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圣经》翻译史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刘 璨
（西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 《圣经》被联合国公认为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书籍，也是世界上印数最多、发行最广、翻译语种最多的书籍。《圣经》翻译经历了希腊罗马、宗教改革以及现代翻译三个时期。《圣经》翻译体现了翻译的目的性、创造性、集体性以及时代性的特点。西方《圣经》翻译史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 《圣经》翻译史；中国文化“走出去”；启示
《圣经》翻译史在西方翻译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从古至今，对《圣经》翻译的研究从未中断。与西方《圣经》翻译史相比，中国文化虽源远流长，但在对外传播上遇到了困难，借鉴西方《圣经》翻译史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方《圣经》翻译史的三个重要时期
西方《圣经》翻译史可分为三个时期：希腊罗马时期、宗教改革时期和现代。这三个时期也是基督教传播的主要时期。《圣经》的翻译在基督教思想的传播和文化转换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早期《圣经》翻译
早期，《圣经》是基督教传教的一种媒介，这与基督教的宗教特质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新约》开始就是用希腊语编写，公元4世纪被公认为基督教经典。而《旧约》原始文本用希伯来语写成，公元3世纪，随着希腊语的广泛使用，犹太教将其从希伯来语译为希腊语。据《阿里斯狄亚书简》记载，犹太大主教埃里扎尔应托勒密二世的要求，从犹太12个部落中的每个部落选出6名学者，来到当时的文化和贸易中心——亚历山大城（今位于埃及）翻译《旧约》。这部最早的希腊语《旧约》后来成为基督教经典，至今仍在使用，这就是后来的“七十子希腊文本”，至此，整部希腊语《圣经》就此诞生[1]（132）。
有研究报道，在凹侧椎旁肌表达升高的miR-495与骨骼肌的再生关系密切［16］。miR-495位于Gtl2-Dio3基因座［17］，Gtl2-Dio3编码的miRNA能抑制分泌型卷曲相关蛋白（sFRP）的分泌，后者是Wnt信号转导通路的抑制剂。动物实验表明Gtl2-Dio3编码的miRNA（包括miR-495）在再生MEF2A敲除肌组织中表达下调，导致sFRP的表达上调和Wnt信号通路的活性减弱［18］。因此，miR-495在MEF2A的调控下对Wnt信号转导的调节在骨骼肌的再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哲罗姆根据“七十子希腊文本”，译出了拉丁文《圣经》，他是一个精通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的学者，同时还是一个伦理学家、修辞学家、语法学家和逻辑学家。他采用意译手法翻译《圣经》，他认为，如果译者对源语贴得过近，译文就会很荒唐，并且容易遮掩了原文的意思，而意译法则可以很好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和韵味。
（二）宗教改革时期的《圣经》翻译
随着后期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一系列运动的兴起，民族国家也开始崛起，导致了教会的中心位置逐渐瓦解，拉丁语也逐渐衰落，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随之也带来了《圣经》民族语翻译的发展。
式中TE1,TE2,表示任务t1,t2,的结束时间，存在并行任务时依式(24)以整体任务替代，并按式(30)处理。
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的先锋，他的《圣经》译本的独特之处在于加入了大量被广泛使用的德国地方方言，为后期现代德语的形成做了铺垫。
随着“新大陆”以及更多殖民地的开垦，欧洲殖民者在接触殖民地人民时遭遇了各种非基督教信仰，他们认为，新的《圣经》译本必须为新的传教任务服务。所以，伴随着欧洲的殖民征服，非欧洲语言的《圣经》译本也随之出现，这些译本虽然带有译入语的文化特征，但其形成的文化上的张力，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欧洲殖民国家的对外殖民征服[1]（135）。
（1）戊申將軍範伯陽，庚申將軍華文陽，戊戌將軍範少卿。（《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一，《中华道藏》30/538）1 30/538表示第30册，第538页。
（三）现代《圣经》翻译
《圣经》的翻译史也是翻译的发展史。各个时期的译者由于所处的不同的时代、语言特色以及特定目的，表现出了翻译的创造性。路德的创造性在于使外国语言本土化，一方面消除了普通人阅读《圣经》的语言障碍，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德语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威廉·廷代尔则创造了独特的《圣经》英语翻译形式，较多地使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词汇。英王钦定本在翻译时借鉴了其他各个英语版本的精髓以及16世纪《圣经》研究的相关学术成就，用词简明生动，富有韵律，为后来英国散文和语言的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3]（67）。
最突出的外部因素就是西方文化在当今世界的主导地位。研究显示，我国当代文学作品译入和译出仍处于失衡状态。美国史密斯大学汉学家桑禀华教授200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年美国翻译出版的文学图书348种，其中来自中国的文学作品仅有8种，仅占当时美国外国文学作品出版数量的4%[5]（126）。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从深层次来讲，西方文化仍旧是当今世界的主导文化，其他文化沦为边缘文化，加上西方对中国文化一直存在着偏见，导致中国文化在译介过程中受到不公平对待，被西方学者任意解读和贬抑，这也是阻碍中国文化有效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英国，威克利夫的《圣经》英译本直接引发了英国的宗教改革，他提出，《圣经》是最高权威，是神给每个人的礼物，它高于教皇，也高于神职人员。他将《新约》全书译为拉丁文，这一译本打破了教会阐释《圣经》的特权，普通人也可以根据阅读形成自己的理解[2]（10）。
二、西方《圣经》翻译史发展的主要特征
（一）《圣经》翻译的目的性
