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解体的主观因素——俄罗斯历史学家对苏联解体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解体论文,俄罗斯论文,历史学家论文,主观论文,成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512.56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历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历史学家舒宾，最近推出了他在苏联解体问题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苏联解体：主观因素的作用》。他详细客观地分析了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每一个具体历史环节中主观因素的作用，认为主观因素在苏联解体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推出
1990年，苏联各共和国选举苏维埃代表，民族主义在波罗的海沿岸、高加索、乌克兰西部都占了上风。俄罗斯绝大多数居民和政治家还没有任何独立于苏联的想法，也没有推出民主联盟等口号。白俄罗斯的情形也如此。在乌克兰，“独立派”就是依赖于西方国家支持和获得基辅官僚好感的活跃的少数派。中亚的形势则相对稳定。因此，当时民族分离主义的危险性远远达不到瓦解苏联国家结构的程度。有作者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力量就是民族主义运动，其中必然包括“俄罗斯主权运动”。总体上这种观点没错，但需要明确的是，“俄罗斯主权运动”并不属于民族主义运动，而是俄罗斯的民主运动利用了民族主义及另外的因素，引发了“俄罗斯主权运动”。这些运动最初都具有民主和西方式特征。因此要研究“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是如何被民主运动利用和控制的。
1.形成了“民主派”和“爱国派”两个知识分子阵营
早在1988年，苏共反对派开始壮大，并同时形成了“民主派”和“爱国派”两个相互独立的知识分子阵营。前者认为，应该在国家框架内帮助戈尔巴乔夫控制党，让戈尔巴乔夫成为“民主派”领袖；后者则赞成在苏联范围内放开权力和自治，实际权力转向共和国，重要的是削弱中央权力。在1988年的俄罗斯，但还谈不上开始了脱离苏联的进程，不过俄罗斯政权的影响在联盟内部扩大了。当时，虽然公民运动的影响逐渐扩大，但是反对派领袖并没有期望在第一次猛攻后苏共就能垮台。确切地说，反对派希望改革首先成为类似于1905年的革命，然后再进入类似于1917年“二月革命”的时期。1989年内部的革命形势也如同1905年到“十月起义”前的情景：反对派在暗地周密计划活动方案，自由主义代表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苏联内部产生的俄罗斯国家自治的（关于独立的说法还没有出现）思想，既反对戈尔巴乔夫保留“自由帝国”的思想，也反对苏维埃社会制度，同时他们还防范着各共和国的自治主义。
2.俄罗斯“爱国派”抛出瓦解苏联的思想
1989年，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跨地区代表团”集会决议满足了将苏联改革为“主权共和国”的自由式联盟思想的需要。而在1989年春天，这一方案已经在波罗的海沿岸和高加索国家有所反映。1989年中期，因为波罗的海沿岸的民族主义运动，非正式组织内部出现了赞同少数民族主义运动是不可调和的观点，倾向于建立强大的单一制民族共和国。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内是否加强共和国政权的辩论变得消沉，“为苏联的毁灭画上句号”的“爱国派”复活了。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著名的“爱国派”领袖、作家拉斯普京发表了对反对派知识分子情绪有重要影响的演讲。他说：“俄国，带着尊重的、理解的态度对待一切民族感情和民族问题，我们国家的人民和民族也是如此。但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代表的积极表现，使他们通过议会赢得了联盟修正案的出台。联盟修正案是否允许这些共和国脱离苏联，暂时我还没有答案。自然，你们会依据法律和良心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俄罗斯被攻击了。按照俄罗斯人的习惯，也许俄罗斯应该从联盟中脱离。也许你们认为自己的一切灾难均来自俄罗斯而指责它，或者俄罗斯的不成熟和愚笨拖累了你们的进步？也许俄罗斯脱离联盟更好？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还是需要我们的帮助。”
