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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某些禁忌
长久以来，禁忌和幻影阻碍了人们对政治与人口之间联系的严肃思考。
在所有人的想象中，至少在社会精英中，这种联系揭示了一个人口政策是军事实力的杠杆的时代。二十世纪20、30年代的法西斯政体实际上促使了具有侵略性的生育政策向以实现领土征服为目的的战略转变。
人口，就像政治行动的战场，承受着被恶魔化的压力。在有名的《玛丽安娜和兔子》中，人口学家埃尔维·勒·布拉（Herve le Bras）于1991年这样怒斥公共部门负责人的“人口担忧”，因为他们敢于关注国家人口未来的问题。
坦率地说，解决人口大规模迁徙的方法就像促进人口活力的操纵杆一样，常常被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是唯一可接受的伦理观点，因为这种伦理观是不会受到民族主义的背后动机所怀疑的。埃尔维·勒·布拉也写道：“如果人口面临减少的威胁……总是可以通过接纳移民的方式阻止它的减少”。
在联合国于2000年3月21日发表的著名报告《替代性移民》中，就人口划分问题委婉表述了这一观点。经过反复论证，文件主张从现在起至2050年欧洲大陆应该接纳13亿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以维持就业人口与退休人口的平衡。这些与现实忧虑无关的数据，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对付这些问题的清晰且客观的办法在今天来说是难以提出的。
移民无疑构成人口中最为敏感的方面。如何在既不被某些意识形态利用又不陷入极端观点的基础上探讨这一问题呢？如何将移民问题作为一个政治话题——作为共同财产或者利益来研究——而不是某一个政治家的一家之谈呢？
严格来说，零移民的理论没有任何意义。它回到了闭关锁国的时代，似乎仍然构建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人们也从未考虑真的这样做。相反，世界范围内的对外开放，体现了多样化的诉求，这不仅有利于一般性法规的调整，也利于“人人具有合法身份”，但这也是不现实且具有危险性的：无论是全欧洲还是法国，都无法给世界上所有幻想寻求另一种生活的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人，提供一份工作、一套住房及令人满意的融合条件。
人口，未来的调节杠杆
在今天，任何政治家都不能忽视人口的重要性。
政治和人口之间的联系具有某种禁忌的特性，尤其是在十分复杂的移民档案上。至少人口问题是关系我们共同未来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如同科技经济发展、环境、农业、文化问题一样。
显然，政治也不能忽视这一基本问题。否认对人口问题的关切，包括对移民问题的关切，对于一个公共权力负责人来说是一个严重错误。
一个国家的人口密度是其在世界上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让·博丹（Jean Bodin）有一句名言：“人是唯一的财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人口——13亿人口的分量。美国国力不仅仅是经济、技术、军事实力的强大，它也依赖于3亿人口基础上的充分增长。相反，俄罗斯“人口的冬天”不能说与这个曾是苏维埃帝国核心国家的衰败无关。
毫无疑问，人口的减少成为首要威胁之一，随时影响今天的欧洲大陆。对于每个妇女平均1.5个小孩的生育力，我们都知道，这并不能保证欧洲人口的更新。按照这个频率，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欧洲大陆的中心国家将面临人口的急速减少。
法国似乎奇迹般地躲过了“欧洲人口的冬天”，这得益于妇女1.9个小孩的出生率。法国的例外能否持久，能否保持稳定？人们可以质疑，因为如此之多的社会问题与整个欧洲大陆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欧洲人口的衰减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在根本上影响我们的国家。法国的这种相对优势是真实的，但无疑是不稳定的。最糟糕的错误就是满足于这样的形势而置之不理。
