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哲学基础的反思——哈贝马斯对意识哲学范式的拒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哲学论文,现代性论文,范式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1)03-0055-08
哈贝马斯对意识哲学范式的拒斥是他重建现代性哲学基础的关键一环。对这一问题，国内外一些研究哈贝马斯的著作虽有提及，但似乎重视不够，因而往往语焉不详，未作清楚阐述。而弄清这一问题对理解哈贝马斯重建现代性的哲学基础的思路是重要的。“意识哲学的范式已经枯竭”这一论断，是哈贝马斯拒斥意识哲学的集中表现。本文试图根据他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重建现代性哲学基础的角度，对他何以拒斥意识哲学范式作具体的阐述。
一、现代性的基础与难题
对现代性及其基础，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会有不同的看法。哈贝马斯确认，从哲学上看，现代性的构想是以理性（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主体性）为基础的。西方在启蒙之前，统一人们的思想，使社会各系统成为和谐的整体，依靠的是外在的规范，是对于宗教权威的认同，如对上帝的信仰或对牧师的迷信。思想启蒙之后，宗教的权威衰落。启蒙思想家崇尚科学，反对宗教虔信，认为人只有自己给自己立法，自己给自己定规则，才能为社会的发展确立基础。而自己立法，自定规则，就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康德曾对什么是启蒙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P22)启蒙思想家提出理性和主体性的概念，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哲学基础。哈贝马斯显然赞同康德的上述观点。他认为，现代性就是在理性和主体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曾指出，按启蒙哲学家的现代性设想，社会的各系统应有各自独立的标准和合理性要求，同时他们还希望社会整体必须在理性的基础上协调地发展。[2](P301-302)
启蒙哲学家的现代性构想决定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基本走向，现代西方文明就是按照启蒙思想家的这一套设想发展出来的。这样看来，理性、主体性至少呈现为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核心和根本。
哈贝马斯对启蒙哲学家用理性来组织社会，使之协调健全地发展的思想，态度鲜明地拥护和坚持。他认为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构想，但理性的发展却使现代性产生了难题。以理性和主体性为基础发展出来的现代性在行进中，自身内部发生了分裂。按主体性原则，以理性作基础的现代性，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削弱了宗教统一社会的力量，使得宗教衰退，但却无法以理性和主体性原则来取代宗教，来整合社会。它虽能使社会各系统自主地发展，但却也使社会实证化，工具理性大肆扩张，侵蚀了生活世界的领域，并对之实行统治。在现代性凯歌前进的同时，理性发生了扭曲，社会发生了分裂，无法和谐发展。这就是现代性的难题。
肯定理性是现代性的基础和肯定现代性难题的存在，并非哈贝马斯的首创，而是表达了一种共识。但哈贝马斯用自己的方式承认现代性的基础和难题，并坚持认为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构想，这就有一个在坚持理性的基础上来解决难题的问题。
二、哲学家们解决难题的努力
如何从哲学的层面解决现代性难题，为哈贝马斯所关注。在一定意义上，西方历经近200年的现代性批判，就是哲学家们试图解决现代性难题的不懈努力的进程。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对近200年的现代性哲学话语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最早意识到建立在理性和主体性基础上的现代性产生了分裂，社会无法和谐统一，并试图依靠理性来解决这一难题。
