改革深化和结构调整加快，企业破产、职工下岗增多，就业压力增大；由于人口基数巨大和长期粗放式经济增长，在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矛盾有深刻的原因，在21世纪初期仍会存在，并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21世纪初期将是我国一个新的经济成长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是以工业化为主线，通过工业规模的迅速扩大推动着城乡结构、三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贸易结构的变化，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而工业化则一直以消费品工业为主导，在引进设备技术的支持下，消费品工业以传统轻纺产品生产和新一代耐用消费品组装加工为主，加工程度较低，总体呈现低加工度产业的特征。因此，工业化处于低加工度消费品工业主导的发展阶段中。其发展特征是：以消费品工业的迅速发展为核心，引起加工工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并由此带动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规模的扩大，从而使整个工业规模迅速扩大。这一阶段存在的基本条件，是对消费品的旺盛需求，以及消费品生产能力的相对不足，消费品市场呈供不应求状态。随着居民消费增长由补课型的过旺转为相对平稳，以及消费品工业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消费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供不应求的状态转变为供大于求的状态，消费品生产能力普遍出现过剩。与此相关，主要基础性生产资料和传统基础设施的供给“瓶颈”基本消除。至此，消费品工业主导的发展模式必然遇到严重困难。从企业角度看，宽松的市场环境变得严峻了，竞争越来越激烈了。这一重大变化，客观上要求我国经济必须进入以发展高加工度投资品产业为主线的新阶段。因为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都要求提高产品的加工程度和技术含量，对新型先进设备需求将大量增加，对设备为主的生产资料的需求将明显增大。但是，我国经济无论在产业素质、生产技术体系方面，还是在经济体制方面，同新的发展阶段的要求，都很不适应。一方面产业整体素质较低，对引进技术的依赖程度很高；另一方面，缺少有效的企业淘汰机制、技术创新机制，以及高加工度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配置机制。因此，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我国经济将面临一系列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目前已经存在，21世纪初期将更加突出。适应经济发展的这种阶段性变化，21世纪初期在发展模式、发展内容、发展任务等方面，都应有新的思路和对策。
（二）21世纪初期的主要经济社会问题
1.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点是需求拉动下的水平扩张。在出现明显的市场需求约束之后，水平扩张模式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消失了。以往在需求迅速扩大的拉动下，通过扩大投资，多上项目，就可以获得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设备更新，以及企业和产业素质的不断提高，以达到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困难就大得多了。另一方面，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社会就业的压力非常大，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要求又十分迫切，如果经济发展不能在最低程度上满足以上要求，将对经济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威胁。因此，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太低。这同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推进增长方式转变不兼顾经济增长速度不行；而只强调经济增长速度，不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又会加剧生产过剩和不良资产的增加。如何处理好这个关系，将是“十五”时期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2.推进结构升级与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改变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工业化的基本任务。其基本途径是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转移，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而经济结构升级要求资金和资源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领域转移，将会导致单位资金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阶段相比，推进结构升级，将使劳动力向工业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率有所减慢。结构升级是继续推进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最终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途径，但是从一定时期看，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如何兼顾结构升级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将是21世纪初期面临的又一个两难选择。
3.市场化、国际化与国内结构升级的矛盾。21世纪初期我国国内市场对外开放的领域将进一步扩大，开放程度将会更高。这一环境变化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严峻考验。从产业竞争力方面分析，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有较大的竞争优势，主要是成本价格方面的优势；而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方面则明显处于劣势。经济结构升级，恰恰是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入资金、技术密集型的高加工度产业，因此，我们将在不具竞争优势的产业领域面对更加开放环境下的国际竞争。这对我国高加工度产业处于幼稚期的发展无疑是一个严重考验。如何在新的国际竞争环境中，推进结构升级，提高我国经济整体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也是21世纪初期必须面对的一个突出问题。
4.推进工业化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少，几十年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更使经济发展同保护资源、环境的矛盾十分突出。1998年末我国人口总数为12.48亿人， 今后每年还将增加1200万人左右，2005年将达到13.32亿人。 我国未来人均耕地面积将继续降低，水资源、石油和一些矿产资源的供需矛盾也会趋于尖锐。由于我国人口主要分布在东部平原地区，这里同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集中了大量的工业和其他产业，人口生存空间和经济发展空间拥挤，在工业迅速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也特别突出。因此，如何在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有效地保护资源、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初期必须重视解决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5.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难度加大。在市场竞争加剧的环境下，必须建立企业的淘汰机制、风险责任、约束机制、发展创新机制，以及适应新阶段产业发展要求的资源配置机制。改革的深化将涉及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宏观调控体系、市场体系等一系列领域的深层次改革，特别是就业方面的矛盾和收入分配利益调整引起的矛盾，将成为影响经济社会稳定的因素。