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学学科新范式研究※
内容提要： 民族经济学与改革开放基本同龄，诞生于1979年，是由中国学者提出并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学科，是地地道道的经济学中国学派。然而，在过去40年以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为主指导改革开放实践的年代里，民族经济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体现为学科定义存在歧义、研究对象尚未统一、研究范围众说纷纭、基础理论运用没有达成共识，基本的学科范式尚未形成。而今，全球化的汹涌浪潮呼唤着新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其实践，解决西方经济学此时的失灵；民族经济学恰好因其关注“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结合，而为全球化时代所急需。为了使民族经济学能够担当全球化时代指导经济发展的重任，提出了民族经济学新的范式，力图用民族过程的经济学分析将民族因素引入经济分析框架，从民族的维度分析、研究、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经济问题。
关 键 词： 民族经济学 维度 新范式
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全国经济科学八年规划(1978-1985)会议上，代表中央民族学院参会的政治系副主任黄万伦教授提出建立“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在经过大会充分讨论决议后，经济科学下的第27个学科就此产生。同年，时任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的施正一教授在9月学校庆祝建国30周年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正式提出建立“民族经济学”学科，标志着民族经济学的诞生。但是，多年来民族经济学一直没有被列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科目录之内，在1997年版的学科目录中，民族经济学被称作“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是归属民族学一级学科的目录内二级学科。在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学科发展演变过程中，只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将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分支在1999年版的《中国图书分类法》专门设置了类目。总的看来，经过了40年的发展，民族经济学科并没有得到学术界广泛的认可，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学科发展状况并不尽如人意，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学科基本范式，影响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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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族经济学科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研究是经济学独特而又重要的一个分支，并且将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是目前关于民族经济的研究尚显薄弱。(1) 叶坦：《全球化、民族性与新发展观——立足于民族经济学的学理思考》，《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 有学者提出民族经济学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难以支撑其继续发展，特别是关于基础性的概念问题尚未形成定论，极大地制约了学科的发展。(2) 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关于此，王文长教授早在1999年就民族经济学学科领域缺乏基础性理论支撑及研究方法等问题提出了鲜明的观点，明确表示当前关于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处于对现状的堆叠和描述性阶段，因缺乏对民族经济各领域的纵深分析，而难以解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活动的特殊性。认为该学科的理论研究存在隐患，其根源就在于缺乏基础理论的研究，尚需进一步研究探讨。(3) 王文长：《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同样地，施正一教授也指出，基础理论研究中没有将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融为一体而建立核心理论体系是民族经济学长期以来的主要缺陷。(4) 施正一主编：《民族经济学教程》(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9页。 此外，黄建英教授表示尽管基础理论体系不完善是制约民族经济学发展的一大客观因素，但同时也证明了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亟待实践及理论的积累，而极具专业素养的研究队伍对学科的发展也至关重要。(5) 黄建英：《民族经济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然而，时至今日，关于主流经济学是否能接受民族经济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争论仍就不绝于耳。(6) 庄万禄：《浅论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载张丽君、杨思远主编：《新目标、新体制、新学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80页。 以李忠斌教授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将民族经济学视为学术界的“另类”，秉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基于民族经济学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与其它经济学科存在交叉与碰撞，故而将其定义为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学。(7) 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毫无疑问，深入剖析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发展过程，的确存在上述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持不同观点的研究成果，从中却也很难凝练出共同的“基础理论”，即使存在，其核心部分也易随时间推移而出现变化。相关的研究也表明，当前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尚未形成科学的研究范式，从现代科学哲学的角度看，仍处于各抒己见的“前科学阶段”。通过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学科内相关的应用性研究与其基础理论之间几乎难以找到应然的联系，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分析还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应用和推广，交叉民族学、社会学及人类学领域的学科碰撞。