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与现代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性问题论文,生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在当代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文学，文革文学，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之间缺乏一种普遍可适用性的研究话语，这种基本研究范畴的阙如已经影响了当代文学史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学科的学术存在，并且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学术建树。
这种“断代”的发生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畴的提出。这种提法以“传统——现代”的范式为圭臬，将现代文学与此前文学作“断裂”观，之后遂有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八十年代文学”与此前的“断裂”。具有代表性的是季红真的论文《文明与愚味的冲突》，此文史断周全，立论严谨，堪称学术论文之楷模，“文明与愚味的冲突”的提法，亦很好地凸现了“传统——现代”断裂的理论假设。
但即使是在那时，一种新的假定已经存在了。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倡导者之一，黄子平在对汪曾祺，林斤澜的读解中，表现出对渗透于日常世俗生活中的非断裂的，连续性因素的考虑。因为当时即使是在学术界，余英时等人的主要论点尚鲜为人知，唯所幸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及哈佛博士格里德(Jerome B.Grieder)《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几为畅销书”，故一种新的假定已渐抬头，这便是：中国现代进程的推动力量不仅是“西方现代性（它是基本模式之一便是传统——现代的断裂说），而且还存在一种来自中国社会和人文精神内部的“俗世化过程”(Secularational Process)之力在起作用。
林毓生与格里德的研究蕴含着一个潜台词，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八十年代），在依据西方现代性特别是“传统——现代”范式作出判断时，他们的基本立场不仅与五四知识分子，而且特别是与五、六十年代“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文学”的实践者们在理论范式上并无区别：“城市中的激进知识分子受到历史进程只能单向发展的思想束缚，认为对待过去只能采取克服、摧毁和彻底决裂的态度。和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一样，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坚信一种近代化信念，认为‘革命的本质就是变化，而变化越大越好’。可是对千百万中国农民来说……情况是两样的。他们基本上是在一个循环变化的思想框架中思考问题，因此并不认为眼前的悲惨处境是古老社会结构不可避免的产物，相反他们认为它是这种社会崩溃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最怕的是一种抽象的变化，他们想从革命得到的并不是更多的而是更少地动乱，不是向着崭新的，渺茫的未来前进的变化，而是重建并加强旧的家庭、宗教和社团的联系，重建一种完整和谐的生活情趣。”①上述平易而切实的论断揭示了两种历史观念间的距离：一种是基于“变化，而变化越大越好”的现代性历史观；一种则是基于中国俗世信念的“循环变化”的历史观。如果说八十年代前者在学术界仍占主体位置的话，那么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结构及人文思潮的种种变化，我们终于能够有距离地思考这种现代性的历史观，而透过对“现代发展的悲剧进程”进行描述的这种历史观的反思，我们也许可以将现代性作为一个基本范畴，并从这一角度出发，将当代文学被割裂的三个部分作整体性的诠释。
一.“俗世生活”与“创造历史”：《红旗谱》及其它
马歇尔·伯曼在其富有创意的著作《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现代性的经验》一书中给现代性下定义说：
“有一种富有活力的经验，它是空间和时间的经验，自我和他人的经验及生命的可能性和危险性的经验，今天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感受着它，我把这种经验称之为‘现代性’。成为现代的，就是指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它向我们许诺了冒险、权力、快乐、成长以及我们自身和世界的变化，与此同时它又威胁着要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归属的一切。……它把我们都注入到漩涡中，一个斗争和矛盾的漩涡，一个混乱和焦虑的漩涡。成为现代的，就是指成为这样一个宇宙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宇宙中，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了’。”②
