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凯文献挖掘整理的现状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现状论文,卜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S-09；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459(2013)02-0109-8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关注，对于卜凯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是，从对卜凯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对于他一生研究时间段的划分上，都以1944年他回国的时间为限；二是在研究的内容上，多集中于他20世纪20、30年代关于中国农家经济社会状况的调查，对于他同时期关于中国农村人口、物价、农具等方面的研究以及1944年回国后有关中国农业的论述涉及的不多。
究其原因，文献资料的不足，无疑成为我们对卜凯关于中国农村社会调查及其农业经济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瓶颈。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讲的那样，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再没有出版过卜凯的著作，只有极少数图书馆还保存有很旧的民国版本，卜凯后期的著作还大都没有中文版本。这种状况导致“国内人们对卜凯的调查及其成果还缺乏全面、客观、公正的认识，其珍贵的历史价值未能得到应有的承认。”①鉴于此，本文就卜凯教授文献挖掘整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我们的几点建议，请批评指正。
一、基本状况
卜凯的一生著述颇丰。在国内，有关卜凯教授发表的关于中国农业经济方面的成果文献，我们可以在卜凯撰写、卢良俊翻译的回忆文章“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之发展》，《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建系70周年纪念册1921-1991》，1991年，南京)，崔毓俊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建系70周年时发表的《我系科研、推广工作简介》(《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建系70周年纪念册1921-1991》，1991年，南京)、《忆往拾遗》中的《金大农经系的科研和推广工作》(《忆往拾遗》，1993年10月，未刊)，张宪文主编的《金陵大学校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六章第二节“农学院的教学工作”等资料上查阅到。但是，这些介绍因为论述时间的先后和角度的不同而不全面、不系统；在国外，美国学者Randalle E.Stross撰写的“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987-1937”(《僵硬的大地——在中国土地上的美国农学家》，洛杉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1986年)第七部分“Myopia-Lossing Buck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20s-1930s”(《缺乏远见—卜凯与20、30年代的农业经济》)，对卜凯关于中国农业方面的成果文献进行了论述，但将时间限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他1944年回国后的成果文献几乎没有涉及。卜凯一生的成果文献我们可以从他自己提供的“A List of Publication by John Lossing Buck”(卜凯的出版物,1962年)中有全面详尽的了解，②后人所建的John Lossing Buck.org网站上也可以浏览到。
(一)文献篇目和数量
卜凯一生的成果文献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专著(书)，专题研究论文，报告，演讲和手稿等四大类，详情如下：
1.专著(书)4部
(1)中国农家经济。1930年，从7个省的17个地区的2866家农场收集的数据分析。中国，金陵大学和太平洋关系中国委员会，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1930年7月1日。张履鸾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2)中国土地利用(文论、图集、统计三部分)1937年，英文和中文。
《中国土地利用》报告是由金陵大学出版的，也是由太平洋关系中国研究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以及中国中央银行赞助的太平洋研究会国际研究系列的报告之一。它们包含了1929-1933年的数据分析，这些数据从168个不同地域的16786个农场和22个省份的38256个农户家庭统计而来。分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3)中国农场管理学。与威廉·M.柯蒂斯合著，1942年，成都：金陵大学。1946年4月8日由戈福鼎、汪荫元翻译成中文。
