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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炎黄子孙，不论在何处出生成长，不论操何种语言（包括陆、台、港、澳及新加坡，故本文以华人称之），都会认为儒家学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早在苏格拉底（Socrates，前470—前399）、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之前，儒家学说已展现了人类思想史的光辉一页。因此有些研究儒家的学者，认为这个全球化的大时代，正是儒家在国际思潮中发挥其文教影响的机会。对此，我们要提出几个问题：
经过二千多年的政治与文化沧桑，今日的儒学究竟是怎样的一门学问？与周公、孔子（前551—前479）时代的原本学说，有何不同？
历代演绎出来的种种儒学版本，能否充分代表原本周、孔的学说？
儒家学说的本质是怎样的？具有怎样的文教力量？于今日而言，又有何时代意义？
儒学能够中兴、发展而成为新时代的文教主流力量吗？
一、儒家对中国人社会影响程度的观察
解答这些问题之前，先要观察当前儒家思想对各地华人社会的影响。
学者多以为儒家对华人社会的影响是直接和深远的，事实不然。试看大家怎样回答下面的问题：
谁能说出《论语》共有几章？十章？十五章？二十章？三十章？
谁能念出《大学》开头的五句？
谁曾在小学、中学、师范或大学读过“四书”“五经”的原书？还是只读几篇节选的课文或文学史中的简介？
谁能举出《荀子》中任何一篇的篇名？
谁能举出三个孔门弟子的姓名及其特点？
谁敢认同以儒家道德作为本人立身处世之本？
谁敢说自己依照儒家道德去教导弟妹子女做人之道？
试与西方人、印度人和中东人终生不离其经典教条相较，我们这自以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代，对儒家经典的认识只是肤浅及空虚的。再看此时的华人社会（大陆、台湾、港澳、新加坡在内），在学校和家庭里，究竟有多少儿童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他们的日常活动，是礼乐射御书数，还是半中不西的歌曲舞蹈？他们所诵习的是人本的“修齐治平”，还是神本的“绝对真理”？这说明：
一、各地华人社会对儒家思想的认知不足。与其说华人社会是儒家社会，不如称之为名义上的儒家社会。因为二千多年前原本的儒学精神至今已所余无几。
二、未来的华人社会，儒家传统的成分将会更少。其趋势是日益西化，连姓名也将如此：陈戴维医生、张玛利律师、林保罗部长、李提摩太教授等等，与颜渊、曾参等中国姓名格格不入。
上面指出当前儒家思想的文教功能几已消失殆尽。可是仍有学者抱着十分乐观的态度，他们以为这个后现代的时代，科技弊病丛生，道德沦丧，在危机震撼之下，追求世界和平的意欲在学术界和宗教界中渐显生机。他们以为这正是儒家思想国际化的时机，正好以儒家去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甚至可以发挥济世功能。请大家想想，果有此可能吗？要发挥济世功能，则必须先为群众接受。可是在今日的华人社会，已没有几个人真正认识儒家思想，更没有几个人愿意以儒家思想作为言行的准则，遑论普及于世界了。儒家的文献或为一些西方学者所欣赏，将之作为教学研究的课题，但与挽救后现代人类社会危机的鸿图大业，谈不上有何关系。
儒家思想由盛而衰，这是事实。至于儒家衰微的原因何在？则有待大家共同探讨。
二、儒家思想衰落之因：官僚化与教条化
先说儒家的来源。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博汲前贤的学问，集其大成；孟子荀子等承其说而发扬之，其学渐趋完备；在各家争鸣中，挟其博厚的见识，成为主流学说。到了汉初，被定为治国的理据（注：汉文帝始立经学博士，汉武帝时又分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武帝亲试天下士，选公孙弘董仲舒为首列。董仲舒请兴太学，置明师，以元养天下之士。武帝时，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由董仲舒依当时政治的需要，选择儒家学说中一些合用的理论，予以加工，制定了一套专为教化平民和管理国家的政教传统（注：汉初盛行黄老之术，董仲舒以阴阳灾异五行之法，提出主政行四时、天人合一等说法，成为一时思想的主流。）。自此官版儒学便代替了原本儒学，成为钦定的汉家儒学与治术；于是以周公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便与其它诸子百家之学都成为学术文献，再不能直接地影响一般民众的思想和行为。
这是儒家学说的第一种变化，即官僚化和教条化，其结果就是由本来是民本的、活跃的儒家，变成形式的、说教的制度。原本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和亲和力，开始消失。
