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组织能力与企业组织的创新和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论文,能力论文,动态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迄今为止，在人类制造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企业组织创新浪潮：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企业组织由U型企业演变为M型企业[1] (p.3)。通过此次创新，制造业摒弃了以U型企业为主体的单件生产方式，创造出以M型企业为主体的福特制生产方式①。第二次组织创新浪潮首先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日本、意大利和美国。通过这次创新，制造业实现了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转变，企业组织开始由一体化的M型组织向非一体化的系列制、集群生产、虚拟制造和战略联盟等N型或网络组织演变。
当本文试图用组织专业化活动的范围这一维度刻画企业组织演进时，意识到现实中的企业组织和企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企业组织的存在以专业化活动组织是否有计划为依据，而企业概念则以是否存在统一的所有权为标准②。在对企业和企业组织概念做出简单区分的基础上，笔者发现，上述企业组织演进过程蕴藏着一个重要而又看似矛盾的发展趋势：一方面企业组织在由U型、M型向N型的演进过程中，其专业化活动的范围是不断扩大的；而另一方面，从单个企业的角度看，企业从事专业化活动的范围却存在着一个由专业化到多元化再到专业化的过程。这一单个企业经营范围逐渐缩小而企业组织范围却逐渐扩大并存的趋势，是企业组织不断创新、演进和日益多样化的根源。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出现上述企业组织演进趋势的动因及其内在逻辑是什么？
从企业组织演进的历史进程看，我们会明显地发现，企业组织创新和演进的动因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实现企业和产业的持续竞争优势。因为，与企业组织创新和演进的历史进程相伴随的是国家或区域之间企业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消长变化。
钱德勒对第一次企业组织创新浪潮及其对国家之间企业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做出了详尽的历史性描述和分析[1] [2] [3]。他指出，M型组织的创建和大规模投资，使大规模生产方式在美国形成和发展起来，并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企业迅速崛起并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日本、意大利和美国为代表，在第二次组织创新中发展起来的系列制、分包网络、供应链、虚拟组织、集群生产、合资和战略联盟等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则成为全球经济条件下企业、产业和区域国际竞争优势提升的重要途径。福斯和韦沃曼的实证研究表明，1980年日美汽车产业的单位成本相差34.4％[4]。存在如此巨大差距的根源是日本的汽车工业出现了以“即时制”为核心的企业组织创新。萨克森宁对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电子信息产业不同发展绩效的分析表明，分散的以地方性生产网络为基础与独立的以大公司为基础的工业体系的差异，是“二战”结束以来两地经济出现不同发展轨迹的根源[5]。与此同时，波特对集群生产的研究表明，一种新的被称为“簇群”的空间生产组织形式正在支配着当今世界的经济版图，它使全球经济中持久性竞争优势根植于远方竞争者无法匹敌的当地要素：知识、关系和动机之中[6]。
问题的关键是，在正统经济理论的逻辑分析框架内，对上述重大现实问题的反映是匮乏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正统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新古典价格理论。为了论证价格是唯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新古典经济学把现实中的企业假设为由外在技术等条件决定的完全相同的最优化生产者，通过企业同质性假设，把企业组织演进看作是外生的，从而把该问题抛弃在其研究视野之外。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却表明，作为民间协调的组成部分，企业组织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的创新性竞争及其组织方式的多样化和演进是经济发展的真正根源。企业组织的创新和演进不是外生性的，而是内生性过程。
本文试图对企业组织创新和演进的内生性过程做出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为此，笔者首先考察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斯密定理”和交易成本经济学企业组织演进的外生性理论模型；然后通过历史和现实的分析和总结，修正该模型的基本假设并使之动态化，考察外部环境变化条件下，企业组织能力的动态演变对企业组织创新和演进的影响。本文的分析表明，企业组织的多样性及其演进是企业自身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不断试错、积累相应组织能力和寻求竞争优势的过程，即一个内生性的演进过程。
