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草原领地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地论文,草原论文,忽必烈论文,元世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蒙元时期，成吉思汗子孙通常都拥有大小不等的草原领地。长期以来， 人们比较一致地认为：拖雷的草原领地在漠北谦谦州和乞儿吉思一带，而后其幼子阿里不哥继承了这块领地。不少学者还主张：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的草原领地是在漠南开平金莲川。（注：《多桑蒙古史》云：“先是其兄皇帝蒙哥指定桓州为其驻夏之所”。冯承钧译本，上册，28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然而，按照草原家产分配的“忽必”（蒙古语，意为“分子”）习俗，作为拖雷次子的忽必烈似乎也应该拥有漠北的领地或营地“禹儿惕”。忽必烈即汗位前后究竟有没有漠北“禹儿惕”领地？如果有，其漠北“禹儿惕”领地究竟位于何处？其与漠南开平领地关系如何？这不仅是一个草原领地方位的简单考订，也关系到拖雷家族草原领地分配的内幕以及忽必烈在蒙古本土的政治人文环境等等。鉴于目前尚无专门探讨，本文试作如下初步考察。
一
先考察贵由汗时期忽必烈的营地。
元人张德辉《纪行》的有关记载至为重要。
“入和林城，相去约百余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筑也。……外皆有山，山之阴，多松林。濒水则青杨丛柳而已。中即和林川也……由川之西北行一驿，过马头山。居者云：上有大马首，故名之。自马头山之阴，转而复西南行，过忽兰赤斤，乃（奉）[本]（四库本为“本”，台湾珍本为“奉”）部曲民匠种艺之所。有水曰塌米河，注之东北。又经一驿，过石堠。石堠在驿道旁，高五尺许，下周四十余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于平地，形甚竒峻。遥望之，若大堠然，由是名焉。自堠之西南行三驿，过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于西夏故也。其水亦东北流。水之西有峻岭，岭之石，皆铁如也。岭阴多松林，其阳帐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迨中秋后，始启行。东由驿道，过石堠子，至忽兰赤斤东北，迤逦入陀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过一舍，止不过信宿。所过无名山大川，不可殚记。至重九日，王帅麾下会于大牙帐，洒白马湩，修时祀也。其什器皆用禾桦，不以金银为饰，尚质也。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崦间避冬。林木甚盛，水皆坚凝，人竞积薪储水，以为御寒之计。……正月晦，复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兰赤斤，东行及马头山而止。趁春水飞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复会于大牙帐，洒白马湩，什器亦如之。每岁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余节则否。自是日始回，复由驿道西南往避夏所也。大率遇夏则就高寒之地，至冬则趋阳暖薪木易得之处，以避之。过以往，则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风土之所宜，习俗之大略也。仆自始至迨归，游于王庭者，凡十阅月。……戊申夏六月望日，太原张德辉谨志”。[1]（卷一百）