以后各代以儒家自居的封官士人，便成为统治儒术的执行者。至于在野的士人，本可利用存世的儒家文献，继续发展真正的人本儒家传统，用以充实民生、启迪民智，以之抗衡官僚版本的儒术。即在政治制度控制之下，社会仍可不断创新，促进中华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可是历史自有其演变的轨道：先是汉学之兴，文字滋生，经学偏重于训诂，道统迷失于考据（注：先是有今古文之争。如今文诗有鲁、齐、韩三家，而毛诗则为古文诗之代表。）；继而魏晋的玄学和宋明的理学论天命、讲理气，左右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维；其后濂洛关闽的儒学门派（注：濂洛关闽之学，后人定此四派为宋代理学的正宗。濂学之开宗者为浙江之周敦颐（1017—1073）；洛学之开宗者洛阳之程颢（1032—1085）和程颐（1032—1107）；关学为关中之张载（1020—1077）；闽学为福建之朱熹（1130—1200）。），于隔世出尘的书院中，各逞所得，这种清谈式的儒学，同样是远离了真实的人生（注：儒学本是入世之学，讲经世致用，主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事功。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应把所学所思用之于社会。）。执掌书院的学问家，在官僚制度之外，自成另一种权威体系。试想绛帐传经和程门立雪的故事，岂不是大异于孔氏有教无类的遗风么？（注：马融（前79—166）绛帐，据《后汉书.马融传》：“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后世以“马帐”指通儒的书斋或儒者授徒传业之所。程门立雪，据《宋史.道学传二.杨时》：“[时]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这里引此二事，说明世称大儒者之排场与气派，与孔子“有教无类”、“如沐春风”之旨似有所违。）马融和程颐的著述，对中国文化社会的影响，大概只局限于士人阶级。农夫工匠、市贩走卒、妇人孺子，又怎能领会“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崇高理想？至于下达于民间的文字，就是学塾里的启蒙读本，如《千字文》、《三字经》、《幼学琼林》和《治家格言》之类。论文字技巧，或不乏精彩之作，但其内容则属官版儒学的入门初阶。在蒙馆任教的老师，有修养具智能的固然不少，但学而不化的腐儒也大有人在。
三、儒家思想衰落之因：西化与学术化
官僚化与教条化是儒家学说失去活力的远因。到了清末民初，萎靡不振的官僚儒学受到西方文化东来的打击，更趋衰微。当军事与经济一同崩溃、现代化口号高张之际，官僚儒学出身学识深湛的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和蔡元培（1868—1940）等，尚不免引用一些西方思想去谈论时务。当时的维新言论，皆属此类。其后的许多留学生，如留美的胡适（1891—1962）、留日的周树人（1881—1936），他们满怀救国救民的热忱，对传统中国文化已经失去信心，只好寄望于外来的新思想新事物，遂以西方的标准去批评本国社会、政治和文化。于是凡是儒家的、中国的都是过时、落伍、腐败和不可救药的，必须推翻之、打倒之。于是批孔孟、废文言、弃国服；转而习洋语、衣西装，开口必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杜威（John Dewey,1859—1952）、闭口即普希金（Aleksandr Sergeevich Pushkin,1799—1837）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谈建设必提德先生与赛先生、论改革则倡阶级斗争或全盘西化。从此官儒崩陷，所余者，惟大学哲学系中聊备一格的儒家课程而已。
在大学里主讲中国哲学的学者，为了满足学术现代化的要求，纷纷以西哲去解释儒家，或以儒家去介绍西哲。于是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与孔子同声，韦伯（Max Weber,1864—1920）与阳明（王守仁，1472—1529）互答。数十年间，所产论著至多，皆出于博闻强记、学兼中西人士之手。可是，儒学经过学术西化的改造之后，变成观念庞杂、名词蜂涌的学术制作。至于儒家的要旨何在，与人生有何关系，则非读者所能窥其窍妙。
这些现代学术专著，虽然足以引起讲堂中热烈的讨论，可是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儒家学说与西方哲学都是人类智能的结集，自有不少相近之处。可是，二者各有其时代的、地域的、文化的及语文的差别。当学者作中西比较之时，可曾有为读者解释以何为综合论述的准则？