二、从“斯密定理”到交易成本经济学：对企业组织创新和演进的外生性分析
哈耶克从两个基本命题出发讨论经济组织：第一，经济问题的产生总是而且仅仅是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所引起的；第二，在适应各种变化的过程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制定计划，而在于由谁制定计划[7]。经济组织的核心是适应性问题，因而，对变化采用什么样的适应机制或方式是理解经济组织及其演进的出发点。
从对适应变化所采取的适应机制或方式看，经济组织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自发性组织；二是有目的的合作性组织。这两种组织分别被哈耶克称为“自发秩序”和“计划秩序”。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属于典型的自发组织，这种组织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过程中，不依赖于个人计划，是独立于个人计划并在个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偶然生成的组织形式。对于这种组织，价格竞争是组织协调和解决适应性问题的根本途径。与哈耶克不同，巴纳德关注的则是人们之间的那种有意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和有目的的合作组织或企业组织，其基本特征是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通过有目的的计划或权威协调，以合作的方式适应环境的各种变化[8]。
根据哈耶克和巴纳德对经济组织的界定，本文把企业组织定义为：通过计划和合作有目的的适应各种变化的协调方式或系统。该定义区分了企业组织和单个企业，企业组织不仅包括企业内部而且包括企业之间的各种有目的的协调活动和形式。因而，在第二次企业组织创新浪潮中出现的系列制、分包网络、供应链、虚拟组织、集群生产、合资和战略联盟，都属于企业组织的具体形式。
在理论发展史中，对企业组织演进最早做出理论考察的是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的著名论断，即“斯密定理”。斯密特别强调分工或专业化对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但同时他又认为，分工和专业化是有限制的，其发展将受到市场规模的制约。但是“斯密定理”与“看不见的手”原理至少在表面上存在着一个潜在的逻辑矛盾：假定该命题成立，在市场规模一定的条件下，竞争的结果是高效率企业的扩张和垄断；如果现实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普遍性的，“斯密定理”则不成立。
施蒂格勒指出，亚当·斯密有关“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的观点，是企业和产业功能理论的核心，是解释企业活动和功能范围的基本原理[9] (p.16)。针对“斯密定理”可能存在的潜在逻辑矛盾，施蒂格勒对该定理的内容和逻辑涵义作出了重新阐释。他认为，在规模经济的约束下，企业扩张不会造成垄断，因为市场规模的扩大对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效率的提高有一个临界点，一旦达到了规模经济水平，专业化生产效率将达到极限，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只会增加现实经济活动中从事相同专业化生产的企业数量。因而，现实经济活动中企业间的竞争是普遍性的。所以，无论是“斯密定理”的最早表述还是施蒂格勒的重新阐释，对企业组织演进的分析都存在着一个重要局限，即把制约企业组织演进的外在变量仅仅归结为市场需求量或由技术决定的规模经济的变化。
交易成本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对企业组织的适应性及其演进做出了较为完整的现代经济学分析。科斯指出，企业组织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10]。与生产成本相对应，科斯把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定义为交易成本，它包括相对价格的搜寻成本和每一笔市场交易的谈判和签约成本。企业之所以替代市场，是因为企业内部以权威为特征的适应或协调机制能节约或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威廉姆森发展了科斯的上述思想，并运用交易成本这一分析工具深入地考察了企业组织的适应性及其演进。
威廉姆森指出，交易是经济组织分析的基本单位。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假设条件下，交易活动是异质或多样性的[11]。这种异质性或多样性可以用不确定性或风险程度来衡量，并构成交易活动固有的成本和收益特征。决定交易活动成本及其高低的有三个基本因素：交易的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其中，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对考察经济组织行为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资产专用性不仅会引起复杂的事前激励反应，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引起复杂的事后治理结构反应”[11] (p.52)。在合约不完备条件下，不确定性与连续性交易过程中资产专用性造成的事后竞争相关。在连续性交易过程中，资产专用性投资往往使连续性交易转变为备选数目很少的交换关系或双边垄断关系。在机会主义威胁下，备选数目很少的交换过程将因为“要挟问题”而出现交易的锁定，而对“要挟问题”的担心又将导致对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的专用性资产投资的不足。因而，市场交易过程的“要挟问题”是企业替代市场组织交易活动的根本动因。当然，企业组织内部组织专业化活动也是有成本的，在威廉姆森看来，这种成本主要是由官僚主义带来的。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企业组织的演进决定于对某项专业化活动的市场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的边际比较。