《纪行》所述可以为人们提供有关忽必烈漠北营地的五点信息：
第一，《纪行》的作者张德辉，是丁未年（1247）五月，即定宗贵由汗二年以真定总管府“参佐”应召北上觐见忽必烈的，戊申年（1248）夏南归。除去北上路途时间，大约在忽必烈漠北营地停留十月有余。（注：《元史》卷一百六十三《张德辉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元好问全集》卷三十二《令旨重修真定庙学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张德辉曰：“仆自始至迨归，游于王庭者，凡十阅月”。非常准确。张本人随忽必烈宫帐经历春夏秋冬四时迁徙，所述乃第一手资料，故参考价值高。此处的“王庭”二字，十分重要。应该具体指谓定宗贵由汗二年左右忽必烈的藩邸和营地。是时，忽必烈已届33岁。其兄蒙哥尚未即大汗位，忽必烈亦尚未以皇太弟的身份“南驻爪忽都之地”。不过，业已成年的忽必烈，是时应该在拖雷家族中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忽必”（分子）禹儿惕领地和部众。张德辉北上觐见时滞留和随其迁徙的“王庭”，无疑就是贵由汗时期忽必烈在漠北的禹儿惕领地或营地所在。
第二，关于忽必烈“避夏之所”或夏营地的方位，《纪行》说，自和林川西北行，先过马头山驿；“自马头山之阴，转而复西南行，过忽兰赤斤”；经塌米河，“又经一驿，过石堠”；“自堠之西南行三驿”，过唐古河，河之西即是“岭之石，皆铁如”，“其阳帐殿在焉”。忽必烈的“帐殿”和“避夏之所”就位于此处。王国维云，唐古河名称及其源出西夏说，“皆非事实”。此河可能是察罕鄂伦河。还指出，此“帐殿”亦即成吉思汗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丘处机西行停泊的“窝里朵”。陈得芝总结诸家说法，认为该“窝里朵”帐殿应在杭爱山北侧、鄂尔浑上游至色楞格河上游之间的某一河旁。（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上）22页，《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9辑，1985年。）简而言之，忽必烈夏营地位于和林川向西六站左右路程、杭爱山北侧的察罕鄂伦河西岸。这个斡耳朵曾经在史书留下直接记载，也引起中外学者的较多关注。《元史·百官志七》载：“国初，太祖定都于哈刺和林河之西”。《百官志》对此斡耳朵的方位描述，基本正确。杭爱山北侧的察罕鄂伦河西岸，恰恰就在“哈刺和林河之西”。但是，正如伯希和与陈得芝所云，此斡耳朵并非正式都城，原先是成吉思汗在和林西部地区所设一个新斡耳朵，西征时留有某皇后“奥鲁”。其方位与窝阔台后来所建和林城也非一地。（注：参见伯希和《哈刺和林札记》，《亚洲杂志》1925年；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9辑，1985年。）《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也曾有“宣使先往奏禀皇后，奉旨请师渡河”等语。忽必烈占据其为自己的夏营地，完全合乎拖雷家族继承成吉思汗斡耳朵、牧地的史实和惯例，也表明它是忽必烈在父母分配家产中所分到的那一份。
第三，关于忽必烈“避冬”的冬营地方位，《纪行》又说，中秋后， 从夏营地向东，“由驿道，过石堠子，至忽兰赤斤东北”，一路曲折而行，“入陀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过一舍，止不过信宿”。“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崦间避冬”。此“山崦间”，即是“避冬”的冬营地。古代一舍为三十里，信宿为连宿两夜。可见，入陀山后忽必烈帐殿及部众的行动速度很慢。以八月末九月初始入陀山计算，每两天走三十里，四十天的行程大约是六百里。因为是曲折而行，直线里程自然要打折扣，估计是三、四百里为宜。因为是曲折而行，进入陀山后不一定继续向东北方向行进，不排除转而向东南的可能。因为一般情况下冬营地为避风寒，肯定要偏南的。简而言之，忽必烈冬营地位于忽兰赤斤以东或偏南的陀山腹地三、四百里处。