预计到2000年，我国的适龄劳动人口约为8.6亿人，2005年将进一步增加到9.1亿人左右。由于年均经济增长率有所降低，经济发展所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将会相应减少。特别是随着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度的提高，单位投资提供的就业机会将会相对减少；而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调整，又会把一部分富余劳动力从现有企业中分流出来； 与此同时， 预计到2005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将达到2.3亿人左右。这些都预示了21 世纪初期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与此相联系的是企业破产、职工下岗增加，一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会有所下降，低收入人群将有所增加。因此，“十五”时期，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间关系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总之，从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型期，也是经济结构调整期。经济发展的速度将有所减缓，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引起的矛盾将比较尖锐；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更趋突出。世界范围的市场竞争、科技竞争进一步加剧，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寻求发展和赶超的道路，面临着新的困难。21世纪初期，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又充满困难的时期。
三、21世纪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
研究制定21世纪初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必须把握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把握国内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握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打好基础的历史任务。
从总体上判断，亚洲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开始新一轮调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的巨大压力。“九五”中期，我国进入经济大调整时期，多年积累的矛盾和新的矛盾相互交织，经济生活出现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这势必对21世纪初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成为21世纪初期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同时，我们又应该看到，经济大调整孕育着大发展，只要我们正确判断和把握矛盾，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化解不利因素，善于把经济发展的巨大潜能释放出来，就能保持我国经济较快发展的势头，为更长期的发展奠定基础。
21世纪初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实现工业化阶段性转换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进而促进城乡二元结构的现代化改造。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需求拉动力不足，缺乏能够支持经济较快发展的新增长点和结构基础，以及体制条件和技术基础尚不适应结构转换升级的需要，已经成为制约现阶段和21世纪初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因此，对21世纪初期的发展思路建议表述为：“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增强国际竞争力为中心，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主线，依靠深化改革和科技进步，把扩大内需与调整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就是要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推进结构优化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提高国际竞争力；深化改革，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加快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消除结构优化升级的体制障碍；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缓解结构优化升级的技术“瓶颈”。围绕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推进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促使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实现。在扩大内需与调整结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基础上，明显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面临的主要矛盾，要求我们正确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经济增长速度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速度指标应当是预测性、指导性的，可以根据经济形势的实际变化加以调整，而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指令性指标。
把握21世纪初期经济增长速度，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一是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发生了变化，未来经济的较快增长将主要取决于工业化阶段性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在结构调整时期，经济增长速度会相应放慢，21世纪初期经济增长速度将低于我国80、90年代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
二是从各方面条件看，我国具有保持较快经济增长速度的潜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低价劳动力供给优势还会继续保持；发达地区的率先发展并对落后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将会使全国经济呈现此起彼伏的增长态势。
三是我国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我国经济增长从速度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有一个过程，速度过低，会给扩大就业、增加财政收入、解决地区和环境问题、发展科技教育增加困难。
综合以上因素， 21世纪初期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定为7%左右。“九五”计划和到2010年的远景目标纲要曾经提出“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考虑到“十五”前期经济增长速度不会明显加快，结构调整任务很重，把21世纪初期年均增长速度定为7 %左右，既符合实际情况，又与原定目标大体衔接。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包含的绝对量已经大大增加。只要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速度虽然低一点，经济总量增长仍是很快的。
（二）关于扩大国内需求
