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释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释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思想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环境危机日益突出，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被遗忘了100多年的思想瑰宝，也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重新释放出夺目的光芒。
在这一崭新的研究领域中，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认识和评价不同，导致研究内容、方向、角度以及层次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五花八门的称谓上，比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马克思的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的环境保护观点”、“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思想”、“马克思的生态观”等等。这些不同的称谓，反映了不同的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不同认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研究者的研究水平，并规定着今后研究方向，因此，称谓就不只是表面形式上的问题，必须慎重对待。
笔者认为，就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来看，称其为“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比较恰当，因此在为《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1]撰写代前言《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现代解读》时，经过反复思考、全面权衡之后，决定使用这一称谓。后来，使用这一称谓的还有方世南的《论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中国化》[2]一文。检索发现，“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这一称谓，虽然其他研究者也偶有使用，但用得比较随意，缺乏连贯性，不具有代表性。
笔者认为，其他各种称谓均难以准确、深刻地表达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深刻内涵。
一、什么是环境思想？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有关环境问题的宣传报道和各种出版物也越来越多，但是在汗牛充栋的宣传报道和著述中，绝大多数为环境知识和环境信息，真正能够称之为环境思想的并不多，能够全面正确地指导实践的环境思想理论就更为少见。
环境思想建立在丰富可靠的环境科学知识和大量环境信息的基础之上，但又不等同于环境科学知识和环境信息，它不是对个别环境问题的观点，也不是处理具体环境问题的对策和方法。环境思想是在对环境问题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系统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是指导人们认识和考察人与环境关系的基本立场和思想方法。
(一)“环境思想”和“环境保护思想”
一个普遍的模糊认识，是将“环境思想”等同于“环境保护思想”。
随着环境危机的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是一个进步，但只靠这一点未必能够正确处理环境危机问题。因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环境危机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突出起来的，离开了人类和自然的发展历史，孤立地谈保护环境，那么如何保护、在何种程度上保护等都无从谈起。
在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大潮中，有一种环境保护至上的观点，他们主张“生态第一”、“地球优先”，他们中的一些极端分子，甚至在“尊重大自然”的口号掩盖下，宣扬反人类的思想，他们把人类比喻成“地球的癌症”，有些人甚至到了仇视人类的地步，有个自称“地球第一”的组织就在文章中主张让艾滋病蔓延以减少人口数量，以免对其他动物种类的存在构成威胁。[3]爱德华·阿比在《大漠中的纸牌游戏》一书中，说他会射杀一个人而不是一只蛇；戴夫·福尔曼则建议，他说我们不应当援助饥饿的埃塞俄比亚，让他们死去吧。[4]如果单纯从对生态保护的态度来看，他们的认识可以说是高极了，可是由于缺乏正确的环境思想指导，这种“高超”的“环境保护思想”不可能正确地指导环境保护实践。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环境思想”，不是简单的“环境保护思想”，它比后者具有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内涵，而“环境保护思想”只是“环境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环境保护思想和意识虽然十分重要，但是只能作为一个认识和研究环境问题的切入点，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离开对环境问题的全面、完整和正确的认识，仅仅将视角停留在生态、公害和资源的保护问题，忽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关系，看不到环境保护问题是在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出现的；离开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考察，离开人对自然界开发和利用的实践，离开发展谈环境保护，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环境保护思想，甚至很容易成为极端的环保主义。
(二)“环境思想”和“环境哲学”
“环境哲学”是“环境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除了环境哲学之外，环境思想还包括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环境史学、环境文化学等，因此不应将“环境思想”和“环境哲学”这两个称呼混淆。
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在一些研究者那里，“环境”和“生态”是不加区分的，而且他们对“生态”一词情有独钟，如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称谓——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到生态社会主义，再到马克思的生态学——但不论怎样改变，“生态”二字却始终没有丢。这种情况可能与近年来生态学的兴旺发达有关。面对日益加剧的环境危机，有些研究者认为生态学是解释和解决环境问题最好的思想武器。可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用“生态”一词并不能准确地表达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深刻内涵。这是因为：
首先，生态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它所研究的，只是生物之间及其与自然界的关系。生态学讲究系统性，但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一个排除了人类社会的纯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没有人的存在——即使有人，也只是动物意义上的人。因此，在“生态”一词中，人成了失去了主体地位的人，生态也就成为与人类社会无关的自然界。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5]178。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有的只是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环境”，而没有与人的生存环境剥离的“生态”，所以，“生态”一词不能准确地表达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思想。而“环境”一词则没有上述缺点。环境者，环人之境也。这个词不仅包括了围绕人的自然生态环境，也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准确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6]，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中，“自然—人—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人面临着两种关系：一是自然关系；一是社会关系。由于“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7]，因此在考察人与自然界关系的时候，不能忘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生态”一词只能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表达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其三，生态学所说的新陈代谢和物质循环是自然现象，是生物的本能行为引起的，而“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8]163因此“生态”一词更多地局限于认识论方面的意义，却缺少实践论方面的意义，而实践的观点却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即使是自然，也是经过人类劳动实践改造过了的“人化自然”。
其四，从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二者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