邓艾和李辉(2005)将此类情境引致的挑战归结为民族经济学学科的“信任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逐年增长，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其中，该领域的研究正在成为“显学”；其二，囿于当前民族经济学难以将领域内的应用性研究纳入学科基础理论分析框架内，无法支撑其成为主流学科，在这一层面遭到了很多学者就其独立学科存在合理性的质疑。(8) 邓艾、李辉：《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伴随着生产要素的国际化流动周期越来越短，“全球化”受到各方关注。所谓“全球化”，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各层面，是各个子系统综合互动的演进过程。这期间“全球化”在跨越主权疆界的同时，将与所谓的“本土化”要素相互交织影响，而这其中相关性最强，影响因子最大的莫过于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9) 叶坦：《全球化、民族性与新发展观——立足于民族经济学的学理思考》，《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 历史的机遇使得民族经济学要承担起诠释全球化中国版经济社会运行机理的重任。然而，正如上世纪末有关学者所作出的论断：现有的研究思路难以科学的阐释民族和经济这一对问题，仅对个别理论修补和完善是难以为继的，只有对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思路、研究范式进行全面的反思和调整，学科才能进一步发展。(10) 王文长：《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前，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视野相对较窄，在理论选择方面也相对缺乏一致性的思路，导致学科赖以成长的理论土壤相对贫瘠，影响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比如，以黄万伦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指出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是一门立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同时引入民族理论分析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特殊性及一般规律的科学，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带有民族属性的上层建筑及经济基础对民族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影响作用。(31) 黄万伦等著：《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教程》，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陈庆德(1994)则认为民族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有一定的特殊性，是发展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共同作用及碰撞的结果，而恰恰也正是这两个理论的存在，使得民族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成为民族经济学的分析基础。(32) 陈庆德著：《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 罗隆基和田广(2014)则似乎对此进行了佐证，研究得出结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批青年学者，运用发展经济学的相关方法和理论基础深入研究了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独具前瞻性地提出了西部发展战略思想，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价值。(33) 罗隆基、田广：《论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实践及理论贡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邓艾和李辉(2005)的成果则表明，类似于将经济人类学作为民族经济学的重要输入源头，诸多研究将民族经济学定义为经济学与民族学的结合，然而在研究过程中更多的是以民族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为依托，忽视正统的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和基本假设的引入。(34) 邓艾、李辉：《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二、 民族经济学的学科现状
作为一个学科，一般要有学科成员公允的定义，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应有学科专属的基础理论，还要有清晰的母体学科关系，以及远近交错的亲缘学科体系，这样学科才具备了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作为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的民族经济学科，它的现状又如何呢？
民族经济学是由中国学者创造、产生于中华大地的一门经济科学，它具有典型的中国经济学派的特征，目前正在形成中国学派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关于此，金碚(2018)也曾指出商域经济学与民族经济学密切相关，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商业活动也在商域经济学研究范畴之中。(44) 金碚：《关于开拓上与商域经济学新学科研究的思考》，《区域经济评论》2018年第5期。 商域经济学是从地域和领域的差异入手，来研究由此形成的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的不同，进而对市场中人的行为、人的观念和市场环境形成的影响，以及它们对市场绩效形成的综合影响。民族经济学是从民族的维度，研究民族过程政治、文化效果的经济绩效，是研究人们从一个族类共同体到另一个族类共同体的演进过程中，人们经济理性的变化、价值取向与社会道德的转变、制度形态的变迁，以及这些变化对经济绩效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
1. 关于民族经济学定义