文化的发展是经济与政治的反映。纵观西方的《圣经》翻译史，译者多是在传播教义、政治利益、统治征服等目的的驱使下进行翻译的。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翻译。16世纪的德意志名为圣罗马帝国，且受罗马教廷的统治。为了推翻教皇的统治，马丁·路德公开对教会与世俗等级的差别进行抨击。他指出，民众可以通过阅读《圣经》，得出自己对平等思想的理解，从而否定了教皇对《圣经》的权威解释。但由于当时德国方言存在很大差异，用方言翻译的译本虽然不少，却很难流传下去。为了继续自己的事业，让普通民众可以读懂《圣经》，他在短短的8个月就译出了《新约》，这一译本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虚伪腐败，另一方面为大众提供了反对教皇的思想武器[2]（16）。可见，译者的目的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翻译过程以及翻译结果。马丁·路德为了使平民可以看懂《圣经》，采取民族语与意译结合的方式进行翻译。此外如犹太教为了传教将《旧约》的主要部分《摩西五经》译为阿拉姆语，欧洲殖民者为了殖民征服将《圣经》译为非欧洲语言，而20世纪的女性作家为了消除种族和性别歧视使用无性别歧视的语言翻译《圣经》，等等，目的性都非常明确。
然而，怎样才能从现实臻达理想，从追梦走向圆梦呢？这就需要有一个既定的目标，有一条正确的道路。而对于我们来说，这目标，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这道路，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道路。
（二）《圣经》翻译的创造性
现代《圣经》翻译主要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产生了欧洲主要语言的大量修订本和新译本；第二个时期则产生了大量由传教士译成的“第三世界”国家语言的新译本。
（三）《圣经》翻译的集体性
《中国翻译服务业分析报告2014》指出：“翻译服务企业员工的学历结构与其薪资水平不成正比。96%以上的全职员工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占32%，但约一半的全职人员薪酬水平却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及以下。这种学历较高，薪酬却偏低的现实，导致翻译服务企业人才流动较高，51%的员工服务年限在3年及以下。”[6]（4）翻译人才的薪酬待遇问题应当引起重视。目前，翻译入职门槛低，翻译水平良莠不齐，这无疑对文化传播造成不利影响。必须提高翻译入职门槛，增大译者福利，使更多优秀人才愿意、乐意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力量。
（四）《圣经》翻译的时代性
西方对《圣经》的翻译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特征。例如，在希腊罗马时期，当局为了维护宗教的统治，翻译时比较遵从直译的原则，严格按照原文的语言，主张不可违背上帝的语言。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在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对《圣经》的翻译由直译向意译方向发展，甚至包含了译者再创作的成分，为适应大众的需要，语言也尽量通俗易懂。
三、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困境
（一）内部因素
从古英语到后来的拉丁语、盎格鲁-萨克逊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欧洲各种语言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与英语这一通用语相比，我国在鸦片战争之前基本上是封闭的，汉语基本上只限于在国内使用，这无形之中对汉文化的传播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在古代中国，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限制人们的思想行为，造成对外部世界了解甚少。不仅如此，从唐宋的鼎盛繁荣之后，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开始走向没落，近代饱受列强欺凌，中国的国际地位下降，国家四分五裂，国民被称为“东亚病夫”。这一方面使外国对中国文化更加轻视，一方面也挫伤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严重阻碍了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树立，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中华文化也才逐渐进入世界的视野。但是，世界目前仍旧是西方文明主导的，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仍然有限，中国文化“走出去”仍面临许多问题。
尤金·奈达（EugeneA.Nida）在其《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一位称职的翻译工作者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条件：熟悉源语；精通译入语；具备专业知识；具备“移情”本领，即能够体会原文作者的意图；具备语言表达的才华和丰富的文学想象力。我国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同时具备以上几方面良好修养的专门翻译人才仍然匮乏，这无疑不利于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4]（4）。
（二）外部因素
19世纪的译本依旧是平易通俗的译文，但随着时代的发展，20世纪后期，一些文化史学家和诗人也加入到了《圣经》翻译的行列之中，这些翻译着重突出宗教文本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四、西方《圣经》翻译史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有必要制定系统的战略、规划和政策，一方面向外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另一方面，促进文化的交流，保护文化多样性。
曼杜里亚，是意大利南部塔兰托省的一个市镇，就在“靴子跟”上。都说意大利人生性自由洒脱，在曼杜里亚，时间彷佛也停滞了下来。这个197平方公里、人口却只有3万出头的小城， 14世纪就开始形成的狭窄小巷如蜘蛛网一般把开阔的广场、罗马式风格的“马德雷”教堂、中世纪时期的犹太区、米色石墙的古老民居、古城墙的遗迹等等串联起来。悠闲散漫是这里的主调，到下午5点之后，街上才多点人气，商店才慢悠悠地开门。习惯了国内大都市的行色匆匆的人潮，突然闯入这一片安逸，不由得生出一种渐入桃花源的惊喜。