《纪行》还提到忽必烈的春季“飞放”地，位于冬营地以西，冬营地和夏营地之间的马头山。这大概是忽必烈建元朝后初春在大都近郊或大都东南柳林的春搜飞放的前身。
第四，张德辉在叙述忽兰赤斤和塌米河时特意提及：此地“乃奉部曲民匠种艺之所”。其中“奉”字，四库本为“本”，台湾珍本为“奉”。孰正孰误，暂时难以确定。如果以“本”为正确，不难解释为忽兰赤斤和塌米河驻有从事“种艺”的本投下“部曲民匠”。即使以“奉”为正确，“奉”通常是表示敬重之辞，加在“部曲民匠”四字前面，也可以理解为对“部曲民匠”所有者的尊敬。前面已经考定忽兰赤斤和塌米河一带都在忽必烈的漠北领地范围内，其他领主所属的民匠不可能在此“种艺”，所以，无论训作“奉”或“本”，“乃奉部曲民匠种艺之所”均表明忽兰赤斤和塌米河驻有忽必烈位下从事“种艺”的“部曲民匠”。这又完全符合蒙古草原领地的惯例。
第五，忽必烈在漠北的领地“禹儿惕”位于和林以西不远处的情节， 又能够得到《元史》等有关记载的佐证。1247年刘秉忠自漠北南归故乡邢州奔父丧。1248年应忽必烈召，重新回到漠北。王磐《故光禄大夫太保赠太傅仪同三司文真刘公神道碑》云：“被召复还和林”；张文谦《故光禄大夫太保赠太傅仪同三司谥文真刘公行状》言：“上遣使召公。巳酉春至王府”。[2]（卷六） 或可证贵由汗在位的1247年—1249年左右忽必烈“王府”就在“和林”附近。《元史》一百三十《不忽木传》云：“宪宗崩，燕真统世祖留部，觉阿里不哥有异志，奉皇后稍引而南，与世祖会于上都”。此处的皇后，不一定专指察必皇后，应泛指忽必烈留在漠北的后妃斡耳朵宫帐。忽必烈是中统元年（1260）三月赴上都的。这以前时值冬季，留在漠北的后妃斡耳朵宫帐应该驻屯于漠北的冬营地，即和林西南不远的陀山腹地。由此沿帖里干站道南下，比较容易到达开平。传中“稍引而南”说，即谓此。此又可印证笔者上述对忽必烈漠北冬营地方位考订的正确。
一般来说，草原贵族的斡耳朵帐殿往往是在其“禹儿惕”领地内随季节迁徙，逐水草屯驻。斡耳朵帐殿又经常成为其“禹儿惕”领地所在的标志。从忽必烈“王庭”帐殿部众随季节迁徙于夏营地、冬营地、春季“飞放”地以及“部曲民匠种艺之所”等史实看，不难窥见贵由汗时期忽必烈在漠北的领地“禹儿惕”大体在西起和林川向西六站左右路程的察罕鄂伦河西岸，东到忽兰赤斤东或偏南的陀山腹地三、四百里处的范围内，亦即和林以西不远处。换言之，以上五条，似乎能使忽必烈在漠北的领地“禹儿惕”位于和林以西不远的观点得以立足，至少可为一家之言。
二
再讨论蒙哥汗时期忽必烈的营地情况及其与原营地的关系。
《元史·世祖本纪一》说：“岁辛亥，六月，宪宗即位， 同母弟惟帝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遂南驻爪忽都之地。”
根据这条史料，蒙哥汗时期忽必烈的营地因其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使命，南移到漠南的“爪忽都之地”。
拉施德《史集》又载：
“当蒙哥合罕想要征服南家思时，宣谕道：‘忽必烈合罕腿有病，他以前已率师远征，平定作乱地区，今可让他留在家中静养’。他[忽必烈]便遵照[蒙哥合罕]旨意，在自己的帐殿中，即在蒙古斯坦的哈刺温—只敦地方休息。”[3]（第二卷，P289）
根据拉施德的记述，蒙哥汗时期忽必烈又在“蒙古斯坦的哈刺温—只敦地方”拥有“自己的帐殿”。
漠南“爪忽都之地”，即后来的开平金莲川一带，这已经是众所熟知。下面，需要继续考察忽必烈帐殿哈刺温—只敦的具体情况及方位。