与此同时，人口在世界中的比例，年龄构成，相应年轻人的数量是决定国家活力的关键因素。20岁、30岁年龄段人口为一个国家活力作了难以取代的贡献，他们在技术革新、新思想和价值观、艺术和文化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果有一天人口中的40％是年过六旬的老人，欧洲民族将面临怎样的情景？
退休问题的发展趋势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问题。多亏了上世纪60年代新生儿的激增，欧洲社会中退休和就业人口的比例保持在1∶4。这个平衡维持不了多久，就业人口和退休人数比例的锐减迫使人们采取彻底的改革措施——痛苦的抉择：要么延长劳动时间，要么增加就业人口的比例或者降低退休者的生活水平。这个关系未来的决定性挑战，与政治、人口的筹码深深地交织在一起。而退休问题，与欧洲社会生命力、毅力、活力、革新紧密联系，从此成为人们关切的问题。
移民是当今解决这一巨大挑战的唯一答案吗？“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CDE）的数据显示，欧洲每年接纳240万移民。如果没有移民的加入，欧洲人口的总数在这十几年就会不断减少。移居人口给欧洲带来人口的稳定，甚至微幅增长。接纳与日俱增的人口意味着，这已然成为与“古老大陆”未来紧密相关的重要筹码。
尽管如此，移民并非唯一的解决欧洲人口危机的灵丹妙药。
事实上，人口的变动从来不是中立状态。那些离开本国的男人和女人也把自己的历史、服饰、价值观、信仰和生活方式带进这个国家。个体是不可互换的，仅仅凭着签证或居留证的个人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融入接纳国社会中的。按照古典的话语，移民自由就是商品、服务、资产的自由流通；这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严格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背井离乡常常具有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在最低生活和融合条件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与这个名称相适应的一份工作、一套住所。
我们不应该掩饰一个事实：融入法国的艰难、“城市危机”、城市暴力行为的增加，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45年来南—北移民没有被很好地控制和组织造成的结果。移民现象既可以带来好的结果，也可能造成坏的影响，这取决于政治上采取的处理方法。移民构成了一个解决欧洲人口危机的可能的、部分的答案，但肯定不是灵丹妙药。
只有当接纳国在成功解决移民人口的融合问题时，移民才能给接纳国带来实惠。不过，正如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曾经经历过的那样，成功的融合是一项复杂的挑战。它从来不会预先或者自动提供保障。它要求，在尊重接纳国的法规和价值观、蓬勃发展的经济和不断进步的社会基础上，需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并明确一些清晰而固定的法则。
发展中国家对人口的控制又构成另一个影响我们星球未来发展的关键筹码。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这个话题更是一个深刻的禁忌。然而。我们必须终止这个禁忌。今天，9亿非洲人中有一半人不足17岁。在撒哈拉以南地区，每名妇女的牛育率超过5个小孩，而在西欧只有1.5个小孩。这样的人口现状是导致大量移民的重要原因，更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关键。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是：当人口的增长率超过国内收入的增长率，这个国家只会越来越贫困，并会丧失投资和发展的自主行动力。
通过控制人口出生率来发展经济，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例子。我还想说的是，马格里布地区的国家正在通过保证每名妇女2个小孩的生育力，成功地实现其人口革命，这也昭示着他们未来的希望源泉。控制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人口不仅对于非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也是如此。
反对人口宿命论
我们不应放弃人口问题，或将之视为宿命。
