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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总体上呈发展态势，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2.57%。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美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1992 —1998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3%[1]，出现了高经济增长率、高劳动生产率、高出口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低财政赤字、低利率的所谓“三高”、“四低”的黄金时代。
我们认为，当今美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科技，科技的发展靠的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进入80年代以来， 美国科技活动异常活跃。 从1980年到1998年，49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美国就占了33项。1983年美国制定并实施了“星球大战计划”，刺激了国内高科技的发展；1984年开始实施宏大的永久载人空间站计划；1986年发起人类基因组科学研究项目，旨在揭开有关人体生长、发育、衰老、死亡和遗传病变等秘密，最终帮助人类攻克4000多种遗传病和癌症、艾滋病等难治之症；1996年向火星发射了“火星探路者”，人类对火星的考察从此全面开始。
为了加快知识信息的传播、处理和利用，美国大力发展信息技术，适时提出并首先实施了耗资千亿美元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1996年又提出“新一代因特网”计划，总投资5亿美元， 用以开展先进的网络技术研究，建立新型网络实验基地，开发全新的网络应用领域。1996年美国企业在计算机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达2120亿美元。高技术的发展及其在80年代后期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为美国赢得了大量的利润，其中信息技术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1996年美国经济增长中约1／3是信息产业发展带动的。信息产业已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知识密集服务业的出口相当于其产品出口额的40%，美国成为从信息技术中获利最大的国家[2]。信息技术的运用，加快了新技术等知识信息的转化和利用， 使美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80%。同时使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90年代劳动生产率比80年代高出一倍，1992—1997年劳动生产率以年均2.5%的速度增长。 并且科学技术知识的增长占了美国生产率增长要素的80%[3]。知识经济的雏型首先在美国形成。
高等教育作为知识创新、创新人才培养的基地，对美国科技、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是美国成为世界科技和经济大国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美国社会确保对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投入
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形成了4种高等教育的指导观念， 即高等教育轴心论、国家危机论、人力资源论和教育民主论。分别认为高等教育系统是社会的轴心机构；高等教育是国家存亡和社会安危的关键因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依靠；公民应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在以上观念的驱动下，美国自50 年代开始向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大步迈进。 1954年适龄人口入学率为16.2%，1970年为32.1%[4]，1980年达55.6%，1990年达74.1%[5]。尽管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加上80 年代经济的衰退，政府大量削减教育经费，使高等教育面临着一些压力和困难，但美国社会从整体上依然确保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50～70年代，美国政府对高校大力投入资金，使其具备了良好的教学和科研条件。1970年美国大学生数为858万人， 国民生产总值为9830亿美元，国民收入8790亿美元，1980年大学生数为1210万人，国民生产总值为25870亿美元，国民收入22990亿美元[6]，大学生增长率为41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63%，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61%。经济的增长远高于大学生人数的增长，从社会经济环境上保障了对高等教育的支持，从而较好地发挥了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80年代，面对经济的衰退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美国企业界迫切要求以大学的科研作为自己扩展实力的后盾。同时，政府适时地加以引导，规定对向学校捐款的企业，减收其相应数量的所得税，使企业积极向大学投资，建立大学与企业的合作研究中心，支持大学发挥自身优势进行科学研究。美国一些大中型企业都设有基金会，每年向学校捐款，形成了大学与企业相互依靠的局面。同时，科技成果向社会转化，使大学得到了大量的经费补充。1980年通过的《贝——多尔法案》促进了大学的研究成果向企业转移，1986年通过的《技术转化法》，进一步促进了高校的成果为经济服务。有资料表明，仅在过去的8年中， 采用麻省理工学院的技术成果创办了60多家公司；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科学家创办了3家名牌生物技术公司，年销售额近40亿美元，占美国生物技术产业年销售额的一半。最近，美国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对美国大学技术成果转化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大学技术许可证交易和专利产品的销售每年给美国经济补充了170亿美元，并且支持了18万份工作[7]。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高等学校实际获得的经费支持保持了稳定的增长。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从1979年到1989年的10年间，其实际经费增长高达73%[8]。