扩大内需，把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大的优势发挥好，利用好，是保持我国经济较快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向对经济增长能否发挥持续的拉动作用，取决于基础设施投资扩张后，能否带动加工工业部门的投资扩张，接续基础设施的投资高潮；取决于财政资金集中投入后，能否带动社会资金的投入，进而形成投资的持续扩张；取决于投资需求回升后，能否带动消费需求摆脱低迷，为投资扩张提供足够的市场空间。从中长期经济发展趋势看，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在于调整结构。
基础设施投资扩张拉动的产业主要是钢材、水泥、电力等基础工业，产业链条较短，对经济的辐射和传导作用相对有限。基础设施在产业序列中属于基础性、服务性产业，是国有经济布局比较集中的领域，基础设施的投资扩张如不能传导到加工工业领域，带动社会投资进入加工工业，投资的乘数效应就难以提高。而且，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设备中相当部分依靠进口，国内加工工业竞争力上不去，形成的需求就会转移到国外。扩大消费需求在相当程度上与产品的质量、档次和技术含量能否满足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者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有关。因此，必须下大决心推进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在中长期把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保持下去。
（三）关于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对21世纪初期的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这是因为买方市场稳定形成之后，供需结构矛盾，主要是产业结构升级缓慢造成的供给结构不适应消费结构变动，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方面。因此，21世纪初期发展思路必须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主线。将调整结构放在优先地位，进行以结构升级、技术提高、竞争力增强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创新需求和培育市场，增强经济增长的结构支撑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是21世纪初期推动结构调整的关键。结构调整从增量进入存量，必然形成较大规模的向新的生产领域的资源和劳动力转移，出现企业兼并破产增加，结构性失业加剧。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产业退出、企业淘汰和人员安置机制，建立与结构调整相适应的企业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结构升级，势必需要较大规模的设备更新、技术创新和深层次的进口替代。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创新机制，改变对引进技术严重依赖的状况，提高技术创新和自主开发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总之，围绕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推进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是21世纪初期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核心内容和具体任务。
（四）关于推进城市化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进展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近几年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速率减缓，直接制约了城市化进程，同时农民收入增幅下降，使得城乡收入差距又回到了改革初期的水平（2.5∶1），使开拓农村市场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课题。而从经济传导机制看，城市经济的较快发展是带动农村经济增幅回升，拓展农业人口非农化和城市化渠道的关键。同时，加快农业人口城市化进程不仅会直接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而且将对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推动作用，有利于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农业人口城市化加快，会直接对建筑、建材业和电力、交通、通信业的发展产业巨大的拉动作用，促使家电等产业的快速增长再持续10—20年。因此，21世纪初期要大力推进城市化，鼓励发展小城镇。
四、投资消费双重启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两个方面。从社会再生产看，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是一种中间需求，两者都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拉动力量。1998年，面对国际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我国及时采取扩大内需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其政策效应已经和正在显现出来。去年扩大内需政策有两个特征，一是以扩大投资需求为主，消费需求没有明显扩大；二是以扩大政府投资、公共投资需求为主，企业投资、社会投资需求没有明显扩大。“十五”时期扩大内需政策的目标和措施应当是：
——要实施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双重启动，特别要重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要在提高投资效益基础上适度扩张投资需求，特别要注重扩大社会投资需求；
——要加快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推动投资需求结构调整；投资需求扩张要以适应和推动消费需求扩大为最终目标。
（一）切实有效扩大消费需求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针对过去20多年“高积累、低消费”模式，实行一系列消费补偿政策和优先发展轻纺工业的投资政策，使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连年上升，1981年达到67.5%。此后十几年间，我国最终消费率总体呈下降趋势，1997年为58.8%，其中占最终消费80%的居民消费率由1981年的53.1%下降为1997年的47.5%。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实践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呈下降趋势是一般规律。但是，根据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的实证研究，同我国类似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率明显偏低5—9个百分点。按照近十几年的趋势测算，如果不能加大有效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力度，21世纪初期最终消费率还将继续下降，这将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大隐患。目前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国家的重视，并开始采取一些措施，但是“九五”时期最终消费率偏低已成定局。21世纪初期必须扭转这一趋势，止跌为升，力争使最终消费率提高1—2个百分点（相当每年增加最终需求1000—2000亿元），达到6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达到50%左右。
21世纪初期我国扩大消费需求具有巨大潜力和一系列有利条件：
——1998年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达53400亿元， 居民金融资产超过60000亿元，预计21世纪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可保持5%左右，将为扩大居民购买力提供重要基础；
——我国城镇居民在80年代中后期完成千元级“新三大件”为热点的消费结构升级后，经历了十多年的积蓄准备期，已经具备以“住”、“行”和文教消费为热点的新一轮消费升级的条件；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带动消费需求的扩大，21世纪初期城市化进程按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测算，每年有1250万农村人口转为城镇居民，相应增加消费需求1000亿元；