民族经济学自产生之日起，定义就没有达成共识，后来的发展也是各行其路，互不关联。施正一教授认为：“所谓民族经济学，简单来说，就是研究各民族的经济问题的总和。换而言之，民族经济学既是立足于民族视角研究经济现象，也包括从经济层面研究民族问题。因此，一方面看，它是属于民族科学的范围；而从另一方面看，它又属于经济科学的范围，它是介乎两门科学之间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门边缘学科或中介学科”。(11) 施正一著：《施正一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页。 其实，在此之前施正一教授还就民族经济的这种二重性作出过讨论。认为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可以以民族视角研究经济问题，而当其是民族学的分支时，我们又可以从经济层面解释民族问题。前者称之为“民族经济学”，后者属于“经济民族学”或是“经济人类学”的范畴。毫无疑问，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研究重点的迥异，前者致力于阐释经济现象，后者的研究重点在于民族。(12) 施正一主编：《民族经济学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顾名思义，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起点和重点在于经济二字，其逻辑思路在于解释由民族因素引致的经济后果，而不是相反，否则就越出了经济学的边界，其学科也就应该是经济民族学而不是民族经济学了。就像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观点，当研究对象的二者中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作为经济学家的使命在于解决经济层面的问题，而其中作为“原因”出现的非经济因素的研究范畴则当属于其它学科。(13) 约瑟夫·熊彼特著：《经济发展理论》(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正是因为民族经济学建立之初为了日后学科框架的高涵盖度，采纳了非精准性的学科定义，才导致了后来学科定义的非一致性。有研究者认为：“我国的民族经济，特指少数民族经济。亦即刨除汉族之外明确定义的55个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包括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及其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14) 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同时，有关学者也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阐述，在多民族国家内所谓民族经济学归根结底就是一门以民族为研究单位，深入剖析其经济生活及相关的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学科，强调学科研究的特殊性和一般规律的结合。(15) 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在此基础上，也有学者明确提出，民族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分析总结少数民族经济生活及其区域发展特殊性和规律性的一门科学。(16) 东人达、腾新才：《论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归属》，《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上述定义，无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蓝本，对社会经济过程进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式的分类，还是以区域经济学为框架，对区域内的少数民族经济进行特殊规律的研究，其核心要义都是一样的，就是只研究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并不涉及汉族的经济研究。
一个成熟的学科,要有一个共同的研究范式。此处强调的范式亦即科学共同体内所有成员共同遵守的规范，而共有或共同遵守一个范式的群体则组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严格意义上，范式(Paradigm)一词由托马斯·库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正式提出并作出系统阐述，它代表的是共同体内部成员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的集合，着重强调在一定程度内和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公认性特征，且范式的存在可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模仿路径。关于此，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也论述到，每个学科的发展，都有一个从前范式时期到后范式时期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来临之前，领域内存在众多流派，伴随着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学派的数量会随之减少，进而出现一个为领域内各个个体认同的实践模式和研究纲领。在库恩看来，这一模式存在的范围是有限定的，并且其前提是群体成员对基本观点的认同。(36) [美] 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160页。 目前，民族经济学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确立大多数共同体成员认同的统一的研究范式。
统计180枚鸡蛋的图像特征参数值发现，无论是G分量图像还是B分量图像，当蛋黄的面积与周长比大于65时，双黄鸡蛋被检出的概率为95.7%，因此这种情况判定为双黄鸡蛋。
2. 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
民族经济学自产生之日起，不同研究者对其研究对象就一直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认同。有学者认为：民族经济学是研究在民族属性和一般经济规律共同影响作用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分析民族利益的实现方式，厘清其间民族现代化的过程和趋势。同时研究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特殊运动规律，解释与一般经济过程的区别和联系，强调分析此间的经济现象、经济制度以及相关的结构变迁等。(20) 龙远蔚著：《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当然，以罗隆基和田广为代表的学者也认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各民族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国情是民族经济学的创建基础，学科研究从发端即运用独特的视角及理论分析极具现实性及紧迫性的选题，以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实发展问题为根本目的。(21) 罗隆基、田广：《论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实践及理论贡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总的来说，无论是从何种角度进行研究，其核心都是只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