这是第一次在高规格会议上出现的关于俄罗斯脱离联盟的言论。可见，瓦解苏联的思想不是西方“抛出”的，也不是“民主派”传播的，而是由俄罗斯的“爱国派”提出的。这个概念轻易地就使“处在各共和国的苏联人民对立起来”，并且也把俄罗斯联邦内俄罗斯族和非俄罗斯族居民连接起来。
3.上级任命官员客观上成为“爱国派”积极的拥护者
“爱国派”开始狂热地加速扩展俄罗斯主权高于联盟主权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在上级任命的官员中找到了同盟。1989年9月19日苏共中央全会上，在民族问题最激烈的辩论中，当发言者愤怒地揭露民族分离主义的危害时，苏共斯摩棱斯克州党委书记A·弗拉先科声明，“国家中最大的共和国——俄罗斯处在金融枯竭、经济瓦解的状况下”。如果从前向联盟进攻是从外围进行的，那么现在的打击则来自内部高层。尽管上级任命官员是从俄罗斯联邦的角度出发，认为俄罗斯丰富的地下资源绝大部分被侵占了，但是，这反映了他们的保守情绪和对共产主义的失望。在1989～1990年选举前的运动中，有损于联盟利益的口号“为俄罗斯而斗争”被频繁使用。当俄罗斯政权有转向民族主义“反对派”手中的危险时，“民主派”便着手利用了“爱国派”的口号，采取了以波罗的海沿岸民族主义的方式，制定反对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联盟中央的战略方针。在破坏苏联的事业上，保卫者和“自由主义者”变成了客观上的同盟军。
4.俄罗斯中央政权的分离主义继续沿用了爱国主义主题
正是与1990年选举的远景相联系，俄罗斯主权的问题被提出。选举的组织活动其实是为了各级政权的斗争，人们的动机各不相同。俄罗斯联邦内“爱国主义”力量发生了保守性变化，俄罗斯沙文主义在俄罗斯联邦机构中获得了支持，并着手建立俄罗斯共产党，说服部分自由主义者和叶利钦周围的人，必须作为俄罗斯议会的候选人参加选举。
民族主义则更加积极地利用着“爱国派”：苏维埃俄罗斯恢复或者再建立原有的行政经济管理体制，将中止本已无法预计的联盟条约的建立，联盟机构将干涉共和国事务。他们声称，在俄罗斯领土上，只有经过俄罗斯议会许可，联盟机关才能发挥影响。俄罗斯联邦要中止对其他共和国的经济补贴。这种说法里含有使苏联瓦解的暗示。稍后，叶利钦和俄罗斯政权中心就领会了这个暗示。
“爱国派”和“民主派”当时都主张俄罗斯在经济方面的独立自主性，但并没有一定要瓦解苏联。“爱国派”以更激进的方式建立了叶利钦与中央斗争的经济政治基础。但实质上，二者都犯有一个认识上的错误，即认为，巩固俄罗斯共和国政权以反对联盟，就是保存联盟的道路。在1990年，大多数的“民主派”以及大多数的“爱国派”并没有要使苏联解体。大部分精英认为，想脱离联盟的是波罗的海和一些亚洲部分的共和国。对于“民主派”来说，爱国主义主题曾经是个战略问题，不属于“民族主义运动”。吸引“民主派”的主要是“战术层面的美好思想”，即反对“体制”能够得到权力。但是，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对苏联有致命危险。因此，俄罗斯中央政权沿用“民族主义运动”，利用爱国派、民主派、保守派而控制了事态的发展，使民族分离成为可能。
二、地区化和西方化形成的社会危机
离心趋势之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引发了经济危机
1990年政治选举后，“民主派”控制了政治局势。此前，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改革措施是反对机关本位主义，迅速加强地方当权者的力量（特别是他的“第二梯队”）、分解部门经济管理体系和增加经济主体独立性。这一缺陷明显的联盟改革方案有利于捍卫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但是，其地区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破坏性也同步渗透到毁灭国家的过程中。由戈尔巴乔夫选择和实行的改革方案对国家的危害极其严重。联盟经济解体，政治、法律领域极度混乱，导致了剧烈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财政赤字的增加和经济危机，自然推动着联盟的离心趋势。
离心趋势之二：破坏苏共的民主革命
在苏联大肆展开的民主革命也增加了联盟的离心趋势。在俄罗斯，公民运动与地区官员相互冲突。公民组织通常是全苏性质的，但他们与其说是在凝聚苏维埃，不如说是在分裂苏维埃。