——我国农村消费市场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继沿海大中城市郊区农村商品市场大发展之后，我国农村人口密集的中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正处于整体上进入小康的阶段，将成为21世纪初期农村消费市场发展的又一重点地区；
——我国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将使城乡居民消费环境进一步改善；住房、教育制度改革的深化，为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创造了体制环境。
要使我国潜在的巨大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实现21世纪初期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必须实施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理顺收入分配机制，逐步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购买能力；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树立消费者信心，引导消费者预期；强化收入再分配功能，全面普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调整消费政策，鼓励合理消费，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创新支持消费升级的信用品种等。
上述各项政策措施，最关键的政策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加快消费结构的升级。这是21世纪初期实现扩大消费需求目标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二）继续适度扩大投资需求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年均9.8 %的持续快速增长速度，投资的高速增长和高投资率是主要支撑点。21世纪初期要实现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目标，必须继续实行扩大投资需求的政策。
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一方面由于投入增长而刺激即期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产出增长而提供新的供给增长。但是，建国以来我国也曾出现过多次投资需求过度膨胀而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大上大下的教训。因此，21世纪初期扩大投资需求，必须严格把握有关政策要点：
——扩大投资需求要以推动消费需求扩大、消费结构升级为最终目标，不能“为投资而投资”。
——扩大投资需求要与21世纪初期结构调整目标紧密结合，克服盲目重复建设，把优化投资结构作为扩大投资需求的重点。
——扩大投资需求要以提高投资效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按照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力，取决于投资总量的扩大和投资效益的提高两个因素。提高投入产出效益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重要任务。近十几年来，我国投资效果系数一直呈下降趋势，21世纪初期必须在提高投资效益上取得明显进展。
——扩大投资需求要以确保投资项目高质量为基础。那些低质量工程的低效甚至无效投资，表面上也增加了投资需求，实质上对经济发展不仅无利而且有害。
21世纪初期扩大投资需求，只有严格把握以上政策取向，才能对扩大内需产生积极的作用。大体测算，21世纪初期要保持7 %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投资效果系数比“九五”末期好转，达到0.21，全社会投资规模大体要达到22—24万亿元，年度投资增长率略高于年度经济增长率，大体为10%左右；投资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为1.1—1.3左右。 按照以上测算结果，21世纪初期的投资率仍将居高不下，预计达到36%以上。
21世纪初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实现适度扩大投资需求的目标，具备一系列有利条件：一是我国在建的一批较长周期的大型项目和将要上马的大中型项目，将进入投资高峰期，形成了较大的潜在投资需求；二是“九五”时期的低通胀、低利率，使投资资金成本下降，有利于刺激投资者的积极性；三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融资渠道的拓宽，投资资金供给能力较为宽松；四是我国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投资品生产能力，可以满足投资扩张的需要。当然，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和创新投资所需的高水平技术装备的制造能力是薄弱环节。
21世纪初期扩大投资需求，除了继续执行目前已经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外，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是，不能再单靠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来扩大政府投资，必须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全面启动包括各类企业投资、个人投资在内的社会投资，必须加快培育和发展多种融资方式并举的资本市场。这是21世纪初期扩大投资需求政策目标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21世纪初期以扩大内需为主，保持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政策取向，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扩大出口需求。虽然21世纪初期的国际环境使我国的出口增长率不可能达到“八五”时期的水平，但预计会好于“九五”中后期，21世纪初期前两年的出口增长率将较低，后三年有可能改善。因此，在实施扩大内需为主政策的同时，必须加快出口体制创新、产品和技术创新，在不断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千方百计增加出口，尽可能更多地拉动经济增长。同时，进一步完善进口管理体制，扩大资源、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口，提高我国制造业的装备水平和技术档次，改善和保护我国的资源状况，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五、以结构调整为重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是21世纪初期的战略重点，也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保证。21世纪初期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增强我国产业的市场开拓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使供给结构更好地适应国内外需求结构转换的要求，为我国各重要产业开拓新的发展空间，满足需求、创新需求。
我国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是工业结构升级，以升级带动调整。工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内容，是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工业。