同时，一些学者的研究对象也有所放宽。比如，部分学者提出民族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碰撞的结果，学科的研究重点在于解决工业化后民族经济的发展问题。(22) 陈庆德著：《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也有学者独辟蹊径，以经济的民族性作为学科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专门研究经济发展与民族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研究矛盾的实证与抽象，构建理论体系，促进民族经济学向系统科学转变。(23) 刘永佶：《民族经济学的主体、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囿于研究对象的不统一，为了形成共识，有的学者提出了考虑到学科的长远发展，同时为了实现学科研究对少数民族地区现实发展的指导意义，从广义和狭义来界定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极具远见和现实价值的。(24) 龙远蔚：《少数民经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民族研究》1998年第5期。 这些研究虽然对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形成基本的认同，但是在研究对象扩展方面却形成了共识，就是从只研究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拓展到了民族活动过程相关的各个领域，对于学科建设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针对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研究，国内其它领域学者的观点值得借鉴。比如，牟钟鉴先生就曾提出，民族是内含宗教信仰、习俗、心理、语言文字、性格特征、行为模式、族群认同的文化共同体，并不能因为共同的经济生活而简单地将其定义为经济实体。(25) 牟钟鉴：《民族观和民族主义的反思》，《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由于民族不是一个经济实体，对其进行以单个民族或地域为单元的经济研究都会面临巨大的困难，而且这一困难在全球化以前的时代是解决不了的；进入到全球化以后，特别是中国版的全球化“一带一路”实施以来，我们不但面临与相关各国的民族交往问题，也面临着国内民族地区与内地经济的重新布局问题，为此，提出全新的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紧迫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3. 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范围
在过去40年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有的学者指出，应将民族地区相关的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增长、经济与社会发展、经济政策、经济生活比较研究等方面作为民族经济学学科的研究重点，深入探讨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规律性。而民族经济学是否要将范围扩大到世界民族则属于学科的外延问题。一方面，鉴于世界民族发展的迥异与复杂性，且各主权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治理政策和理念都大相径庭，要对其展开深入地研究是极具挑战性的。而另外一方面，民族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的适用程度也成为了影响其外延拓展的一个因素。所以，大部分学者认同将研究范围归于中国地域疆界内的单个民族或者民族集团的经济发展问题，当前学科的发展暂时还不具备触及全球范围的能力。(26) 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胃癌作为我国临床常见肿瘤之一,其发病率位居各类肿瘤的首位,死亡率也极高,调查显示腺癌占胃恶性肿瘤的95%,是最常见的消化道肿瘤[1]。而胃癌早期通常无症状或者症状较轻,未引起相应的重视而延误诊治,一旦发展为晚期的胃癌,将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目前临床对于晚期胃癌的治疗大多采用手术治疗或者化疗的方式,而术后化疗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加剧了本身病痛的折磨,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容易出现焦虑等消极情绪,对疾病治疗具有负面的影响。本文选取我院于2015年3月至2017年1月收治的118例胃癌术后化疗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究针对性护理对胃癌术后化疗患者焦虑的影响效果,现报告如下。
也有学者对民族经济学界定的研究范围相对宽广，比如，王文长(1999)就对民族经济学进行过广义与狭义的分类，前者涵盖民族国家和地域层面的民族经济，后者只是研究民族内生属性定义的民族经济。他认为在民族、民族区域及民族国家三个概念下的“经济”侧重点是不同的，民族定义的经济重点在民族本身，民族区域定义的经济则更强调区域的整体性质，民族国家层面的经济则是以国家为利益整体。而少数民族经济本质上可以归为民族概念定义下的经济，受限于民族这一群体本身。所以，少数民族经济属于狭义范畴的民族经济研究。”(27) 王文长：《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这一范式虽然将少数民族经济纳入了民族经济学的狭义范畴进行研究，但它在框架设计上为民族经济学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不至于局限于狭小的空间无法展开。换而言之，从广义层面立足民族国家层面以及区域层面研究民族经济问题也并非不可，这是研究范围界定方面的一个进步。
除了研究的时空范围有所争论以外，民族经济学依托的学科范围，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见解。王燕祥(1998)指出多年来经济学背景的学者是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搭建的主力军，鉴于其学术积淀使得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带有馥郁的经济学色彩，而由于民族理论的学者参与较少使得该领域的民族学特征稍显欠缺。(28) 王燕祥：《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不同于此，黄建英(2005)则认为在民族经济学领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界的总体研究思路依旧是以民族学研究模式为基本方法，鉴于此，她提出面对变化的客观环境，民族经济学未来必须改变以民族学为主的研究思路，进而转向以经济学为主导的研究范式，从而更好地贴合实际。(29) 黄建英：《民族经济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秉持二者兼顾的观点，认为关于经济学和民族学在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搭建中孰轻孰重的争论并无太大意义，只有同时兼顾学科的经济学属性和民族学色彩，才是正确的科学研究范式。(30) 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近年来，随着各项工作的逐步展开，遵医附院新技术新项目开展数量逐年提升，年均开展新技术新项目数量从20余项增加到现在的200余项，通过在临床诊疗过程中不断创新、突破，并积极促进临床科研项目实现成果转化，有效助推了医院科研工作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极大提升了医院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4. 关于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