对于苏共的破坏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激进民主派即自由主义者将苏共从管理机构中排挤出去，使共产党失去了垄断权力。由于共产党“是团结苏联的主要组织”，因此，激进民主派的做法“使苏联解体获得了奔腾状态的特点”。二是苏共自身积累的矛盾严重。苏联解体“奔腾式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团结苏联的力量”——共产主义官僚内部出现了矛盾，这些矛盾在整个“停滞”时期一直积聚。
离心趋势之三：模棱两可的“主权”概念的产生使联盟进一步衰弱
依照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经验，俄罗斯的“民主派”开始利用“主权”这一概念，这个概念已经获得了新的意义——最高地位，即在中央之上解决共和国和地区机关政权的问题。同时，“主权”概念包含着从“主权”向“独立”过渡的可能性，表现为民族派和“民主派”结盟与中央进行斗争。并且“主权”概念在语言表达上与独立不同，而是苏联民主改革的意思。各共和国领导利用民众对联邦运动、联盟和独立等各种概念理解上的缺陷，暗度陈仓。他们声称，主权包括了最广泛的权力，一直到独立权。模棱两可的“主权”概念产生了危机。
各共和国领袖都以戈尔巴乔夫为榜样建了自己的总统封号，以保护自己免遭中央的意外撤职。以脱离中央的管束为目标，在经济计划中，共和国都加大了对本国权益的控制，联盟预算迅速缩小，全社会经济系统危机不断加深。从1990年起，各共和国开始限制给联盟预算划拨资金。共和国还把抗议引向反对中央的官僚作风，使自己免遭攻击。甚至石油价格的下跌都没有像共和国官僚机构独立、私人资本依赖国家企业进行“原始积累”那样具有如此致命的作用。
离心趋势之四：西方化追随者和西方同盟形成，国际社会的作用显著
如果地区主义为了权益的斗争而成为苏联解体过程的社会基础，那么俄罗斯领导的行为就是它的助力，这一助力的作用超出了地区分离主义的行为，带来的是对国家机构最致命的打击。从1990年开始，叶利钦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民主运动”的领袖。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已经不被认为是外部敌人，因此，以西方为榜样，“民主运动”的领袖成为西方国家的天然同盟军，俄罗斯领袖的行为获得了国际的支持。外部因素获得了新的意义：西方国家和西方化追随者的同盟形成了，巨大的诱惑出现了，苏联如此的改革将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这一支持，完全可以从政治力量上消除联盟政权。
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因素
按照传统，历史上客观因素较之主观因素更重要。1991年悲剧的发生取决于具体的步骤和那些精英们的个人决策。
1.关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力量对比分析
在1990～1991年的事件中，被称为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众多精英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对于他们两人之间的争斗，作者们通常注意的是叶利钦的“强力”和戈尔巴乔夫的“软弱”。然而，戈尔巴乔夫并不总是“软弱”。在管理机构的斗争中，戈尔巴乔夫比叶利钦更强硬，这不仅表现在1985～1988年间，甚至在1991年8月之后，局势已经不可救药时也是如此。在苏联的最后时刻，他的管理机构的力量甚至使反对派担心。但是，在革命的条件下，这个力量转化成软弱性。戈尔巴乔夫对控制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没有经验，他更倾向于劝说，用“圆滑”、折衷的语言刺激被劝说者。叶利钦受到了激进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持。叶利钦具有高效的激进活动才能，在紧张对抗中，采用激进的、简单的方法，能够动员群众性组织，号召起大量的支持者。1990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组织资源已经势均力敌，他们之间失去了妥协的机会，彼此更加不信任。政治竞争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争斗，而是社会力量的必然对抗。
