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与审计师之间的行为博弈分析——基于财务舞弊公司后续期间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层论文,审计师论文,财务论文,公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纵观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财务舞弊行为是不容回避的，我国资本市场成熟度及对投资者的保护意识都有所欠缺。对于已经受处罚的财务舞弊公司来讲，“造假成本”远远低于公司由于舞弊带来的收益的普遍现实，使得靠监管部门处罚来制约舞弊行为的作用仅限于“威慑”效应，无力改变整体大局，市场淘汰率太小。中国证监会在2011年4月1日发布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公开谴责标准》且在2012年2月24日发布了《关于完善创业板退市制度的方案》征求意见与修改情况的说明，同年在6月28日又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完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方案》，上交所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若干条款进行修订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一系列“组合拳”的目标都指向了对于上市公司“优胜劣汰”的规定。所以对于上市公司来讲，受到处罚在某种程度上会改变公司的经营战略与未来发展方向。本文就是以受到处罚的财务舞弊公司为主体来分析受到处罚后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与外部审计可能的行为变化与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Zabihollah Rezaee(2002)认为财务舞弊是舞弊人采用财务欺诈等违法违规手段来谋取利益，从而损害他人利益的故意行为(杨清香，2009)。财务舞弊是一种故意的、非法的行为，这些行为给舞弊公司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由于财务报表舞弊的行为主体通常是公司的管理层，因此对财务报表舞弊行为的研究离不开对管理层行为的分析。
二、舞弊理论的探源
(一)博弈理论
博弈理论又称对策论，考虑赛局理论中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研究它们的优化策略。具有竞争或对抗性质的行为成为博弈行为。参与的双方为了达到各自的目标与利益，各方必须考虑对手的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并力图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或最为合理的方案。在博弈论中，参与人在他的策略空间中是自由的，但博弈完结后，参与人的支付不仅与他自身所作的选择有关，还与其他参与人决策的函数有关，即参与人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总结起来就是，在经济主体是理性的前提下，行为主体根据对方的行为(策略)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策略)，从而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二)审计判断有限理性理论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但现实情况是人是有限理性的，有限理性是造成信息不对称及不完全合同的根本原因。人不可能观察到所有的可能性、对未来不可能做到所有的预测都精准。所以有限理性条件下的最大化结果不可能为最优效率，一般为次优结果。那么人是有限理性时才会有交易成本，人的自利行为将会导致机会主义行为，而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外部性。
这个理论可从前景理论与锚定效应理论两方面去分析。前景理论指出：对于收益决策者是风险规避者；对于损失决策者是风险偏好者；人们对损失比对利得更敏感。即在可能获得利得时谨慎小心，在可能损失时会冒险争取。这样对于审计风险不大的公司来讲，审计师可能会有适度减少审计投入的机会主义倾向，但对于财务舞弊公司来讲，舞弊的动机较大，审计风险也较大，这时审计师会更加重视规避风险，加强对舞弊公司的审计质量。