相对于“斯密定理”，交易成本经济学从交易活动出发考察问题，扩大了企业组织演进研究的理论视野。企业组织的演进或效率边界的确定不仅决定于由外在技术和市场规模决定的规模经济，而且决定于与交易活动的风险相关的交易成本。但是与“斯密定理”一样，交易成本经济学同样认为企业组织的演进是外生性的，即外生于交易活动所固有的成本和收益特征。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看来，交易活动固有的成本和收益特征与经济组织形式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企业组织形式和范围的选择就是找到这种对应关系。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本文通过图1对“斯密定理”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相关探讨进行比较和综合，考察新古典分析范式对企业组织演进的外生性解释及其局限性③。图1中，纵轴表示成本(C)，横轴表示专业化活动的范围(S)，C[，o]和C[，m]分别表示企业组织和市场组织专业化活动的成本。其中，C[，o]包括企业组织专业化活动的组织成本和生产成本，C[，m]则包括市场组织专业化活动的市场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C=C[，o]-C[，m]，即企业和市场组织专业化活动的总成本差额。
首先，我们通过图1(a)来表达“斯密定理”的逻辑含义。假设专业化活动的企业组织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忽略不计，那么，企业组织专业化活动的效率边界仅仅决定于两种专业化组织方式的生产成本差异。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张，C[，0]曲线是递增的，而C[，m]曲线则是递减的。作为C[，o]和C[，m]差额点的轨迹，△C曲线是递增的，并与横轴交于K点。当市场规模较小，在K点的左边，C[，o]＜C[，m]，企业组织专业化活动是有效率的。当市场规模扩张到K点的右边，C[，o]＞C[，m]，即市场组织专业化活动是有效率的。因而，在“斯密定理”看来，企业组织专业化活动的范围及其演进，仅仅取决于决定既定技术条件下两种专业化组织方式生产成本差异的市场规模的大小。
其次，我们通过图1(b)考察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假设规模经济或专业化活动的生产成本不变，在某一既定的产出水平上，企业组织专业化活动的效率边界仅仅决定于两种专业化组织方式的组织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的比较。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两种成本的大小取决于作为交易单位的专业化活动所固有的成本和收益特征。由于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的作用，C[，m]曲线随着市场组织专业化活动范围的扩张而增加。尽管C[，o]曲线也随着企业组织专业化活动范围的扩张而增加，但在存在“要挟问题”的场合，C[，o]曲线的变化是微不足道的。为此，我们假设C[，o]曲线是不变的。△C曲线则随着专业化活动范围的增加而递减，并与横轴交于K点。在K点的右边，C[，o]＜C[，m]，企业组织专业化活动是有效率的；而在K点的左边，C[，o]＞C[，m]，市场组织专业化活动是有效率的。因而，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看来，企业组织专业化活动的效率边界仅仅取决于交易单位固有的风险或成本和收益特征。
最后，我们综合“斯密定理”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通过图1(c)考察企业组织专业化活动效率边界。假设在初始状态时C[，o]＜C[，m]，即在市场规模较小时，企业组织专业化活动具有绝对优势。但是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C[，o]曲线递增，C[，m]曲线则递减，当两条曲线第一次相交时，△C曲线与横轴交于K[*]。在K[*]的右边，C[，o]＞C[，m]，市场组织专业化活动是有效率的。但是当市场组织专业化活动范围的扩大趋势受到交易的频率、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增加的影响时，C[，m]将快速递增，并与C[，o]曲线再次相交，△C曲线再次与横轴交于K[**]点。在K[**]点的右边，C[，o]＜C[，m]，企业组织专业化活动是效率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归纳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企业组织演进理论的核心观点：企业组织演进是外生性的，是由外在的技术条件、市场规模和交易单位固有的风险特征共同决定的。但这一观点是建立在企业的同质性和要素市场的完全竞争性两个基本假设基础之上的。