这就是说，具有现代性的人不仅意味着一个在自身内部永无止境地进行着分裂和解体的悲剧性主体，而且他还是一个要无情打破一切以前状况的斗士。用柯文(Paul A.Cohen)的话来说，现代人是信奉“抽象变化”的绝对律令的“新人”。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期，即本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这种“新人”的出现，意味着无情地破坏那剩余而可怜的，苟延残喘的“重建一种完整而和谐的生活情趣”的愿望，以悲剧性的创造历史豪情挣脱“循环变化的思想框架”，③几乎是必然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文学选择了“反叛日常世俗生活”的坚定立场，而我们常说的“国统区”与“解放区”文学的大致区别也正在这里。
简而言之，当我们翻阅苏青的《结婚十年》，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钱钟书的《围城》，这些被八十年代的文学史家列为四十年代的“大家之作”时，我们发现了什么呢？我们发现的是“日常世俗生活”。尽管时代不同了，但真正突破了五四“宏大叙事”的不是当今的“新写实派”而是苏青，张爱玲也比王朔更深切地表述了在都市里“作一个俗人”的快乐，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自然都是事实。
“日常世俗生活”环绕着我们百年不易，正如钱钟书用一句美丽的法文所表述的：“千变万化，旧事依然”(Plus ca Chang,Plus ca reste la meme Chose)。钱氏在此表述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小说家普鲁斯特的“反现实主义”的时间观念，正如巴赫金所说，在现实主义以前，主人公在小说中的时间是常态的、不变的，从头至尾保持一致，只是情节与周围环境有所改变。而现实主义出现后，小说中主人公与时间的关系便大不一样，即时间逼入主人公，这个时间就是“历史时间”，主人公在小说中的“成长”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④众所周知，这便是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说的由来。
在四十年代，若寻找执着于日常世俗生活，而且反对“历史时间”的表述，则莫过于沈从文的如下告白：
“我想起‘历史’。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了告给我们一些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杀的故事以外，我们决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但这条河流，却告给我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小小灰色的渔船，船舷船顶站满了黑色沉默的鱼鹰，向下游缓缓划去了。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所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署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关系，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重点为引者所加）⑤
这段话之所以今天读来仍觉新鲜，原因在于沈从文表述的一种俗世化的时间观念，它与我们习以为常的时间观念十分不同。四十多年来，我们习惯透过一种现代性的形而上学观念观察事物，而充分表述这种现代性观念的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文学。
F·杰姆逊曾认为有两种在时间观念上截然不同的诗歌样式：一种是荷马诗歌式的叙事型，一种则是《圣经》式的启示录型。两者依据的时间观念是不同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文学类乎后者。试举梁斌的《红旗谱》为例，小说的开头：“平地一声雷”，以及结尾：“辽阔的天上，涌起一疙瘩一疙瘩的浓云，风云变幻，……在冀中平原上，将要掀起壮阔的风暴啊！”这样的结构呼应，为小说营建了一个完整的预言和启示录的氛围，使之成为一个像“创世纪”的寓言一样的东西。
在这样一种完全不同于俗世化时间观念的背景上，站起了历史时间（典型环境）和新人形象（典型人物）。在《红旗谱》中，作为“新人”的运涛与他的恋人春兰之间，即使在亲密的情感交流中所运用的话语也是不同的。
春兰憧憬的是：
“黎明的时候，两人早早起来，趁着凉爽，听着树上鸟叫，弯下腰割麦子……在小门前点上瓜，搭个小窝铺，看瓜园……她也想过，当他们生下第一个娃子的时候，两位老母亲和两位老父亲，一定很高兴……。”
而作为“新人”的运涛憧憬的则是：
“运涛也有无限的希望：他倒不想和春兰的事。……他想革命成功了，一家人……不再受人欺侮。在他的思想上，认为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们都该杀头……也想到，像贾湘农说的，工人、农民掌握了政权，那他，也许在村公所里走来走去，在区里、县上做起工作来。他想，那时就要出现‘一片光明’……。”