哈贝马斯指出，黑格尔处理这一难题是以康德哲学作为出发点的。青年黑格尔在切身经历中体验到社会的分裂，看到宗教和国家等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实证化倾向。黑格尔意识到时代的实证性表明的是现代性的难题。他认定这一难题集中体现在康德哲学中。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对解决现代性难题的思考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经过艰苦思索，黑格尔最终发展出绝对的概念，认为只有用绝对才能证明理性是克服分裂的统一的力量，即试图发展出一种从反思哲学出发的理性观念，来贯彻他对于分裂的现代性的批判。
这样的批判，特色是什么呢？哈贝马斯指出，黑格尔青年时代想要概念地思考的直觉观点是，在现代世界中，因为反思的解放力量成了自主的，解放成了自由的丧失，然后只有经过征服的主体性的暴力，才能达到统一。在黑格尔看来，这种统一是虚假的统一。康德哲学表现出的就是这种非真实的统一。它与时代的实证性相应，把人的自我意识绝对化了，自我意识给分裂的世界一种客观一致性，提供“一种人所期待和设计的客观确定性”。[3](P33)康德哲学所提出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自由和必然的统一，等等，都不是真正的统一。因为“这统一是暴力的统一，是把他者归于自身之下的统一，……而统一应是绝对，它是未完成的”。[3](P33)
因此，黑格尔提出了绝对来克服分裂，实现统一。而这种解决难题的途径的特点是在于用主体哲学（注：意识哲学、主体哲学或主体性哲学，在哈贝马斯的用法中，基本意思是一致的。尽管在哈贝马斯的文本的不同的上下文中，其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在本文中，对它们的细微差别不加区分。）的方法来克服主体中心理性。哈贝马斯说，这样，对于一种非强迫性的统一的要求，对黑格尔来说，被强烈的危机体验所巩固。如果真正的统一反过来被认为是从反思哲学的方法发展而来，理性就不得不被看作是主体对自身的关联，但现在作为反思，它不是像主体性的绝对力量一样，把自身强加于他者的反思；相反地，它发现它的存在和运动只不过是坚持一切的绝对化，这就是说，再次消除它所产生的每一种实证因素。因此，黑格尔提出主体的绝对的自我关联，来代替有限和无限的抽象对立。这主体从自身的实体中获得自我意识，由于有限和无限的差别，在自身之内取得它的统一。这个绝对主体只有在一个有限和无限的关联转向另一有限和无限的关联的过程中，才能建构自身；只有作为自身关联的中介过程，才能被认识。这一思想的特征，是黑格尔特有的，它为克服主体中心理性而使用了主体哲学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成熟的黑格尔能够不求助于与内在于现代性自身的主体性原则不同的任何东西，而证明现代性自身的过错。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把理性看作绝对精神在发展过程中的呈现，它作为统一的力量是把有限包含于自身之内。统一或克服分裂就表现为绝对精神的调和的自我认识。黑格尔试图以绝对作为克服现代性难题，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但这样做仍未为现代性难题的解决找到出路。他指出：“似乎黑格尔已经用这种绝对的概念达到了他的目的，绝对制服了每一种绝对化，作为自我关联的无条件的唯一的无限过程而保留着，而这过程吸收了自身之内的一切有限。黑格尔能依据现代性自身的原则构想出现代性。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把哲学设定为统一的力量，它克服了源出于反思自身所有的实证性。因此，治愈了现代分裂的现象。但这一圆滑的印象是欺骗。”[3](P36)又说：“如果比较一下黑格尔在他以前关于普遍宗教的观念中所考虑的，和后来他由艺术进入宗教的扬弃，由信仰进入哲学的扬弃所留下的，就会明白在宗教哲学的结束处，支配了黑格尔的那种无可奈何。哲学所能实现的，不是被认为能使人民成为理性的，使哲学成为感性的那种公共宗教的客观普遍性，充其量只是不完全的和谐。反而是，人民发现，通过现今的哲学祭司，他们越来越被遗弃了。”[3](P36)
