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动力缺失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失论文,对策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动力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0）06－0066－05
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缺失分析
能否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关键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足够动力。
（一）思想认识不到位：发展观念上的动力缺失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在发展观念上切实认识到位，才能真正行动起来。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许多人包括部分领导干部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思想观念：一是条件欠缺论。一部分人认为，我国仍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无论是经济发展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还是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现有的条件不足于支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二是自然结果论。有些人在分析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后认为，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化升级是经济自身发展的结果，当中国的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升是自然的结果，而没有看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克服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消极坐等思想严重。三是转变至上论。有些地区和部门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解过于片面，不能结合自身实际，如产业状况、区位特点、资源优势等，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科学合理的规划，而是就转变而转变，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结果是新的产业没有发展起来，传统的优势产业却丧失，没有做到“在转变中谋发展，在发展中促转变”。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在发展观念上存在巨大偏差，这就必然导致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缺少主观能动性。
（二）利益调节机制不健全：政府推动上的动力缺失
在改革开放30年来的快速发展中，各级政府的推动作用十分巨大，与此同时，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行政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官员也形成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如果不能对这种利益诉求加以正确引导，特别是从机制体制上加以规范，势必影响到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科学合理决策。由于当前干部的利益调节机制尚不完善，一些领导干部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工作上缺乏动力，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传统干部政绩考核机制的引导约束力度不足。追求政绩、要求升迁，是各级领导干部个人事业发展中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干部政绩考核机制的设计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级领导干部在发展中所关注的重点和思路。经过近几年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的学习，绝大多数同志应该认识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之所以在行动上滞后，关键在于长期以来受传统干部政绩考核机制这根“指挥棒”的误导，对于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现有干部政绩考核机制的考核指标设置不合理，往往是宏观目标多，微观目标少；规模指标多，效益指标少；反映显绩的指标多，反映潜绩的指标少，存在单纯以GDP为中心考核政绩的倾向，对经济结构、增长质量、资源消耗、环境成本等较少关注，对社会发展方面的考核过于软化。在这种考核机制的支配下，一些领导干部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缺少关注，为了追求短期效益和GDP规模，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和地方实际，盲目上项目、办企业、引投资，导致产业结构高度雷同，加大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度，造成“高增长、低效益”的社会发展状态。
二是现有财税体制缺陷固化了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惯性。现有的财税体制是在20世纪80年代财政大包干制度（俗称“分灶吃饭”）以及随后一系列分权化变革背景下形成的，这种利益分成式的体制安排作为当时经济改革的动力，虽然能够有效调动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促使政府为招商引资而改善市场环境，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但是，由于这种体制本身的不完善，导致这种激励的动力方向出现偏差。在这种体制安排下，地方政府有了自己的合法利益，就会产生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进而表现为经济增长上的难以遏制的冲动。一些地方政府运用行政的动员能力，不顾成本和代价以很大的资源投入、环境破坏和扭曲性的优惠政策来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对短期GDP增速和规模具有强烈的偏好倾向。[1]GDP规模做大了，地方财政收入就会相应增加，城市面貌就会发生重大改观，地方官员团体的福利收入水平就会提高，从而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名利双收。在这种背景下，GDP增长率只能增不能减，上去了就不能下来，铺摊子、重复建设现象不可避免，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顽固性得到强化，结构调整、科技创新成效不明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步履维艰。
（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不完善：企业参与上的动力缺失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市场最重要的主体，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和市场竞争的优势，主动地寻求加强企业的管理和技术创新，当这种创新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引起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和提升。目前，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导致了市场竞争的不充分，中国企业对管理和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不够，从而表现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参与动力不足。
一是价格体系尚未理顺，企业的经营行为被扭曲。市场的调节作用是通过市场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来实现的，价格是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的指示器。合理的价格体系有利于引导企业进行理性的决策，带动投资和产业的合理增长，以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如果各类市场主体不是在一个公平、合理的环境中通过平等竞争的方式，而是通过行政调拨或非公平竞争的手段来得到和使用市场资源，那么，反映到市场上的各种经济信号必然是残缺不全、扭曲的，甚至是完全失真的，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就会受到抑制，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将受到极大的影响，或者根本无法实现。目前，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发育的不完善，中国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体系，很多要素价格不是由市场定价，无法准确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的供求关系，不能反映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环境污染等外部成本问题。因此，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是倚靠市场价格而是依赖自己掌握的不完全信息来进行决策，这必然造成企业的经营行为被扭曲，对产业发展的趋势认知出现偏差，对国家的宏观调控持怀疑态度，从而不能积极主动地配合中央所出台的各种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精神和政策。