《红旗谱》中的两种话语纠葛，以创造历史的时间观念，对于日常世俗生活的时间观念的压倒，说服，改造和占有告终，这正像《暴风骤雨》的开头，在一片和谐的农家情景里，突然驶进一辆四轮大马车，紧接着读者被告知一个具体的历史时间：“1946年7月下旬”。马车拉来的是工作队。“工作队的到来，确实是元茂屯翻天覆地的事情的开始”。正如唐小兵在一篇见解独到的论文中所分析的，《暴风骤雨》“全书明白无误地把‘到来’这一刻表现成了历史的真正开端……历史不再有任何连续性，成了猝然的断裂。”⑥我们在小说开头所看到的自然景色以及和谐的农家情景，也被甩入“历史”的漩涡——作品表现历史起始的同时，明白无误地否定了俗世化的自然时间观，代之以创造历史和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
问题还在于，一种“新人”，他以“对立、冲突和斗争”的现代性形而上学为绝对信仰，心中充满焦灼与痛苦，像一切道德高尚而头脑简单的革命斗士一样，他蔑视人间烟火，不能承受它，转而逃避它并要将它打翻在地，这样一种“新人”站立起来的同时，没有希望但却不乏力的“日常世俗生活”被踩在了他的脚下。
至此，我们不妨说，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标识，一种把人生建立在偶然的，具体平易的日常世俗生活之上，尽管存在变化，但也只一种“动态的平衡”和“循环变化”；而另一种则使人生服从于一个必然的，有目的的创造性行为。我们把前者称为“世俗生活”，把后者称为“创造历史”。如果说这两套话语都是来自西方的话的，⑦那么，后者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力是前者所无法匹敌的，而这里的道理也许再简单不过了—一我们试举马克斯·韦伯为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抓住了东西方“日常世俗生活”的不同作论述的基石，而且韦伯认为这种不同纯粹是偶然性的因而也是宿命论的。韦伯的理论给一种流行的西方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这种看法，传统中国社会具有天然不同于西方世俗生活的存在方式，它甚至无法设想自身会发生变化，更别提会希望看到这种变化了。
如果说，1949年，当毛泽东向世人宣告“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时，创造历史的自豪感中尚不乏悲怆之情的话，那么那些真实希冀用笔来创造新的人和新的世界的“现代民族国家革命文学”的实践者们则显得太乐观了。因为被无情卷入世界市场的迟发展国家不得不信奉一种自我改造和自我更新的哲学，而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悲剧哲学，它在许诺新生、成长和发展的同时必定生产毁灭。作为迟发展国家，中国无法不上现代性这一课，而这表明即使五、六十年代式写作也不可能脱出现代性话语及全球性的文化背景。
也许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人类问题之一便是现代性的问题。像一切伟大的事物同时必然是可怕的事物一样，追求矛盾和悖谬的现代性产生了自杀、疯狂和革命的烈焰。当我们回顾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文学的实践者们此后的人生遭际，我们需得承认现代性的形而上学以它的魅力吸引着本世纪一批坚强而富于才华的人物，无情地折磨着他们又摧毁了他们。因为现代性规定了我们在现代世界的处境，它的永世长存必须于不断的自我否定和毁灭中才会达到，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事物中都含着它自身的对立面。”
“因为我已经疯了，一个死人，又不能腐败……一此柔软的让人恶心的蛀虫，啃它。没有比腐败更难受的了，所以我祈求的是火焰。”⑧
顾城今天的上述言辞，与四十年代路翎亲爱的主人公蒋纯祖所说的话没有什么两样，让我们想象一下罗丹《地狱之门》上坐着的那个可怜的“思想者”吧，“所谓祈祷，不过是想象在无边的黑夜里历史的降临”。这也许恰恰说明了现代性对于人类知识分子的影响。
二，《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争论的话语冲突
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不断运用西方现代方法、话语来诠释中国。随着二十一世纪的迫近，却有两个新的课题摆在我们眼前：第一，西方现代话语本身是否亦有局限？第二，用西方话语诠释中国，这只能算是“西学”的一支，而西学遮蔽下的“中国”到底是什么？它确实是中国的城市知识分子所想像的样子吗？
第二个问题要求我们回到浩繁的中国问题的具体解决，而第一个问题则牵涉基本范畴的厘定。本文力所能逮只是后者，即力图从学理和话语冲突的角度，来理解建国初期关于《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意识形态之辩。而今天之所以有可能将两场“大批判”命为“争论”，是因为有必要从学理的角度去明了“大批判”背后是否有内在理路的真正分歧。