哈贝马斯断定黑格尔未能克服现代性难题，是因为黑格尔解决难题的手段仅停留在意识哲学范式内。他说道，黑格尔面对现代性的不安定和运动打算破除这一概念，却没能概念化现代性的分裂。“原因就在于，他只是在主体哲学的框架之内实行他的主体性批判。在这里分裂的力量被认为活动着的，只是以便绝对能证明自身作为统一的力量，再没有任何‘错误的’实证性，而只有同样要求相对权力的分裂”。[3](P41)
哈贝马斯还强调，继承了黑格尔现代性批判构想的实践哲学在这个问题上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同样也是这个原因。在论及马克思时，他说：“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被主体哲学基本概念的必然性压得喘不过气来”。[3](P63)“马克思在这儿像黑格尔一样卷入了基本概念的困难。……代替了认知主体的反思的行动主体的目的合理性依然是主体哲学的变体”。[3](P65)
这样，在哈贝马斯看来，站在理性立场的思想家，如黑格尔等人，在批判现代性时，尽管清楚意识到其中的难题，但因为局限在意识哲学范式内，只是徒费力气，无法解决。
哈贝马斯也把视线投向与黑格尔基本立场不同的另一批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由于看到黑格尔式的理性立场无法解决现代性难题，西方一些思想家就试图脱离启蒙辩证法的思维框架，希望通过转换思维模式，超出意识哲学，来解决分裂，实现统一。因此他们走向了非理性。这一取向，由尼采肇始。[3](P74,85)沿着尼采路线走的人当中有福科。（注：福科是哈贝马斯的重要谈话对手。《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有两讲是对福科现代性批判的讨论。）
在非理性一派哲学家那里，批判理性和主体性，拒斥西方传统思维模式，和提倡新思维模式，往往是合二而一的工作。哈贝马斯认为福科工作的重要特点是吸纳和推进尼采，用权力理论揭露理性的面纱。这个特点或明或暗地贯穿在福科的一系列著作中。[3](P254-256)对福科来说，提倡思维新模式，以实现转换，超出意识哲学，批判现代性，解决其难题，权力概念和权力理论是关键。哈贝马斯对福科的《规戒与惩罚》作了分析。
哈贝马斯认为，在《规戒与惩罚》中，福科以法国的材料为主，以“监狱的诞生”为中心作指导线索，研究了惩罚的相应形式，探讨了在古典时期和在现代时期产生的统治技术。（注：福科的断代话语有自己的特点。参见斯蒂文·贝斯特等：《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福科：《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76页。）在这种探讨中福科研究了权力的复杂性，指明了权力与知识相互交织、相互循环、融为一体，并由此说明了主体是被建构起来的，表现出对理性的怀疑。
首先，福科表明，权力和知识是相互循环的。福科认为，专制主义者的国家理论服务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暴力；统治者所关注的，是建构公共行政的中心机构和收集有效行政的组织知识的问题。新的需要的知识对象，不是市民的权利和义务，而是主体的肉体和生命。在这个阶段，人文科学成为权力的中介，使监管的显示全貌的形式渗透到被征服的肉体和客体化了的灵魂中，凝聚成一种新的、现代精确的权力综合体。[3](P270-271)
其次，福科表明，权力和知识的交织与循环产生出主体。福科把惩罚从拷问到监禁的转换作为典型过程，试图证明现代人类中心思想起源于现代的统治技术。他指出，古典时期犯人经受极度的惩罚和拷问，它是报复的统治权残忍地展示权力的剧场。在现代，展示肉体痛苦的处罚，被通过与外界相隔绝的监禁而来的自由的丧失所取代。显示全貌的监狱作为设备，不仅使犯人顺从，而且也改造了他们。这种无所不在的规戒权力的广泛普遍的、规范化的影响，经过肉体，进入日常行为，产生改变了的道德态度。这种规戒同时在工厂、车间，在兵营、学校、医院和监狱中建立起来。这些刑事的技术在18世纪末迅速地传播。而正是人文科学用精巧的方式把这些肉体规戒的规范化结果扩展到个人和人口的最内在的领域。“正是在它们的形式中，人文科学被认定为知识和权力的混合物，权力的形成和知识的形成融为一体，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3](P272)
