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西斯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0年前的那场战争，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卷入的国家和民族最多、牺牲最为惨烈的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杀。这场战争，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象征，它所提供给人们的思考已经远远超出战争本身，它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史的面貌，影响到战后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格局，影响到东西方的哲学、文化和人文精神。战后，围绕着那次战争，不同国家、种族、信仰的思想家、人文学者和知识分子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著作、论文。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当时十分活跃的一种学术力量和精神思潮，对法西斯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根源与认识根源作了深刻地揭露、研究和批判，留下许多风靡一时的著作与文章，涌现了一批代表性的人物，其中影响较大、最具代表性的当推卢卡奇、赖希和弗罗姆，他们的一些观点我们虽不能全部尚同，但许多精采的分析仍不乏教益与启示。这里介绍一二，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一、卢卡奇：理性的毁灭
二战结束后，卢卡奇离开苏联返回匈牙利。回国后，对于法西斯主义理论及其思想根源，进行了深刻的省思和研究，写出了长篇巨构《理性的毁灭》。
在这部书中，卢卡奇勾画了德国晚近非理性主义的发展，论述了这种哲学的理论根据，认为它来自谢林晚年的天启哲学和理智直观的思想；来自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尼采的强力意志及超人学说；来自基尔克戈尔的宗教哲学，它们是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中一切颓废和反动流派的理论渊源。正是这种包括种族偏见、种族仇恨、不可知论、相对主义、制造神话的倾向、无批判性和轻信，期待奇迹的愿望等诸多因素的非理性主义，在希特勒时代起了决定性作用，并在法西斯官方意识形态中达到了顶峰。卢卡奇说，正是自己也曾一度醉心的生命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导致了几乎毁灭理性，从而毁灭欧洲文明和整个人类的战争。
卢卡奇认为，法西斯主义哲学最重要的基础是种族主义，它建立在唯我主义的种族结构之上：种族之间完全陌生，互相敌对，壁垒森严，互不勾通。“一种如此缺乏基础和毫不相干的、如此不科学、如此粗俗不通的‘世界观’，竟能占有统治地位，那就需要一定的哲学气氛，来瓦解对理智和理性的信赖，来摧毁对进步的信仰，来制造对非理性主义神话和神秘主义的轻信。生命哲学创造的正是这种哲学气氛。”〔1 〕从生命哲学过渡为法西斯主义，真正说来，正是由于出现了这样一些好战的生命哲学家，他们在著作中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上来理解生命与死亡，他们反对理性的斗争具有强烈的社会含义。他们继承了帝国主义时期生命哲学特别是其最后阶段的这种完全非理性主义的遗产，利用它来建立一座意识形态的桥梁，以沟通在任何方面没有任何水平的希特勒宣传理论和由生命哲学培养起来的德国知识分子，引诱他们到国家社会主义阵营里去。
对于法西斯主义能在德国盛行，卢卡奇分析道，德国在一次大战中的失败，造成了两个相互紧密联系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凡尔赛和约普遍的民族愤慨，“广大的激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民族屈辱持一种虚无主义态度（抽象的和平主义）。”〔2〕第二个问题是对1918 年革命的社会成果的失望。这失望在于：魏玛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没有民主人士的民主，且魏玛的民主被迫接受德国自拿破仑时代以后所经历的最深重的民族屈辱——凡尔赛的帝国主义和平。这对没有受过民主教育的人民群众来说，魏玛共和国就被看成是与民族壮大和扩张时代相对立的民族屈辱的执行机构。“魏玛共和国产生的这种情形支持了那种‘德国特殊的’、唯一适合‘德国本质’的反对民主发展的旧的观点，给德意志民族的壮大只能产生于反民主的基础上的那种神话提供一个似乎是正确的借口。”〔3〕而魏玛民主党在1929 年经济危机中所实行的坚决反动的经济与社会政策，使这种失望达到了顶峰，人民群众反资本主义的情绪日益增长。于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就为自己提出了新的任务：利用人民群众的反资本主义情绪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以此为依托建立一个新型的反动统治体制，“要使广大群众对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和约的当然、合理的忿怒变成一种帝国主义侵略的沙文主义，那么就很显然，对这种彼此冲突的倾向的纯粹煽动性的‘联合化’就只有一种彻底的非理性主义的世界观才是适合的。”〔4〕因而， 这种必要的、经过长期准备的、在“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中得以完成的非理性主义便盛行起来，当然这与德国市民所受的旧的非理性主义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引人注意的是，这种反对理性的倾向吸引了很大一部分工人。这是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统治党以后，在党的宣传中，首先是在党的行动中，“现实政治的合理性”思想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并且这一路线在巨大的世界经济危机时期仍然得到居统治地位的改良主义的支持。因此，“理性”对人民群众实际上意味着：在工资下降时，不要罢工，而是要适应它；在失业救济减少时，不要游行示威，不要采取任何有力的行动；为了避免法西斯主义的血腥挑衅，人们应该退缩。改良主义的“理性”不但使工人阶级在准备武装夺取政权的法西斯面前变得毫无抵抗力，而且也损害和动摇了相当一部分群众，尤其是年轻工人对一般理性、对历史发展的革命合理性、对理性与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连贯性的信念。当危机来临时，他们自顾在其世界观上接受这种反对合理性、蔑视理性和科学的倾向，甘当神话信仰的俘蔑虏。
