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超前人口高龄化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龄论文,超前论文,人口论文,趋势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我国虽然尚未进入人口高龄化时期，但是，人口超前高龄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这必将使我国面临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将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去承担发达国家人口高龄化水平的重大压力。对此，我们必须认真进行研究，并及早采取有效对策加以解决。
一、我国人口高龄化的一般趋势
我国人口高龄化的发展趋势具有来势猛、发展快的特点，并已经进入初步高龄化的前期阶段。例如，我国的人口年龄中位数1964 年为20.2岁，1993年已上升至24.37岁，不到30年的时间就上升了4.17岁；同期，人口老年化指数也从8.8上升至21.3。 表明人口高龄化的发展是很快的。
我国从高龄化前期进入初步高龄化时期，同日本、新加坡所需时间也将大致是相同的。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5.7 %上升到7.1%用了10年的时间（1960—1970）年。据预测， 中国达到这一水平大约也只需10年的时间，即到本世纪末也将步入初步人口高龄化时期。
我国老年人口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1982—1990年，全国总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1.496%，而60岁以上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9%，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更高达3.1%，比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分别快0.9倍和1.07倍。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也比日本高龄化水平相近时期还要快得多。例如，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5.7%， 以前的二十多年间即1964—1990年期间， 老年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3.7%；而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这一水平以前的25年间（1935—1960年），老年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仅为2.1%。 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要比日本高龄化相同水平时期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0.8倍。 而如果我们从人口高龄化过程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来看，我国人口高龄化则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超前发展的趋势。
二、我国人口高龄化的超前性
我国人口自身发展的进程同日本相比，在一定时期具有相同的人口高龄化进程和相似的人口高龄化轨迹。例如我国1990年到本世纪末的高龄化水平将与日本1960—1970年间的高龄化进程几乎相同，即65岁以上人口比重都在5.6—7.2%左右。其他几个标志人口高龄化的基本指标，如老年化指数、年龄中位数、老年人口扶养系数等几个重要指标，中日两国也都大体相似（见下表）。
中、日两国人口高龄化趋势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日本厚生省人口问题研究所《人口统计资料集》1990年版。
但是，从人口高龄化与同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适应程度来看，中日两国的差距却很大。例如两国在初步高龄化前期，虽然人口高龄化水平相同，但二者的经济发展水平却有很大的差异。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出我国人口高龄化水平的超前性质。也说明我国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经济社会所承受的人口高龄化的压力比日本当时要相对严重得多。对此，我们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
人口高龄化一般的是伴随着人口转变、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产业结构的转变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步发展的。而我国的人口高龄化进程，同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却有较大的偏离和超前性。下面我们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口产业结构的转变以及经济增长质量等方面，分析一下我国人口高龄化的超前程度。
1.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1993年世界上65岁以上人口比重在6%、老年化指数在20左右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都在2000美元以上。其中最高的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6300美元，最低的国家也在2100美元以上。日本在1965年，65岁以上人口占6.29%时，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达到了920美元。而1993年我国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达5.9%，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70美元〔1〕， 仅是日本1965年前后国民生产总值水平的40%，与1993年世界地高龄化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仅是这些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低水平的1/5左右。
2.从人口产业结构来看。众所周知，非农产业人口所占比重的高低，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又一重要标志。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高龄化前期时，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一般都已上升至较高水平，二者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而我国人口高龄化的前期进程与非农产业人口比重的提高并不同步，且有较大的背离。日本1960年高龄人口占5.7%时， 非农产业人口比重已达67%以上。我国目前产业结构调整刚刚起步，产业结构的非农业化仅仅是开始。1990年当我国65岁以上高龄人口达5.57%时，非农产业人口仅为40%。预计到本世纪末，我国非农产业人口比重才能达到60%以上的水平。