福科以其研究指明，在知识的形成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权力，而不是理性；知识是权力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产物。权力产生出主体，更准确地说，是权力与知识的结合产生出主体；主体是形成的，而不是自主地先在的。这里，破除的是自主的主体和建构的理性的观念。在这点上，的确表现出反西方主体中心理性的新思维模式。但福科能否实现对现代性难题的解决，按其思路，首先是他的权力理论能否超出意识哲学的理性框架，他的转换是否成功。
哈贝马斯认为，福科的研究最终停留在了意识哲学内。他说：“在他的权力基本概念中，福科强使先验综合的唯心主义观念与经验主义的本体论的预设相结合。这一方法未能找到一条超出主体哲学之路，因为被认为为对立的语义成分提供了普遍标准的权力概念，是从主体哲学自身的全部剧目中取来的。……权力是这种东西，通过它，在成功的行动中，主体对客体起作用。在这一联系中，行动的成功依赖于参与行动的计划的判断的真，经由行动的成功的标准，权力仍依赖于真。福科任意地把权力对真的依赖性颠倒为真对权力的依赖性。而且，基础性的权力不再需要束缚于行动和判断的主体的能力——权力成为无主体的。但没有谁能仅仅对它的基本概念进行揭露，就可以逃避主体哲学关键概念的局限，福科不可能用从主体哲学借用来的权力概念来废除所有这些他归之于主体哲学的窘境。”[3](P274)
哈贝马斯在这里表明，福科对理性的批判犯了“述行矛盾”，即明里用非理性批判理性、攻击理性，而实质上又暗中使用理性的基本前提，导致自相矛盾。福科的权力与意识哲学的理性一样，也是先验的、前定的、建构性的，是任何知识产生的先决条件；他的权力概念也是普遍存在和适用于一切社会和任何时代的。可以说，福科的权力理论是隐形的理性模式。
由于批判和转换的不彻底，福科不可能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来推动现代性难题的解决。哈贝马斯认为，福科在宣布“人”不存在后，没有明确提出主体性、理性的替代物。[3](P296)福科缺乏借以批判现代性的立足点，所以他就不能为伦理和政治提供基础。福科的权力理论不能解决社会秩序如何可能和个人如何与社会结合的问题。[3](P286-293)“在他的权力理论的前提下，福科如此地降低了社会现代化的复杂性，以至这一过程的令人不安的自相矛盾处，对他来说，变得不清楚了”。[3](P291)福科固然揭露了意识哲学的种种问题，但“福科转向权力理论，它表明只是个死胡同”。[3](P296)可见，福科从非理性出发批判现代性，（注：对于福科的基本立场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人认为不能把福科看作是非理性的，这里对此不作讨论。）却未能解决现代性难题，是因为他无法超出意识哲学的理性框架。
与福科相似，非理性一派其他思想家同样陷于意识哲学范式的泥淖。尼采提出要破除大陆理性主义的思维框架。[3](P74)他用权力理论试图超出意识哲学。在批判理性后，他冀求返回古希腊，以酒神精神来克服现代性的分裂，但没有成功。[3](P96-97)而海德格尔试图逐步消解主体哲学的基础，以便走出其误区。但是，从整个具体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存在历史的超基础主义表明，他依然固囿于他所否定的思想之中。[3](P104)他要用本源的思取代理性，希望以此来统一分裂的社会，但“这一回答自然地径直返回到了主体哲学”。[3](P148)
可见，非理性立场的思维模式转换，只是表面上超出意识哲学范式内的理性模式，而最终在实质上并没有脱出意识哲学范式，所以也没有解决现代性难题。
三、意识哲学的局限
根据哈贝马斯的考察，西方历经近200年的现代性批判和解决现代性难题的努力，之所以都陷入困境，没有获得相应的成功，是因为这种解决难题的思路局限在意识哲学范式内。因此，为什么在意识哲学范式内就无法解决现代性的难题，以及是否在意识哲学范式内还有可能解决这一难题，成为哈贝马斯需要解释和弄清楚的问题。
哈贝马斯阐发了福科的观点，认为福科表明，意识哲学产生于一定历史时期。它所说的“人”，所主张的先验主体，只是一定认识范式的产物，是一个创造物。它关于先验主体、先验理性的预设不能成立。
哈贝马斯指出，福科在《事物的秩序》中集中研究了从文艺复兴到古典时期，从古典时期到现代的认识范式的转换问题。根据福科的研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知识型。先验主体是现代知识型的产物。在18世纪末之前它并不存在，到康德时期它出现了，但往后仍会消失。而人文科学以此为基础产生出来，并且用这观念把人创造出来。