在新古典理论分析框架中，企业本身是一个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抽象概念，企业对外在技术和市场规模条件变化的适应是完全理性和最优化的，企业之间是完全同质的最优化生产者。在企业的同质性假设条件下，新古典理论否认企业组织创新、演进和形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否认企业组织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内在联系。此外，无论是“斯密定理”还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都内含地假设作为交易单位的专业化活动可以任意由企业和市场组织，即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性的。企业可以在市场上廉价地获得生产经营中所需要的一切生产要素。而现实中的要素市场则是非竞争性的，企业组织某些专业化活动的关键性生产要素无法通过市场公开获得，是企业组织长期内部积累的结果④ [13]。
上述两个基本假设使新古典经济理论既没能充分认识到外部环境变化，更忽略了企业内部组织能力积累和演变对企业组织创新和演进的影响。因而，新古典经济理论对企业组织演进的分析是静态或比较静态的，而从动态的角度看，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条件的变化都会引起生产和交易活动不确定性或风险特征的改变。而面对这些变化，企业组织不断地尝试通过新知识的积累和组织结构及形式的创新，化解或利用不确定性中所隐藏的潜在盈利机会获得竞争优势。而企业之间的组织创新和竞争格局的改变又会造成新的环境变化，并诱发新的创新性竞争行为。在这一动态演进中，变化仅仅是诱因，问题的关键是企业组织如何适应变化。
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上述分析不同，潘罗斯从企业组织的内在条件出发讨论企业组织的演进[14]。她指出，企业是在一个管理框架中用来满足组织发展的专用性资源的集合。作为包括多种专业化操作活动的集合，企业组织成长的关键是存在差异化的专业化活动的协调和整合。当企业把某项新的专业化活动纳入组织内部后，由差异化所引起的新的管理和决策问题将占用管理人员大部分的时间。但是一旦这些管理人员熟悉了这些新问题，就会把它程序化为一般的管理操作问题。通过程序化，企业积累了管理知识和经验，释放出稀缺的管理资源，并产生管理剩余。管理剩余的出现是企业吸纳新的专业化业务活动和实现扩张的前提。因而，在潘罗斯看来，企业组织的演进是通过决策的程序化积累管理知识和逐渐扩张其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内生性过程。
纳尔逊和温特为了说明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组织的发展和演变，把企业假设为在任何给定时间具有一定能力和决策规则的生产者，即生产性知识和能力的集合[15]。企业长期积累的生产性知识和能力属于默示性知识，具体表现为企业活动中的“惯例”。在纳尔逊和温特看来，企业组织的演进不是外生性的，而是内生性的，它表现为通过知识能力积累实现内部多种专业化业务活动及其协调的惯例化，并实现持续扩张的过程。
理查德森指出，这种通过知识和能力积累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倾向，不仅存在于单个企业内部，而且存在于企业之间或把企业联系在一起的合作和隶属网络⑤ [16]。提斯、皮萨罗和舒恩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实证分析表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和快速的资源整合能力是解释企业成功和持续发展的关键[17]。野中郁次郎进一步从知识创新的角度解释这种能力，他认为，在一个不确定是唯一确定因素的经济环境中，知识创新无疑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和发展的源泉[18]。
在承认外部环境变化影响的条件下，无论是潘罗斯、纳尔逊和温特，还是提斯、野中郁次郎强调的是内部知识、能力的创新和积累对企业组织演进的决定性作用。企业组织内部知识、能力的创新和积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二是有效地协调和整合各种差异化的专业化活动。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企业组织的演进表现为外在环境变化条件下专业化活动范围的持续扩张。无论是外部环境变化还是专业活动范围的扩大，都意味着企业组织专业化活动差异性的增强。因而，面对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变化，组织能力的动态发展或动态组织能力的形成和积累是企业组织演进和发展的关键。在一定时期内，占主导的企业组织形式的形成不是企业组织根据外在条件变化最优化选择的结果，而是不断试错并积累动态组织能力的过程。
三、市场条件和制度环境的变化与企业组织创新