二、诸家学说，各有其整体的理论系统。可是，当学者讲学之时，每每将中西不同的观念随意比附，不免予读者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印象。此种散件式的论述，有何意义？
三、中西并论的文章中，经常出现多角混合的做法。如讨论孟子的人性观，学者既可引述康德（Kant,Immanuel 1724—1804），同时也可引述黑格尔（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或洛克（Locke,John 1632—1740）或休谟（Hume,David 1711—1776），不一而足。这种二重奏、三重奏以至多重奏的文字，可称为超越了文化时空而自由取样的制作。究竟古今中外诸家学说是否具有互相唱和的默契，仍有待写文章的学者去解释。
哲学似天马行空，惟智者方能窥其玄奥，凡愚之辈，岂易领会。儒家思想经过西式的学术泡制，已非为普通人所能置喙的学问了。当然，中外儒学作家治学的功夫是无可置疑的，不过这类学术作品，无法藉以影响社会大众，则是事实。
四、原本的儒家是怎样的学说和传统
二千年来儒家经过了官僚化、教条化、学术化以及西式化的改造，本质改变，活力消减。那末，儒家是否就此告终？答曰否。相反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官版儒术销沉，也许就是原始儒学复兴的机会。当前的情况是：
一、过去的官僚儒学和现存的西化儒学，都缺乏生命力，对人类文化的发展，难以产生积极的贡献。
二、原本的儒家学说是中华固有文化的基础，虽曾被官定版本所代替，埋没了几近二千年，可是一旦回复其本来面目，重新予以肯定，将能在现代社会中恢复其可观的文教力量。
为何我们对二千多年前未经官化和西化的原本儒学，具有如此的信心，并寄予如此热切的期望？
理由是：原始儒家学说，并非孔子的一家之言，而是一个中华传统中众多文化知识及道德经验的结集，汇合成为一个生活和思想的系统。它代表源远流长的民族智能，也因为它具有丰厚的经验基础，故经得起生活的验证，而不失其实用价值，对当前的社会文教发展，仍能发挥积极的和有力的指导作用。
由孔子集大成而建立的儒家学说，就是中华民族先民生活经验的综合成果。孔子习三代之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然后编定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确立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中华民族的教育建立了史无前例的丰盛课程，将前人累积所得的文化财产凝聚成为承先启后的学说。六经是先秦时期中华文化的结晶，孔子将之整理，以垂后世。至于四书、春秋、左传、公羊、谷梁，则系先贤思想言行与历史事件的实录，出于孔门弟子与史官之手。（注：《四书》由南宋朱熹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成，并为其作注。《春秋》传为孔子据鲁国史书整理修订而成。《左传》传为春秋末鲁太史左丘明所作。《公羊》，即《春秋公羊传》，齐人公羊高所作。《谷梁》，即《春秋谷梁传》，战国人谷梁赤所作。《左传》、《公羊》、《谷梁》，合称《春秋三传》。）孔子一生孜孜讫讫，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注：《论语·述而》。）为原则，撷取精华，显扬要义。他深究商、周之礼，而以周礼为准。《中庸》有云：“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班固《汉书·艺文志》记录得很清楚：“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游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宗师仲尼。”儒家继承的是三代的文献制度与先民的知识遗产。
因此，儒家学说系中华民族累积而成的经验大全。它虽停步于二千年前，但其所包涵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和准确的人生观察，对二千年后的人仍然具有识古知今的启导作用。人类文明的演化大约有五万年，二千年的休止不算是很长的时间。
如前述，儒家学说并非孔子独创，不过经孔子集大成之后，才成为有系统的学说。因此孔子自然成为儒家的代表。中华文化能在二千多年前便得到一次全面的整理，建立了以人为本的哲学，与世上其他以神为本的文明相较，无疑较为早熟。在人类文化史上，孔子的成就是先进的。
为什么孔子能作出伟大的贡献呢？他的成就，有其先天和后天的因素，试论列如下：
其一，孔子很早便为自己定下了求学目的和方向，相信这是受到先贤的影响。（注：孔子的生长地鲁国是周公姬旦的封地。鲁国保全了周朝的典章文物与制度，对孔子的教育与成长影响深远。）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注：《论语·为政》。）他从少年时便力求上进，再加上长寿，所以能够累积五十多年的历练和知识，这是与他同时的人所难及的。