总的看来，目前民族经济学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科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学科研究成员之间缺乏共同的信念，使得学科研究领域四分五裂，无法聚焦到大多数成员公允的研究领域；研究基础理论东拆西借，没有属于自己的基础理论，学科发展缺乏应有的共同理论支撑；研究领域与研究对象同多个学科重叠，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领地”，研究成果被各相关学科所排斥，成了学术研究领域的“流浪者”。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彻底改观，那么，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就真的不乐观了。
由于缺乏统一范式的引领作用，民族经济学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理路出发，采用了特征迥异的基础理论作为其指导理论，这就是该学科基础理论方面的现状，如果这种现状不能得到有效改善，那么，民族经济学科就有可能走入死胡同，并在经济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自生自灭。其实，全球化的浪潮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也是难以忽视的客观存在，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证实了经济要素和文化要素之间的内生联系。毫无疑问，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正在为也将继续为民族性新的发展提供契机。(35) 叶坦：《全球化、民族性与新发展观——立足于民族经济学的学理思考》，《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 民族经济学所依托的基础理论，也应沿着这一思路充实与完善。只有走出西方经济学抽象经济行为、匀质市场基本假设的巢臼，诞生于中华大地的民族经济学才会有充分展示自己优势的舞台，才会发展成一门可以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经济科学。
观察组急性阑尾炎合并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5.31±1.24）mmol/L、糖化血红蛋白（6.69±1.31）%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三、 新的民族经济学学科研究范式
其后民族经济学的定义，从只关心少数民族经济问题，拓宽到了研究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区域经济问题。叶坦(1998)认为“区域民族经济”的研究边界与区域经济和自治地区经济有所区别，此处的区域不局限于民族自治地区，也包括了以民族为研究单位出现的跨越行政区划的同一民族聚集区，以及非民族聚居区。(17) 叶坦：《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邓艾和李辉(2005)指出，民族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多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民族聚集区域内社会经济综合发展问题的学科。认为影响多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民族发展的内生变量，既包括民族相关的政治、文化及地域等非经济因素，也包括以资本、土地、技术和劳动等为代表的经济要素。(18) 邓艾、李辉：《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而王文长(1999)则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大大拓宽了民族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他认为民族经济研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层面的研究一般以民族属性定义的经济生活的特殊规律为主，重点分析民族文化影响下的行为规则及习惯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呈现规律，包括其间结构变迁的条件等；而在广义的研究中则须引入民族国家的内涵，采用其中泛民族的形式，拓宽民族经济的外延。(19) 王文长：《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随着对民族经济学概念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已经认识到，只研究我国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并不能全面解释我们面临的民族经济学现实，也无法使民族经济学变成前沿学科，更不能用它的理论来指导我们今天面临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迫切需要。为此，非常有必要给出全新的民族经济学定义，从而提出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
1. 民族经济学定义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人类社会将从工业化社会转变到信息化社会，人们的经济活动将从大量创造新的分子结构、创造新的物品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到开始基本停止分子结构的创造，尽量减少人类活动对各种物质资源的依赖，让地球这个我们迄今为止唯一的家园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人类的经济活动将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改善阶段，将主要依靠信息技术，实现价值链和产业链的重组，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在不增加资源利用水平的前提下，更好地满足广大公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样一来，就要求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极致，而追求这种极致目标的手段，按照规模、范围规律的要求，就是未来的经济彻底实现全球化。
因此，本文认为将民族过程与经济效果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有效解决经济因素和民族因素之间的关系是有一定帮助的。宁骚(1995)认为，族类共同体有着巨大的稳定性，此种稳定性大都以族体内部共通的文化、风俗习惯、行为准则及语言等实现代际传承而得以最大限度的保持和体现。(43) 宁骚著：《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民族过程就是通过各个民族的结合与分解，使它们先前所拥有的稳定性状发生改变，并最终达到一种新的稳定状态的过程。民族过程包括民族分解与民族结合。民族分解过程：或者表现为一个民族分解为几个单独的民族，而原先那个民族便不复存在；或者表现为从一个民族中分化出几个与之并立的单独民族。这其中包括民族迁徙和政治分割。民族结合：是指若干单独存在的族类共同体由于相互接近而产生地域和经济联系上的同一性、语言和文化上的通知性的过程。民族结合包括：民族整合、民族聚合、民族同化、民族融和。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学家所描绘的全球化与现实版的全球化之间是存在差异的。经济学家设想的全球化建立在匀质的市场之上，各种生产要素都可以以同一模式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没有不同民族国家的特殊性，是无障碍的全球化。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世界市场因民族文化的差异而纷繁复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当前及未来的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明为界限进行重塑，国家将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相同或相似文明背景的国家进行合作，而与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也在不断加大。同时他也提出鉴于相似文明形态下宗教、价值观、体制乃至语言共通性明显高于非相似文明，所以国家在判定威胁来源时，文明及文化将成为影响其判断的关键因子，毕竟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公众对于不同文明背景下的国家和群体信任度远低于相似文明背景。(40) 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4、15页。