作为企业组织创新和演进的诱因，外部环境变化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包括市场完善程度、产权和法律等在内的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二是包括技术、市场需求和要素供给及其相对价格变化等因素在内的市场条件变化。任何重大的外部环境变化都会给企业的经营活动带来扰动或不确定，并为企业通过组织创新获得竞争优势提供潜在机会。我们首先讨论外部市场条件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钱德勒指出，第一次企业组织创新之所以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的根本原因在于，被铁路和电报等新技术一体化的大规模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形成和快速扩张[1] (p.2)。与20世纪70年代不同，这一历史时期的市场变化仅仅表现为在量或规模上的快速扩张。市场条件变化的这一历史特征，决定了第一次企业组织创新浪潮的主题是通过一体化和大规模生产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为此，美国企业对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资：“第一是对大得足以利用技术的规模或范围的潜在经济的生产设施进行投资。第二是对本国和国际的销售和批发网络进行投资，这样，销售量就可能与新的生产量并驾齐驱。最后，为了充分地从这两种投资中获利，企业家还必须对管理进行投资：他们必须征聘和培训管理人员，这不仅是要在生产和经销上管理扩大投放和增加人员，而且要监督和协调这两种基本职能活动，并且要为将来的生产和经销进行计划和配置资源。”[2] (p.1)三重投资的结果是企业获得实现大规模生产的组织能力。与U型企业相比，M型组织的优势是有利于企业对从事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生产制造、管理组织和分销系统进行大规模投资并构建相应的组织能力。这种大规模生产组织能力的获得，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企业迅速崛起，并战胜英国和法国企业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
因而，从U型组织向M型组织的转变是在单一市场需求快速扩张条件下的企业组织创新和演进过程。但这一过程是在单一企业内部的组织扩张中完成的，即企业通过高度一体化实现大规模生产和多元化的业务活动范围扩张。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新的外部市场变化面前，这种高度一体化的M型组织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
戴维斯、迪克曼和廷斯利的研究表明，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公司的经营范围出现了明显的集中化而不是多元化趋势[19]。同时，波特研究也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萧条面前，意大利等地区却依赖中小企业集群实现了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发展[6]。无论是集中化战略还是集群生产，并不表现为企业组织范围的缩小，而是更大的扩张。只不过这种扩张不再表现为单个企业规模的扩大，而是表现为以一种“专业化+网络化”的新的组织形式在更大规模甚至是全球范围内组织专业化活动，即N型组织对M型组织的替代。以“专业化+网络化”或以N型组织为依托进行更大范围的业务扩张，才是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日本、美国和意大利等国企业为代表的第二次组织创新和演变趋势的更为准确的概括。
上述组织创新和演变的根源，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出现的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若干重大变化。其中，客户需求的个性化、多样化和市场的快速多变是其集中体现。在新的经营条件下，时间和速度已经取代价格、成本、质量和服务成为竞争的第一要素，它要求企业快速而低成本地满足客户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因而，以持续创新和柔性制造为核心的动态效率，而不是以规模和范围经济为核心的静态效率日益成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新来源。而以“专业化+网络化”为特征的N型组织则为企业组织动态效率的实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市场条件变化对企业组织演进的影响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同样会诱发和促进企业组织的创新和演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和韩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司业务范围扩张方式同美国相比是不一样的，它们通过系列制或集团化成功地实现了多元化业务扩张，多元化而不是集中化构成了这些国家企业组织演进和发展的趋势⑥。这种企业组织方式上存在重大差异的背后，是制度环境的不同，其中，市场发育或完善程度的差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
以日本为例，现有的日本企业集团基本上都形成于1955年到1979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或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为了比较和归纳日本企业集团的共同特征，今井贤一把日本企业集团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财阀型、独立型和分离型[21]。尽管在实际运行中，三种类型的企业集团存在着某种差异，但却拥有两点至关重要的一般特征：一是集团经营是多元化的，大都涉及比较广泛的产业领域；二是在集团内部存在着母公司和子公司间的职能分工。母公司的主要职能包括战略发展、金融支持、品牌管理、国际市场开拓、长期性技术研发和人事管理。而在具体的业务经营活动中，子公司则具有较强甚至是完全的自主性。