哈刺温—只敦是蒙古语qara' un Jidun的音写。哈刺温与现代蒙古语中 qaranggu（黑的，黑暗的）相近。哈刺温—只敦，意为黑色或暗黑色的山。《蒙古秘史》第183节和第206节又作合刺温—礩都或合刺温—只都，总译作合刺温山。《亲征录》作哈刺浑只敦山。《元史·太祖纪》作哈刺浑山。一般认为《蒙古秘史》、《亲征录》和《元史·太祖纪》的哈刺浑山是指大兴安岭。[4]（第183节） 邵循正指出，“《史集》忽必烈合罕纪前后所言忽必烈在哈刺温—只敦诸驻地，实泛指其汉塞前后诸宫帐，犹《元史》所谓‘驻爪忽都之地’耳。近人多谓爪忽都即金莲川，是矣”。还说，忽必烈诸斡耳朵实不限于金莲川一隅，“其原驻之处距上都之北必不甚近”[5]（P285） 邵先生把忽必烈哈刺温—只敦营地与大兴安岭一带的合刺温山截然区别开来，同时主张忽必烈在“爪忽都”（金莲川）之北另有“原驻之处”。这是独具慧眼的见解。
但是，笔者并不赞同忽必烈哈刺温—只敦营地是指“汉塞前后”的“爪忽都之地”的说法。忽必烈哈刺温—只敦营地当另谓他处，应该与其“原驻之处”有关。理由有二：
其一，爪忽都是蒙古人对金朝北边部族的泛称。（注：蔡美彪《糺与糺军的演变》，《元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年；周良宵《忽必烈》，32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究其词义，爪忽都即糺忽惕或糺兀忽惕，蒙古语糺的复数形式，意思为诸糺。爪忽都之地，是金朝北边部族地区的泛称。在拉施德《史集》中，爪忽都与哈刺温—只敦二地有截然不同的界定性表述，指谓不同的地区。关于爪忽都，拉施德明确讲，1211年成吉思汗“出征乞台、哈刺—契丹、女真诸地以及蒙古人称做札兀忽惕、汉人用汉语称做乞台的地区去了”。[6]（第一卷第二分册，P227） 关于哈刺温—只敦，拉施德径自说，“蒙古斯坦的哈刺温—只敦地方”（前引文）。“蒙古斯坦”即蒙古本土，它和“爪忽都之地”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地域概念。
其二，就实际空间范围而言，爪忽都与哈刺温—只敦也不一致。 忽必烈南下驻地爪忽都，通常是指漠南金桓、抚二州之间的金莲川。而哈刺温—只敦大抵位于漠北翁金河上游附近。后者的方位，可从中统元年（1260）冬季忽必烈在和林附近与阿里不哥交战的若干情节中得到佐证。拉施德《史集》说：“忽必烈合罕到达哈刺和林境内时，遇到了阿里不哥的全部四个斡耳朵和曲律们的斡耳朵，便把这些斡耳朵都送了回去，并在汪吉—沐涟附近过了冬。惊魂未定的阿里不哥，带着瘦弱饥饿的军队驻扎在谦谦州边境……由于害怕[忽必烈]合罕前来[攻打他]，他派遣急使去请求宽恕……当急使们来到[忽必烈]合罕处转达了这些话以后，他[忽必烈]低声细语地说道：‘浪子们现在回头了……’他遣回了急使，自己也就在哈刺温—只敦地方他的帐殿里停驻下来”。[3]（P298） 《元史·世祖本纪一》又载，中统元年十月“戊午，车驾驻昔光之地”。十二月乙巳，“帝至自和林，驻跸燕京近郊”。汪吉—沐涟乃和林以南的今翁金河。昔光乃汪吉之讹，屠寄已纠其误。[7]（卷七，忽必烈合罕纪） 是年，忽必烈率大军亲征和林。十月戊午，在汪吉河畔开始进入冬季。接见阿里不哥请求宽恕的急使后，“自己也就在哈刺温—只敦地方他的帐殿里停驻下来”。十二月乙巳，南下回到燕京近郊。准确地说，忽必烈是自哈刺温—只敦地方他的帐殿启程，返回燕京近郊的。《元史》撰者却粗略记作“帝至自和林”。这些可以证实哈刺温—只敦就在和林附近，距离汪吉河上游也不算远，据此，蒙哥汗时期忽必烈的营地，涉及或包含爪忽都与哈刺温—只敦两处。
随之而来的又会有两个疑问：
一是如果爪忽都与哈刺温—只敦均是蒙哥汗即位后新拨给忽必烈的营地， 那么，其中必有一个夏营地和一个冬营地。如《多桑蒙古史》所云“先是其兄皇帝蒙哥指定桓州为其驻夏之所”，[8]（P285） 则爪忽都金莲川一带应该是忽必烈的夏营地。而哈刺温—只敦就应该是其冬营地。然而，爪忽都金莲川居南，哈刺温—只敦在北，这不符合蒙古游牧民冬营地偏南，夏营地偏北的惯例。