“大批判”的前身有可能是“诉苦”，这是《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乃至某几种“样板戏”中的重要情节安排。特别是创作于1957年，产生了很大影响的《青春之歌》，主人公林道静觉悟的提高，她由小资产阶级知识者一步步成长的历程，每一步都伴随着王妈、林红及宋得福等人的“诉苦”来完成。“诉苦”作为一种仪式，将一种莫名的苦痛以话语和理论的方式呈现出来，使痛苦客观化、对象化了，因而“痛苦”也不再是莫名的，而是可以被认识的，可以被治愈和改变的了。
从某种角度看，意识形态的表达能够使人们的痛苦以一种理论化的方式得以组织和释放，正如一切历史主义观念都可以有效补偿人类虚无主义所带来的“失重”。在这一点上回顾一下精神分析的观点是有益的：
“……精神分析专家，所做的就是给病人提供丰实的能指……病人痛苦就是因为处于一种无语言，无名目的痛苦的包围之中，自己之所以不能抵制、把握这种痛苦，就是因为没有言词来描写它。而巫师们正是提供一种‘能指的剩余’。比如在某种祭仪中，祭仪本身不一定有什么意义，但却能带来丰富的能指剩余，这样病人便可以把自己的痛苦和这些能指联系起来，用某种方法使痛苦组织起来，这样痛苦就变得有意义了，便也就减轻了一些，甚至能治愈自己的痛苦。这中间有一种象征性和倾诉。”⑨
如果我们承认上述观点具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电影《武训传》并没有申述一种可以解脱和释放痛苦的话语能指，而只是沉迷于痛苦之中，而且还着力表现和赞扬了这种沉迷痛苦之中的人格——“不倒翁精神”：
“不倒翁，不倒翁，上边轻，下边重，不怕那路不平，哪管那地有洞，摔倒了又会往上蹦，它往上蹦！”
《武训传》赞扬不畏苦难的“苦行”精神，但同时却无视了通过“创造历史”的实践可以消弭、解释现实痛苦的现代性话语策略，无视了现代性所承诺的发展、成长、变化和超越的主题，而且由于作品所表现主题的需要，影片越是赞美、渲染痛苦的无边和苦行的壮烈，无形中也就越宣扬了循环论哲学而贬低了历史进步的哲学假定。
毛泽东之所以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恰如他站在创造历史的现代性立场上中肯地指出的，影片的根本问题在于“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得它免于灭亡。”于是，“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重点为引者所加）⑩
毛泽东在这里简明地阐释了他的现代性观念，今天值得思虑的是，他的观点与五四知识分子的想法有极大继承性，而与四十年代冯友兰、熊十力、汤用彤、钱钟书等人的思路差距极大。就钱钟书而论，他感到从历史发展的单纯角度解释问题，往往稍加深究，则“论难一概”。《谈艺录》（1948年）开宗则以为“诗分唐宋”并非“历史发展”，“政治演进”使然，“分”实在风格，文体及个人气质的不同。故唐人不必作唐诗，宋人亦不必作宋诗。冯友兰则指出，自晚清张之洞以来，从史学、经学入文学的“由上而下”的思路，乍看有理，一触及实际，则往往难以自圆其说。
从今天的角度揣测，四十年代这样一批“总是不知去向”的知识分子，并未解决一个世纪知识分子的痛苦、失语，而只是加深了这种失语的痛苦。用吴宓所推崇的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话来说，二十世纪的知识者处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业已崩溃，一个却尚未建成”。所谓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指那个按照历史的辩证法统一的现代性世界，而第二个世界则有赖于在古、今的联系以及现实生存的基础上建设，四十年代不满于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哲学家们的表述，却往往要比现代性思想的表述者的言辞更为古奥难解，以至金岳霖告诫人们若读不通他们的哲学，亦可去读冯至的十四行诗和吴宓的《红楼梦》评释，因为作为一代人的思想，它们是完全一致的。
真正表现过渡世纪知识者失语痛苦的名言是王国维的“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这使他舍哲学而入美学。用朱光潜的解释，美学的立场是所谓“静观”，——即一种非历史的和非价值判定的，尽可能呈现选择的复杂性的“游戏”性阐释立场。用他的话来说，一部杰出作品不应是规整的机器，而应是一场令人扑朔迷离的“游戏”。
这种非历史主义的美学态度正是《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简论》的作者俞平伯的立场，他的这一立场被指斥为“模棱两可”，无视作品的“倾向性”。而实际上，他被大加挞伐的不过是这样一段话：
“他（指曹雪芹）对这个家庭，或这样这类的家庭抱什么态度呢？拥护赞美，还是暴露批判？细看全书似不能用简单的是否来回答。拥护赞美的意思原很少，暴露批判又觉不够。先世这样的煊赫，他对过去自不能无所留恋；末世这样的荒淫腐败，自不能无所愤慨；所以对这答案的正反两面可以说都有一点。”(11)
俞平伯的批判者们揪住这段话不放，并不能说明他们比喻更认真地对待了繁茂芜杂的学术材料和更为复杂化的人世形态，而他们的成就却在于用一种简单的历史决定论（根据这种决定论曹雪芹甚至被拨高为反封建的斗士），将陷入种种复杂的痛苦之中的人们假想式的解救出来。尽管他们依据的是一套话语，而正如F·杰姆逊所指出的，一切叙事的解救只能是想象的解决，它的作用往往是对痛苦的遮蔽和掩埋。