日本企业的这一特殊组织形式产生或创新的诱因源于制度环境的不完善，尤其是市场发育的不完善或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日本桥本寿朗等学者指出，经济高速增长和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并存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基本特征，作为民间协调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组织创新则是克服制度环境不完善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22]。表1描述了美国和日本企业在制度环境方面的区别，以及在制度不完善环境条件下日本企业的组织创新及其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企业集团的发展更多地表现出企业对市场的替代。但是，企业替代市场的关键，是以集团公司职能构建和内部协调能力强化为核心的组织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企业替代市场或交易风险的降低仅仅是问题的表象，问题的本质则是应对制度环境缺陷的特定组织能力的形成和演进。因为，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日本企业组织代表的仅仅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快速国际化过程中的胜出者。面对同样的制度环境变化，胜出者对环境的适应源于其内部组织能力的形成和构建。
四、一个基于动态组织能力的企业组织内生性演进模型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把企业看作是一个抽象的整体，考察了外部环境变化对企业组织创新和演进的影响。企业组织创新和演进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积累组织能力和获得竞争优势的过程，其中，组织能力的积累或动态演变是企业组织创新和演进的关键。因为企业组织能力是动态演变的，我们称之为动态组织能力。动态组织能力的“动态”一词既包括外部环境变化的因素，也包括组织能力自身的更新和演进。如果更具体地考察问题，把企业组织看作是一个个体，我们会发现相同外部环境条件下企业组织之间的效率是有差异的。面对同样的新业务领域，有的企业新业务活动的扩张是成功的，而有的企业则是失败的。因而，对企业组织演进的完整的理论考察，还应当包括对既定外部环境条件下企业组织发展和演进的内在逻辑分析。
当我们把企业组织看作是一个个体时，在特定的外部环境条件下，企业组织发展或业务范围成功扩张的关键，是能否使新业务单位比竞争对手更迅速和低成本地建立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非竞争性战略资产[23]。在外部环境不变的条件下，企业组织的动态组织能力表现为对新业务单位建立战略性资产的催化作用，即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协助新业务单位建立战略性资产。
为了对企业组织创新和演进做出完整的理论分析，本文首先假设企业组织是一个以动态组织能力为基础的多业务活动的集合，企业组织创新和演进表现为动态组织能力的积累和新业务扩张的过程。在企业组织演进过程中，多业务活动及其扩张的前提和关键是通过动态组织能力的积累降低企业组织专业化活动的成本。其次，假设企业组织业务范围扩张的结果是企业组织内部差异性的增强和协调的困难[24]，企业组织专业化活动成本随着组织业务活动范围的扩张而递增。而动态组织能力的积累则会提高企业组织的协调效率，降低企业组织成本。因而，本文把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组织业务范围扩张，降低企业组织专业化活动成本的能力，称为动态组织能力。该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是企业组织有效协调不同的专业化活动和新业务扩张的前提和基础。通过上述假设，新业务扩张和动态组织能力积累既包括外部环境变化因素，也包括既定外部环境条件下企业组织之间的差异。
在上述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图2讨论企业组织演进的内在逻辑及其决定因素。
在图2中，纵轴表示成本，横轴表示企业组织的专业化活动范围，中间轴则表示动态组织能力或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程度。与图1一致，△C(包括△C[，1]和△C[，2])曲线代表企业组织和市场组织相同的专业化业务活动的成本差额(C[，o]-C[，m])。如果用x表示动态组织能力，△C则是动态组织能力的函数，即△C=△C(x)。因而，△C曲线表示随着动态组织能力的积累，企业组织专业化业务活动效率的长期变动趋势。
我们首先考察外部环境变化对企业组织演进的影响。假设组织专业化活动的外部环境是变化的，这种变化既可以表现为市场发育的不完善，也可以表现为市场需求条件的快速变化。为了能够更具体地分析问题，首先假设外部环境变化仅仅指市场发育不完善程度的增加，那么，企业组织的范围或效率将随着市场不完善程度的增加和动态组织能力的积累而变化。
图2中的△C曲线变动表达了上述假设条件下企业组织的演变趋势。在△C的左端点，企业组织的动态组织能力处于较低的水平，而市场则较为完善，因而C[，o]较高而C[，m]较低，市场组织专业化活动具有比较优势。随着市场不完善程度的增加，C[，m]逐渐增加。而同时，随着企业动态组织能力的提高，C[，o]则降低。因而，△C随着企业组织专业化活动范围的增加而降低，企业组织专业化活动具有比较优势。但是越来越多的业务活动，将最终导致C[，o]的增加速度超过C[，m]，使企业组织丧失进一步组织专业化活动的效率。