21世纪初期，应把调整、改造传统产业和结构升级紧密结合起来。改造传统产业，首先要从数量上压缩过剩的生产能力，淘汰消耗大、污染严重的落后企业生产能力，提高规模效益。但更重要的是要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技术升级，包括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增强开发新工艺、新材料的能力，大力推广现代化生产手段。改造传统产业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取向，以提高产品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为中心，大力开发新产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产品升级来带动产业升级。从全国看，21世纪初期改造传统产业可以轻纺、家电、汽车、冶金、化工、建材等行业为重点。可选择进口产品替代，满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升级和农业结构调整所需的产品作为切入点。东部地区、中心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应率先改造传统产业，把产品的深加工、精加工、后加工搞上去，将中低加工度的产品转移出去，为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腾出某些产业发展空间，解决在低技术、低档次领域内的过度竞争。要实行城乡产业联动，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以城市工业结构升级带动乡镇企业结构调整。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缩短与国外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21世纪初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必须实行重点推进的方针，选择重点领域和产业，集中力量进行突破，带动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要把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化结合起来。优先发展产业化前景明显、具有市场潜力或拥有我国知识产权、自主开发能力强的高新技术产业。也要瞄准世界先进领域，选择少量有可能实现跨越发展的高技术领域，集中力量，周密组织，进行攻关。21世纪初期从全国讲，重点发展光电子信息、软件、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各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防止一轰而起。
改造传统产业，促进高技术的产业化，关键在于振兴装备工业。我国产品档次低、质量差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装备落后，而装备工业本身又设备老化，技术含量不高，自主开发能力低。这不仅直接影响各产业部门的竞争力，也严重制约着我国未来的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和国家经济安全。21世纪初期必须把振兴装备工业作为工业结构升级的重点。要应用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改造装备工业，实现机电一体化，提高基础机械、产业专用机械等技术装备制造水平。可从重大建设项目设备、主要进口设备的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和机床数控化改造、升级作为切入点。从全国看，21世纪初期的重点是：改造和发展普及型和高级型数控机床、大型电站设备、直流输电设备、大型石油化工设备、冶金高级设备、环保设备、现代化农业机械等。
工业产业结构升级要与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没有一批有能力对研究和开发巨额投入、及时更新设备的大企业集团作为骨干，工业产业结构升级是难以进行的。21世纪初期应加快实施大企业集团的发展战略，发挥其主力军作用，同时也要积极发展中小企业。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内，中小企业有着特殊的优势。
工业产业结构升级要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作为支撑点，以制度创新促进技术创新。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企业改革要把增强技术开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作为重要目标，消除体制障碍，使企业真正成为结构升级的主体。政府从政策、资金、法律规范等方面为企业产品、技术升级创造条件，进行引导；同时要在重要领域和重大项目上如高技术的产业化、压缩某些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组织重大装备国产化的技术攻关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还应加强立法，搞好综合协调，以促进工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应把农业部门包括在内。我国农业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业结构调整、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已提到日程上来。要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农业结构调整，既要保证农产品安全供给，又要努力提高农民收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稳定粮食生产总量的基础上，注重粮食结构优化和品质提高，发挥区域优势，适当调整经济作物的地区布局，形成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的三元种植业生产结构和生态良性循环的农牧业生产结构。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农业综合效益。大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积极创造条件推进以生物技术为重点的农业科技革命，使高效农业和高科技农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农业资源更高层次、更高效益的开发，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上新的台阶。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是21世纪初期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也很不合理。21世纪初期，要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作为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对商贸流通业、餐饮服务业和交通邮电业等传统的第三产业，要通过改革和优化组合，强化服务功能。同时要拓展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重点发展旅游、信息咨询、技术服务、社区服务、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法律和会计服务等社会服务业，规范和发展金融保险业、证券业，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健全资产评估、业务代理、行业协调等中介服务业。要结合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提高其在乡镇企业中的比重。
六、21世纪初期若干重大政策取向
（一）加快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
1.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切实调整国有资本结构，使两者调整有机结合起来。对自然垄断性部门、提供最重要的公共产品的社会公益性部门、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和其他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这些领域国有资本应继续投入。对政府确定需要扶植的新经济增长点和高新技术产业，在一定时间内国有资本可以投入，进行引导；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退出，然后再投入需要扶植的新产业。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一些重要的准公共产品”的功能定位角度出发，政府原则上不应对竞争性行业再投入资本，但考虑21世纪初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繁重任务，还需要动员一部分资本，发展特别重要的支柱产业。
在21世纪初期，国有资本有进有退，调整的重点是收缩战线。从行业讲，可考虑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部分撤出，充实需要重点发展的产业。从企业类型讲，争取使国有小型企业有部分退出。当然，在退出过程中，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并安排好职工，采取股份合作制为主的多种形式，不可采取“一卖了之”的做法。
在推进国有资本战略性重组的过程中，要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市场在资本组合中的基础性作用，以使重组的资本格局适应国内外市场的变化和市场竞争的需要。