3.从经济增长质量来看。一般来说，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速度贡献的大小，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内涵。从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国际比较中，也可看出我国人口高龄化水平与经济增长质量的背离十分突出。例如，日本1960—1965年，65岁以上人口比重占5.7%—6.3%的时期，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88.5%，韩国该指标高达90%（1990—1993年）以上。而我国直到1990年以后，尽管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有较大提高，仍不足60%。比日本、韩国等国高龄化水平相近时期都低得很悬殊。上述资料说明，我国人口高龄化的进程与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严重地不相适应。
4.从人口素质的平均水平来看。通常人口高龄化的进程与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也是同步的。我们暂且用人口文化技术综合指数〔2 〕的变化来大致反映人口素质平均水平的变化。1990年当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5.57%时，上述指数为21.6左右。而日本与我国1990年高龄化水平相近时的1960年，该指数则为99.2，比我国高3.6倍。 我国人口高龄化进程同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的这种严重背离，大大降低了我国社会经济对人口高龄化的承受能力。正因为如此，我国迎接人口高龄化的进程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三、我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我国正面临着超前人口高龄化的空前冲击与压力，挑战是严峻的。因为超前人口高龄化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矛盾，必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如日益增加的社会经济负担、老年人口增加所引起的消费结构、生产结构、投资结构的变化以及老年人口增加对全社会的经济活力、总体创造力和整个社会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等方面的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挑战和机遇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历史也为我国迎接这种挑战，并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绝好的机遇。我们应该特别重视并抓住这个机遇。其中主要是：
首先，从现在起到2010年以前，我们将进入初步人口高龄化前期和初步高龄化时期。恰恰又是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的时期，也是它所占比重持续高水平的时期（据预测，其比重将长时期持续在66.6%—68.6%的高水平上）。这个时期，对我国也是个万万不可错过的“黄金时期”。只要我们能抓住这个机遇，有效地开发利用这部分人力资源，对于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缓和超前人口高龄化带来的许多矛盾，必将起到历史性的重大积极作用。据计算，我国未来20年，是劳动年龄人口中的中年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的时期，其中35—39岁、40—44岁年龄组的中年劳动年龄人口将以年平均3%以上的速度高增长。 抓紧对这部分劳动年龄人口的再培训，可以使他们充分发挥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作用。
其次，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人力资源再开发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老年服务事业、老年医疗事业以及老年保障事业的发展，不仅为更多的人提供了产业间转移和新的就业机会，而且众多高龄劳动力人口本身也是新的有待再开发的特殊人力资源。其中既有科学技术和学术界更成熟、技术更精良的劳动力人群，有为数众多的高级专家、工程技术人才、经验丰富的管理人才以及老教师、著名老医生，也有数以百万计的各类熟练工人、老技术革新能手等。这部分老年人口资源如果能有效加以利用，使之重新加入某些领域的社会劳动大军，则可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新的不可忽视并能作出重要贡献的力量。根据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合理地指导他们重新就业，对我国急待实施的产业结构调整，将会起积极作用。
第三，在我国人口初步高龄化时期，也正是抓紧提高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素质的绝好时机。因为这个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十分充足，特别是20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增长速度快，与经济增长需求相比，供过于求。因此，从全社会来看15—19岁的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完全有条件暂时不进入劳动市场。如果我国能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政策，降低这部分人口劳动力率，使其中大部分首先充分接受各级各类教育与培训，便会有利于从根本上促进这部分劳动年龄人口素质的提高。这样，不仅可以减轻劳动市场的过大就业压力，更重要的还可以保证他们在今后作为优质劳动力发挥作用。这也是提高我国全民族文化素质的基础。不仅如此，还可以在今后几十年内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从而使超前人口高龄化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矛盾得到缓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我国15—19岁人口的劳动力率高达76.3%，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虽已降为64.9%，但仍属世界各国最高水平之列。这表明，我国这部分人口进入劳动市场的比重过大，从而使它失去了应接受基础教育和培训的宝贵机会。鉴于此，我国今后必须进一步采取有力政策措施，大力提高这部分新增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基础文化素质。
注释：
〔1〕〔美〕美国人口咨询局编：《1993年世界人口统计表》。
〔2 〕通过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学生入学率与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综合计算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