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民本思想的治理意蕴与实践逻辑
张 元 谢 艳
（淮海工学院 江苏 连云港 222005）
【内容摘要】 先秦民本思想具有丰富的治理意蕴，在治政意识方面，强调民意重于神旨，主张先民后神，民为神主。在治政理念方面，强调勤政恤民，主张尽心于民，勤政无逸，倡导以民为监，顺乎民心，规谏统治者要爱民如子，体恤民情，禁止虐民。在治政方式方面，强调德法共治，为政以德，节用爱人。在治政价值上，强调民为邦本，民为君本，民贵君轻。在治政方略方面，强调行王道施仁政。
【关 键 词】 先秦时期 民本思想 治理意蕴 实践逻辑
一、治政意识：民意重于神旨
在西周时期，人类因生产力水平低下而经历了一个“以神为本”阶段。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人民力量壮大，“民为邦本”与“君为邦本”思想一起逐步替代了“神为邦本”思想。《尚书·五子之歌》有言：“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昊天不惠”，“昊天不平”（《诗经·小雅·节南山》）。“浩浩昊天，不骏其德”（《诗经·小雅·雨无正》）。“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诗经·大雅·荡》）。“重神”开始过渡到“保民”，民本思想便于此萌发。
保民思想在殷周时期业已萌发，充分体现在“怀保小民”、“敬德保民”、“用康保民”等方面，但此种朴素的保民思想以“敬神”为前提和旨归，在此条件下，“保民”只能沦为一种附属物和衍生体。在殷周之后，虽“神意犹在”，但人的存在、地位和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确立和认同，如孔子已言及“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先秦时期，已有“先民而后神，神依民而行事，民和而神降福”等思想，如：“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致力于神”[1](P88)。在这种“民意重于神旨”“先民后神”治政思维中，思想家开始关注和肯定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作为人群的集合体之民，是国家社会之根基，在此，民本思想体现为民意重于神旨的政治思维。
二、治政理念：勤政恤民
（一）尽心于民，勤政无逸
君主“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田, 以万民惟正之共”（《尚书·无逸》）。“重我民”,“周不唯民之承”（《尚书·盘庚》）。君主应以民之疾苦为念，所谓天命靡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尚书·泰誓》）。以“小民受天永命”（《尚书·诏诰》）。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只有一个，其土地极其有限，且不复繁殖。所有人都受惠于土地：生者藉之以生产、生活，死者除少数天葬、海葬，大多则是“入土为安”，筑墓立碑，供眷属、族人凭吊。生者繁衍不息，死者延绵不断，人类似乎越来越感受到土地“供不应求”的窘况。
（二）以民为监，顺乎民心
“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应“谋及庶人”（《尚书·洪范》）。“民固邦本，本固邦宁”（《古文尚书·夏歌·五子之歌》）。“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向上帝，宠绥四方”（《尚书·泰誓》）。
（三）禁止虐民，体恤民情
研究组无病进展生存期的中位时间为178.4 d(95%CI:101～231 d)，对照组为94.9 d(95%CI:42～114 d)，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χ2=13.114，P=0.000)。见图1。
（四）民为邦本，勤恤治民
老子反对当时给人民带来巨大苦难的战争，提出“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反对盘剥人民，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的主张。他又提出“治人事天没要啬”（《老子·第五十九章》），说明治理家国天下、人民群众，以及对待自然环境都要爱惜之。反之，“事充（徭役多）、政重（税重），上不能谋，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左传·哀公十一年》）。韩非主张“求实”、“重变”，他主张要取信于民，反对“无令而擅为”、“亏法而利私”、“耗国而便家”、“力能得其君”（《韩非·孤愤》）的朝廷重臣，韩非所追求的如和平、安定、自主、法制，都反映了其时民众的要求和愿望。其后，荀子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提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自安”等主张。
民为邦本认为民心向背决定着国家生死存亡，主张“国依存于民”。楚大夫子西分析吴王阖庐打败楚国的原因时指出：“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相反，如果“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安能败我”（《左传·哀公元年》）。“昔梁伯沟其公宫而民溃，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左传·哀公元年》）。“民为邦本”盛行，乃因“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在秦国猛攻之下，韩魏两国士兵“銙腹折颅，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虏相隋于路，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奴隶），满海内矣”（《战国策·秦策四》）。
三、治政方式：德法共治
“民为君本”是春秋民本思想之核心，其认为君主与民众的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利民则君利，主张“君依存于民”，“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传·文公十三年》）。“鲁君失民矣，焉能逞其志”，“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民不知君，何以得国”（《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晋师旷对晋悼公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左传·襄公十四年》）。吴王阖闾“在国，天佑疠，亲巡孤寡，而共其困乏。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左传·哀公六年》）。宋司马子渔说：“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享之”（《左传·襄公十九年》）。