经济学家金碚认为任何商业成就的取得都是理性和创造性努力的结果，但是该成果的取得难以剥离其所在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而这三个要素不同的表征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明的差异特征。(45) 金碚：《关于开拓上与商域经济学新学科研究的思考》，《区域经济评论》2018年第5期。 按照中国以文化作为分野的民族过程来分析，文明形式也就基本上代表了民族的特征，一种文明滋养着一个民族。民族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各个具体民族的社会环境、政治属性和文化特征，研究它们如何综合影响一个民族的经济行为，以及经济模式对各民族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研究影响各民族经济行为的非经济因素。我们认为：民族经济学研究范围的纵向维度，应该从各民族特有属性对经济行为影响视角出发，研究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与其经济行为相关的社会、政治、文化特征。
本文将民族经济学定义为按照经济学而非民族学的范式对民族过程的政治文化效果进行规范研究的一门科学。
2. 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
民族经济学研究面临的困境是有着其学科制度设计方面原因的，比如在研究对象确立时，就没有从解决研究难题的角度进行考虑。如何从理论上处理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是迄今为止民族经济学领域尚待解决的难题，也是学科的核心问题。当前的研究中，鉴于将单个民族或民族集团下的非经济属性因素纳入一般性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现实的研究中很少或是根本不考虑民族因素。(41) 邓艾、李辉：《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致使民族经济学至今都不能说它是一门规范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实，在民族经济学产生之初，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就发现了这一难题，并进行了提示。他认为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难以割裂。但归根究底却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从研究对象而言，少数民族经济是从民族角度而非地区角度研究经济现象，这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完全相反的。基于此，于光远先生认为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学科发展而言也是必须的。(42) 于光远：《关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几个问题》，载《民族经济学研究》第一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63页。 我们将此称为“于光远提示”，它提示我们，要研究好民族经济问题，一定要找准研究对象，才能解决“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的有机结合问题，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经济学。
全球化潮流归因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国富论》的开篇即从分工展开，亚当·斯密认为正是由于分工的出现，才引致了生产力的飞速增进，以及劳动过程中熟练度的不断提升。对于能够拆分成不同环节的工艺，一旦出现分工的形式，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也就将相应随之产生。(37) 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7页。 这是因为，交换能力是分工得以实现的基础，从一定层面上而言，交换能力的大小直接制约着分工的程度。换而言之，分工受市场的广狭程度影响。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38) 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页。 瑞典经济学家贝蒂尔·奥林从国际贸易的视角对分工理论进行了阐述，他提出在生产商品过程中，一个地区生产条件优于其它地区的现象只可能是对应个别或某些商品，而不是一切商品，不存在生产所有商品的条件均优于其它地区的情境。而因为生产优势的存在，生产规模的扩大化催生了工艺的专业化程度，进而促进了区域贸易的发展。奥林同时也阐述了贸易发生的充要条件是两个地区之间的需求和供给能有效实现契合和接触，而大规模生产的出现推进了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国际分工存在的前提则是生产要素在各个地区之间的不同归属。(39) 贝蒂尔·奥林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中译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15、45、81页。 这就是当今关于全球化的理论解释基础。
我们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民族过程对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民族分解及其政治文化效果对经济绩效的损害，研究民族结合产生的民族政治文化性状改变对经济绩效的促进，研究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3. 民族经济学研究内容
借用经济学家金碚在研究经济学中国学派的基础理论商域经济学时所使用的概念，来展开民族经济学内容的研究。金碚(2018)认为商域的“文明型式”是制度形态、经济理性及价值文化三个特质的集合，通常情境下不同的商域存在鲜明的异质性，而其中“型式”(Pattern)这一概念的引入目的恰恰也是为了体现商域之间的差异。
b.Shefelt a flood of relief.（Halliday&Matthiessen 1999：232）
鉴于此，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应该是：民族过程中经济理性的演进、价值文化与社会道德的演化、制度形态的变迁，及其对地域、国家、全球经济绩效的影响。
欧美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借鉴与启示 …………………………………………………………… 花 磊（3/08）
情况二：如图7，将△ADB沿BD翻折，假设点A的对应点E在AC上，因为AD=CD,则点E与点C重合.因为△ADB≌△CDB，∠CBD=∠ABD=30°，即∠ABC=∠CBD+∠ABD=60°，又因为AB=BC，所以△ABC是等边三角形，所以∠ACB=60°.
