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共同体理论研究
——以鲍曼共同体理论为例
佟宇佳，喻庆勇，张子麒
（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摘 要： 在现代社会，不确定性、流动性变成每个个体普遍的生活特征，尤其是在消费逻辑的支配下，个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同时加剧了确定性的匮乏。鲍曼认为这是流动现代性下个体生活的内在冲突，为了解决这个冲突需要重建真正的共同体。
关键词： 共同体理论；自由；确定性；动态平衡
经济全球化，行为的不被压抑，欲望的不断满足，使人们忘却沉溺于消费和自由选择的快乐，人的个体化进程也随之形成，这无法避免地带来双重后果，自由度的不断增加和确定性的逐渐瓦解。鲍曼试图重建共同体理论，力图实现自由和确定性之间的动态平衡，解决现代性个体生活的内在冲突。
一 鲍曼“共同体”的理论界定
起初，共同体community一词的是由前缀com（一起）和munis（担当）组成，被译为社会，同 society。 在 帕 克 说“community is not society”后，费孝通等人将community和society加以区分：society为社会，community为社区。社区是基于一定的地域或血缘关系或共同的道德标准聚合在一起的共同体，比如，氏族、部落、家庭、民族、道德共同体（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意义上的城邦）。
最早关于共同体定义是由滕尼斯界定。它是所有和睦相处的起点，是出于真实意愿想要联结在一起的人们的共同情感，“拥有共同事物的特质和相同身份与特点的感觉的群体关系”[1]。
雷德菲尔德赞成滕尼斯的观点，他主张“小的共同体”，在小范围的共同体里，共同体内部成员的交流是全面的，成员的生产生活不需要依赖外界，可以自给自足。
近年来脑卒中的发病率逐渐提升，对人们生活质量乃至于生命健康都会造成影响。虽然当前在诊疗技术方面已经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但是，很多患者在治疗之后还会存在肢体功能方面的问题，不能保证诊疗与护理效果。因此，需要探索最佳的护理措施[5]。
鲍曼认为无论是滕尼斯所理解的共同体还是雷德菲尔德一致性的“小共同体”，他们都是由同质性、共同性而构成的，一旦内部人开始与外部世界产生交流，那么这种共同性就会随之减弱，尤其是当信息技术的出现，信息可以脱离载体自由流动的时候，就会给予共同理解的共同体以致命的打击，内部人与外部世界交流越来越频繁的时候，那么内部的共同体的一致性就会消失，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界线就会模糊直至取消。要想维护共同体的存在，这时可能就要从杂乱无章的多样性中筛选出来相同性，甚至还需要被创造出来，鲍曼说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活络合同”的状态，需要同意达成协议，而这种协议也不是一次签约终身受用，无法保证它的持久性、坚固性。
鲍曼认为，社会中的人与人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仅要提供基本收入，恢复穷人（社会的弱者）公民身份，同时全社会成员也要有道德自觉性，培养自身对他者的道德责任，刺激个体对他者的道德冲动，这是实现人类团结的伦理基础。鲍曼的思想来源于列维纳斯“为他者负责”的伦理学。个体要有道德自觉，主动关怀的责任感，个体转化为公民才有希望。鲍曼认为，“道德内在本能本质上就是不对称的”，道德只能依靠自己，不要去考虑我为别人着想，别人是不是也为我着想，不考虑对等性，对别人提供照顾，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热爱完全是心甘情愿的，这不能去“理性”的计算看有没有收到同等的回报，这是一种发自内在的道德选择，我对你的好，与你无关，这也间接意味着，当别人对你不道德，你还要对别人道德时，你的内心要无比强大才可以去承受这份巨大的不对等的痛苦，“‘为他者而死’是最高的道德伦理行为，也是伦理态度的全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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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现“共同体”的经济条件：保障基本收入
要想让相互疏远的个体之间重新树立一种亲密的联系，拉近距离，温暖相互排斥的麻木之心，必须要兴起对他人负责的道德本能和道德冲动，不能仅仅关注当下自身的消费欲望，而是要走出去，关心他人、重视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间。要将个体道德延伸和深化，如果扩展为整个社会的正义，是最好不过的。具体来说，在微观角度诉诸伦理，从宏观控制上要见于政治。伦理的不稳固性要求必须有与之相协同的东西来弥补，“为了他某种协同一致的行动势在必行。这种行动的名字就是政治；新的时代急需新的道德只能作为政治问题和政治任务才能得以改进”[5]。在后现代社会，不稳定性是社会的主要特征也是个性化社会危机的根源，对于全球性问题个体的解决办法是行不通的，“全球反应的命运取决于全球政治”，鲍曼主张建构以超越民族国家为主的全球总体性政治，全球政治不是国际政治，国际政治是以民族国家为主，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不能实现“世界永久和平”，而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概念已从政治视野消失，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政治行动机构，以适应全球性经济势力的规模和力量，并把他们置于政治审查和道德监督之下，其他的选择都只能延续并加深全球流动资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6]。
在解构现代化秩序的全球化时代，资本和政治相分离，个体在消费欲望的催逼下，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消费资源，公共空间被私人领域侵蚀和殖民化，他们就失去了保障生活稳定的和秩序规范的公共空间。这既是理查德·塞内特所说的“公共人的凋零”，也是阿伦特所称的“政治的死亡”，如何走出困局？鲍曼要综合伦理与政治，重筑公共领域，作为“真正的共同体”的支柱。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鲍曼认为要实现一种真正且有安全感的共同的社会生活，重建共同体，必须寻求现实的实践路径，确定“基本收入”，恢复穷人的平等权利，让其拥有公民身份，同时提倡个体对他者的无限责任，实现政治和伦理的完美结合。