其二，孔子长于思考，所以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许多重要的工作。他说：“学而时习之”（注：《论语·学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注：《论语·学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注：《论语·述而》。）这不但是自勉之言，也是给学生们的指示。
其三，孔子虚心，不自满。他学无常师，善取他人之长。（注：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见《论语·述而》。孔子学无常师：入太庙每事问，学鼓琴于师襄子，又传其问学于老聃。）
其四，孔子好游历，不断增广见闻，充实经验。（注：孔子自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四九七年）春五十五岁时离开鲁国，十四年间游访了齐、鲁、卫、宋、陈、蔡，考察各地民情，宣扬其政治理念。）
其五，孔子主张学以致用，要从实践中获取真知。（注：孔子主张“学以致用”，不尚空谈，见《论语·子张》：“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又《论语·泰伯》：“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又《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些都是从实践获取真知的例子。）
其六，孔子兴趣广泛，五经六艺都是他学习的范围。（注：孔子未足三十岁，游于洛阳期间，曾经拜访苌弘，请教乐的问题；三十四岁时，又到京都雒邑向老子请教周礼。）
其七，孔子为学重方法，谋求事半功倍之效。（注：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见《论语·卫灵公》。）
其八，孔子一生中接触过各地各阶层的不同人物。即以他的学生计，传说有三千之众。因此孔子阅历深，才识富，增强了他的人本观念与大同思想。
其九，孔子生于特殊的时代和环境。时当周朝末叶，政治松弛，社会开放。民众发表言论和选择行动，都有很大的自由。而且孔子生长于文教发达的鲁国，这对他治学问、游列国、收徒众，都有莫大的帮助。这是他一生在思考、撰述、为政、教学各方面得到超卓成就的主因。（注：孔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以“仁”为中心，影响中国学术思想至深且巨。孔子撰述范围甚广，整理了《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政治方面，孔子于鲁定公九年（前501年）任鲁国中都宰，十年（前500年）初，任鲁国大司寇，负责司法工作。离开鲁国后，周游列国，宣扬其仁政思想。教学方面，孔子以“六经”作为教材，并提倡“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倡导平民教育。）
孔子凭此建立了以生活为基础的学说。直到这个被称为儒家的学说为官方采用之后，其发展才受到限制。当官家建孔庙、开孔林、追封爵禄之时，（注：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前551年），卒于周敬王四十年（前479年），年七十三。死后二年，鲁哀公下令在曲阜阙里孔子的旧宅立庙，将孔子生前使用的衣、冠、车、琴、书册等保全起来，按岁时祭祀。这是官方祭孔之始。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高祖经过鲁国，以太牢祭祀孔子，这是帝王祭孔子之始，历代不衰。汉元帝（前48—前33年）征召孔子第十三代孙孔霸为帝师，封关内侯，号褒成君，赐食邑八百户，以税收按时祭祀孔子。这是封孔子子孙为侯以奉祀孔子之始。随着时代演变，孔子的封号由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一年）的褒成宣尼公，逐渐提升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的文宣王；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孝文帝称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北周大象二年（580年），静帝封孔子为“邹国公”；隋开皇元年（581年），文帝称孔子为“先师尼父”；唐贞观二年（628年）太宗尊孔子为“先圣”，贞观十一年（637年）改称孔子为“宣父”，乾封元年（666年）赠孔子为“