4. 民族经济学研究范围
民族经济学研究范围应该包括纵横两个维度，横向维度是指学科研究应包括当今世界现存的那些民族；纵向维度是指学科研究要包括具象民族的那些攸关民族过程的具体性状。
3）1985－2000年，巢湖流域的8个评价单元全部为负值，表明土地利用程度衰退是该时间段内巢湖流域的主要趋势，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程度的影响较小。
如果将全球化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背景，尤其是结合全球化中国版本“一带一路”的语境，我们就会发现，如果只研究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那么，就很难融入到世界经济的大潮之中，民族经济学也很难在全新的环境条件下有所作为。因为，全球化中国版本“一带一路”首先面对的是我国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重组问题，中国要引领世界实现生产力的全球优化配置，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处于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优先发展问题，这样才能形成亚欧大陆和海上丝绸之路地理空间上的产业链与价值链优化。此外，我们还要注重沿线不同民族国家间发展水平的协调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版本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推广到沿线的大多数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要素配置的规模范围效应。基于此，本文所提出的民族经济学研究的横向维度不仅包括国内的少数民族，同时也涵盖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
至此，我们就可以理出一个脉络：从工业化社会开始，由于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的经济活动就开始跃出了国界；到了信息化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需要进一步扩大资源配置的规模与范围，于是，人类社会的经济趋向于极致的全球化。而现实的世界市场又与经济学家的假设出现了背离，表现为以民族、文化为主要分野的区域化、集团化，影响了现实版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要想实现理想的全球化，就要从民族、文化视角出发。研究二者如何实现相互支撑，保证生产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这时，新的民族经济学便有机会应运而生了。
5. 民族经济学研究基础理论
由于生产力的进步，信息化正在全面取代工业化，使得分工与协作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人类正在经济活动的推动下走向全面全球化。中国版本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实现分工，其有效手段就是国家间、民族间的交往，以此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推动实现市场规模范围效益最大化。如果以民族作为研究维度，研究民族间基于经济理性、文化价值、制度形态形成的特质对经济活动绩效形成的影响，那么，对全球化理论与实践，就是一种突破性的贡献。作为理论性与实践意义均为重要表征的民族经济学，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基础理论进行支撑,才可能成为全球化时代有影响力的经济理论,指导我们的全球化实践。我们认为，从分工理论到规模范围理论,再到经济全球化理论，应该是指导当今全球化中国版本“一带一路”取得竞争优势与经济绩效的重要支撑理论；马克思的分工与国际交往以及全球化理论，是保证全球化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和人自身解放的重要指导理论。
亚当·斯密在论述分工原理时曾经言明，专业分工的出现将促进劳动者的技巧和熟练度，同时减少因为在不同工作之间转换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时间损失，而专业的简化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得一个劳动力承担多项工作成为了一种可能。(46) 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页。 同时，斯密也认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底层人民的普遍富裕的基础条件来自分工所造成的产量增加。(47) 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1页。 这一定程度说明，专业化分工的出现有利于技术的改进，在科学技术没有发生实质性改进的基础上，就能实现劳动者工作技能的改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增进人类社会的福祉。有了分工，就可以简化劳动程序，鼓励发明创造，这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是极其重要的两种目标，仍然是全球化时代我们的永恒追求，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光有分工还不够，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持之以恒地追求经济活动的规模和范围效益。有关于此，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将规模经济定义为因经营单位扩大生产或是扩大经销某个单一产品的规模时带来的单位成本的降低时的经济。而因联合生产或是联合经销多种产品而产生的经济则称之为范围经济。(48) [美]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著，张逸人等译：《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这种理论是指，当生产单一产品时，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的经济效益越好(当然也要考虑大企业病带来的危害)，当以全球化为约束条件企业达到最小最佳规模时，企业的效率最高；当企业生产多产品时，产品可以互相利用生产条件，实现集约化生产，企业绩效最佳，当其也达到产品数量最小最佳规模时，企业的范围效益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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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分工与国际交往理论是对亚当·斯密分工理论的扬弃，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创新。马克思认为随着机器和蒸汽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那部分脱离本国基地的要素的生产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7页。 “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材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材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替代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5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消灭空间。”(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页。