2.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和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的犯罪
在研究1990年事件时，有关个人的主观因素，可以用“错误”和“犯罪”的不同概念表述。戈尔巴乔夫是“错误”，他的改革措施导致了1990～1991年联盟总统权力的急剧衰弱。他没有给予准备支持中央政权和改良联盟的力量以组织帮助，这是重大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力建立起复兴社会主义和保卫联盟的民主联合，却很快导致了苏联精英在社会中的完全孤立。尽管一些文献控诉戈尔巴乔夫有意识使苏联解体，但暂时没有证据证明，苏联总统有意识地破坏了原有政权。
“犯罪”的术语更多地属于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袖们。
克拉夫丘克在1990年7月担任了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委员会主席，由此，乌克兰共和国内部各派力量的配置发生了重大变化。克拉夫丘克积极利用激进的“主权”讨论。1991年上半年，克拉夫丘克一方面赞成革新联盟，另一方面在和许多激进民族主义者讨论时说：“需要公开说明：没有联盟，没有共同的任务，没有共同的权力，没有共同的职能，没有总的中央机关。”
白俄罗斯则和乌克兰一样，希望建立一种宽泛的主权国家联盟，同时不忘记保留独立的可能性。
在1990年时，纳扎尔巴耶夫虽然动摇于联盟前途的计划与巩固自己“领地”的利益之争，但总体来说，直到1991年12月他都在捍卫联盟。1991年5月，在新奥尔良，纳扎尔巴耶夫发表了充满热情的讲话赞成联盟：“所有共和国都确信，只身费力摆脱联盟必将有大的损害。坦白地说，人民在监督着我们。对于我们建立的关系，正常的人都将给予理解和支持。大家将联合起来，我们正是有着这75%的集中而抵制分散。”在6月激烈的讨论中，纳扎尔巴耶夫尽管再一次建议戈尔巴乔夫采取强制手段对待分离主义的活动，但无回音。
在与中央的斗争中，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资源，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以利己政策出发对待联盟的未来。
四、重新签署联盟条约的主张造成了致命危险
尽管不是全部，但在很大程度上，联盟的命运取决于联盟总统的立场。“民主派”和“爱国派”依靠俄罗斯权力中心，一些周边共和国采取的是独立方针。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犯错误就意味着巨大的危险。戈尔巴乔夫为了将波罗的海国家留在苏联，采用了1988年由人民阵线和波罗的海国家共产党建议的联盟改革脚本（而在1989年，这个脚本已经不能满足民族主义领袖的需要了）。因此，1990年接受重新签署联盟条约的主张是对苏联合法性的最大破坏。
1.重新签署条约的思想不具有必然性，但却存在着致命危险
1922年条约是依据苏维埃宪法产生的，对其进行重新修订不存在任何法律依据。为了保留波罗的海国家，1940年曾经重新签订过有着模棱两可合法性的秘密协议，允许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有特别地位。在1989年9月，戈尔巴乔夫宁愿忽视中央和各个共和国间的危机，执意把对秘密协议的讨论加入重新谈判的议程。在与共和国的谈判中，联盟中央最激进的敌人都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权力。
戈尔巴乔夫失去了改变航向的空间，共和国的领袖们现在结成了统一战线。在俄罗斯，叶利钦善于以慷慨的谎言和呼吁拥有主动权，“能拥有多少主动权，就能掌握多少主权”。为了保住联盟，1990年11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只得在讨论联盟条约方案时作出重大妥协：改变苏维埃共和国主权联盟名称，讨论主权问题。“参加条约的每个共和国都是主权国家，在本国领土上给予一切充分的国家权力。苏联是主权联邦制国家，由各共和国及现有国家政权自愿联合组成，其全权在参加条约中获得。”条约满足了共和国官僚们的物质要求。“共和国是土地的所有者，除了联盟存在所必需的部分国有财产以外，本国领土上的所有地下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都属于共和国所有。”戈尔巴乔夫以这些妥协换取了主要的东西：保留统一领空和保障联盟机构的权力。
2.重大妥协为建立单一制经济联盟制造了机会
