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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8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565(2013)06-0045-06
一、引言
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递增和拟凹的，一方面他倾向可以带来更多消费品的更快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偏好更为平滑的消费流，因而促进消费增长和减少消费波动都可以提高其福利水平，但是二者往往难以兼顾①。同时，经济增长与经济平稳也是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权衡的两难问题。何者更为重要，Lucas(1987)最先定量回答了这个问题[1]。他认为，经济增长下降的福利成本巨大，但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微小，两种福利成本相差竟达2500倍，因此政府应专注于经济增长，根本不必关心经济波动。Lucas(1987)的结论引起了激烈争论，主要是集中在对经济波动福利成本极小的质疑上。通过改进Lucas(1987)的模型，Otrok(2001)、Alvarez & Jermann(2003)得到的经济波动福利成本与Lucas的估计结果相当；Imrohoroglu & Imrohoroglu(1997)、Dolmas(1998)、Epaulard & Pommeret(2003)得到了较大的经济波动福利成本，但由于Lucas估计的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极大，相对而言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仍然很小。然而，Pallage& Robe(2003)采用Lucas(1987)模型比较了南非等11个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都具有经济低增长与消费高波动的特征)波动的福利成本与增长的福利效应，其结论则与Lucas(1987)相反。
在国内，陈彦斌(2005)通过修正Lucas(1987)模型和数值模拟发现，对于合意的偏好参数及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这两种福利成本大致相当，从而断言Lucas(1987)的结论不适用于中国[2]。饶晓辉、廖进球(2008)采用递归效用函数形式研究发现，当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和跨期替代弹性参数取合意数值时，中国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与经济增长的福利收益接近[3]。然而，饶晓辉、廖进球(2008)则认为，改革前的经济波动不是很重要；但从改革后或整个样本区间(1952-2004)看，中国经济额外增长1％的福利收益小于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这意味着宏观经济波动对中国有着重要意义，中国政府应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应关注经济的平稳性[4]。李凌、王翔(2010)使用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数据分析发现，相对于抑制消费波动，促进消费增长更为重要[5]。陈太明(2013)认为在重视长期经济增长的同时不能草率否定短期经济稳定的重要性[6]。由于以往研究的结论不一致，所以此类研究有待拓展。
同时，以往研究很少涉及消费习惯对两类福利成本的影响，也没有对中国农村不同收入户的两类福利成本差异进行分析和比较。但是，比较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与波动的福利成本时考虑消费习惯与贫富差异是必要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消费者的当期效用会受到过去消费水平的影响，其消费过程具有内生性(张邦科、陶建平，2012)[7]；另一方面，随着社会阶层的出现，农村居民的消费文化与消费行为逐步分化，农村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对其他农村居民产生明显的冲击。鉴于此，本文使用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五等份收入户的消费数据分析和比较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与波动的福利成本。
本文没有用消费增长和消费波动来表示经济增长及其波动，这不同于以往研究(Lucas，1987，2003；陈彦斌等，2005)[1][2][8]。原因在于，近10年来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长滞后于GDP增长(白重恩、钱震杰，2009)[9]；农村居民不仅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而且还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储蓄以防老、防病及预备下一代的婚姻嫁娶，这也明显推迟了其消费增长(高梦滔、毕岚岚、师慧丽，2008；张邦科、邓胜梁，2012)[10][11]。
二、理论基础
对数消费增长率的无条件标准差：
式(4)和式(5)揭示了参数μ和σ的经济含义，据此可以估算μ和σ。
Lucas(1987，2003)等在分析消费路径的补偿时，把消费波动的福利成本视为与完全消除消费波动后得到的消费路径相比较，原有的消费路径应得到的货币补偿[1][8]。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在于平抑消费波动，其几乎不可能彻底消除消费波动，可见这一思路过于极端。鉴于此，本文设定σ*=σ-1％。
三、两类福利成本的数值模拟