太师”；武周天授元年（690年）封孔子为“隆道公”；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封孔子为“文宣王”；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加称孔子为“玄圣文宣王”，五年又改称“至圣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加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嘉靖九年（1530年）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取消谥号、封号；清顺治二年（1645年）加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十四年（1657年）改称“至圣先师”；此后直至清末，孔子的封谥号未再改动；中华民国成立后，改大成奉祀官。）儒家的本质便产生了基本的变化，孔子原来的学说进入冬眠状态。
五、原本的儒家学说今天的意义何在？
自汉初官僚版本的儒学取代了原本的儒家思想后，统治者制定了儒学对社会的统治、管理、督导和训诫功能，完成了由秦始皇实施文字普及化（书同文）、政治集权化（中央辖行省）、生活标准化（划一度量衡）及交通贯串化（开驰道）的政治一统大业。官版儒术由上而下，规范了中国社会，直至20世纪初被废除为止。因其历时久，推行广，其教条虽不涉人神关系，一般人都将之视为一种宗教式的信仰而称之曰儒教，与释道并称。
历宋元明清，中国从世界文明大国的高峰不断衰退，终于降至半殖民地的低谷。至此不但西方列强视中土为迷信落后之区，甚至连过去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日本人也耻与华人为伍，视中国为劣等民族而肆意侵凌。（注：日本在中国唐代时期取法中国的政治与礼法，建立制度化的国家：645年，日本的中大兄皇子等人暗杀苏我入鹿，掌握实权后，推孝德天王即位，这年仿效中国设立“大化”年号，进行“大化革新”。646年，孝德天王发布《改新之诏》，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以求富国强兵，包括：一、把土地改为公地，废土地私有制；二、置八省百官，如治部省等；三、全国分畿内和七道行政区；四、班田制和租庸调制等。经过“大化革新”以后几代天皇政府的努力，日本于政治、经济及文化各方面进步很快。710年，元明天皇将京城从飞鸟迁到平城京（今奈良），794年桓武天皇再迁都至平安京（今京都），史称奈良、平安时期，成为日本中世纪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代。当时许多日本留学生和僧人到中国（唐朝）学习，返国后皆获重用。除文化制度之外，许多中国的科技和风习，都传到日本去，如平安京和平城京的主要建筑，就有唐寺庙建筑的特色，音乐、书法、工业、服饰等都以唐人的式样为标准，唐代的节日如元旦、中秋、重阳、端午等都在当时传入日本。）中国人自以为炎黄子孙的豪气，几场战事之后，消失殆尽。而自卑崇洋的心理和行为，无论在外交界、军政界、商界以至学界都表露无遗。在华人社会中，我们在与外人交往的时刻，随时会看到许多使人难堪的现象，于此不必多叙。虽然，今日华人社会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已摆脱继续堕落的危机，可是民族自信仍未恢复。究其主因，不是因为国小民寡，而是欠缺一个足以支持民族尊严的思想与价值体系。
官僚儒学既已消亡，那么就以全盘西化取代之、就以强大的美式欧式的西方思想来支撑十三亿人的精神活动和道德行为，可不可以呢？相信今天仍有不少崇洋的知识分子认为这是中国人惟一的出路，可是，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原因是：
首先，西方思想林林总总，良莠不齐；即以西方宗教伦理而言，其派系繁杂而彼此倾轧。我们既不同种，亦不同文，如何去投靠之、依附之？
其次，即能择善而从、自甘委身以事之，藉以求取一些进步、沾上一点现代化的光彩。可是，十三亿的庞大人口自投于西方文化的门下，作为追随者、臣服者，而自绝于其固有的历史和民族传统，自弃其文化和思想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又有什么好处？即使能够与先进国家并存于世，始终不能出人头地，亦永不能摆脱次等民族的地位。假如中国文化已至一贫如洗、家徒四壁的地步，当然只好去求借行乞了。可是，于文化夹壁中依然藏有儒家经典，而重新阐发之、以之为建设新中华文化的鸿基，又何乐而不为？
以周公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其源远流长，虽曾停滞二千余年，仍然具有丰足的文教意义。试看儒家原典的学说，与现代的社会及教育研究的结论，多有不谋而合之处。试举儒家要义数则，略作诠释，以显示其中的道理。