二是技术创新的环境亟待改善，企业缺少创新的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出于自身发展的要求，对技术创新十分重视，因而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一项重大科技的突破，往往需要高额资金投入以及巨大人力、时间的花费，因此，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之前，必然要对投入的成本效益进行预测分析，只有产出效益符合预定目标时才有可能实施创新活动。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很多，其中环境因素十分重要，优良的环境不仅能够降低创新的成本和难度，而且能够提高创新的收益。当前，中国的技术创新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虽然各级政府出台了诸多支持技术创新的政策，如减免税收、财政支持、优惠贷款、政府采购等，但在具体执行中面临着官员寻租、程序繁琐等问题的干扰，加大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本。同时，由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不健全，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市场上盗版侵权行为严重、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减少了创新企业的收益，从而抑制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是企业治理结构不规范，企业转变生产方式的紧迫性不强。企业治理结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不可能健全的。当前，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彻底，没有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现代企业管理机制，投资的责任和风险意识不强，因而国有企业高投入、低产出的现象十分突出，投资效益普遍偏低。许多大型中央国有企业，如石化、铁路、通讯等，虽然管理松散、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但是倚靠自身的垄断地位和资本优势，仍然能够获取高额的非正常利润。因此，这些企业对转变自身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的紧迫性不强。受经营者素质和企业规模的制约，很多民营企业缺少长远发展规划，对企业的管理制度建设不是十分重视，凭借自身经验及家族成员的支持掌控和管理企业，不能及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企业本身发展的要求制定出科学的投资战略，从而制约了企业素质的提升。
（四）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国家发展战略上的动力缺失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国家所制定的发展政策和发展战略带有明显的赶超和出口导向的特点。时至今日，这种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效，经济高速增长，整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GDP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外贸出口位居世界各国首位。与此同时，这种发展战略的弊端日益显现。
一是赶超型的发展战略强化了投资的推动作用，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赶超型发展战略所追求的是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业体系的系统全面，要实现这些目标，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重要的前提和保障。因此，这就要求不断扩大投资以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经济起步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继续进行这种高强度的投资会产生三个方面的不利后果：首先，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投资的效益和水平将出现大幅度下降，不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其次，由于资金分配权大多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必然导致重复建设，形成地区间产业结构的雷同化，增加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度；第三，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水平，加重了产业的畸形程度，妨碍了内需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作用。
二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强化了外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长期以来受出口导向的影响，国内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国际市场需求而进行的，在自身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国内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同时，外资的大量进入加重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失衡问题。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的外资大约70％投在了制造业方面。[2]今后如果继续大力推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将大量投资引向出口产业，必将导致与出口相关的制造加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加剧区域产业结构雷同问题，不利于构筑统一协调的国民经济产业体系。从长远看，不仅增加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而且降低了经济整体发展的效益和水平。
总之，虽然近些年国家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出台了大量的政策，但收效不尽如人意，这是由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动力缺失所造成的。因此，要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解决动力缺失的问题。
二、克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动力缺失的对策
（一）加快行政体制转变，合理规范干部利益引导机制
首先，加快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机制。用科学发展的“指挥棒”来引导各级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的发展行为，把各级领导干部的决策行为和工作重心引导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轨道上来。要正确处理好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规模指标与效益指标、显绩指标与潜绩、经济指标与社会指标的关系，使领导干部更多关注经济结构、增长质量、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等方面。要强化群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真正搞清发展的实际效果和群众的满意度，从根本上遏制对上不对下负责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现象的泛滥。要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机制，从制度上强制加快领导干部发展观念的转变，引导走科学发展之路。
其次，加快财政税收制度改革。根据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结合中国国情，推动现有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进度。要按照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界定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解决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管理和调节事务过大而财政负担过重的状况；要加快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以间接税为主向以直接税为主的转变，增加地方政府税收，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要通过优化财税收支结构，鼓励技术创新，推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由低效粗放、资源环境代价过高的格局向高效集约、节能减排的格局转变；加快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帮助落后地区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加快发展创造基础条件。这有利于解决地方发展冲动的问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三，健全合理的领导干部福利收入体制。既要提倡领导干部大力发扬牺牲和奉献精神，我们也应尊重他们的利益要求。要根据当地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变动情况相应增加公务人员的收入，在不违背中央政策精神的前提下逐步改善福利待遇。继续完善收支两条线制度、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阳光福利制度，从根本上杜绝收费和单位福利收入挂钩现象，在保证不同部门的同级公务人员收入大致相当的情况下，要根据不同的工作表现和业绩水平适当拉开部门内公务人员的收入，解决“大锅饭”和绝对平均主义现象。这不仅有利于提高调动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而且能够从根源上遏制乱收费问题，为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3]
（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企业治理结构建设
企业是微观经济主体，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微观载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终要落实到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和经营方式上。[4]能否建立科学合理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要依赖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不断完善。