二是如上所述，哈刺温—只敦大体在汪吉河上游不远处。此处属漠北，与漠南爪忽都金莲川一带相隔瀚海沙漠，即使利用帖里干站道，也需要15日—20日左右的路程，路途饮食供应相当困难。（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上）15页，《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秋涧集》卷一百《纪行》，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如此安排忽必烈冬、夏两营地，有悖常理。
鉴于上述两点， 爪忽都金莲川与哈刺温—只敦均是蒙哥汗即位后新拨给忽必烈的营地的设想，或许是自相矛盾和难以成立的。可以推断，哈刺温—只敦虽然在蒙哥汗时期继续归忽必烈占有和使用，但它并不是蒙哥汗即位后新拨给的，而应该属于蒙哥汗以前的“原驻之处”。正如邵循正所云“其原驻之处距上都之北必不甚近”，所以，哈刺温—只敦很可能与前面考察的贵由汗时期忽必烈的原有营地存在密切关系。
以上论述及两个疑问的分析均表明，爪忽都金莲川与哈刺温—只敦， 无论地域概念抑或实际空间范围，都是两回事。自1251年（辛亥岁）蒙哥即汗位，忽必烈奉命总领漠南军国庶事，“爪忽都”金莲川（开平）的确成了他的新藩府和新“禹儿惕”领地之所在。但那是1251年以后的事情。在此以前，忽必烈的“禹儿惕”领地并不在“爪忽都”金莲川（开平），而是在漠北。换言之，位于漠南“爪忽都”金莲川（开平）的新藩府和新“禹儿惕”领地，是随着忽必烈奉命总领漠南军国庶事的使命任务而增加的。前揭“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遂南驻爪忽都之地”，就是这个意思。即使是1251年以后，忽必烈在漠北和林地区的草原领地依然长时间保留。忽必烈被免除总领漠南军国庶事职务后奉旨留在哈刺温—只敦“帐殿”养足疾，以及中统元年冬与阿里不哥交战时再次驻屯哈刺温—只敦“帐殿”等史实，均说明1251年以后漠北草原领地与“爪忽都”开平金莲川新、旧“禹儿惕”的并存不悖。我们不能因为“爪忽都”开平金莲川新“禹儿惕”领地比较有名而忽视其漠北的旧“禹儿惕”领地。
严格地说，“爪忽都”金莲川（开平）新“禹儿惕”领地，是1251 年以后忽必烈在漠南的夏营地。1251年以后忽必烈在漠南的冬营地则可能转移到燕京附近。元史本纪所载1259年开始忽必烈每年冬季驻跸燕京近郊，就是明证。这实际就是后来忽必烈建立的上都、大都两京和岁时巡幸制度的滥觞。忽必烈漠南的夏营地和冬营地的明晰化，不仅不影响反而会凸显他在漠北的夏营地和冬营地的合理性。
在这方面，忽必烈的胞弟旭烈兀也有类似情况。 旭烈兀西征后其在漠北的“禹儿惕”领地仍然长期保留，第二子出木哈儿曾代表旭烈兀管辖其斡耳朵和军队。直到出木哈儿等留守族人和部众奉命迁往波斯，其“禹儿惕”领地才被阿里不哥后裔所占据。[9]（下册，P727）
此外，前揭蒙哥汗宣谕忽必烈留于“蒙古斯坦的哈刺温—只敦地方休息”的诏旨，大抵是在1257年夏怯鲁连河畔的忽里台贵族会议上颁降的。（注：根据《元史·宪宗本纪》和拉施德《史集》《蒙哥合罕纪》，豁儿豁那黑主不儿“忽里台”贵族会议决定蒙哥亲征南宋，是在1256年（丙辰）夏六月。1257年（丁巳）春，调集随同出征的诸王兵马。“夏六月，谒太祖行宫，祭旗鼓，复会于怯鲁连之地”。足见，1256年和1257年连续两年夏季举行了“忽里台”贵族会议。又，忽必烈是1257年（丁巳）春受钩考而丧失漠南军权的。蒙哥汗宣谕忽必烈留于“蒙古斯坦的哈刺温—只敦地方休息”不可能颁降于1256年（丙辰）夏六月的忽里台贵族会议上，而只能是以后。《史集》《蒙哥合罕纪》又云，让忽必烈留在漠北养病的建议，最初是110岁高龄的成吉思汗异母弟别里古台提出，蒙哥汗欣然接受。别里古台的分地禹儿惕又恰恰在怯鲁连河附近。因此，蒙哥汗颁降上述宣谕的时间，应该是1257年（丁巳）夏怯鲁连河畔的忽里台贵族会议上。）时值夏季，但忽必烈患足疾而喜暖恶寒，（注：《道园学古录》卷十三《贺丞相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元史》卷一百六十八《许国祯传》。）命令忽必烈留在漠北南部的哈刺温—只敦养病休息，于情理完全相合。考虑到哈刺温—只敦大体在汪吉河上游不远处，其方位与忽必烈的原漠北冬营地比较接近。所以，这个哈刺温—只敦应该与忽必烈的漠北冬营地关系更为密切。笔者甚至推测哈刺温—只敦有可能就在其漠北原冬营地范围内或附近。诚然，因为与冬营地相关的陀山方位等详细情况暂时无从得知，证据尚不充分，仅仅是推测而已。