例一：《论语·阳货》第十七·三：“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意思是：只有上智者及下愚者才不易受环境和教化的转移，一般人则必受其影响。这个论点是正确的。现代心理学及教育学的研究，证明天资聪颖的儿童，即使没有良好的环境，其发展仍较其它儿童为佳。相反，弱智残障的儿童，即使加倍教导，其进步始终受到先天的限制。至于一般非上智非下愚儿童，则深受环境和机会的影响，这样，教育的功能就大了。因此教育成为提高国民质素、改良社会道德、增进国家实力的首要事业。
例二：《论语·为政》第二·十五：“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学习不应只吸收而不思考，也不应只玄想而不从事研究。教育实验证明，学而不思，则是非不分；思而不学，则因果不辨。要获取教育功效，必须学思并重。此理古今同、中外同。
例三：《论语·述而》第七·二十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改之。”意思是：人都有其长处，可以作为自己求进步的借鉴。这里还有一层深意，就是为学不应受门派所囿限，而应转益多师，由博返约。这与现代的实践教育、通识教育、素质教育等理论正相符合。
例四：《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三十五：“当仁，不让于师。”意思是：面临着应该做的事，就是在师长面前也不应谦让。这包括道德行为和学问论证。《论语》这句话与数十年后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在二千多年前已提出此说，可惜孔子之言在教条化的师门礼教中完全无法实行；相反地，亚里士多德之说却成为西方学术日新又新的原动力。
例五：《论语·子罕》第九·二十二：“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意思是：后生的一代年富力强，前程远大，他们的成就应比我们这一代优胜。事实上，人类的知识和技能，应该不断增长累积，这是儒家的进步观。正如荀子在《劝学》篇所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注：《荀子·劝学》。）可是，这番道理在官僚儒学中却被忽略。二千年来，我们所见的只有被人崇拜的大宗师和墨守成规的追随者。徒儿即能登堂入室，所得不过八成工夫；徒孙又不如徒儿，也至多得到八成工夫，即等于大宗师的六成四工夫。如此一代不如一代，一直退化下去。学问如此、工艺如此、医药如此、武术也如此，国人的素质焉能不日趋下流，中华文化焉能不日见衰颓？百年来西方文教科技的飞跃发展，全凭践行以儿童能力的开发为中心的教育政策。孔子重视年青人和寄望于后来者的言论，即使放诸今日的西方社会中，仍是最先进、最积极的教育原理。
例六：《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二十一：“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意思是：做人应该持有正确的态度和立场，不应去作无谓的斗争；应该互助合群，不应结党营私。这两句话要实践并不容易。看今日的世界，人与人之间、党与党之间、国与国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何处不见争权夺利，彼此侵凌，以致战火弥漫，民不聊生？孔氏之言，要藉教化改造下一代人，正是谋求社会公义与世界和平的惟一途径。
例七：《论语·子路》第十三·一：“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意思是：为政的人必须以身作则，做民众的表率，既要勤政，也要律己，这才是治理国家、领导群众之道。这两句话综合了先民的政治经验，用于今日，也是金石良言。当前，东海西海北海南海缺的是圣人；所见者是贪婪、欺诈和残暴的言行。上至国家元首、公司总裁，下及衙门小吏、贩夫什工，莫不问题百出。就是一级大国的文明社会，原来也有许多黑暗。孔子之言，与今天社会改革者所倡议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理想，莫不若合符节。
例八：《论语·子路》第十三·十六：“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意思是：政治澄明，民生利乐的社会，居于其中的人，欢欣喜悦；远在他方的人，咸来归附。这几句话，充分表现出先贤对民心敏锐的观察。且看出产难民和移民的国度，都是管治不好的地区；而难民和移民不远千里来归的，都是较为安定的社会。同一个地方在不同时期出现人才流入或流失的不同现象，就反映出那个社会盛衰兴亡的变化。当政的人如能接受儒家的启迪，以“近者悦远者来”这句警语作为他们施政得失的讯号，自能深自惕励，而尽其所能去为民众谋取福利。