(4)共产主义中国的粮食和农业。与欧文·L.达森和吴元黎合著，英文。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纽约：Fredric A.Praeger出版社，1966年。主要论述了“共产主义政权之前和共产主义政权时期中国谷物食品”以及共产主义之前1929-1937年和共产主义期间1949-1958年之间粮食和农业发展的比较。
2.专题研究文章62篇
(1)纽约市的供水，1909年12月，波基普西，波基普西中学《波基普西人》。
(2)新汉普顿教养农场，《展望》，1914年8月8日。
(3)农村社会调查表，有多个版本，第一版是在安徽南宿州，1915年至1919年卜凯与美国长老会的首次任务地点。第二版是1921年至1922年，华伯雄译成中文，金陵大学出版。1931年为第三个修订版，孙文郁翻译成中文。
(4)南宿州：农业工作，收录在《中国之窗一对江南传教差会一瞥》，1917年。
(5)安徽北部水利保护，上海：《远东评论》，1917年12月。
(6)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开展农业教育，《米勒氏评论》，上海，第6卷第2期，1918年9月14日。
(7)安徽的南宿州，上海：《中国报》，1918年11月21日。一份卜凯关于庆祝盟军胜利的新闻栏目。
(8)中小学引入农业教育的可行性计划，《中国记录》，1919年5月，1919年在河南、山东教育协会上。
(9)4000年后南宿州的农业状况，上海：《中国报》，1920年1月22日，3个报纸专栏。
(10)美国长老教会在中国安徽南宿州的农业工作，上海：《教务杂志》，1920年6月。
(11)中国一个农村教会组织和项目建设，上海：《教务杂志》，1920年7月。
(12)中国农业传教会的发展，中国继续委员会——教会调查手册，上海：国际农业教会委员会，Millards Review(十亿评论)，1921年5月7日。
(13)国际农业传教协会，上海：《密勒氏评论》，1921年5月7日。
(14)中国的教堂和乡村生活，上海：《教务杂志》，1923年6月。
(15)安徽芜湖近郊102户农家经济与社会调查，南京：金陵大学，第一部分，1923年12月；第二部分，1924年7月；徐澄翻译为中文，1925年3月。
(16)中国的价格变化——灾荒的影响和最近价格上涨，《美国统计协会杂志》，1925年6月。
(17)四万万人每天必须要吃饭——农家和人民，《成人圣经》(月刊)重印，1925年10月，美国新教圣公会卫理公会教派国外传教会，纽约第五大道150号。
(18)中国一些农村的状况，卫理公会外国传道差会，纽约第五大道150号，《农场与人》，1925年10月。
(19)中国直隶省盐山县150户农家经济与社会调查，南京：金陵大学，1926年6月，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孙文郁翻译为中文。
(20)中国的农村问题，上海：中华基督教协会，1927年。
(21)中国农场的所有权和租佃，中国基督教协进会，1927年。
(22)东方的状况，1927年1月17日纽约特洛伊《特洛伊记录》，基于卜凯写给特洛伊第二次基督教长老会集会的信关于南京事件的记录。
(23)声明——关于对南京暴行的愤慨，1927年3月24日，应上海美联社的要求。
(24)南京事件，卜凯写的信，美国基督长老教会外国传教董事会转载和分发，1927年4月15日。
(25)南京事变，给母亲的信，1927年5月13日发表在纽约波基普西《波基普西鹰报》，也发表于金陵大学农林学院第13次年度报告。
(26)“大刀会”和“小刀会”的冲突，《中国每周评论》，1928年。
(27)中国农村人口的组成及其生长，与乔启明合著，《中国经济》杂志，第2卷第3期，1928年3月，中国政府经济信息局，上海。
(28)中国农场管理调查，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农场经济学》第67期，1930年。
(29)中国农村的差异，日本东京：国际统计协会会议，1930年。
(30)中国农村经济，《农场经济》杂志，第XⅡ，No.3，July 1930，p.7,12卷第3期，1930年7月。
(31)农业与中国的未来，美国费城：《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年报》，1930年11月。
(32)农业经济学对中国农村改良的可能贡献，上海：《中国每周评论》，1931年。
(33)改良农业的手段和方法：上海：《中国每周评论》；还发表在《农业周刊》第1卷第14期，1931年。
(34)中日冲突引发上海近郊乡村损失的社会和经济调查，1932年。这是一篇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博士要求提交的未发表的秘密调研报告，因为有7个县的县长要求救济，调研结果显示在农村地区的损失较为有限，因此政府没有给予救济。
(35)农业推广方法，上海：《中国每周评论》，1932年。
(36)中国土地问题(农场所有权和租佃：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报刊专栏“卜凯博士的讲座”，《平津时报》1932年3月7日，星期一。
(37)1931年的中国水灾地区经济调查，金陵大学与全国洪水灾救济委员会的合作，《金陵大学学报》第2卷第1期，1932年4月。
(38)白银与中国的经济问题，《太平洋事务》杂志，1935年3月。
(39)中国经济萧条和财政问题，上海：《中国报》双十增刊，1935年10月10日。
(40)中国殖民化的可能性，上海：《中国论坛》第1卷第15期，1938年。
(41)增加农业生产的方法，成都，《农业推广通讯》第3卷第9期和《农家组织领袖》(中文)1941年。
(42)四川大米的价格及其决定性因素，《经济统计》第15期，1941年，成都：金陵大学。
(43)价格行为，油印丛刊第1期，1941年5月，成都：金陵大学。
(44)调查方法，统计初级读本(中文)周年纪念刊，1942年，成都：统计局。