另一方面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说明人们在决策时易受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的影响，在决策时习惯关注一个事物与另一事物的相关性，来达到对第二个事物的认知。应用领域很广泛，“锚定现象”使得专业人士也难逃锚定决策等偏误决策(Northcraft & Neale,1987)。对于财务舞弊公司来讲，审计师在接受委托时，一定会考虑公司的舞弊历史、上期的舞弊方式及上期审计报告的出具情况，以此为锚布置本期的审计程序。上一期若出具了非标意见审计报告，则本期审计意见将更加谨慎。
(三)管理层的短视认知理论
该理论基于时间不一致理论的研究，行为财务理论时间偏好分析可以解释现实中上市公司的舞弊行为。由于个人的认知偏差不同，则其时间偏好率是不一样的，这种贴现率结构的不同，会产生一种动态的结果。Strotz(1956)最先研究了时间不一致问题，并认为行为主体的贴现函数是指数形式，其最优计划为时间一致。若行为主体的贴现函数不是指数形式，就肯定会导致时间不一致。
行为财务理论分析框架认为，现实中的经济人普遍表现出“短视”认知偏差，由此形成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经济人的时间偏好率(贴现率)会出现短期高、长期低的结构。在技术上，行为财务理论学者用半双曲线贴现模型对这种贴现率结构进行了表达(Laibson,1997)。
现实中管理层会出现“短视”认知偏差，其时间偏好率(贴现率)呈短期高、长期低的结构。行为财务理论学者用半双曲线贴现模型表示贴现率(Laibson,1997)。本文用以下效用函数来表示：
，其中行为主体的贴现因子结构表现为
。长期贴现即在未来t期与t＋1期(长期)之间的贴现因子是δ。短期的贴现值在0期和1期之间的贴现因子是βδ。短视认知偏差由β来刻画。β小于1表明行为主体存在短视认知偏差，β值越小，短视程度越高。
管理层的短视认知偏差解释了管理层为什么会进行舞弊行为，这是由于管理层对自我认知存在偏差，双曲线贴现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行为主体重视近期而忽视长期的收益结果。这就可以解释财务舞弊公司对于短期各种动机与诱因的屈从，通过舞弊行为达到逃避监管或政策约束，但上市公司在舞弊后，还会不会继续舞弊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就是只要条件允许，舞弊的动机依然存在，这也就找到了舞弊公司后续期间管理层会再舞弊的佐证，管理层鉴于舞弊事件曝光后带来的声誉受损与投资者的关注，可能会把舞弊空间转向较低风险的账户(Kendall Bowlin,2009)，或把盈余空间转向线上项目(仓勇涛等，2011)，但是审计师也会识别这种反应，作出相应的调整。
三、管理层与审计师之间的博弈分析
(一)研究思路
根据风险导向审计原理，管理人与审计师之间的博弈关系，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广泛研究。这部分构建了两个主体之间的博弈模型，采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进行分析，把管理层与审计师的行为倾向与结果进行了探讨，以解决这种信息不对称下，如何进行有效审计，提高财务舞弊公司信息质量的有效途径。
(二)研究假定
在探讨审计师与管理层之间的博弈关系时，需要明确以下假设：
(1)理性经济人假设。所有的参与者如管理层、审计师都是理性的，都有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倾向。
(2)信息不对称假设。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着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管理层可能逆向选择与产生道德风险。同样审计师从外部的视角与管理层也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
(3)文中假设审计师需要对两类账户(高风险、低风险)进行审计，以发现有无舞弊或错报行为。这两类账户可能被错报一方面是因为非策略会计系统本身的非完善性；另一方面受管理层策略性重述会计系统的影响。总之，审计师把固定数量的资源分配给这两个不同的账户及个人的消费。
(4)上市公司管理层基于对超额收益的短视行为，存在财务舞弊行为的内在动机。
(5)博弈模型分析是体现舞弊策略过程的一种手段，管理层并不以审计师的意见来权衡会计报表的信息产出，而是选择隐蔽的行为去重述会计报表信息。
(6)借鉴Anderson and Young(1988)的研究，在一个账户中发现错报并不表示其他账户的错报会更容易地被发现。
(7)对于未能发现错报而给予审计师的惩罚程度，并不根据错报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而有所不同。实际上，有意的与无意的错报导致的处罚可能会不同，但差异并不影响审计师行为的均衡。博弈论分析对于审计师未发现舞弊行为的处罚会不断增加，而对于未发现错报的处罚则保持不变，对于这种倾向，管理层会重述低非策略性风险的账户多于高非策略性风险的账户。