三
需要解释一个背景性问题：张德辉北上觐见忽必烈， 事在定宗贵由汗二年夏至三年夏。当时窝阔台、贵由父子连任大汗近二十年，并在和林建起了国都和政治中心。这种情况下，拖雷次子忽必烈在位于和林以西不远处拥有自己的领地“禹儿惕”，是否可能？是否合乎情理？
笔者的答案是：
拖雷所封的漠北兀鲁思虽然在严格意义上仅限于谦谦州和乞儿吉思， 但他又以幼子的身份继承和统辖着成吉思汗的产业，包括大汗直属的60余个（《史集》言近100个）蒙古千户和成吉思汗的斡耳朵、禹儿惕等。早在成吉思汗的丧事办完以后，“拖雷就在由成吉思汗的京都和大斡耳朵所组成的根本禹儿惕中住下来”。（注：《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362页，380页，382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二卷，200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如前述，成吉思汗在和林以西增设新斡耳朵，又是比较确凿的。这应该是拖雷次子忽必烈在位于和林以西不远处拥有自己的领地“禹儿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此其一。
志费尼说：“拔都已离开他在不里阿耳和撒哈辛地的斡耳朵，前往贵由汗的宫廷，并已抵达距海押立城有一周远的阿刺豁马黑，这时他听到贵由汗的死讯。他就地停留，接连遣使给他的在四方的族人，宣告他的抵达；他召他们到[那里去见他]。蒙哥可汗从哈刺和林地区出发”。[9]（下册，P664） 这段史料没有说“蒙哥可汗从哈刺和林”出发，而是特别地说“蒙哥可汗从哈刺和林地区出发”。表明哈刺和林是窝阔台、贵由父子直接控制的国都，同时，蒙哥为代表的拖雷诸子仍然在哈刺和林地区拥有自己的“禹儿惕”领地，否则他不可能“从哈刺和林地区出发”。换言之，按照《蒙古秘史》的说法，窝阔台即汗位时拖雷曾将中央兀鲁思（豁仑兀鲁昔）奉献给汗兄，[4]（第269节） 窝阔台、贵由父子得以至少在名义上拥有了对中央兀鲁思和诸大千户的所有权，但是拖雷家族及其诸子仍然继续直接管辖着蒙古本土60余诸大千户。窝阔台仍然允许拖雷遗孀莎儿合黑塔尼拥有很大的权力。这当是他们继续留在哈刺和林地区并在那里拥有自己的“禹儿惕”领地基本条件。蒙哥如此，忽必烈也应该如此。此其二。
志费尼又说：窝阔台“登基后，把都城迁回他们在契丹和畏吾儿地之间的本土，并把自己的其他封地赐给他的儿子贵由……拖雷的领地与之邻近，这个地方确实是他们帝国的中心，犹如圆中心一样”。[9]（上册，P46） 此处与拖雷领地“邻近”的，应当指蒙古“本土”的都城和林。所以，志费尼所云“拖雷的领地”，不仅仅是谦谦州和乞儿吉思的原封地，也应该包括哈刺和林地区的一些“禹儿惕”领地。因为严格地说谦谦州和乞儿吉思并未直接和都城和林“邻近”，也不处于蒙古帝国的中心。如果把拖雷家族哈刺和林西部地区的一些“禹儿惕”领地包括进来，与都城和林“邻近”且共处于蒙古帝国的中心说，才能成立。志费尼此番言辞，再次提供了拖雷诸子在哈刺和林地区拥有“禹儿惕”领地的佐证。此其三。
迄今为止，我们虽然没有见到拖雷家族直接管辖的蒙古本土60 余诸大千户在其诸子中进行分配的记载，但对60余诸大千户拥有统辖权力的拖雷家族，部分调整其“禹儿惕”牧地，在哈刺和林地区另划出一些“禹儿惕”领地归蒙哥、忽必烈、旭烈兀等使用和占有，是比较容易的。另据拉施德《史集》，窝阔台汗即汗位后曾行使部分改赐千户的权力，将逊都思、雪你惕三千户改赐给皇子阔端。[6]（第一卷第二分册，P381） 这三个千户中至少有赤老温孙锁兀都等后来随皇子阔端迁往西凉。他们腾出的“禹儿惕”牧地，也为拖雷家族为诸子划分一些“禹儿惕”领地提供了便利。此其四。