(一)数据说明与μ和σ的估算由于公布的统计资料未提供2002年以前按收入五等份划分的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数据，所以本文使用的数据区间为2002-2010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不同等级收入户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以及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采用全国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2001年=100)对各年的消费数据进行平减以得到实际值。根据式(4)和式(5)分别估算不同等级收入户消费增长和消费波动对应的参数μ和σ，结果见表1。
模拟结果显示，在绝大多数情形R大于1，表明对五种收入户几乎都是消费增长比消费平稳更重要；收入等级越高，这种相对重要性就越突出。
由表3可以看出，考虑消费习惯之后，两类福利成本之比低于200，比Lucas(1987)所声称的2500倍小许多。在(γ，h)相同的情况下，从低到高五种收入户的R递增，高收入户的两类福利成本之比为低收入户的近3倍，表明促进消费增长的政策会给高收入者带来更多的福利，究其原因，高收入者拥有较多的资本和财富，在消费增长中获益较多，而低收入者应对消费波动的能力脆弱。相对于高收入者，平抑消费波动会给低收入者带来较多的福利。
四、习惯强度和风险规避系数对两类福利成本比值的影响
(一)习惯强度对两类福利成本比值的影响
采用农村中等收入户的人均消费数据，以0.05为间隔单位将习惯强度h从0取到0.95，对两类福利成本之比R进行数值模拟。相对风险规避系数γ取不同的值时R随h变化的轨迹如图1和图2所示，由于R的变化幅度很大，为了清晰用两个图描述。无论γ较小还是较大，随着h从0逐渐增大，R的变化轨迹均呈“倒U”型；当γ较小时，其左半部分较短，γ居中时左右大致对称，γ接近20时右半部分则变得较短。
习惯强度h对两类福利成本之比R存在两种效应：一是习惯的增长效应。当习惯强度较大时，当期消费产生的效用较低，这需要更多的消费才能补偿消费者的效用水平，因而消费增长的福利成本较大。二是习惯的波动效应。习惯强度较大时，削减消费所降低的效用值会大于增加等量消费所增加的效用值③，为平抑消费波动必须补偿较多的消费才能保持消费者的效用水平不变，因此消费波动的福利成本也就较大(陈彦斌、周业安，2006)[14]。总之，h与R的关系取决于哪种效应占据优势。
γ较小时，如图1所示，习惯强度h很小时其增长效应占据微弱优势，两类福利成本之比R微弱上升。随着h增大，其波动效应取得优势，R下降，但比1大许多。习惯强度极小时，这种相对重要性更加突出。消费习惯在一定范围内对消费增长和波动的相对重要性几乎不产生影响，但h较大时，消费者需要较多的当期消费以补偿习惯引起的效用贬值，因而平抑消费波动的重要性得到相应的提升。γ较小时R大于1，表明消费者在比较偏好风险的环境里，促进消费增长比平抑消费波动更为重要。
γ较大时，如图2所示，习惯强度h较小时消费者可以用较多的当期消费平滑消费路径，加上消费者比较厌恶风险，因而增长效应随h递增的速度快于波动效应。随着h逐渐增大，波动效应相对增强，先是两种效应几乎同步增长，这时习惯对增长和波动的相对重要性几乎不产生影响，但h较大时，消费者需要较多的当期消费来补偿习惯引起的效用贬值，这时平抑消费波动的重要性相对增强。γ较大时R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大于1，表明消费者在比较厌恶风险的环境中，几乎都是促进消费增长比平抑消费波动更加重要。
从图1、2还可以看出，当h一定时，随着γ的增大，R是递减的，图3、4是进一步的描述。
图1γ较小时的(h，R)
图2γ较大时的(h，R)
图3γ较小时的(γ，R)
图4γ较大时的(γ，R)
(二)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对两类福利成本比值的影响
采用农村中等收入户的人均消费数据，以0.5为间隔单位将相对风险规避系数γ取值从1.5到20，对两类福利成本之比R进行数值模拟。习惯强度h取不同的值时R随γ变化的轨迹如图3、4所示，由于R的变化幅度很大，为了清晰用两个图描述。随着γ的增大，R是递减的，并且h越大R曲线越平坦。两类福利成本之比R与相对风险规避系数γ负相关，表明消费者越规避风险，不得不更多地关注消费波动的福利成本，表现为R曲线逐渐下降。同时，习惯强度h越大，消费者就需要更多的当期消费用于补偿习惯引起的效用贬值，平抑消费波动就越重要，表现为R曲线越来越平坦。
五、结论与政策涵义
本文将消费习惯引入Lucas(1987)模型，采用农村五等份收入户的消费数据进行数值模拟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形，两类福利成本之比R大于1，促进消费增长1％引起的福利效应大于平抑消费波动1％引起的福利效应，这表明消费增长比消费平稳更为重要；收入等级越高，消费增长比消费平稳就越重要。当相对风险规避系数γ一定时，两类福利成本之比R随习惯强度h的增大而呈“倒U”型；当γ较小时其左半部分较短，γ居中时左右大致对称，γ接近20时右半部分则变得较短。当习惯强度h一定时，两类福利成本之比R随相对风险规避系数γ的增大而递减；h越大，两类福利成本之比R随γ变化的轨迹就越平坦。此外，促进消费增长的经济政策为高收入户带来相对较多的福利，而平抑消费波动的经济政策能为低收入户带来较多的福利。
因此，政府一方面要重视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另一方面也不应轻视消费波动给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福利成本。我国农村与城镇相比还比较落后，2002年以来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不足城镇居民的1/3④，着力发展农村经济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迫在眉睫，同时也应该补贴农村的低收入群体，以减轻消费波动带来的消极影响。
注释：
①消费变动影响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如果平抑消费波动的同时降低消费增长速度，那么虽然平抑消费波动引起福利增加，但是消费增长减速却导致福利损失；如果提高消费增长速度引起消费波动加剧，那么提高消费增长速度带来的福利增加就可能被消费波动加剧导致的福利损失所抵消。我们称由提高消费增长速度或平抑消费波动带来的个人福利增加为消费增长或消费波动的福利效应(收益)；反之，称为消费增长或消费波动的福利成本。
②当h=0时，本文的模型还原成Lucas模型。
③消费习惯的这个特性和损失厌恶(张邦科和邓胜梁，2012)非常相似，但机理不同[15]。
④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