上面几节《论语》，显示儒家真知之可贵。精警的文句，表达其准确的论断。西方学界中有“中国经典有结论而无推理、并非上乘的哲学体系”之类的批评，统属谬论。
儒家哲学是人本的，（注：儒家是入世的学问，而非出世的思想。儒学以解决人生的问题，促进社会和平与文化进步为鹄的。《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氏的人本哲学，建设性强，争论性小，正是建设大同社会的根本。）它以中华民族的历史为背景，以先民累积的文献为参证。《论语》是一辑早期儒家学说的文字纪录，或系教师的言论、或系师生的对话。古人以竹帛制作的经典，经战国、历秦火，以及二千年来无尽的天灾人祸竟能保全至今，又加上近年出土的文物（注：见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秦汉简、《老子》帛书甲、乙本；1973年由湖南省博物馆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1988年崔仁义《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出土的《老子》版本；举世闻名的四川三星堆古蜀国文化遗产，先后有1998年陈德安等著《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四川省文化厅文物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市文化局编纂的《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选》（成都：巴蜀书社出版）及2002年黄剑华编《三星堆：震惊天下的东方文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等出版物。其他如2000年9月最新一期介绍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的年度快报、由国家文物局主编的《2001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出版）就介绍了2001年度二十五项重要考古发现，包括泥河湾马圈沟遗址、江阴祁头山遗址、浙江桐乡新地里遗址、襄汾陶寺文化城址、殷墟花园庄东地五四号墓、成都金沙遗址、晋侯墓地、沂源姑子坪周代墓葬、郑韩故城春秋贵族墓葬与车马坑、侯马西高祭祀遗址、新疆穷科克墓地、西藏阿里皮央东嘎遗址、山东费县西毕城战国和汉代墓地、秦始皇帝陵园、广州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连云港孔望山遗址群、南京郭家山东晋温峤家族墓、南京钟山六朝祭祀建筑遗址、吉林和龙西古城城址、杭州雷峰塔遗址及地宫、杭州老虎洞窑址、杭州吴庄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西夏陵区三号陵园建筑遗址、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圆明园含经堂与淡怀堂遗址。），使儒家要典能以原来面目重现于世，实在是人类文明之幸。国人之治学者，动辄依附外来谬说、贬抑儒学为封建思想，肆言其不如西方学问之广大高深，予人以妄下雌黄的感觉。
上文所论，显示儒家学说于人性论、教育论、政治论、社会论、道德论、知识论等方面的正确性。我们必须继续深入研究，重建原本的儒家学说，以之作为中华文化、伦理与学术的基础。然后推而广之，将儒家的人本思想与实践精神贡献于世界，藉其深厚力量，解开因信仰、种族、政治不同而起的争端。融会贯通，存异求同（注：宗教问题是过去几千年来人类社会最难解决的问题，不同宗教派系各为自己信奉的真神而争论不休，宗教战争无日无之。基督教十字军东征回教地区、北爱尔兰的基督教徒与天主教徒的敌对、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在在都反映了由“唯一真神”引起的宗教冲突。相反，中国历史上因宗教而引起的战争是绝无仅有的。当中的原因是中国哲学以人本思想为主，没有对“唯一真神”的执着与坚持。），建造康庄大同社会，这是人类文明的希望。
六、结论
操纵中国二千年的官版儒学已经消失，西化的儒学又缺乏文教力量，只有以周孔为代表的原本儒学，方能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本文化，才足以作为人类多元社会的引导纲领。原本儒学以经验为基础，因此它是合理的、简明的；其所含蓄的文教力量是深厚的。我们要复兴儒学、重振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明，以下方案，亟待实行：
第一，从研习儒家原典开始。原典文献易于理解，便于记诵，较诸西方神化的宗教经典，其教化功能远为优胜。
第二，建立研究儒家学说的正确方向，彰显儒家学说的要义。学者须以求证的、客观的治学方法重新诠释儒家学说。如前文引用儒家对人性、教育、社会、政治、知识、道德各方面的观察，经过考核，再将之演述为教育方法、社会政策、政治准则，以为世用。