一些研究者认为马克思具有生态思想，其理由就是马克思著作中的物质变换理论与生态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并不是来自于生态学，而是来自于德国化学家李比希著作的启发。
生态学这一概念，是由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9年定义的，而马克思早在1851年就开始接触李比希的著作，并做了大量笔记摘录，在生态学这一概念出现之前(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就已经有多处关于物质变换理论的论述，并通过这一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的弊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9]552-553马克思称赞：“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9]553
因此，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最多只有间接的联系。虽然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进行研究和比较，但这并不能构成将“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称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理由。
(二)“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和“马克思的环境思想”
一个常见的现象是，有些研究者将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看成是马克思的理论，称之为“马克思的生态学”或“马克思的环境观”等，他们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不只是马克思的思想，恩格斯的环境思想也是不可忽视的。
鉴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全面分析恩格斯的环境思想，本文只作简要的概述。
第一，“两个和解”的思想。
恩格斯在1844年2月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私有制最初的结果就是生产分为两个对立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并且进一步分析了人的活动又分成了彼此敌对的劳动和资本，指出：“这三种要素的彼此斗争，而不是它们的相互支持”[10]612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这种深入研究和分析，看到“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0]603。
恩格斯这种将“自然—人—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将解决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对矛盾联系在一起的宽阔理论视角，为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正是在恩格斯的启发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5]120
第二，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环境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但同时他们又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缺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他们的上述结论是从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逻辑中推演出来的。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对恩格斯的著作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从青年时代开始，恩格斯就已经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探索。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弊端是“竞争的矛盾在于每个人都想取得垄断地位，可是社会本身却会因垄断而遭受损失”[10]613，这里所说的“损失”当然包括有限资源的损失，因为在这之前恩格斯就已经提到“如果土地能像空气一样容易得到，那末谁也不会付地租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而且在每一个场合下被占有的土地的面积总是有限的”[10]608。
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晚年的恩格斯有了更加明确的表述：“当一个别的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首先只能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这些行为的自然方面的影响也同样如此。西班牙的种植厂主在古巴烧掉山坡上的森林，发现在木灰中有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足够用一个世代时的肥料，——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得不到任何保护的腐殖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那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相干呢？”[11]307-308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生产中的浪费和生活中的过度消费会加剧资源和环境的危机，在恩格斯的时代虽然奢侈和浪费只是少数人的专利，但恩格斯已经看到这种现象对社会带来的危害，并指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除这种危害，“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只有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才能消除商品生产，“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那时，人们生产产品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需要，也就可以做到合理地控制和调整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2]307-308也是人类本身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
第三，“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
恩格斯在研究中发现，资本主义对蒸汽力的应用“使它主要地集中于城市，并把工厂乡村转变为工厂城市。但是，这样一来它就同时破坏了它自己的活动的条件。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另一方面，“每个工业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地区去经营。……因而不断地造成新的大城市”。据此，恩格斯提出，“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12]320-321。完全可以说，恩格斯的上述思想是现代环境规划思想的理论先驱。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理论贡献绝不只是上述几点，在环境理论研究方面，恩格斯有更加全面完整的设想。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一个庞大的理论框架，但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的解放；而要实现人的解放，就要解决两种关系，即前面提到的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这两种关系的总体认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是这两种关系中的一种——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研究，就落到了恩格斯的肩上。恩格斯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不得不完全拒绝为期刊撰稿，因为我打算完成一些著作，这些著作对整个运动的意义比几篇杂志上的文章要大一些。”[8]353-354在另外一封信中，恩格斯写道：“我为《前进报》写完分析批判杜林的文章之后，立即就要集中全副精力去写一部篇幅巨大的独立的著作，这部著作我已经构思好几年了。”[8]261“马克思在致李卜克内西信中也说：“现在恩格斯正忙于写他的批判杜林的著作。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牺牲，因为他不得不为此而停写更加重要得多的著作。”[8]194上述信中提到的“篇幅巨大的独立的著作”和比《反杜林论》“更加重要得多的著作”，“早就应当完成的巨大的工作”[13]，都是指《自然辩证法》。可见这一著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由于《自然辩证法》是一部没有完成的著作，使得人们长期以来不能认识其真正的价值，没有看到这一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认识到这一著作的重要性，如《恩格斯传》的作者张新就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史的辩证法，恩格斯则科学地揭示了自然史的辩证法而且找到了这二者的结合点，将《自然辩证法》与《资本论》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个系统而严整的科学理论体系。”[14]此外，也有学者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一部同马克思的《资本论》相衔接的著作”[15]。应该说，上述看法将包括《自然辩证法》在内的环境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框架来认识，是很有见地的。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向人们发出了“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的警告，恩格斯列举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而毁灭森林，却没有想到这些地方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以及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北坡得到精心培育的松树林滥用个精光时，没有预料到，此举不仅把他们区域里的山区牧畜业的根基挖掉了，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旱涝灾害……据此，恩格斯告诫人们：“因此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11]304-305。