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好转，并达到30年来最好的年代。美国政府在其发表的《维系国家利益的科学》报告中表示，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并将投资10亿美元对大学实验室进行更新，以保持其人才优秀和成果丰硕的传统。
二、美国高校致力于培养优秀的创新型人才和科技创新
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创新型人才的需要，美国一直把高校做为知识创新的主体。目前美国大学依然以最自由地促进所有有益知识的发展，鼓励科技，提高学术水平为目标[9]。为此，美国高校， 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在全国聘任一流的学者做教师，同时设立奖学金，招收能够给教师以激励和挑战的最优秀的学生。另外，为了适应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保护其兴趣，美国大学实行“教与学自由”的原则，大部分课程实行选修制，课程设置灵活多样，教学内容更加现代化。选修课的设立，使与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息息相关的新学科不断进入学校，使学生能够选学适合自己发展需要的相关课程。课堂教学采用讲授加研讨的方法，通过研讨使学生了解研究方法，初步具备科研能力。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让资深教授为大学一年级学生开设讨论课，目前已开设130多门可供学生选择的讨论课[10]。 美国的许多高校为低年级学生开设“科学研究方法”课程，并要求必修，以尽快使他们了解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主动学习——发挥美国高等教育的潜力》的报告指出：教师应更多地使用积极的、开放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成为知识的探究者、创造者和接受者，对学习负起更大的责任来。这样，教师就不能仅仅是已有知识的传授者，而且还要不断地对新知识进行探索，使大学成为知识创新的中心。同时要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由于科学研究和教学相长，美国高等教育水平大大提高，教师培养出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具有较高的科研素质和创新能力。在一些名牌大学里，研究生人数占全校学生数的一半，有的甚至多于本科生。如麻省理工学院，1987年全校共有学生9756 人， 其中研究生5313 人， 大学生4443人[11]。随着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全球经济的日益一体化，基于创新的理念，美国高校不断调整对学生的培养目标和方向，加速了高校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改革，广泛增设跨学科的课程，以期拓宽学生的视野[12]。如哈佛大学确定其目标是培养造就具有全球意识的人才；麻省理工学院确定其目标为培养大批领导世界潮流的工程师人才。有的高等学校还专门开设了研究人的创造能力，创造发明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专业——创造学专业，受到学生和社会的欢迎。
美国高等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创新型人才。近40年来，在获得诺贝尔奖的149名科学家中，有118人是在美国大学学习和获得博士学位的，占全世界的79%。目前在美国25～26岁失业人口中，受过4 年以上大学教育者大约仅为0.91%[13]。正像美国贝尔实验研究所所长罗斯先生所讲：“在许多企业中，拥有大量从大学进入技术岗位的人员，让我向你保证，我们今天拥有的和过去拥有的一样好，从大学出来的优秀生的确优秀。”
另外，美国高等学校自身就是一支重要的科技力量。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坚持把大学办成教学、科研中心。 目前， 美国大学拥有全国60%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直接推动了美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如，哥伦比亚大学建立的原子反应堆，对原子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对癌的血液试验、激光的临床应用和基因异细胞移植；普度大学是最早从事人造卫星研制的一个中心，其对美国的宇航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14]。
美国高校注重营造学术自由的氛围，为教学、科研配备优良的设备，使高等教育的条件和环境不断得到改善、提高。优越的学术环境，使美国高校的科学研究活动十分活跃，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学者和留学生。1997～1998年度，在美国从事科研和教学的外国访问学者达6.55万人，比上一年增长5%，突破历史记录；1998年在校外国留学生数达48.2万人，比上一年增长了5.1%[15]。1980～1998 年美国所获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几乎全部为在大学工作的科学家所获，占所获奖项的90%。
三、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使其世界人才聚集，科学技术研究异常活跃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使美国全民科学素养有了很大的提高，高等学校具有良好的教学、科研条件和环境。大批的外国学者为实现自己的科学梦来到美国，为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仅从1946年到1974年，美国共从世界各国进口高级智力人才24万人。目前， 每年大约有60 %的外国博士留学生在美国工作。 从1901 年到1992年间，美国获诺贝尔科学奖的有164人，占世界的40%， 其中原籍不在美国的有46人，约占28%[16]。这使美国高校成为世界优秀人才的汇集之地，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异常活跃。
我们仅从计算机芯片技术（CPU ）的发展上就能看出这一点， 从286、386、486、奔腾Ⅰ、奔腾Ⅱ， 乃至生物芯片等一代接一代迅速推出，其技术一直保持世界领先，产品独占世界计算机市场。80年代以来，美国在发展民用科技的同时，其科学研究已经向更宏大的项目上转移。正如美国贝尔实验研究所所长罗斯所讲：就某一方面而言，由于科学研究的深入开展，科研发展的冒险性实际上在增大。大多数花钱不多、占时少的事情已经办完。如1984年里根总统正式下令进行的永久载人“阿尔法”国际空间站计划，总投资630亿美元（美国投资276亿美元）；1986年开始的“基因组计划”（HGP），拟在15年内（2005 年）逐步完成，美国为启动该计划投资了30亿美元[17]。像这些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相提并论的研究项目，虽然风险大，周期长，但它一旦成功就对美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