在知识分子和小市民阶层中，则出现了强烈的动摇，继而出现了几乎完全失去社会和个人生存的“安全”感觉。这种变化对接受法西斯的非理性主义也同样是重要的：当时群众心理状态是灰心失望，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轻信，期望出现救世的奇迹等。而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的出发点正是这种绝望，及由这种绝望产生的轻信和对奇迹的期待。“安全越是受到威胁，个人生存越是直接成为财注。这种轻信，这种期待奇迹的愿望就越是强烈。”〔5 〕从而也就使得世界观的绝望为绝望的冒险政治而服务。“这种社会的神经失常、迷信的极端滋长和相信奇迹的时代的共同点在于：它们总是一个旧的社会秩序衰落、几百年以来根深蒂固的文化走向没落、而新事物正在产生的年代。资本主义生活的普遍的不安定性在德国的危机年代得到增长，它意味着转变成为性质上的新事物和特殊事物。而这一转变使接受性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传播，法西斯主义则以肆无忌惮的方式利用这种接受性。”〔6〕因此， 法西斯的宣传和暴政不过是一个长期的、起初表现为“无辜的”过程的顶点：理性的毁灭。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告诉人们一个真理：不能抵估那种时髦的、反动的思想意识对人民群众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一个社会的一定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健康、明朗的批判的气氛，还是一种迷信、期待奇迹或非理性主义的气氛，这不是智力水平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状况的问题。轻信、迷信、期待奇迹愿望特别盛行的时代决不总是文明特别低落的时代。这些闪光的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值得深思的。
二、赖希：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
1929—1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元气未复的德国经济又遭到沉重的打击，工业产量下降40.6%，失业人数高达700万。 经济危机导致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到处是失业队伍的游行示威，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灰心失望，几乎全国反对资本主义。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这场危机会促进共产党在德国的迅速发展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然而事实的发展却是在1928年选票不足3%的纳粹党，在1929 年却一下子获得42%的选票，并于1932年一跃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这种结果与当时德共的分析大相径庭，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奥地利的精神病学者和社会批评家、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赖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1933年发表了影响很大的《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从心理学角度揭示了当时德国大众的心里结构、心理趋向和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得逞一时的精神根源。
赖希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从自由主义转向法西斯主义独裁统治这一客观事实的背后，还隐藏着彼时彼地社会集团心灵结构的主观趋向——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有可能为其政变找到可靠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引起包括一部分工人在内的德国人的共鸣与拥护，是由于纳粹主义象其他政治运动一样，是根植于一种普遍的心理结构之中，“‘法西斯主义’只是普通的人类性格结构在政治上有组织的表现。”〔7〕在这种心灵结构中， 纳粹主义的心理基础的致命弱点是当时中下层阶级特有的那种对权威的含糊、暖昧关系。这个中下层阶级有一种十分矛盾、摇摆的社会态度，他们既恐惧自由、渴望权威、希盼有一个强大集团带领社会走出危机；同时凋敝、贫弱的社会危机状态所形成的怀疑主义风气和绝望心理又促使他们随时准备造他的反；既服从造反主义的绝对专政，同时又对那些地位比自己低的人采取独裁主义的态度。这种独裁主义并发症是中下层阶级社会生活极度焦虑的产物，是自卑、憎恨与妒忌，是禁欲、狂热和夸张性妄想的混合物。这样一种状态很容易被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宣传所利用。赖希认为，独裁主义性格本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特征，但是，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它日益成为小资产阶级的特征了。外部的压力，关于地位的焦灼感。家庭经济的每况愈下和社会功能的瓦解、战争与失业的大灾变等等笼罩着中下层阶级的生活，无序、混乱和非理性渗透到他们的性格之中，加剧和诱发着独裁主义的个性特征。