（一）加大对出版机构和译者的支持力度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推动文化“走出去”的路上，加大国家的资金投入是必要的，首先，不能让翻译者出版传播机构有经济上的忧虑。1936年，阿兰·莱恩爵士创办了企鹅集团，大量出版通俗易懂的平装书，且质量上乘，价格公道，使得中低产阶级也有能力去购买并看懂，引发了家喻户晓的“平装书革命”。我国也有必要采取政治和经济手段，加强文化传播研究，明确翻译的目的，加大投入，降低书籍成本，保证读物质量。
英国文学史上另一本优秀的《圣经》译本当数英王“钦定本圣经”，此本《圣经》最大的特点在于忠实原文，用词民族化，译文平易通俗，在随后的二三百年间一直在英语世界占据权威地位。
《圣经》的翻译集合了众多人的智慧。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性，“七十子希腊文本”由七十二名犹太学者云集埃及亚历山城进行翻译，开创了翻译史上集体翻译的先河。同样，马丁·路德在翻译时，不仅同合作者一道对译文进行了细致的修改，后期还同行家举行了针对译文加工润色的特别会议，所以从1522年到1546年，路德的德文《圣经》再版多次，每次都有新的进步。
（二）促进翻译创新，发挥社会作用
张今在《文学翻译原理》一书中指出，翻译应注重社会作用，译者必须发掘原作中反映的社会本质，发掘作者作为社会人和艺术家的面貌，积极运用自己的全部创作才能（思想、情感、想象力、联想力、共鸣力、生活经验、历史知识、审美趣味、逻辑感等），把原作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7]（91）。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翻译注重结合中外文化的共性，又尊重中国本土的“文化特色”[8]（60），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要使中华文化在异域发挥社会影响，就必须注重翻译的创新性，要结合当代的社会本质和译入语的文化背景进行创造性表达，使外国主流社会能够真正接受，引起共鸣。
在传播形式上，要利用多种媒体进行传播。张艺谋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于1988年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对莫言作品传播有很大帮助[8]（60）。视听媒体具有直观性，传播速度快，更容易激发读者兴趣。应该利用大众传媒传播中国文化，将文本形式与画面等其他形式结合，创新文化传播路径，发挥更大社会作用。
本文利用SACS软件建立风机模型，边界条件利用弹簧模拟桩土作用。由于疲劳分析过程中载荷均属于中等载荷，此时桩基变形为小变形，故基础弹簧使用线性弹簧进行模拟，弹簧刚度系数根据土体参数与API规范进行确定。疲劳分析的总体模型如图1所示，模型采用一阶梁单元模拟整个结构的刚度，在模型不同高度位置设置集中质量，模拟实际风机结构质量的分布情况，建立整体模型的目的是获得整个风机基础结构在风浪作用下的结构动力响应。风机基础疲劳计算的局部有限元模型加密位置如图2所示，加密位置网格大小为t×t，t为板厚，主要用于风机基础安装电缆位置的结构开孔的疲劳强度计算。
综上所述，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史料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不仅能够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历史学习能力，还能够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应该正确运用史料进行教学，掌握正确的教学方法，同时还应该注意一些运用事项，从而使史料教学更加科学合理。因此，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应该特别重视对史料教学的应用。
（三）注重文化的通俗性，赢得更多受众
雷蒙德·威廉斯在他的《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一书中提出，文化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中第三种属于社会文化，这种文化来源于生产组织、家庭结构以及社会习俗[9]（41）。这表明，文化的根基在普通民众，文化有其通俗性。要想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外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不可小觑。要注重文本选择，大力翻译易于为国外普通人民接受的文化作品，多译有中国特色、贴近普通民众生活的作品，以充分展现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四）壮大翻译队伍
要培养壮大翻译队伍，首要的是培养本土翻译人才。我国高校应进一步加大翻译人才培养力度，并通过大量翻译实践进行实际翻译能力培训。可采取老师带动学生、学生辅助老师的培养模式，提高翻译人才培养水平，扩大高层次翻译人才储备，提高对外翻译作品质量。要加强高校内文学院与外国语学院的交流，加强高校内中外学者的联系，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寻找更多的潜在译者。同时要加强与国外翻译界的交流，建立经常性交流机制，多举办翻译界国际会议，培养高层次对外翻译人才。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发展中华文化、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的使命所在。虽然目前仍面临着巨大挑战，但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借鉴西方《圣经》翻译的经验，发挥自身文化优势，提高对外翻译质量，扩大传播规模，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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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尹洪山.从莫言作品的海外传播看东西方文化的认同构建[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17（6）.
[9]Williams，R.The Long Revolution[M].Chatto﹠Windus Ltd.London，1961.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161（2019）04-0071-03
收稿日期： 2019-03-18
作者简介 ：刘璨（1995-），女，河南省濮阳县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英语翻译。
标签：《圣经》翻译史论文; 中国文化“走出去”论文; 启示论文; 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