以上假设对于预测行为有重要意义，但这个博弈模型的目的不是对审计师与管理层相互之间的行为形成精确的预测，而是在多账户策略中捕捉两者关系的策略本质，提供对审计师分配资源策略、管理层反应、潜在收益与策略提升的考量。
(三)博弈模型的参与者与相互关系
1.审计主体——审计师
审计师在这里既指会计师事务所也包含进行具体业务处理的审计人员，是审计服务的供给方，是能否发现财务舞弊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资质能力、业务范围、事务所内部管理水平等都对审计行为产生直接影响。注册会计师的个人能力、经验积累、风险意识、个人操守等对其审计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会计师事务所与注册会计师的行为与决策对会计信息质量起把关作用。
审计师运用风险导向审计的原理，先评估上市公司风险；然后确定审计资源的最佳投入量，将重大错报风险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对于非重大错报风险，收取风险溢价。对高风险与低风险的账户进行区分，决定把审计资源分配给高风险账户与低风险账户的方法，即把资源分配给两账户的比例。对于高风险账户按风险导向审计的原理，应该分配较多的审计资源与程序以降低审计风险，对于低风险账户可以分配较低的审计资源。被审计单位知悉审计师的工作原理，进而有意地进行调整，把一些舞弊行为“隐藏”低风险的账户，进而逃避审计师的防舞弊审计。对于财务舞弊公司管理层的舞弊动机分析与舞弊空间的调整，审计师还是很谨慎处理对低风险账户的审计，并不放松对低风险账户的审计关注。
2.审计客体——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
审计客体一般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与管理层。按照《上市章程指引》的规定，股东大会作为上市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利决定聘用与调换会计师事务所。但实际上起作用的，还是上市公司的管理层。由于审计市场的高度竞争性与审计客户的激烈争夺，审计合谋与审计意见购买行为也时有发生。
管理层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特别是当上市公司由于财务舞弊行为被处罚后，这时管理层提供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就更会受到一定质疑。管理层为了维护公司声誉及提升公司价值，根据信号传递理论，财务舞弊公司的后续治理有动机改善公司的财务运行环境，加强公司的内部控制，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但是实际上来看，财务舞弊公司被发现日期明显滞后，按照财务运行的惯性，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急刹车，所以管理层有意继续舞弊行为居多。从管理层的短视认知理论来分析，即使财务舞弊公司的舞弊事件被曝光并处罚后，管理层的舞弊动机依然存在，即管理层的短视认知仍会影响高管人员的判断。即便公司已经由于舞弊行为受到处罚，高管人员还会在信息披露时，屈服于短期利益的诱惑而一次次违反初衷，再次实施财务舞弊行为。当然也不排除有“好”的高管人员，他们恪尽职守、坚持原则，即使经营不好也不会进行财务舞弊行为，或者“保守”的高管人员，他们再次舞弊成本赋值很大，不是风险偏好者。所以，公司管理层可能采取两种策略：对财务信息进行重述(舞弊)或不重述(不舞弊)。其中，管理层存在不舞弊的情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非策略性风险即财务信息系统本身存在的风险。
3.审计环境
审计环境从宏观角度对审计主体与审计客体进行监管。其主要行为人主要包括：证监会、财政部、中注协、上交所、深交所等。这些机构对审计的主体及客体中出现的违规或舞弊行为进行监督与处罚。政府部门的抽查使得舞弊行为被发现是一个随机过程，有一定的偶然性。注册会计师需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审计师的法律风险体现在政府监管模式以行政干预居多，罚款、警告、取消职业资格、停业整顿等处罚对审计师起重要的约束作用。审计师面临的民事法律风险较小。