(45)是否存在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军事日报》(中文)，1942年，成都。
(46)中国四川省的农业调查，纽约：太平洋关系学会国际秘书处，1943年，重庆：中国农民银行，1942年。
(47)增加农业生产的方法，《经济统计》第16期，1943年，成都：金陵大学。
(48)官方汇率和价格关系，《经济统计》第23期，1943年，成都：金陵大学。
(49)通货紧缩——最大的战后问题，《经济统计》第24期，1943年，成都：金陵大学。
(50)四川农民的经济地位，《经济统计》第26期，1943年，成都：金陵大学。
(51)生产成本，《经济统计》第32期，1944年，成都：金陵大学。
(52)中国农场租佃，《经济统计》第33和34期，成都，金陵大学，1944年。
(53)中国四川省华阳县的土地利用，《经济统计》第37和38期，成都：金陵大学，1944年。
(54)农民，重庆：《国家先驱报》，1944年5月16日(1944年5月12日在中国农业协会的演讲，重庆)。
(55)中国的农具和农业机械，《经济统计》第50期，1945年，成都：金陵大学。还刊印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年度报告上。
(56)中国农业的一些基本问题，纽约：太平洋关系学会第1号秘书处文件，1947年在英国Stratford-on-Avon的第十届大会上提交。
(57)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农民及其战后的未来，纽约：太平洋关系学会，1947年。出版时的标题可能是“农业基本问题”。
(58)中国土地的事实与理论，纽约：《外交事务》杂志，第28卷第1期，1949年10月。
(59)中国简单的保护应用和土地利用实践，《联合国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科学会议年报》，1950年8月17日-9月6日，第1卷，全体会议，联合国，经济事务部，纽约，成功湖。也发表在《土壤与水源保护》杂志第4卷第4期上，1949年10月。《原子科学家学报》，1950年12月重刊，第6卷第12期，芝加哥核科学教育基金会。
(60)亚洲国家土地改革的进展，密尔沃基：马凯特大学出版社，1959年9月25日，收入《土地使用权，工业化和社会稳定：亚洲的经验与展望》一书，1961年。
(61)共产主义中国的粮食生产数据的可靠性，《当代场景》第3卷第14期，1965年3月1日。
(62)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的发展，伊萨卡：纽约州立农学院(康奈尔大学)，1973年9月。
3.报告6篇
(1)1920-1921农林学院报告，《金陵集刊》第6卷第5期，1921年。
(2)国家水灾赈济委员会报告1931年至1932年，上海，1933年。
(3)市场行情，华盛顿特区：中美农业使团报告中的一章，美国农业部，1947年。
(4)中美农业使团报告，第二号报告书，华盛顿特区，农业部对外农业关系办公室，1947年5月。卜凯为代表团成员，为“产销统计”一章准备材料。卜凯报告中的关于台湾和浙江省茶叶产业信息部分被整合在“中国茶叶”一章。
(5)经济与文化事务委员会报告，纽约：1953年11月23日至1956年12月31日。
(6)卜凯职业生涯的口头报告，1962年，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纽约，伊萨卡。
4.演讲和手稿6篇
(1)农业传教会(调查卷)，中国持续委员会，手稿，大约在1940年代。
(2)农民，1944年5月12日在重庆中国农业协会发表的演讲，重庆：《国家先驱报》1944年5月15日。
(3)一份未发表的演讲，该演讲是在Doylestown的Forhook农场召开的中美园艺家会议上发表的，1945年12月27日至29日。
(4)现代东方的基本矛盾——中国土地发展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赞助的报告，1950年10月。
(5)提高土地利用所需的训练和经验，联合国粮农组织土地中心，关于亚洲和远东的问题，曼谷，泰国，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1954年。
(6)建立农业经济学系的作用，约1958年，手稿。
从上述卜凯自己列出的78篇成果文献情况分析，除5篇(部)外，73篇(部)是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他不愧为“世界上关于中国农业经济最优秀、最权威的学者”③。成果中的61篇(部)是他在1944年回美国以前发表的，大部分为英文，其中部分成果由他在金陵大学的同事或学生翻译为中文。
(二)文献的挖掘与整理
文献资料是我们全面、系统研究卜凯教授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的第一步，而挖掘是基础、整理是关键，应用是目的，没有准确、详实的资料，就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也不可能将研究推向深入，因而文献的挖掘和整理至关重要。
1.文献的挖掘