当我们将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联系起来的时候，并不是要对现代性发出质疑。考虑到本世纪中国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上所处的位置，对现代性的认同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其实值得争议的只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学的实践往往只是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对现代性的解读，使得现代性问题被非现实化、非具体化了。他们的把现代文学建立在由具体情境确定的复杂关系之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解读，最终被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所作的形而上学理解所推翻。在此，现代性成为不受时空影响的绝对的信念，这一信念由斗争、超越和创造历史的几个干瘪教条所构成。在四十年代乃至五四，现代性被请到二十世纪的中国，它逐渐由解决现代生活矛盾的一个出路，变成了一条进入这些矛盾中去的更可靠、更深刻也更荒唐的途径了。
而那活生生的现代性，并非植根于一种形而上学，如给我们的新文学带来了骄傲的伟大的鲁迅和路翎，代表的是一种要把自己烧进所生存的时代，烧进自己作品之中的活生生的痛苦力量，它以巨大的代价向我们讲述着人类现代生活的重量。尽管如此，我们亦不能忽视那些从另一个向度思考现代性的天才如沈从文和张爱玲，他们与鲁迅、路翎的区别一如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与普希金和契柯夫的区别。我们思考他们就是从多种角度更深入地关注本世纪最重要的现代性问题。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可以算作伟大的现代主义者的话，那么他的话应该是令人深思的：
“在俄罗斯的全部气质中，我现在最喜爱普希金和契诃夫的稚气。他们那种腼腆的天真；喜欢他们不为人类最终的和自己的心灵得救这类高调而忧心忡忡。这一切他们本人是很明白的，可他们哪里会如此不谦虚地说出来呢？他们既顾不上这个，这个也不是他们该干的事。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对死作过准备，心理有过不安，曾经探索过深义并总结过这种探索的结果。而前面谈到的两位作家，却终生把自己美好的才赋用于现实的细事上，在现实细事的交替中不知不觉度完了一生。他们的一生也是与任何人无关的个人的一生。而今，这人生变成为公众的大事，它好像从树上摘下的八成熟的苹果，逐渐充实美好和价值，在继承中逐步达到成熟。”(12)
1994.3-4燕园
注释：
①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台湾稻香出版社1991年，第95-96页
②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The Experience of Moderbitg，New York：Penguin Books，1988，p，15.
③肖军写于1948年的《抚今追昔寻》，表现的“怆然情绪”，实际是对于社会，变乱会带来永恒进步的怀疑，东北文艺协会对肖军及《文化报》的批判，对于解放区及建国后的文艺政策形成均有很大影响。
④请参见拙作《钱钟书的天才》，《当代作家评论》，1994.3.
⑤见《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6.第74期
⑥唐小兵，《暴力的辩证法—一重读〈暴风骤雨〉》，《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2，6。第11期
⑦世俗经验哲学可以追溯到英国十六世纪的经验主义传统，英国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上得天独厚地发育成熟现代社会，是这种俗世化哲学形成的温床。而“创造历史”的思想是指一种内在焦虑的外化行为，它是十八世纪仍处于不发达状态的德、法精神的表现，并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得到表达。现代性思想也是在黑格尔哲学和歌德诗歌里首先确立的。请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的有关论述。
⑧顾城、雷米，《英儿》，华艺出版社，1993，第115页。
⑨F·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133页。
⑩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5.20.
(11)李希凡等《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文艺报》，1954.第18期。
(12)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344页。
标签：现代性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红楼梦研究论文; 读书论文; 艺术论文; 武训传论文; 暴风骤雨论文; 红旗谱论文; 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