2007年6月1 1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该规定的第三条强调只要起诉会计师事务所就必须起诉被审单位，被审计单位对利害关系人负有连带责任。同时第五条规定了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业务活动中出具不实报告给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该和被审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的六种情况，其中第一种情况是“与被审单位恶意串通”。可见，这是最为严重的情况。只要满足了审计师侵权的四要件就需要负民事赔偿责任，上市公司负连带责任。
(四)博弈模型局中人的支付函数
1.审计主体：审计师的支付
审计的博弈模型(Shibano 1990; Bloomfield 1995; Newman et al.2005)证明了舞弊的风险是内生的，因为管理层的最优财务报告策略是在对审计师策略预期的基础上得到的。在不知晓经理层策略的条件下，审计师接受委托，对上市公司出具的财务报告进行审验，获得的审计收费为F。其中审计师付出的总成本为
。其中
表示不同账户所分配的审计资源单位，K表示审计师未使用资源的边际效用(也可称为资源的边际成本)。可以得到的关系式是：F≥。审计师完成账户i的审计后得到收益Y。若未发现账户中存在的舞弊，审计师得到z单位的处罚，不管这种未发现的舞弊是有意行为或无意行为。
2.审计客体：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支付
财务信息反映了上市公司的业绩水平与财务状况，会影响经理层的薪酬。职业经理人的评价标准参照的就是公司的财务信息。若公司的经营状况很好，则管理层的回报是丰厚的，其经营能力也得到了首肯。这种潜在的与实质的“信息需求”，会造成一定的盈余舞弊行为。
若管理层接受会计系统得到的财务信息数据并不对数据进行调整，当这个会计系统不存在错报或存在错报但审计师没有发现的情况下，管理层的支付为
；若舞弊行为被发现，经理层的支付为－
。表示非策略性错报被发现后，管理层受到的处罚。
3.审计师与管理层博弈模型的构建
根据两者的博弈过程，本文构造了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如图1)
图1 审计师与管理层之间的博弈树
4.预期效用函数的构建
由图1中的博弈树可知审计师的预期效用函数为：
上述符号的含义如下：
F表示审计师掌握资源的总单位数。
K表示审计师每单位未使用资源的边际效用(每单位边际成本)。
Y表示审计师完成对账户i的审计后的收益。
Z表示对账户i审计失败的审计师的处罚。
T表示有效性乘数，即对账户i每增加一单位审计资源所增加的审计师发现舞弊行为的边际增加值。在实践中账户的影响因素不同，本文对于所有账户赋值T为1％，即每增加一单位资源发现舞弊的可能性就增加1％。若审计师把100单位资源到账户i(例如＝100)。则舞弊发现率为100％。
表示审计师未发现蓄意的错报时管理层的收益。
－
表示舞弊账户被审计师发现后的管理层的收益。
表示发现舞弊账户后对管理层的惩罚。
表示管理层没有舞弊行为或审计师未发现非策略性错报时的收益。
－表示非策略性错报被审计师发现后，管理层的收益。
表示非策略性错报被发现后，管理层受到的处罚。
表示每个账户所分配的审计资源单位。
表示管理层对账户i实施舞弊行为的可能性。
表示每个账户存在非策略错报但无舞弊行为的可能性。
5.审计师与管理层之间博弈模型的均衡解
审计师的均衡解如下：
以上显示的是整个混合策略的过程。由上述得出的管理层与审计师的均衡解可以看出，管理层的最优策略是由审计师的支付函数与账户层次的非策略风险来决定，不由管理层自身的支付函数来决定。同样的，审计师的最优策略是由管理层的支付函数与账户层次的非策略风险来决定，并不由自身的支付函数来决定。
审计资源的多少不会对均衡解造成影响，前提是假设审计师可利用资源是足够达到每个账户均衡水平的。但当审计资源限制在低水平，审计师对每一个账户只能分配低于均衡水平的资源时，会导致角点解，这时管理层会重述至少一个账户，即舞弊的风险加大。另一方面，假定有足够的资源允许审计师关注审计环境，将会得出内点解。
6.对审计师与管理层行动策略的考察
管理层根据会计报告系统的结果，可以选择重述报表信息或接受报表信息。管理层有的可能性去进行报表重述，则有1－的可能性接受报表信息不进行修改。根据Bloomfield(1997)的研究，会计系统每个账户出现错报的可能性为，代表了每个账户的非策略风险。尽管非策略风险为公共知识，但管理层与审计师并不知道在他们进行各自的选择前会计报告系统会不会产生非策略性错报。若管理层选择重述会计报告则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错报或舞弊，而且不是无意的行为。
审计师不知晓管理层信息的情况下，分配审计资源到不同的账户上，发现舞弊的比率是和T合力的结果，即
，其中
表示发现舞弊的比率。当管理层接受会计报表信息的情况下，审计师分配审计资源进行审计后的结果受非策略风险的影响。
举例说明，把博弈模型各参数进行赋值分析，见表1。