近年来，对卜凯国内外文献资料的挖掘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挖掘渠道概括起来主要有二方面：一是卜凯及其同事、学生的后人。如，2008年卜凯教授之子Paul L.Buck在南京农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联合主办的农林经济管理高层论坛暨“农村改革与发展：面对21世纪新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John Lossing Buck:Memories of My Father-by Paul and Andrew Buck”的报告，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国内从未见过的关于卜凯在美国、中国、日本等地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一批珍贵照片。卜凯金陵大学农经系同事、学生崔毓俊的儿子崔肇春也在这次会上做了“Prof.Buck and My Family(卜凯教授与我们一家)”的报告，为我们提供了卜凯与他父亲及其家庭多年交往的资料；卜凯前妻赛珍珠的同事邵蔚华之子、宿州学院的邵体忠老先生，2010年12月在宿州学院举办的“赛珍珠—布克(卜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卜凯先生在宿州的事迹与事业”纪念性的论文，弥补了以往卜凯在宿州的生活和工作期间文献资料存在的不足。二是他曾工作和生活过的宿州、南京等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如，2009年5月，芜湖市档案馆发现《芜湖附近一百零二农家之经济及社会的调查》刊登在1925年第1号、第2号《安徽实业杂志》上的(2、3)，有47页，约2万多字，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农场管理系教授卜凯著、徐澄译。该市档案馆发现的《芜湖附近一百零二农家之经济及社会的调查》(2、3)系残卷，比1928年2月刊印在金陵大学农林科《农林丛刊》第42号上的要早3年。同年，我们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挖掘到卜凯的“Three Essays on Chinese Farm Economy”(Garland publishing Inc，New York & London，1980)(三篇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论文)：Farm Ownership and Tenancy in China(中国土地所有制和租佃)，Agricultural Survey of Szechwan Province(四川省农业调查)，Some Basic Agricultural Problems of China(中国农业的一些基本问题)。
截至目前，我们收集到列入卜凯自己出版目录的有专著4部，其中3部为中文译本，“共产主义中国的粮食与农业”(Food and Agriculture in Communist China)一书为英文版，专题研究文章、报告、演讲和手稿18篇，只占卜凯所列研究成果文献总数的24%。此外，我们还收集到了没有被卜凯列入自己研究成果目录的部分研究文献8篇，它们是：
(1)《欧洲农业改观》，1921年3月13日卜凯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学术报告，唐希贤根据报告记录整理翻译而成。
(2)《佃农纳租平议》,卜凯、乔启明著，金陵大学农林科《农林丛刊》，第46和47号，1928年12月刊印。
(3)《中国目前应有之几种农业政策》，1934年卜凯教授在中央农业试验所改良农作物冬季讨论会上的演讲稿，孙文郁译。
(4)《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卜凯著，黄席群译，发表于《现代读物》1937年，第2卷第27期。
(5)《中国之农业》，卜凯著，方绩佩译，《农学月刊》1939年，第1卷第4期。
(6)《大农场与家庭农场》，卜凯著，章柏雨译，发表在《农业推广通讯》第3卷第11期，1941年9月1日，成都，金陵大学。
(7)《中国农民之经济状况》，卜凯与应廉耕合著，翁绍耳译，文章以孙文郁1933-1934年豫鄂皖赣四省582农家经济状况为资料，发表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发行的《经济统计》第35期，1944年8月号。
(8)《自给自足的教会》(The Self-supporting，J.Lossing Buck，University of Nanking，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23 Yuen Ming Yuen Road,Shanghai Reprint from“The China Council Bulletin” No.123)卜凯，金陵大学，中国宗教委员会公报，第123期，上海，圆明园路23号。
其中《中国之农业》、《中国乡村人口问题研究》分别为卜凯主编的《中国土地利用》(文论)的第一章“中国农业概论”和第十三章“人口”部分。
2.文献的整理
文献整理是一个去伪存真、分析辨别的过程，是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开发和应用成果的重要关口，来不得半点马虎。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时间的关系，卜凯农家经济和土地利用调查的原始数据大都遗失或被销毁，即使保留下来也都残缺不全，这为我们的文献整理工作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国内学术界同仁还是尽其所能做了一定的工作，收到一定的成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原始数据的整理