故“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管仲是较早地提出了“以人为本”思想，其“人”之意涵盖“土、农、工、商”四民（即普通百姓）。“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管仲提出争取民心归顺是为获取和稳固政权之基础，主张：“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赈、则天下之归我若流水”（《管子·轻重法》）。他提出，治国需以人为本，反之，则“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管子·五辅》）。他说：“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管子·五辅》）。意谓巩固天下之本则需“为民着想”。他说：“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管子·霸言》）。争人之关键，乃是多为民做事，争得人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参患》）。管仲的“人本”思想对统治者提出要求，“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管子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在此基础上，晏子指出：“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下》）。
四、治政价值：民为君本
Referring to the 2012 Chinese Society Of Gastroenterology"Consensus opinion on chronic gastritis in China",3 the current diagnosis of chronic gastritis mainly depends on endoscopy and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周公以夏桀“不肯戚言于民”、“乃降大罚”（《尚书·多士》）告诫诸侯，勿滥施刑罚，暴虐民众，“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尚书·吕刑》）。周公还提醒成王不要“乱罚无罪，杀无辜”（《尚书·无逸》）。“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天子“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天畏裴忱，民情大可见”（《尚书·康诰》）。西周的这种保民思想成为了春秋民本思想的直接来源。
步履如飞，精神抖擞，思维敏捷，67岁的杨宗祥状态丝毫不输给年轻人。与很多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人一样，杨宗祥的童年也是充满艰辛。13岁无奈辍学回家挣工分，17岁时，他被分到安宁洪源养殖场工作，他摸索出了鱼苗的孵化技术，当时在昆明属于领先技术。他又充分利用养殖场的资源，养鸡、养猪，自己焊鸡笼，挑鸡粪、猪粪，配饲料，直至当上了场长。
君民之间在一定意义上是“唇齿相依”的依存关系，这也是君民关系存在之基础。“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左传·文公十三年》），“鲁君失民矣，焉能逞其志”，“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民不知君，何以得国”（《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反映出先秦时期朴素的民重君轻观念 。孔子提出“仁者爱人”思想，主张治民应以“教化”为主，辅以刑罚，提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思想，可以认为是儒家“仁者爱人”的至高之境，是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执政为民的直接体现。孔子较早地提出重民、宜民思想，他认为统治者应爱惜民力，节欲“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孔子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足食足民，民信之矣”（《论语·颜渊》）。他强调指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因此，“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昭公六年》）。在此，“天—民”实现了合理的转变，民亦成为主宰帝王命运与国家兴亡的另一尊主神，“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孔子倡导“仁者爱人”、“以德治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孔子看到人民力量的强大，主张取信于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提倡节时爱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体现其重民思想。樊迟问“仁”，孔子说，仁者“爱人”，此处之“人”是指所有的人，但主要还是广大劳动人民。孔子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告诫统治者要节约用度，爱护百姓。孔子强调“民以食为天”，预设并提出了“庶民、富民、教民”三阶段说，认为统治者施政治国应“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做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反对社会贫富不均。孟子十分同情“孤、寡者”，他指出：“老而无妻曰鲜，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粱惠王下》）。孟子力倡民本，是为建设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理想社会。
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可以说，高扬“民”之地位，彰显“民”之价值的“民贵君轻”的思想理念，乃是先秦民本思想之集大成者。因为君一旦失了民心，就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人民就可以推翻之。对于夏桀、商纣王无道而商汤、周文王讨伐之行为，孟子认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在此基础上，孟子指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反映出社稷可变、君主可换、而民不可易之“民贵，君轻”之思想，折射出孟子对民众在政权发展与巩固中的支配性力量有着深刻认识。