福科认为，文艺复兴的思想由宇宙中心论世界观引导，事物的秩序是按相似性原则来安排的。17世纪的理性主义为事物引进了完全不同的秩序。在理性主义的事物秩序中，决定性的范式是被秩序化的符号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被结合的符号或语言构成了一种完全透明的媒介，通过它描绘出能在同一水平上被表现的所有事物。人的本性没有比事物的本性更高的特权。知识完全取决于语言的表现结构。福科在他对第雅各·委拉斯开兹所作名画“宫廷待女”的分析中指出：在18世纪末之前，人不存在。而这里的“人”，指的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人。
而当古典的表现领域消解时，现代知识型就出现了。福科把知识的现代形式视为从一开始就由认识的主体提高自己，以超出形而上学的毁灭，以便在他的有限能力的意识中，去解决需要无限能力的任务的窘境所标志的。按福科的观点，现代从康德开始。一旦在语言与世界之间的一致方面的形而上学的保证不起作用后，语言自身的表现功能就成为一个问题。作出表现的主体不得不客观化他自身，以获得某种关于表现自身的令人困惑过程的明晰性。自我反思的概念被采用了。作出表现的主体与自我的关系成为最终的确实性的唯一基础。在自我意识中显示自身的人，一旦开始发觉他自身是一种自主的和有限的存在物，就不得不承担起建立一种事物秩序的超人任务。康德通过把有限认识能力特有的局限性的意义转变为无限制而推进的知识的先验条件的方式，直接了当地把这一窘境转变为他的认识论的建构原则：现代性开始于不可信的和最终不切实际的想法，即关于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奴役而成为统治者，正是它的有限性允许它去取代上帝的位置的想法。
福科认为，人文科学以人类中心思想为基础，把作为科学对象的“人”创造出来。语法、自然历史和经济学在古典时期就作为分类科学出现了，在那里首次受到人类中心方法论转变的支配性影响。在这当中，一种观念产生了，人类被认作说话和劳动的产物。而人文科学利用了这个观念，它们把人类作为使自己与由自身产生的客观化相关联的存在、言语和劳动的产物。
哈贝马斯指出，福科还表明，要确立起在这种认识范式下产生出的先验的主体、先验的理性，遇到了巨大困难。福科通过三个对子的分析作了论证。这三个对子是：先验和经验对子、我思行为与非思行为对子、对起源的回避与回归对子。这是因为意识哲学受到概念的限制，在此之下，它必须“对子化”主体，不断地按两种相反和互不相容的方面来处理主体。每一个对子都是为了构建起主体性和自我意识，以确立它主宰外物的特权。这表现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思想的长久努力，但这种努力未能如愿。
按福科的观点，从康德开始，“我”同时被设定为世界上的一种经验主体和作为整体的世界相对的先验主体的身份。由于这双重身份，认识主体了解到自身为分析同样的性能所刺激，一是作为先验综合的性能反思地被把握，二是作为由自然规律所支配经验的过程来把握。思想自然不能停留于满足这些不相容的选择。在统一所有这些方面的训练中克服这种窘境的企图，和构想作为精神或类的自我产生的过程的先验形式的具体历史的企图，影响到从黑格尔到梅洛—庞蒂的努力。因为这些混合的事业追求完美的自我认识的乌托邦，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改变观点直到实证主义。
福科在自我设置的第二维度揭露了同样的辩证法。自从费希特起，作为反思主体的“我”，一方面经历在“总是如此”的世界中作为使自己保持连续性的某物，和作为在难以理解的某物之中遭遇自身的双重经验；但另一方面，作为通过随使反思“自在的”透明的能力和提高自己为意识的“自为的”的能力的反思而成的被赋予的存在，去促进使自己意识到是前给定的过程的企图和去发现一种方法论立场的企图，从黑格尔经弗洛伊德到胡塞尔伸延出去。而这些从无意识地隐藏地位的牺牲品，到完全的、自我透明的、乌托邦的对于解放的混杂的企图，引起了对虚无主义的欲望和彻底的怀疑主义的强烈反应。
按福科的观点，逃避第三种对子化的愿望——关于主体作为本源性地创造的某物和同时作为从这本源疏远的某物——最后导致了同样的辩证法。人类认识自身作为返回到古代的遥远的历史的产物，而对这古代它无法把握。现代思想越是有力地寻求它们，这个起源的退却就越遥远。对于这，从谢林经马克思到卢卡奇的历史哲学，用一种从异化领域充实地复归的观念即用关于精神的奥德修斯的观念作出回答。而另一方面，从荷德尔林经尼采到海德格尔的狄俄尼索斯思想，用退回的上帝的观念作回答。但这些历史的混合的观念，只能在恐怖的、自我控制的和奴役的形式中成为实践的，因为他们从错误的末世冲力中获得生命。