首先，政府应加快角色转换，由市场培育者、经济发展主导者向市场服务者、经济发展调控者转变，利用各种调节工具、监管手段和发展政策调控市场运行、规范市场行为，加快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建立起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让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方面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以便企业在权衡市场的价格信号和国家的调控方针后做出理性的决策，从而更好地引导企业转变生产方式，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奠定基础。
其次，要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现代市场体系，创造一个各类市场主体通过公平竞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和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能够平等地使用各种市场生产要素，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当前的重点是进一步落实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发展的各种措施，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因素，打破行业垄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石化、交通、通讯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经营等领域。
第三，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下，加快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改进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使企业真正成为追求集约经营和提高效率的微观经济主体。对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构建，破除其利用垄断地位和优惠政策谋取发展的思路，而是要依靠通过完善治理结构和生产方式增强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对于各种类型的民营企业，要结合各自特点，进行治理结构再造，重点是提高企业者的素质和企业的经营水平。
（三）优化技术创新的环境，推动产业组织方式的创新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要具有技术创新的永久动力，就要有保证企业能够从技术创新中获得应有高回报的良好环境。首先，应完善法制建设，加大执法力度，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严厉打击盗版侵权行为及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为企业创新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以调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其次，要从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安全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高产品进入市场的门槛，提高落后产业的生产成本和代价，以加速落后产业的淘汰，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紧迫感和压力。第三，加大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增加财政专项投入力度和税收减免力度，简化程序；同时，应对现有的科技创新扶持资金项目进行有效的整合，切实发挥财政资金在科技创新上的扶持和引导作用。
与技术相比，产业组织方式的改革和创新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产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方式，没有现代的产业组织形式就不会有现代产业的发展。因此，要培养出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具有竞争力的中国产业和大型企业群体，首先要在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基础上建立产业内企业间的新型组织结构，形成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逐渐变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为企业团体之间的竞争，这样大企业就可以在中小企业的支持和配合下，通过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和整合能力，迅速形成规模生产，在产业间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不仅能够带动整个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而且能够在市场上增强整个产业的竞争能力；其次要通过建立技术开发中心、生产流通协作网、组建企业虚拟联合体等方式，构建市场化的新型产业组织体系，形成一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迅速提高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的新型机制。
（四）适度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社会均衡发展
发展战略具有阶段性，必须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适度调整。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应该注重以下方面：
一是更加重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资源环境保护的协调性。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赶超型特点具有长期性，而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要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更要注重经济增长的效益，同时，要在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框架内看待经济增长。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都是为了人的发展，因此，要围绕加快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把改善民生、发展社会公共事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和支撑点，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先发展教育，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积极促进就业，加强公共服务，努力调动人们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随着经济规模扩张，经济增长受资源环境因素的制约越来越大，因此，要在资源环境可承受的限度内考虑经济增长的速度，以技术和管理创新提高生产水平，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加快淘汰落后产业，从而更好地创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和条件。
二是更加重视国内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一个国家或地区要保持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是很困难的。对中国而言，已经经历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要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仍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对目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通过实施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的动力由国外逐步转移到国内，改善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和消费环境，加快体制创新，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在保持经济快速高效增长的同时不断提高国内居民的收入水平，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增强国内消费需求的购买力，不断扩大国内消费市场，以消费需求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生产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保持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活力。
三是更加重视广大劳动者利益的保护。劳动力不是普通商品，其价格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保证普通劳动者从经济增长中受益、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责所在。政府应不断完善劳动者利益保护法规并加大执行力度，同时要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以法律的手段并辅以行政指导、道德劝告等方式推动工人工资水平的合理增加，改善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不断提高工人工资水平，第一，能够增加企业进行创新的压力，改善企业的经营和生产方式，从而加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二，能够有效扩大内需，更好地改善国内需求结构，拉动产业的均衡发展；第三，能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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