关于卜凯调查原始数据的整理，起步最早的应为卜凯工作生活过的南京农业大学。2002年11月，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将卜凯尘封了65年的《中国土地利用》部分原始数据与日本东京国际大学经济学部进行了共同合作开发，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抢救式的整理，并进行了计算机处理分析。经过五年的努力，2007年，课题组发表了题目为“30年代中国农家社会调查数据与当今中国农家的比较的最终研究报告”，内容包括：表格、数据、地图、照片、图片以及8篇研究论文，涉及“卜凯调查数据的可靠性——谷物减产初步检验”、“卜凯调查数据的复原分析”、“30年代中国农村农作物产量的数据特征和土地生产力的分配”、“3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经济的变化——基于卜凯调查的比较研究”等。2008年，在南京农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联合举办的“农村改革与发展：面对21世纪新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农户调查历史数据整理与利用”分组报告会上，日本Mikio Suga教授做了“The Structure and Potential Value of the Remaining Buck's Survey Date”(卜凯调查数据的结构和潜在价值)的报告，全面介绍了整理的方式方法和进展的状况，可以说这是目前国内外对卜凯调查原始数据进行合作整理的一次有益尝试。
(2)成果文献的整理
在研究成果文献的整理方面。由于卜凯的成果文献大都用英文写成，因而他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影响要大大高于中国，他有关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调查研究成果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当时社会状况的主要参考资料，如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费正清、黄宗智、马若孟等，但是大都引用为佐证的多，进行辨析的少。在国内，随着对卜凯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对他文献整理的工作也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如河北大学杨学新、任会来的“卜凯与河北省盐山县150农家之经济与社会调查”(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8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对卜凯在盐山150户农家社会及经济状况调查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论证和实地考察。宿州学院鄢化志对卜凯1916年拍摄的《宿州城墙、护城河与守望塔楼》照片的方位、季节、时间以及景物进行推断和辨识(《赛珍珠—布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安徽宿州，2010年12月10日，内部资料)。但上述工作只是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整理工作也是零星分散进行。
虽然国内学术界在挖掘和整理卜凯文献的工作中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实际效果不容乐观。如对其所列文献的挖掘中，除仅4部专著(书)全部收集齐外，研究论文只挖掘了其中的18篇，而且大都是他1944年回美国前所发表成果的中文译本，回美国后的成果由于大都在国外且为英文本，收集到的数量很少，这表明我们在卜凯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中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一)反思
1.重视不够。由于历史的原因，自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80年代，国内对卜凯的评价基本持否定态度，这无疑在卜凯问题的研究上形成了一个学术禁区，致使有关卜凯的文献资料遗失甚至被销毁。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随着我国“三农”问题的提出，卜凯关于中国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状况论述的合理性和重要性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但相对于国内外关于赛珍珠文献的挖掘与整理工作来说，无疑是起步晚，进展缓慢。如，直到2010年12月，国内第一个卜凯研究所才在安徽宿州学院挂牌成立，这与国内目前“赛学”研究热潮无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他文献的挖掘和整理更是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缺乏多学科的协作和全面、系统的规划，没有形成合力，甚至因为资金的不足对他土地利用调查原始数据的整理不得不借助国外(日本)资金来进行。