赖希认为，当时的德国左派没有能理解公众心理和精神状况，由于不理解无产阶级“心灵结构中的革命要素部分的是不发达的，部分的则被其结构中相反的反革命要素所抵销”的缘故，〔8 〕没有能抓住那些心灵结构中的矛盾要素，没有能把中下层的社会愤怒疏导到正确的社会理性上来。相反，法西斯主义则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把群众驱赶到宗教、种族和沙文主义中去：以国家、种族的独裁自由补偿个人的不幸，以扩张战争转移群众紧张化的焦虑心理。
作为独裁主义的并发症——受虐狂的性格结构，赖希还分析了当时德国的家庭生活中的压抑气氛。这种压抑气氛与社会的非理性狂热相一致，施虐者同时也是受虐者，普遍的社会心理的失衡，不安与焦虑，无力与无援感，渴望领袖与害怕权威，害怕生活，逃避现实与神秘主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疯狂、畸形的怪胎。电影《铅皮鼓》就准确地反映和揭示了这一怪胎。这部获大奖的西方电影是很多读者所熟悉，它所揭示的那种家庭关系与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法西斯化相一致。在这里，施虐与被施虐者常常来自同一个群体，人们只有在被强迫中感到安全和认可，也只有在强迫中感到自我力量和信心——家庭中的性关系是如此，家庭所卷入的社会生活也是如此。也正是因为德国大众心灵结构中的这一独裁主义性格，使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得逞一时，给德国也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三、弗罗姆：逃避自由
1941年，在批判法西斯主义过程中，弗罗姆发表了成为他毕生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的奠基之作《逃避自由》，将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分析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中，以其冷峻的方式描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所经历的“焦虑的时代”，即孤独的个人要迫不及待地放弃珍贵的同时又是可怕的礼物：自由。自由这一双重的礼物，给人带来了独立与理性，同时又使人失去原初的安全感，使人陷于孤独，充满忧虑，“一方面人日益摆脱外在权威获得了独立，另一方面人日益孤独。”〔9〕因而，“个人被一种不堪忍受的孤独感和无足轻重感所驱使， 企图通过消灭自我来克服这种孤独感和无足轻重感。”〔10〕“我们不得不承认，德国的数百万人民，渴望放弃自由的程度，不亚于其祖先渴求追求自由的程度，他们非但不要自由， 而且想方设法摆脱自由。 ”〔11〕一种要逃避孤独，也就是要逃避自由的冲动，使人们迫不及待地要放弃自我，放弃自由，于是人们纷纷与某个强大的权威结盟，以便能分享它的威力和荣耀，同时也是为了忘却那个带来恐惧的自我。法西斯权威利用了群众的这一种心理，一举夺走了千百万人急于放弃的自我和自由。
在书中，弗罗姆论述了中下层阶级的“极权主义的性格”，并借助对这种社会人格的阐述，揭开了法西斯运动的心理内幕。
弗罗姆认为，中下层阶级由于受到经济变革的巨大冲击，受到垄断资本和通货膨胀的威胁，就产生出一种无能为力感和渺小感，随之而来的便是某些性格特征即虐待狂冲动和被虐待狂冲动的强化。纳粹意识形态诉诸这些强化了的性格特征，使其成了支持德国帝国主义扩张的强有力的力量。弗罗姆把施虐——受虐狂性格称为极权主义性格是非常贴切的，因为施虐——受虐狂的性格特征就体现在对待权威的态度上：渴望对人的权力，渴望屈服于一个占压倒优势的强大的外部力量，而“绝大多数的德国工人的人格类型是属于这种性格的，他们有着极权主义性格的许多特征：深深地崇拜和追随现存的权威。”〔12〕由于大多数居民都深感个体的无足轻重和软弱无力，这就构成了纳粹主义的人性基础，没有它，纳粹主义便不可能发展。中产阶级的无权力感、忧虑感，与社会整体的分离以及由这种境况所产生的破坏欲，使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寻找靠山，找一个他们能将其自我交付出去的强大的权威，结果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代表人——希特勒。“希特勒本人就是中下层阶级的典型代表，一个既没有机会，又没有未来的人物”。〔13〕
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极权主义性格的两种心理特质，即施虐与受虐的特质。希特勒个人生活的不得志代表着德国中下层阶级的不得志，而他个人的破坏欲则代表着一次大战失败后德国人心中淤积的破坏欲。正是在这样的性格基础上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破坏运动。
弗罗姆在书中向人们揭示了构成法西斯主义的狂热分子的两极——施虐与受虐狂，有着共同的心理机制，即受逃避孤独与自由的驱驶，人们不堪忍受“自由”所带来的孤独感而竭力“逃避自由”，从而形成“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而正是这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使法西斯主义兴起和希特勒的发迹这一曾令多少人深感震惊的现代噩梦成为历史的必然。
弗罗姆是在批判法西斯主义过程中提出他的“逃避自由”理论的。他注重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和流传的心理根源，这不但在法西斯主义猖狂的当年对人们有启发作用，就是在今天也值得人们深思。虽然有人说《逃避自由》一书是出自那个时代“最机敏、最深邃、最成熟的大脑”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必须承认，它确实是对那个时代的深刻的哲学反思和对当时集体意识的精湛心理学分析。
注释：
〔1〕、〔2〕、〔3〕、〔4〕、〔5〕、〔6〕选自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第364页、第62页、第66页、第72页、第74页。
〔7〕〔8〕选自赖希：《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第9页、 第57页。
〔9〕〔10〕〔11〕〔12〕〔13〕选自弗罗姆：《逃避自由》， 第57页、第205页、第16页、第361—362页、第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