将关于人口的科学归为“长期倾向”的愿望十分强烈，这种“长期倾向”脱离了政治行为场。当然，人口学的好处在于迫使公共决策人进行长期投资，此种活动是在为今后几十年作准备。
指明未来大方向在政治生活中是个经常被人忽略的领域，但这其实应该处于政治责任的中心。这的确涉及人口问题，对于人口学，但也涉及其他基础问题，如环境，公共债务管理，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等。我们今天所遭受的痛苦通常是由过去的错误和疏忽造成的。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不应该再犯同样的错误。
政治决策人首先需要掌握人口学知识。今天，我国形势并不令人满意。INED（国家人口研究所）这样的工具机构，应该树立指导政府长期行为的目标。这个机构的深层任务，是成为公共长期决策的指明灯。我们十分必要赋予INED这样一种使命：成为科学的不偏不倚的工具，为了解人口的真相服务。
政治不能再脱离人口问题了，它该对未来长期准备的重要领域进行再投资了。当然，单个生育率并不会成为紧急状态，单个增长率也不会。但是，欧盟国家之间生育率的差距突出了社会和经济政治环境对人口更新和年轻化带来的影响，即使是间接影响。
这一点应该以综合方式来解决。作出生育决定在于夫妇们对他们各自和共同的未来所做出的设想。今后几年政治活动的一切重心即是恢复年青一代法国人、欧洲人的信心。人口下降处于“停滞欧洲”的中心。美国人很喜欢用这一表达法。
欧洲生育率的骤降在部分程度上与欧洲经济的不够景气相关。欧洲人的孩子比美国人的少。这一差距显示出年青一代欧洲人对未来的不安：工作，住房，养家的物质手段。人口的下降——由缺乏活力的经济背景所造成——由于它对家庭消费与投资效果的消极影响，轮到它来加剧人们对经济的担忧。谁看不见光荣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第二次世界大战至70年代的西欧经济高速发展期——译者）与婴儿潮相行不悖呢？谁看不见美国当今的经济繁荣也是充满生机的人口发展所带来的结果呢？
和阿勒夫莱德·索威（Alfred Sauvy，法国人口学家，当代适度人口理论的主要代表——译者）一样，我们也可以为低估经济增长和人口活力之间关系的经济学流派而惋惜。欧洲范围内人口发展的未来在部分程度上取决于政治领导人对于人口增长，创造就业机会，经济活力重新建立联系的态度，反之亦然。从这一点上看，那些因为法国一时人口减少带来失业率降低而立刻感到称心如意的人，犯了一个严重误解。大部分自发的马尔萨斯主义信奉者们等待着放弃能够解决大众失业问题的办法。只有工作能够创造就业，带来经济增长。
但挑战不仅仅与经济增长机械地相联系。挑战也是道德的，文化的，精神的。如何协调现代化要求与人口要求？用来鼓励出生率的税务激励和社会津贴当然就是必不可少的。欧洲社会面临着决定它们未来的关键，一个关系到普遍利益的问题，一个事关生存的问题。因此公共机构有义务为有生育打算的夫妇们提供优越条件，保证实现这个伟大而美好的愿望！
然而，最基本的挑战在于协调家长们从事专业工作的正当愿望和家长身份的巨大责任心。在这一目标下，法国或欧洲范围内的所有迹象都值得深入研究。建设托儿所的大批计划，看护方式的多种多样，应该都能让家长们受益，在他们的工作时间里也会有人负责他们年幼的孩子。当然，对那些想挣更多钱的家长也应该提供更多的工作可能。但是，这同样意味着准许爸爸妈妈们在履行父母责任的条件之下安排他们的工作时间。
不存在推动欧洲生育率奇迹的办法。但必不可少的是考察并尝试所有与之相关政治行为的途径，使这些政治行为按照意志行事并且不受阻碍。
关于移民政策，我作为内政部长，曾打算在人口学领域给出一个意志主义的榜样。2006年7月24号的移民法触犯了太多禁忌，而引起激烈争论。
选择性移民建立在这样一种理性的原则上：必要情况下，由国家决定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被允许在其国土定居，以充实其人口。这项法国法律的深层改革主要是为了废除原来只要在法国居住满十年即可自动获得身份合法化的规定，因为该规定是对非法移民的支持；这项改革还在于决定家庭重聚的条件是接受方有一份工作收入和由接待能力的住所，在于便利我们可能需要的一类人到法国的接纳程序，在于鼓励移民也参与自己祖国的发展建设（共同发展）；决定长期移民的条件是对接纳和融合合同的尊重，包括共和国的基本原则。
关于人口学现象的政策，法国移民政策改革是第一步，无疑也是最紧急的一步。人口问题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问题。人口问题，法国和欧洲的移民问题，引起了全球性思考，并将成为今后几年基本政策中的优先政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