总之，《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工中，由恩格斯承担的一部与《资本论》相衔接、配套，和《资本论》分量相当的一部巨著，这两部巨著分别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两种关系：《资本论》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辩证法》讲的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二者共同构成共产主义理论的两个重要支柱。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理论贡献是重要而突出的，这一点只要深入这一领域并不存偏见的话是不难发现的。方世南的《论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中国化》，是国家社科规划2006年度重点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原来课题名为《马克思环境思想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研究》，从这一阶段性成果论文题目的变化可以看出，作者在确定课题之后，在研究过程中，对“马克思环境思想”这种称谓做了改动，在“马克思”后面增加了“主义”二字，说明课题的研究者注意到了，这种环境思想不是马克思一个人的，而且包括恩格斯的思想。
三、“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和“生态马克思主义”
从广泛的意义上看，生态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工作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一种研究，在这方面他们已经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这种学习和借鉴不能代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本身的研究。这是因为：
(1)“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是有特定内涵、具体所指的称谓。
这两个概念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代表人物都是西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由于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活动都没有超出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建立局部小型的自给自足的社区之类，因此并不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更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2)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尤其是早期的代表人物，根本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包含环境思想。
这些代表人物只是想在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生态思想之间，找到一个会合点，并且加以引申。如最初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莱斯和阿格尔等法兰克福派学者，以及克沃尔、奥康纳等人都不承认马克思具有生态学思想。[16]第三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的保罗·伯克特博士、俄勒冈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福斯特等，虽然开始挖掘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环境思想，但只是将目光集中在马克思的著作上，对恩格斯却缺少应有的深入研究，甚至有一些研究者极力在二人之间寻找“裂缝”。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生态马克思主义“已偏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其解读模式的后现代语境注定了他们从事的是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构，而非建构，其理论体系已溢出了马克思理论的基本框架，所以它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7]。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澄清了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反生态的指责，掀开了尘封已久的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一角，向人们显露出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是他们的一大功绩。近年来，我国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研究有了很大进展，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著作得以翻译、出版和介绍，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将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学术刊物发表了为数不少的论文，这种情况说明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是令人高兴的。但是必须明确，对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借鉴，不能代替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研究。
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研究，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发，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认真研读，从中发掘过去没有引起重视的环境思想，进而达到对马克思主义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与时俱进地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不应拒绝参考和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但不能用以代替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本身的研究。
与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相比，目前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研究还是比较冷清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称谓和内涵的理解，都存在一些混乱现象，如日本学者岩佐茂提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命题，他认为这一命题意味着，“马克思的思想基本上包含了环境观点，以马克思思想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也必然包含环境观点”[18]。他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表述方面有缺陷，既然人与环境和谐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有什么必要还加上“生态”二字呢。况且，“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西方学术流派的称谓，在这里却又被当作一种社会制度的称呼来使用，由于生态社会主义者们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问题上的主张也是各不相同，那么，这种“生态社会主义”又该按照什么标准去建设呢？
再如，刘思华教授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19]一书，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深入研究的成果，其中有许多见解相当精辟，是一部研究马克思主义环境经济学的力作，可是取名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就不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旗下了。如果改为《马克思主义环境经济学原理》就没有这一弊端。
深入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研究，对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而如何开展以及在什么基础和朝什么方向开展这种研究，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了名正言顺地开拓和发展这个研究领域，笔者提出上述看法，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