三 实现“共同体”的伦理基础：培养个体道德责任
如果只是给穷人提供基本收入，那么社会整体也未必可以进入良善的状态，在社会生活中，基本收入要重新嵌入伦理道德原则，原有的竞争性要被共享性原则取代，社会变成所有公民共享的财富。基本收入意味着所有人利益的统一而不是分割，利益的一致会减轻个体的生存忧虑，确使每个个体得以有机会成为自主的个体。当每个个体都成了自主的个体，那么整个共同体的自主也就指日可待,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基本收入是个体和共同体成为自主的存在的根基。
鲍曼认为共同体一词给人的感觉总是好的，它是一个象征着温馨、友爱的褒义词，预示着快乐，我们想要去经历和体验的那种快乐，意味着一种能给人安全、舒适、放松的场所，有兄弟般信赖的温馨的“家”，一个稳定、仁爱、和谐的生活世界，从来没有黑暗，即使有黑暗也是安全的，没有争吵，即使有争吵，也都是友善的。遗憾的是，在无情的现实里，充满危险与不安的环境中，“共同体是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2]这能让个体漂泊无助的生活状态得到调整，在共同体里感受到的不是个体自由的被压制，而是与自由相伴随的社会归属空间。
四 实现“共同体”的政治诉求：建立全球政治
鲍曼认为，全球化带来个体面临生存的不可靠性这样的共性问题，必须是社会形成一股合力共同解决才有可能实现。在贫富差距明显的社会，要想让个体重新由关注私人生活转向参与公共生活，解决公共问题，首先就要恢复其公民资格，有资格参与，才能谈接下来如何形成合力的问题。因此，要无条件赋予人们与劳动所得无关的基本收入，因为有偿的劳动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生存需要，基本收入不可取代，“它成为了成熟的公民权的复兴的必要条件，公民权只有在自信的、免于生存之恐惧的、无忧无虑的人民中方能想象。”[3]基本收入作为保障，促使社会底层穷人能够平等地参与社会、参与消费市场的选择，从法律意义上的个体重新变为事实意义上的个体，重新拥有公民身份，使他关注并努力提升自我意识与社会责任感，进而成为平等、自主的社会参与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穷人的不安全感。
适中院二班生徒，多戏迷者。乃就校舍中所悬粉板，大书特书其向日所读 《新闻报》戏广告之戏目。因之有人提议，不如即在校内演习。诸生均极赞成，即于是晚演六君子（戊戌政变纪事）。当时并无后台化装之室，更无预定脚本，即今日新剧所谓幕表者。同校他班诸生，来参观者，均赞美不置。自此一演之后，遂兴致勃勃，即于次晚又将小说《经国美谈》排演。当时排演情形，殊属可笑，一面将小说阅看，一面即付演习。事虽草率，而大致不错。故再接再厉，又连演一晚。至第三晚参观者更众，即教员亦均列席。同校生来者，均预购洋烛，持赠演员，以助膏火。演员乃取洋烛尽燃，室内通明如白昼焉。[5]38
全球的相互依赖性也是建立全球政治的推动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彰显着人类命运，在我们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个体要有公共责任和公共关怀，接受差异性、多样性，这样才能和平共处，现代社会由于工业主义带来的风险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多样性意味着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宽容是承认并允许差异性的存在，只有以此为价值基础的政治，才能引领一个美好的社会。
重建共同体，保持自由和确定性的张力与动态平衡，实际上是解决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何让拥有自由的个体有安全感与确定性，这也提醒我们，在全球化的今天，需要放眼全球，全球化的时代就要配上全球化的思想，树立真正的共同体意识，用大格局大胸怀共同分享资源也共同直面全球问题，共同建设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基于上述三种一维混沌映射作为扩频伪随机序列数量众多,统计特性较好,但其实现方式单一,复杂度低,随机性较差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复合混沌优选序列,其产生原理是:将chebyshev映射和分段logistic映射进行初值互控,并采用kent映射对chebyshev映射进行参数控制,再将二者的输出进行异或生成复合混沌序列,经过实验,选取合适的初值以及分形参数,得到复合优选混沌序列。其原理框图如图1所示。
参考文献
[1] 菲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容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3.
[2]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4.
[3] 齐格蒙特·鲍曼.寻找政治[M].洪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71.
[4] 齐格蒙特·鲍曼.生与死的双重变奏[M].陈正国译.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333.
[5] 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M].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11.
[6] 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M].郇建立译.南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7.
本文引用格式： 佟宇佳 等.新时代共同体理论研究——以鲍曼共同体理论为例[J]. 教育现代化，2019，6（66）：276-278.
DOI： 10.16541/j.cnki.2095-8420.2019.66.102
作者简介： 佟宇佳，女，汉族，黑龙江肇东人，哈尔滨工业大学，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喻庆勇，男，汉族，安徽宁国人，哈尔滨工业大学，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张子麒，男，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工业大学，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