2.要深化国企改革，使之取得突破性进展，使企业真正成为结构调整的行为主体，为结构调整奠定微观基础。要继续坚持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在“九五”时期“试点”的基础上，在21世纪初期全面推开。推进已建股份制企业股权结构的调整，逐步压缩国有股的比重；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切实转换经营机制。
3.要把经济结构调整落到实处，还必须调整整个社会的所有制结构。21世纪初期应采取措施，大力发展非国有制经济，包括城乡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以及中外合资经济等，使非国有经济在独立核算企业资产中的比重和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达到50—60%，成为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力量。
（二）加快发展资本市场
1.从经济增长的需要和可能出发，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所有制结构调整，加快发展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证券市场，扩大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规模，使直接融资保持较高的增幅，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直接融资的比重达到25%左右。
2.采取多种措施发展证券市场。要支持和鼓励经营效益好的国有大企业上市发行股票，对非国有经济企业上市一视同仁，对高新技术企业实行优先上市，运用已上市公司的筹资和再筹资功能，支持技术开发和创新产品，提高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在发展“主板市场”的同时，试办“二板市场”，为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科技企业服务。继续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积极稳妥地组织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及信托基金进入资本市场，逐步提高机构投资者的比重。尽快出台产业投资基金，切实实行规范运作，稳步发展。从国有股、法人股协议转让入手，分门别类、有步骤地解决国有股、法人股上市问题，充分发挥证券市场重新配置资源的功能。推进股票一级市场的市场化。进一步发展项目融资、 BOT、经营权转让和可转换债券等新型融资方式。
3.发展产权交易市场、保险市场、货币市场。发展产权交易市场，推进资本重组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保险市场，建立并完善股份制保险公司，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适当允许国外保险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继续发展货币市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4.依法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改进并完善监督体制。
（三）理顺收入分配关系
1.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必须进一步规范和理顺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结合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建立和完善企业的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进一步改革行政事业性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以增加企业积累，提高企业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继续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对预算外收入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包括经常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债务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在内的复式预算制度；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重点是使税负水平适当，税制结构合理，税收征管严格，最终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趋向合理。
2.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要形成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国有投资取得必要回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有效机制，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推进资本、技术、经营者管理才能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并加以规范化。在考核资本效益、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尽快放开对国有企业工资总量的行政性管理，推行并规范经营者年薪制、工资集体协商制等制度，探索经营者、技术人员、劳动者的“剩余索取权”实现形式，维护其合理权益。
3.建立健全个人收入调节机制。逐步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利息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种，改进和完善个人累进所得税，以调节过高收入，防止收入过分悬殊。规定最低工资线，建立和完善城镇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在“八七”扶贫工程基本完成以后，要对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以及返贫问题加以关注，通过增强其自主开发能力来发展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依法取缔各种非法收入。
（四）积极开拓就业渠道
1.正确处理结构调整升级与增加就业岗位的关系是21世纪初期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要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广泛推行临时工、小时工、季节工、弹性工作制等多种形式，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提高劳动者技能为中心，抓好富余人员和失业劳动者的就业培训；通过延长义务教育时间、适当扩大高等院校（包括经过批准的非公立高等院校）招生名额、实施劳动预备制度进行技能培训等措施，以提高劳动者素质，降低劳动者参与率，适当减轻劳动力供给压力。争取在“十五”时期建成比较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体系，以缓解结构性失业，降低摩擦性失业。
2.尽快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征收社会保障税或发行特种公债等措施，妥善处理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会保险的历史欠帐或补偿问题，建立并完善“覆盖全社会职工，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面合理负担费用，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结合，失业救济与再就业相联系，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3.对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体的特殊性问题进行特殊处理。要区别不同情况，加强支持力度。如扩大公共投资规模，尽快实施就地产业转移（如森工行业向造林、环保及现代农业转移），或地域性整体转移（如煤炭行业的老矿区向新矿区实施人力、物力等生产能力转移）；协助解决资金、技术等条件，鼓励发达地区与困难地区联合协作等措施支持困难地区发展经济和再就业工作。
（五）加快城市化进程
1.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在推动工业化阶段性转换、扩大中间品和投资品需求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以保持国内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持续拉动作用。21世纪初期要以城市经济的结构转换和升级为主要方面，同时充分考虑和利用促进城市化的各种可能条件，争取“十五”期末人口城市化率达到35%左右。