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5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 那时，“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5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十九世纪，马克思所提出的分工与国际交往理论，其重心不在于对经济效率的追求，而是着眼于劳动者的自由与解放，实现我们今天提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1864年马克思在给巴·瓦· 安年科夫的信中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5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马克思眼中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历史。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 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两句著名的话，一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5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一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5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前一段话是说，在人类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只有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取得自身解放；后一句话表示，真正的世界历史，将是一个个自由个体的联合体。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求得的解放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必须的过程，人类的终极目标，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里，马克思的分工与国际交往理论，是站在全世界劳动者的角度建立的理论，它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人的解放和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2)管理层的环境意识。管理者对于环境问题的管理理念以及其决议实施的环境管理制度和措施对于该企业整体的环境意识有着直接的影响。重视环境资源保护、试图树立企业环境保护形象的管理者往往会制定环境管理相关的内部制度并落实；注重培养员工的环保意识，让他们在各类项目、决策的制定中学会将良好的环境行为纳入考量范畴内；总结企业内部经验并塑造出注重环境保护的企业形象和企业文化。
总的看来，坚持分工理论、规模范围效益理论和全球化经济理论，是为了在目前还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伸张自己的发展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分工与国际交往理论，是为了解放劳动者自身，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此我们认为：民族经济学应该以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规模范围理论和全球化理论为一种基础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分工与国际交往理论为另一种基础理论，做到既追求民族国家的经济效益最大化与竞争力最优化，又实现劳动者自身的解放,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四、 余 论
按照经济学的传统逻辑分析至此,一般而言本文就可以结尾了,逻辑推演过程就是完整的了,不存在明显瑕疵了。然而，我们还是面临罗纳德·科斯在研究“企业的性质”时面临的同样问题，那就是“黑箱”问题,只是科斯面对的是企业这个“黑箱”，我们面对的是民族这一“黑箱”，我们不了解各个民族成员用不同态度从事经济活动会产生不同绩效背后的原理。要想弄清“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的互动关系，就只有用历史的方法进行经验性的研究，然而这却无从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为了打开民族——经济这个“黑箱”，我们将借用金碚新近提出的商域经济学理论，彻底打破经济学界对充分竞争和匀质化市场的神话，在保证尊重市场经济理性的前提下，引入人的因素，对市场经济的“逻辑断点”进行解释，力求让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更能接近市场运作的实际，更能真实地反映人类经济活动的现实，运用中国人创造的经济理论，解释现实经济运行过程，提高经济理论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解释度。
金碚在商域经济学中引入了人的因素，强调人是文化的产物，由于演进路径的不同，来自各不同群体的人不可能拥有共同的文化。而文化又是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不同文化传承的人，会做出截然不同的事情，可以说，人们的行为是受到文化属性支配的。如此推论，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会有着迥异的经济行为，我们要阐释清楚所面临的经济活动，就要研究不同文化群体成员经济行为的相容性问题。商域经济学认为人的经济行为是受区域环境影响的，不同的区域塑造差异化的人文环境，会铸成不一样的地域文化，从而影响到区域人类群体的经济行为。要想以地域维度解释经济行为问题，就要厘清区域对所属人类群体文化的作用，及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商域经济学还认为人的经济行为要受所处领域差异的影响，处于不同领域人类群体的文化特征和经济行为都有所不同。在此，领域意指抽象，并非是一个具象的词语，它可能是指一种制度形态，也可能是一种制度文化，还可能是一种人际氛围，总之，它是一种环绕在特定人类群体周围的“场”，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人们的行为。这样一种领域，注定要影响群体成员的文化特征与经济行为，影响经济活动的绩效。要想搞清领域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就要厘清领域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
上述文化、区域、领域等西方经济学之外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要素，也恰好构成了民族定义的要件，如果没有上述三个要件，那么民族将无从定义。至此可以说，以民族作为维度进行分析，可以解释当下主流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经济现象和发展问题，同时也将促使我们更能接近人类经济现象的本原。至此，我们运用商域经济学理论不仅显现了民族——经济这个“黑箱”的运作原理，还给民族经济学找到了一条解释现代经济运行机理的有效路径，使民族经济学的地位作用显著提高，未来民族经济学可能就是解释人类经济发展最有力的理论武器。
中图分类号： F06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382(2019)09-0001-09
※ 基金项目： 中央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一带一路’与周边经济走廊研究”。
作者简介： 李曦辉，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 100081)。
[责任编辑： 吴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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