由数值结果可以看到，高风险账户分配的资源数量高于低风险账户分配的资源数量，说明即使对于均衡解两账户对应的重大错报风险是一致的，审计师也会分配较多一点的资源给高风险账户(Kendall Bowlin,2009)。这是因为当非策略的错报被监管部门发现时管理层会受处罚。尽管管理层不能控制会计系统的质量，但对这种非策略的错报的处罚还是减少了处罚本身对于控制舞弊行为的积极影响。因此，会计系统信息质量降低时(或称非策略错报风险的增加)，管理层有动机去重述账户，进而导致审计师会分配较多的资源去高风险账户。
从另一方面分析，如果管理层行动是策略性的，对高风险账户分配更多的资源这个策略将是无效的。由上述博弈分析结果可知，管理层的最优策略也是由审计师的支付函数与账户层次的非策略风险来决定，不由管理层自身的支付函数来决定。所以管理层将会预期到审计师的这种分配策略，于是很可能会去重述低风险账户(75％)而不是高风险账户(0％)。对于(3)式
中的Z求偏导，得到
，即偏导小于0。说明对于审计师处罚越大，管理层重述的比率越小，对审计师未发现高风险账户的错报或舞弊时处罚加大，这时管理层对于这种高风险账户的重述几率就变小，进而对低风险账户的重述概率加大。两账户在博弈模型中的区别就是非策略风险。当本文设定高风险账户有80％的可能性出现错报时，则管理层重述高风险账户的可能性降为0，有20％可能性出现错报的低风险账户被报表重述的可能性为75％。Bowlin et al(2009)用测试策略的方法去重述各类账户，审计师行为的反馈表明了重述高风险账户被发现的可能性大于对于低风险账户的重述。于是管理层倾向于重述低风险账户而不是高风险账户。
对于管理层在舞弊空间上的转换，审计师决策也存在策略提升。Croson(2000)发现参与者在公共产品博弈中的搭便车行为。Bloomfield(1995)认为策略提升在多账户分析时较为有效，因为对于风险的评估两账户可以有比较，比单独分析某一个账户时有效(Bhattacharjee et al,2007)。
这个结果表明，当管理层有舞弊动机并对高风险账户进行舞弊后，受到的处罚越严重，审计师对高风险账户上的舞弊行为投入的审计资源减少。对于管理层错报行为处罚越严重，管理层越有舞弊的动机，导致审计师会分配较多的资源去高风险账户，管理层在策略提升的影响下倾向于对低风险账户的舞弊，审计师也存在策略提升，进而对低风险账户分配更多的审计资源。即审计师会认识到管理层了解审计师的风险导向审计策略，并把舞弊空间调整到低风险账户，进而存在策略提升的审计师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低风险账户上。
四、结论分析
第一，本文运用了博弈论的相关原理，构造了一个审计师与管理层对于财务舞弊事件的动态博弈模型。通过对模型均衡策略的分析，发现了管理层与审计师的最优行动策略及相应的策略提升。博弈模型把账户简化为高风险账户与低风险账户，两账户在模型中的区别就是非策略风险。审计师在不知晓管理层重述账户概率大小的基础上分配审计资源。由以上分析可知，非策略性风险越大，对高风险账户分配的资源就越多。但从管理层与审计师的均衡解可以看到，管理层(审计师)的最优策略也是由审计师(管理层)的支付函数与账户层次的非策略风险来决定，也不由管理层(审计师)自身的支付函数来决定。即都是以对方的支付函数来决定自身的最优解，所以当管理层看到审计师会相应分配较多的资源到高风险账户时，管理层将会重述更多的低风险账户。而存在策略提升的审计师分析出管理层的调整行为后，也会把更多的审计资源分配到低风险账户上。
第二，审计资源来源于审计收费，没有合理与足够的审计收费，审计程序与审计质量一定会受到影响，若审计收费不能涵盖整个审计过程，就会出现角点解，这时管理层就会至少重述一个账户，使得审计风险加大。但现实的情况是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存在激烈竞争，是买方市场，存在低价揽业的普遍情况，而且由于审计服务的买方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管理层的“阴谋”与审计师的“阳谋”也易形成审计合谋或审计意见购买情况。
第三，对于管理层来说，外部的监管并不能起应有的威慑与约束作用，管理层由于违规成本太小，一直有继续进行舞弊行为的意愿。本文是建立在假设条件下的，如对于不同层次的账户，难以严格分为高风险账户与低风险账户，对于不同公司账户的风险层次也是不一样的，而且相应的舞弊行为也难以通过调整不同风险的账户而达到舞弊的目的。从另一方面讲，通过对管理层与审计师之间的博弈分析，可以看到管理层在外部监管与审计约束下行为倾向，所以政府对于虚假披露、虚假交易、操纵股市和其他欺诈行为应该尽可能地严厉打击。
上市公司的经营需要资本市场的支持，中国的股市也在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股价的高低不是资本市场好坏的标准，成熟的资本市场应该做到交易公正、信息披露充分，上市公司管理层积极勤勉并能如实披露信息，且第三方鉴证机构能做到诚信执业，这样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根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