对于政治精英，最重要的只是保留现有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但是，围绕权力如何划分的斗争必然破坏这一重要联系。1990年12月10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会上说：“很遗憾，划分权力的过程成了摆脱控制的过程，具有公开竞争的性质。这是极其致命的现象，受其害，整个经济部门在瘫痪，企业之间的联系受到干扰，国家基础和劳动纪律遭到破坏。”尽管戈尔巴乔夫预先警告：“不应该给人民这一假象，即只是保存经济联系，没有政治联盟也行。要知道，如果独立派达到了目的，对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就是灾难。”但是，俄罗斯的领袖正是看到了单一制经济联盟构成国家的机会。
综上所述，“蓄意消灭”苏联能够发生，但也可以避免。显然，签署条约会加强俄罗斯“民主派”在联盟机构中的权力，他们感兴趣的是保存一个软弱的中央。当然，这是在还没有发生“8·19”事件，没有挑起独立阅兵和随后开始激进地改革联盟机构的情况下。到1991年7月23日前条约已经准备签署时，但由于发生了“8·19”事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五、“8·19”事件客观上刺激了联盟解体
“8·19”事件后，俄罗斯政权中心迅速倒向叶利钦。波罗的海国家利用这一形势脱离了联盟。最激进的选择在于，“8·19”事件之后，克拉夫丘克与联盟拉开了距离，开始了具有准备的重大行动。
首先开始的是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攻击，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密集地灌输到社会意识中。在乌克兰流传着美国国会的荒诞说法，1932～1933年的饥荒是莫斯科有意组织的种族灭绝行动，尽管证明这个命题的证据在所有人的努力下至今还没有找到，但在思想混乱的形势下，这个使人反感的观念不能不在百万民众中产生影响。行政人员中的民族主义者参加了民族主义运动联盟。知识分子建立的民族主义阵线获得了控制信息的方法，以说服居民脱离苏联。“跨地区议员团”的行动加剧了社会经济危机的尖锐化，引发了政治局势的混乱。社会舆论发生了急剧变化，特别是乌克兰群众的情绪剧烈变化。1991年12月，在乌克兰全民公决中，90%的居民投票赞成脱离苏联。就像1990年俄罗斯领导曾刺激了主权主义那样，1991年末以克拉夫丘克为首的乌克兰领导人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在莫斯科和基辅之间划分国界给联盟带来了沉重打击。
1991年12月7日，在明斯克，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袖签署了关于停止苏联“作为地理政治实体”存在的文件。三个政治家有效地脱离了苏联，宣布中止1922年的协议。同时，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应该对此负有责任，认为“目光短浅的中央政治家导致了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导致了一切社会阶层实际生活水平的悲惨降低”。
12月10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批准了建立独联体的协议，并宣布1922年建立苏联的条约无效。克拉夫丘克没有忘记让戈尔巴乔夫承担苏联解体的责任：“需要说，他在1985年就开始了破坏，而这个破坏过程的创始人众所周知。相反，我们三个伟大国家努力地联合，就是为了自己掌握局势。”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关于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和废除1922年条约以及俄罗斯联邦退出苏联的决议。2月21日，在阿拉木图，11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了加入独联体的宣言。宣言专门强调，联合体“不是国家，也不是建立在国家之上”。关于保存“共同经济领域”也成了幻想，只谈到了和欧共体、欧亚市场的联系。
1991年，苏联解体的危机开始明显，它的命运已经是千钧一发。但1991年获得政权的领袖们的责任并不仅在于引发了苏联解体，苏联解体这一事件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但是，如果蓄意如此，那么1991年12月苏联的解体就是不可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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