结论1：在制度不完善条件下，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广泛存在是企业组织专业化活动拥有比较优势的根源，即企业对市场的替代程度是制度环境不完善程度的增函数。企业组织的动态组织能力主要表现为克服市场和政府失灵的能力。
现在，假设外部环境变化仅仅指市场需求条件的变化。再假设市场需求及其增长是稳定的，在企业组织能力是既定的条件下，企业组织专业化生产优势主要取决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随着企业专业化活动范围的扩张，由于C[，m]的递减，△C逐渐递减并达到最低点F点，然后则随着C[，o]的递增而递增。在F点的左边，企业组织专业化活动是有效率的，而在F点的右边，市场组织专业化活动是有效率的。
但是如果市场需求是快速而多变的，为了实现产品的持续创新和柔性制造，企业必须有效地整合外部资源。△C[，1]则表示企业组织依托其动态能力，实现产品创新和敏捷制造的成本趋势。由于市场需求是快速而多变的，市场交易的风险或不确定性是增加的，因而市场交易成本是递增的。为了应对市场交易风险，企业组织必须依赖其动态组织能力的积累降低交易成本。随着动态组织能力的积累，交易成本的降低，△C[，1]逐渐降低并达到最低点F[，1]。然后，由于专业化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内部差异性的日益增加，组织成本将逐渐上升，从而导致△C[，1]曲线的上升。
结论2：在市场需求稳定增长的条件下，为了实现静态的规模和范围经济，一体化企业组织是有效率的。而在市场需求快速变化的条件下，为了实现动态的持续创新和柔性制造，非一体化的网络组织将替代一体化的企业组织。
下面我们假设外部环境是不变的，考察不同的企业组织从事某项专业化活动组织时的效率比较。假设有两个企业组织，分别为A[，1]和A[，2]，△C[，1]和△C[，2]分别表示这两个企业组织对相同的专业化业务活动组织的成本变动趋势。如果△C[，1]曲线低于△C[，2]曲线，即A[，1]企业组织专业化活动的成本低于A[，2]企业组织相同的专业化活动的成本，则A[，1]具有组织专业化活动的竞争优势。
结论3：在相同的外部环境条件下，对于相同的专业化业务活动范围，拥有较高水平动态组织能力的企业组织拥有竞争优势。
假设在相同的外部环境条件下，A[，1]和A[，2]具有相同的成本水平或竞争优势，现在它们都面临进入某一新的业务领域的选择。假设A[，1]拥有某种动态组织能力，能够为新的业务单位进入新领域快速而低成本地构建战略性资产，而A[，2]则不具备这种能力，那么A[，2]进入新业务领域的成本要高于A[，1]，即△C[，1]＜△C[，2]。
结论4：在相同的外部环境条件下，两个具有相同竞争优势的企业组织，其进入新的业务领域的竞争优势取决于某个企业组织能否比另一个企业组织快速而低成本地为新的业务单位构建战略性资产。
在上述分析中，结论1和结论2考察的是作为抽象群体的企业组织在不同的外部环境条件下的演进趋势；而结论3和结论4考察的则是在相同的外部环境条件下，单个企业组织在拥有不同的动态组织能力时的演进趋势。在有限理性假设条件下，企业组织间是异质的。这种异质性主要来源于企业组织内部长期积累的知识和能力的差异，因而在外部环境变化和拥有不同动态组织能力的条件下，现实中的企业组织是多样性和具体的。企业组织的创新和演进取决于为了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获得持续竞争优势而积累的不同的动态组织能力，因而，企业组织的演进是内生性的。
五、总结和政策建议
通过历史和逻辑的分析，本文的研究表明，企业组织创新和演进不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所描述的外生性过程，而是内生性的，是企业自身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积累动态组织能力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过程。无论从抽象的企业群体还是具体的个体的角度看，企业组织创新是提升一国或地区企业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强调的是，作为民间协调的重要机制，企业组织创新和演进是内生的和自主性的，简单地照搬或模仿难以形成真正适应当地环境变化，并使企业、产业和区域获得竞争优势的组织形式。包括组织创新在内的创新性竞争才是提升中国企业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注释：
①从人类制造业发展史的角度，可以把制造业不同发展时期占主导的生产方式划分为单件生产、福特制和后福特制。
②例如，现实中，我们既可以把摩托罗拉看作是一个企业组织，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企业。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企业组织时，其活动包括管理和控制的整个产业链或供应链。这一区分的意义在于，可以使我们在考察企业组织演进时打破正统经济理论企业和市场简单两分法的束缚。
③威廉姆森曾经用图1解释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关系[12] (p.131)。
④生产要素市场的非竞争性既适合企业也适合企业组织，例如，在集群生产中，其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是当地网络所积累的包括知识、关系和动机在内的当地要素。
⑤理查德森把企业之间的合作和隶属网络称为产业组织协调，在本文中，作者则把它包括在企业组织范围之内。
⑥与美国企业组织形式不同，日本的集团化和系列制介于一体化的M型和网络化的N型组织之间。从实际运行看，日本系列制企业组织的网络化特点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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