荀子提出：“君人者欲安，则莫若政爱民矣……”（《荀子·王制》），他提出“礼以顺民心为本”（《荀子·才略》），认为统治者既要施仁政、顺民心，更要“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减其徐”（《荀子·富国》）。具体来讲，就是要“轻田野之税，平养民之争，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荀子·富国》）。荀子进一步指出：“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荀子·君道》）。“天下”不是君主的私有财产，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物品，即“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
荀子指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已，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已用、为已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已用，不为已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荀子·君道》）。“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2](P227)在荀子看来，只有爱民利民，民众才会甘心舍命为王前驱，他提出“民水君舟”：“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以为统治者诫。
五、治政方略：行王道施仁政
春秋民本思想体现了一种对西周民本思想的继承、发展和超越，表现在民为邦本、君本，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等方面。此期的思想家通过汲取王朝盛衰教训、总结其经验，意识到“民的问题是政治中的基本问题，民心向背决定着政治的兴衰与国之存亡”，从而实现了从政治思维到政治实践和执政方略的转变，体现为一种“行王道、施仁政”的施政方略。
水利工程中堤坝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具有种类多，施工工艺较繁琐的特点，特别是较易形成渗漏，对堤坝的渗漏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同时，结合堤坝渗漏情况，选择最为适合的防治加固技术对其进行有效处理，保证堤坝防渗加固技术的应用效果。
从“保民”、“得民”达“治民”是传统民本思想之核心，是统治者安江山、定社稷之根本。“得民”必解民之患，施“仁政”，“民之所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非乐》）。墨子不仅提出“兼爱”，还主张“尚贤”：“不党父母，不偏富贵，不娶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墨子·尚贤》）。从爱惜民力角度，墨子倡议“节用”、“节葬”；从民生角度，墨子提出“非攻”主张。杨朱也提出“轻物重生”的朴素民本思想。商鞅提出要使民众不断地在贫富之间转换，“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商君书·说民》）。
孟子将孔子之德治发展为“仁政”，明确提出对人民有深切同情与怜爱之心的“仁政”主张，提倡以仁政治国御民，指出当政者必须以仁爱之心待民。他认为，君者，必为仁者、德者，反之，“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在“君臣关系”上，他认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孟子倡议应将“人民”视为诸侯三宝之一，他指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就把统治者的个人操守和权力取向、把民心向背与天下得失直接联系起来，通过反思和总结历史经验、汲取有益思想因子，孟子充分认识到民众对于国家和君主帝王的重要作用，强调人民是国家之根本，得民心者方能得天下。孟子认为，国君“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菑，与灾同。乐，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为危菑而反以为安利也。所以亡者，谓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颠倒错乱至于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于败亡也”（《孟子·离娄上》），他的“暴君放伐论”是对君王最好的告诫。“无野人莫养君子，无君子莫治野人”（《孟子·滕文公上》）。强调“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矣”，欲使百姓丰衣足食，需“制民之产”，使民众有其私人产业，方可王之。孟子强调“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意谓众人厌恶与喜欢者，皆需仔细审查。齐王欲吞并燕国，征询孟子意见，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孟子·梁惠王下》）。欲得民心则“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若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则统治危机必现。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事父母，府足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参考文献：
［1］杜预.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2］章诗同.荀子简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张元.方东树的经世思想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3（10）.
中图分类号： B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9）05-0119-04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网络社会协同治理路径研究”（编号：18Y J C710100），负责人张元；连云港市社科基金项目“智能化时代连云港网络舆情现状、危机与多主体协同治理研究”（编号：19L K T1020），负责人张元；连云港市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互联网+’环境下连云港市政治生态监测预警、分析研判与协同治理对策研究”（编号：19L K T2135），负责人谢艳。
*作者简介： 张元（1983—），男，淮海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治理思想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谢艳（1982—），女，淮海工学院海洋资源与环境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辑：潘维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