2.促进大城市的健康发展。根据发展势头，逐步使一批条件较好的中等城市发展成为大城市，更好地发挥区域经济中心的作用；加快现有大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加强城市功能建设，提高环境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
3.加快小城镇发展和建设。加大投融资改革力度，建立多渠道增加小城镇建设的投入机制；把小城镇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结合起来，实现合理布局；把乡镇企业调整升级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促进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户籍管理一体化，为农民进入城镇创造条件。小城镇建设要有利于吸纳人口，有利于节约耕地，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农村现代化建设。
4.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城镇化体系。按照全国市场一体化的要求和区域经济特点，根据市场发育程度、交通网络、城市综合辐射能力，通过科学规划，逐步形成分工明确，布局合理，大、中、小城市相结合的城镇体系格局。
（六）大力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把全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大力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结合起来。要充分发挥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战略主导作用，同时根据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开拓城乡市场的需要，加大中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力度，力求有所突破，缩小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
2.继续保持东部地区的发展势头，加快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东部地区要加快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支撑经济增长作用强的产业和产品，大力发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动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加快沿海开放城市发展，发挥其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
3.加大支持力度，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引导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增加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向中西部落后省份的转移额度，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支持中西部地区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国有经济重组，发展非国有经济及各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制经济；促进资源优势与先进技术相结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产品的附加价值。
4.促进各省区市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发展优势经济和特色经济。鼓励各省区市根据自身条件和比较优势，通过市场竞争确立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促进地区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坚决制止重复建设，不断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5.根据不同类型地区的特点，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大力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先导产业为主体的新兴工业区，增强其经济实力和辐射能力；加大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力度，淘汰过剩落后的生产能力，加快结构调整步伐；继续制定和实施扶贫计划，使全国贫困地区达到温饱水平；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党的民族政策，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6.加快制定国家区域政策和规范地区经济的法律法规，明确和合理界定各类主体在促进地区发展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七）实行积极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
1.21世纪初期财政货币政策要以保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和币值稳定为目标，以支持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升级为重点。考虑到“九五”后期财政货币政策适度松动的滑动轨迹和波及效应，要控制财政赤字，国债规模，确定合理的货币供应量。根据近几年的实践，借鉴国际经验，并经初步测算，财政赤字和累计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例、 广义货币供应量年均增幅，分别为2—2.5%和15—20%、12—15%较为适宜，在此区间既可防止通货膨胀，又可避免通货紧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相互配合，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调整经济结构的作用，更多地运用货币政策来控制经济总量；相对来说财政政策可适当紧些，货币政策可适当松些，实行松紧搭配的政策。
2.有效地发挥财政政策对结构调整升级的促进作用。要继续提高“两个收入”的比重，改进国债发行办法，增加国债期限种类，以筹集资金；扩大对高新技术产业、教育、科技、环保、社会保障等的投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通过税收政策、财政补贴政策和企业财务政策对社会投资进行调节。
3.积极运用货币政策促进结构调整升级。调整信贷结构，扩大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消费信贷，实行差别利率制度，引导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向等措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支撑消费结构升级，支持国有企业，特别是非国有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
4.继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并化解金融风险。努力提高银行资产产量，增加银行资本金，减少不良资产；同时积极推行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探索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工商、农行、中行、建行）实行国家控股的股份制改造，把国有商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坚持商业贷款原则，严格信贷资产的管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障储户利益和银行体系安全。中央银行要按照GDP的增长率来确定货币供给量， 并运用准备金率、再贷款、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控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依法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规范和维护金融秩序，保障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