鉴于以上四条， 定宗贵由汗时期拖雷次子忽必烈在位于和林以西不远处拥有自己的领地“禹儿惕”，是完全可能，也是合情合理的。
忽必烈及其胞弟旭烈兀在漠北拥有“禹儿惕”领地的史实， 还可以披露拖雷诸子漠北分封的一些真实情况。过去，我们仅仅熟知拖雷受封的兀鲁思严格意义上只是五千户军队和谦谦州和乞儿吉思一带的“禹儿惕”领地，而且后来主要为幼子阿里不哥所承袭。至于忽必烈等其他诸子的漠北领地分配和占有情况，则不甚明了，如在五里雾中。作为国都所在的和林地区，通常也未见宗王皇子受封和占有较大的“禹儿惕”领地。如今忽必烈在漠北拥有“禹儿惕”领地的真相得以大白。它告诉人们：不仅幼子阿里不哥承袭了其父母的谦谦州和乞儿吉思一带的“禹儿惕”领地，忽必烈在和林西部地区也拥有自己的“禹儿惕”领地。拖雷诸子的漠北领地在原有的谦谦州和乞儿吉思的基础上又向和林附近略有延伸发展，表现出他们运用继承掌管中央兀鲁思诸大千户的既有权势，继续扩张其“禹儿惕”领地是相当积极和富有成效的。
忽必烈在位于和林以西不远处拥有自己的领地“禹儿惕”， 显示了拖雷家族在夺取汗位以前已经具有的权势实力和战略眼光。首先，忽必烈的草原营地，西起杭爱山北侧，东到和林附近，相连五、六百里以上。尤其是忽必烈的夏营地和春季“飞放”地，严密控制自和林以西马头山—忽兰赤斤—塌米河—石堠—杭爱山北侧一线，直接占据了和林以西的站道冲要。换句话说，马头山一杭爱山北侧一线，恰恰处于和林到谦谦州和乞儿吉思，和林到称海，和林到察合台兀鲁思必经通道。其次，冬营地陀山腹地又可以从东南方拱卫或监视和林。
按照草原习俗，贵族的领地范围应该是包括夏营地、 冬营地及春季飞放地在内的较广阔区域。但是对如此广阔且重要的区域，在蒙元官方史籍中仅正面记载其哈刺温只敦帐殿，其他则隐约见于张德辉私人游记等。这在蒙古诸王禹儿惕领地占有方面实属少见，似乎也不太正常。因为上述禹儿惕领地既可以控制和林以西的驿道要冲，其冬营地陀山腹地又可以从东南方拱卫或监视和林。据笔者分析，忽必烈占有上述和林以西的禹儿惕领地，似乎和窝阔台汗即汗位前后拖雷系与窝阔台系在漠北的激烈争夺有些联系。巴托尔德曾经指出，窝阔台汗选定和林而建都，似乎是侵犯了拖雷的权益。伯希和则解释说，成吉思汗生前已确定和林为国都，至少是在该地已经新设一个斡耳朵宫帐。（注：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注》第一卷，167页，巴黎1959年；伯希和《哈刺和林札记》，《亚洲杂志》1925年。）二氏说法孰是孰非，暂且不论，围绕着控制和林一带，拖雷系与窝阔台系在漠北展开的激烈争夺，则洞若观火。忽必烈在位于和林以西不远处拥有自己的领地“禹儿惕”，可以视为上述激烈争夺的继续。如果说窝阔台汗和林建都，是双方在漠北争夺中窝阔台系的重要胜利，那么忽必烈在位于和林以西不远处拥有和保持自己的领地“禹儿惕”，则是拖雷系以守为攻的必要策略。这一策略对拖雷家族固守在和林地区其余权益和进而伺机夺回汗位及和林都城，是颇有意义的。我们特别注意到，第一次推戴蒙哥汗的阿刺豁马黑忽里台贵族会议，蒙哥只偕木哥、阿里不哥二弟与会。[10]（卷三，宪宗本纪） 忽必烈和旭烈兀都没有出席，或许与他们在和林附近拥有领地“禹儿惕”有关，或许拖雷遗孀莎儿合黑塔尼是有意让他俩留守漠北和林西部地区。如果此项推测可以成立，那么，忽必烈在和林附近领地“禹儿惕”当时显然派上了用场。换句话说，忽必烈在位于和林以西不远处拥有自己的领地“禹儿惕”，在一定意义上似乎是蒙古国时期拖雷系与窝阔台系在漠北本土的明争暗斗的产物和表现，也可以折射忽必烈本人在漠北的地位和政治人文环境。以上分析，或有推测因素，是否正确，敬请方家同好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