哈贝马斯对福科关于三个对子的分析评述道，福科发展他的现代性基本观念，认为现代性是在从康德和费希特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伸展出去的巨大圆弧中，以自相矛盾的和结构上超载的主体（有限的主体超越自身成为无限）特有的人类中心的知识为特征的。福科关于三个对子的分析表明意识哲学有先天缺陷，其基本概念难以立足。
哈贝马斯赞同福科对意识哲学的分析，认为来自于从笛卡尔到康德的反思哲学即意识哲学，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他吸纳福科的观点，认为意识哲学范式的理性、主体性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认识范式的产物，而不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他主张理性是“尘世间的一物”，是在人的社会历史活动中形成的。他指出，作为现代性基础的理性、主体性概念，来自于从笛卡尔到康德的反思哲学。这种反思哲学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意识哲学。
福科解构了先验主体，而若不存在先验主体，也就没有先验理性。哈贝马斯指出，关键是，意识哲学范式下的理性概念是偏狭的。他认为，反思哲学立足于主客体关系，设定了一个自主的理性主体，与作为客体的整个世界相对立。在这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臣服与被臣服的关系。它所关注的是如何利用理性去主宰自然，而从不考虑理性的其他多种表现及各种形式所应有的位置。理性单一化了，仅成为工具理性。由于它把理性和主体性的概念理解得极为狭窄，使理性成了存在于所有存在者当中的逻各斯，因此被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这种狭窄理性、主体性概念的片面发展，就造成社会分裂，形成现代性的难题。而难题既然由意识哲学范式内的理性、主体性而产生，自然就不可能通过它自身的努力而得到解决。哈贝马斯道出了在意识哲学范式内不能解决现代性难题的原因。
福科通过对先验主体、对“人”的解构，是要否定理性。与福科不同，哈贝马斯坚持理性，认为启蒙思想家提出以理性作为现代性的基础，这个原则是正确的，要坚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所能考虑到的是意识哲学范式下的理性。以这种理性发展出来的现代性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产生了种种缺陷，导致了现代性的难题。而在意识哲学范式内又不可能解决这难题。从当今社会发展的现实看，已不能在这范式内来思考理性和主体性，不能再以它作为现代性的基础，这就需要推进理性。
所以，在哈贝马斯看来，以理性为现代性的基础没有错，但不应是以先验理性的面目出现的理性。他认为，福科所揭示的西方哲学用三个对子化是为了确立先验主体、先验理性，其不能成功已充分表明解决现代性难题必须寻找恰当的理性概念。他说：“如果我们放弃形而上学无家可归的有点感伤的预设，如果我们理解处理这些论争的先验和经验的模式之间的来回折腾，彻底的自我反思和不可被反思恢复的不可理解的因素之间，以及自我产生的类的产物与先于任何产物的原始因素之间的往返冲突，这就是说，当我们理解到所有这些对子化的难题是因为：一种枯竭的症状。一种更为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提出来了。”[3](P296)
哈贝马斯强调：“意识哲学的范式已经枯竭。如果是这样，枯竭的症状应消融于对相互理解范式的转换之中。”[3](P296)“意识哲学的范式已经枯竭”，这是哈贝马斯拒斥意识哲学的鲜明显示。它表明，按哈贝马斯的观点，在一定认识范式内提出的理性有局限，已经枯竭的意识哲学已不能成为现代性的哲学基础，所以应当拒斥。而若要继续坚持启蒙原则，坚持理性立场，就必须提出另一种形式的理性，必须另寻出路来重建现代性的哲学基础。于是，哈贝马斯提出转向相互理解范式，以交往哲学来取代意识哲学。
收稿日期：200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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