（八）加大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力度
1.加大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力度，对保持经济较快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全局性、关键性作用。要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从根本上讲就要振兴科技，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因此，应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21世纪初期经济社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任务抓紧抓好。发展科技、教育的关键是要加大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力度，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促进教育产业化和发展素质教育。
2.加大科技体制的改革力度，完善企业创新机制，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以市场为导向，引导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技力量进入企业，或与企业联合、合作、共建；鼓励产业部门科研机构向科技型企业、技术服务中介机构转化。推动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支持企业自办技术研究和开发中心，增强企业创新能力。鼓励开展与跨国公司的合作设计、合作制造，掌握先进生产技术。制定和实施面向21世纪的产业技术发展规划和产业技术政策，实施一批技术创新工程和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工程，提高技术密集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加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增强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根据市场需求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有选择地加强对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的投入，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利用我国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领域有较为坚实的基础和人才优势，在一些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加强国家知识创新工程和技术创新工程建设，形成一批知识和技术创新基地。建立高科技人才激励机制，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3.较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积极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在21世纪初期，要下决心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尽快达到4%以上。在继续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的同时，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社会和企业向教育投资，逐步形成义务教育主要由国家投资，非义务教育主要由社会投资的格局。在加强监督、考核和许可管理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各种私立学校和各种社会力量联合办学。推动高等教育产业化，鼓励高等院校与企业联合办学，或采用有偿定点定向培养人才。改革现行的教育评价和考核方式，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加强教育内容、方式和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进程；合理调整院校布局和课程设置；发展成人教育、函授教育、远程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以及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
（九）进一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1.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21世纪初期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粗放、低度化的产业结构造成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在21世纪初期必须通过结构优化升级，减轻资源压力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同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遏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势头，使城乡居民的居住环境有明显改善；同时要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有关政策作为促进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换的硬约束条件和推动力。
2.加强国家对资源的综合管理，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开展对国土资源的调查，建立国土资源评价系统；加强立法执法力度，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经济政策，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和节约资源；采用国际通行做法，通过风险勘探、开发，建立紧缺资源的海外基地，更好地利用海外资源；建立国家战略资源储备制度，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3.转变观念，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关系。增加环境保护投入，拓宽资金渠道，保证环保投入的稳定增长；加强对重点城市、区域、流域、海域的污染治理和控制，遏制环境恶化的趋势；逐步转变环境治理方式，实现从点上治理到面上建设，从末端治理向污染预防、清洁生产和废物减量化的转化。
4.实施《国家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加强重点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优先抓好对全国有广泛影响的重点地区和重点工程，力争有所突破；加快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土地治理步伐，有效遏制黄河上中游等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有计划地停止天然林的采伐和湿地开发，坚决禁止毁林毁草开垦和围湖造地，对过度开垦、围垦的土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还林还草还湖。
5.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加强对农村和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保证“十五”期间人口增长率控制在10‰以内。
6.加快研究制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实行资源、环境核算制度试点，将资源、环境综合成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加大运用价格机制调整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力度，提高部分资源产品和保护环境的公共服务价格；结合费改税，研究在合并排污费和治污费的基础上征收环境治理税；调低对国家鼓励的生态环境建设、节能降耗、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环境治理技术和设备制造等的税收。
（参加执笔和讨论：林兆木、王永治、王一鸣、沈志群、常修泽、慕海平、张立群、胡春力、吴晓华、周海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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