第三，将儒家学说的要义纳入学校课程中，作为智育、德育、体育和群育的教材。环顾世界各国，莫不以其固有的宗教信仰与民族传统作为教育的根本。在西方社会中，宗教办学名正言顺，人莫非之。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以至大学及研究院，既接受公地公款，又宣传教义。（注：英美等西方国家政教关系密切。英国虽称民主，仍维持其国教。美国教会办学的形式更多：以大学而言，有圣母大学、天主教大学、罗若拉大学、圣路易大学、碧咸扬大学等数以百计，中小学更以千计。香港用公费支持的名校十之八九皆由西方宗教团体创办及管理。）华人社会至今仍不能摆脱百年来自卑自怯的心理，为了要博取西方势力的认许而自弃其文化本位，在瑟缩的、张皇的、瞻前顾后的情况下追随西方文化的余风，一时称为后现代，一时称全球化。至于自己的民族语言、传统道德、学术文艺，却视为精神累赘；既不能脱弃它又不想认同它，彷徨失措，如失缰之马、无舵之舟；在这种文教环境下成长的人，擅机灵能取巧者愈多，具理想有作为者愈少。此情形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一两代之后，中华固有文化势将消亡。今日华人社会中的才俊，为什么不深刻反省、提起勇气，肯定属于自己祖先的理性的和人本的儒家学说，以之作为自己社会的教育的支柱？
西方国家多以基督教（天主教及新教）为其道德文化的凭藉，他们崇拜玛利亚、耶稣；中东及非洲的国家多属伊斯兰教，他们崇拜阿拉、穆罕默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则崇拜亚伯拉罕、摩西；摩门教则有杨百翰（Brigham Young,1801—1877）、史密夫（Joseph Smith,1805—1844）之类的神化人物。我们声称尊重不同文化的种种信仰，可是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却万分犹疑，不敢去承认它，甚至说儒家是一派哲学；将自己的民族思想降格为一家之言，将儒家与个别的西方哲学家等量齐观、相提并论。究其原因，就是一些华人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至今仍未恢复。其抑己扬人的弱者心理，仍未彻底清除。
综合上说，重申要点，作出结论：
一、儒家并非孔子个人的学说，而是中华民族先民累积的经验，经周公和孔子等整理综合而成。统称之为儒家学说，以之代表中华文化的主流。
二、儒家典籍幸保不失，先秦文物百余年来陆续出土，对我们深入研究儒家思想及当时的社会状况，助力至大。以“四书”、“五经”而论，其内容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艺术、道德、教育、军事、历史、数理、科技的基本观念和常识。其解释多以人生经验出发，而及于社会与自然现象，间亦涉及超自然的境界。儒家学说大体上是理性的、包容的、和平的，它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学说，与西方人以神为本的信仰比较，无疑更符合人性；从文化历史发展的角度观之，儒家超越了神界，堪称为理智成熟的社会思想。
三、儒家原典所含的学说，与现代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研究验证所得的结果，基本相符。
四、官僚、教条、学术及两化的儒学，都是本来的儒学经过加工重组的版本，失去原有的活力和意义，同时也削弱其文教力量。这些变体的儒学版本，不能真正代表原本的儒学。
五、原本儒学简明精要，已如前述；只要我们对原典重新作客观的研习，不空谈、不附会，自易获得准确的认识。如将儒学确立为中华民族社会文教事业的准则，发挥其文教功能，藉以提高国人的智慧、恢复国人的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文化在世界发展中的领导作用，自能以它的人本大同的思想去推动宗教协调、种族平等与国际合作等和平大业。
当此全球性宗教冲突、种族危机和军事竞争不断显现的时代，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亟应发愤图强，务以挽救民族文化的前途为己任，致力于扫除自卑的障碍，振兴儒家学说，重建中华民族社会的文教事业，筹谋人类文明的新发展。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就是这个意思。
本文原稿为2002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吴德耀文化讲座的讲章，现经基金委员会同意在本刊发表；作者以此文纪念吴德耀先生、朱光潜先生、王力先生、吴大猷先生及汤国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