2.视野不宽。在以前有关卜凯问题的研究论述中，我们曾提到：“研究卜凯不能只看到他关于中国农业、农业经济学、农业教育及改良的成果，还要意识到他的家庭及其性格特点对他一生的影响”。④然而，以往国内外学术界对其文献资料的引用多局限在其农家经济和土地利用调查的范围内，特别是对他与家人、同事和朋友之间来往的信件、生活或工作的照片和实物挖掘不够。卜凯的孙女埃里森·卜凯(Allision Buck)整理分析他来中国初期与家人之间的来往信件，在2008年10月镇江市政府举办的纪念赛珍珠诺贝尔奖7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Letter from China：The Early Life of Pearl S.and John Lossing Buck”(中国来信：约翰·洛辛·卜凯与赛珍珠的早期生活)的论文，这无疑给我们挖掘整理卜凯的文献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据作者所知，目前，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就存有他1944年在中国财政部任职时的来往信件，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存有他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任教时国内外各种来往信件，我们应该组织力量尽快去挖掘整理它。同时，应将赛珍珠与卜凯两人的文献资料有机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分析，因为自1917年他们结合在一起到1935年分手，他们共同生活、工作了18年，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大地》、卜凯的《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都是这一期间完成的，这一事实表明，十八年间他们虽然没有孕育了一个健全的孩子，但却共同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文学作品和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研究成果，这些是彼此相连不能截然分开的。
(二)设想
根据上述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在卜凯文献资料挖掘和整理工作中要处理好长远和近期的关系，从长远看，挖掘、整理和研究三方面工作应并行不悖，近期则应将挖掘和整理工作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全面、系统掌握卜凯的成果文献，才能改变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卜凯问题研究徘徊不前的状况。由于卜凯同时代的人都已作古，即使了解和熟悉卜凯一些情况的同事或学生的后人也都年事已高，因而，必须要积极行动起来，对卜凯的文献进行抢救式的挖掘和整理。
(1)梳理卜凯在宿州、南京和成都等地从事农业改良与推广以及教学、科研和管理期间的研究论著，与家人、同事和朋友的来往信件等文字材料，以及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照片及其他实物资料，改变目前挖掘整理过程中重文字、轻实物的现象，使文字材料和实物资料兼而有之，相得益彰。
(2)挖掘和整理卜凯1915年来中国之前在家乡和康奈尔大学生活和学习的资料，以及他1944年回国后有关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演讲、报告或研究论文，将这些成果翻译为中文，将他青少年时期在美国生活学习的25年，在中国生活工作的29年，回国后31年三个阶段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文献资料的比对分析，从整体上系统把握卜凯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经历，特别是他有关中国农业经济理论形成的基础、内涵及其发展变化状况。
(3)走访卜凯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和组织(如宿州、南京、成都、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农业部等)及其国内外同事、学生的后人，一方面挖掘他在这些地方工作期间有关中国问题的档案资料；另一方面对年事已高的熟知者或间接熟知者进行口述调查，做好口述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或帮助他们整理资料撰写卜凯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期间的回忆文章。
(4)设立出版基金。集中国内外农业经济、农业史、社会史和外语等学科领域对卜凯研究感兴趣的专家和学者，对他的文献进行全方位挖掘和整理，开展联合攻关。在挖掘和整理过程中要兼顾国内与国外、文字与实物，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卜凯文集》，文集包括专著、手稿、论文、演讲报告、来往信件、照片或遗物，以推动国内外学界对卜凯研究的深入开展。
①盛邦跃：《卜凯视野中的中国近代农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7页。
②该资料原件现保存于康奈尔大学档案馆，复印件为卜凯教授的儿子Paul和现居住美国加州洛杉矶的崔毓俊先生之子崔肇春教授提供，This Memoir has been edited by Dr.Buck未刊，1962年。
③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④杨学新、任会来：《卜凯问题研究述评》，《中国农史》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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