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价值认同的生成机制与教育理路
孟茹玉
(东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 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了“融入转化”的新阶段，提升价值认同成为这一阶段价值观建设的关键所在。价值认同究其本质而言是个人认同、群体认同、社会认同的辩证统一，具有经验、情感、理性三个层次，遵循内在否定性发展机制、社会实践性驱动机制和主体能动性建构机制。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转化”，应立足价值认同的本质规定和生成机制，不断拓展和丰富价值观教育的实践理路。
［关键词］ 新时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认同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社会成员的价值认同，构筑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根基和价值共识，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1]这标志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经历了“体系建构”、“理念凝练”、“顶层倡导”、“制度设计”之后，进入了“融入转化”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问题是：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运行全过程，实现社会核心价值理念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建构、协同化运行？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心所向、具化为生命样态，实现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价值预期与人们追寻美好生活、促进生命成长的价值期待相互融通？上述问题内在蕴含着一个共同的前提预设，即“价值认同”。离开社会成员广泛而坚实的价值认同，“融入”便难以切实成为维系社会高效运行的“精神力量”，“转化”也可能只是以“知识条目”的形式漂浮于人们的“记忆空间”，而难以深度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历程，触及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灵魂深处。如此一来，怎样全面理解价值认同的本质意涵和生成机制，进而以此为基础探寻价值观教育的科学理路，便成为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进行了粗线条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独立的事权划分不清晰，共同事权比较多，但其中的界限又不很清楚。一个较具说服力的例子是中央政府公务员占全国公务员人数的6%左右，若考虑同口径下把公立学校的教师纳入公务员统计人数的话，这一比例可能在4%以下。而在可比的其他大国，这一比例大都在30%以上①。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大多数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由中央层层下放给地方。由于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模糊，共同事务不断增多，最终导致支出体系的混乱。
一、价值认同的本质意涵
现代汉语学术语境中的“认同”一词原是个“舶来品”，译自于英文单词“identity”，其原意有三：[2]一是表征事物的本质属性，即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性；二是指涉事物的同一性，即不同事物之间共有共享的相通性，或同一事物在不同时空场域和发展阶段所秉承的一致性；三是指代身份或归属，即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结构和相互比照中，确证“我是谁”的身份和“我们是谁”的归属。汉语“认同”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认定他者与自我有共同之处而产生的亲切感；二是指承认、赞成、认可、同意等。可见，英语“identity”是个名词，主要指认事物“是其所是”的特性以及基于这种特性的事物间相互关系及其静态化的归属状态。而汉语语境中的“认同”则是个动词，主要指认事物基于自身特性对他者以及自我与他者关系所进行的评价和认定，表达的是一种动态化的感知过程。两相对比，“认同”比“identity”的含义要宽泛得多，既蕴含了对事物自身特性、他者特性的认定，也蕴含了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评价以及由此所产生的身份归属。在这个意义上，“认同”更多表征的是英文“identity”的动词意义，更类似于英文的“identify”或“identification”。经由上述词源学分析不难发现，“认同”总是指认一定的互动对象，发生于“自我—他者”的关系结构之中，“兼有对内‘求同’与对外‘识别’之义”。[3]从内部来看，在于通过寻求与自我相同的同类来确认“我是谁”；从外部来看，在于通过指认与自我同类相异的对象来确认“我们是谁”。正是在内外有别、相互确认的过程中，人们才经由认同建立起自我的身份归属和价值地位。同时，这一过程又总是伴随着“评价”，总是受到一定利益诉求、情感体验、信仰系统等因素的影响，以致人们习惯于认同那些与自身利益、经验、情感、信仰相近相似的对象。所以，认同究其根本而言是价值认同，是人们借以建立价值信仰、持守价值规范、进行价值实践的生命活动。
作为生命活动的价值认同根源于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规制人的生命样态、群体归属和社会取向，影响社会的理性建构、运行成效和发展方向。这是由人的本质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共同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5]这两个论断对于正确理解价值认同的指导意义在于：不能脱离个人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空谈价值认同，那样就会使之成为抽象的、纯粹个人化的“事务”，而无法彰显其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和更为纵深的历史视野；也不能脱离社会历史赖以存在的“有生命的个人”，按照某种先验的、完全外塑性的逻辑强行推进价值认同，那样会使价值认同变异为钳制个人的力量，而无法涵养起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充盈、整全、鲜活的个人生命；而应该在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把握价值认同的本质构成。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价值认同合理地理解为个人以社会价值观念为参照所进行的精神创造活动。它包括个人认同、群体认同、社会认同三方面内容。[6]个人价值认同的核心在于以社会价值观念引领个人价值实践，形成符合社会价值规范和要求的自我价值观；群体价值认同的核心在于个人以社会价值观念为依托和纽带，构筑形成其所归属的群体价值意识，形成特定的社会角色身份和自觉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价值认同则是个人和群体通过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内化与外化，高度认同社会发展的价值预设，积极投身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并致力于推进社会运行机制的优化和完善。个人认同是群体认同、社会认同的基础，群体认同是个人认同的延伸和社会认同的纽带，社会认同则是个人认同和群体认同的最终归宿，三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价值认同的内容形态。
奠基于个人、群体与社会有机联系之上的价值认同，在实践中呈现为经验、情感、理性三个错落有致的层次。人们在日常生活是否认同某种价值，往往不是依靠严密的逻辑推演和完备的制度约束，而是凭借由来已久的风俗习惯或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凭借经验化的生活常识和实践，由此便形成了价值认同的经验层次。这种基于经验事实所形成的价值认同富有直观性、感性化特点，并因其直接与日常生活相关联，可以更为便捷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价值选择和实践。所谓“人伦日用而不觉”指的就是这种经验化的价值认同。经由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和经验积累，人们在价值认同上会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情感倾向和评判模式。这种倾向和模式一经形成，就会对包括社会价值观念在内的其他各种价值观念，进行类似自动化地筛选和评价，从而构成了价值认同的情感层次。对于那些契合自身现实需要和发展预期的价值观念，人们易于产生较为强烈的情感共鸣，将之纳入自我价值体系之中。反之，就会涌起自觉或不自觉的情感拒斥，将之排除于自我价值体系之外。然而，人之为人的根本在于不会完全听任情感的驱使，而是通过接受各类社会教育，形成一定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对价值关系进行认知、比较和选择，于是便形成了价值认同的理性层次。相较于经验和情感，理性层次的价值认同更富有自觉性和持久性，是人们价值实践最为稳定和深层的主体条件。
价值认同生成与其本质属性密不可分。作为一种动态感知过程，价值认同生成遵循事物发展的内在否定性机制；作为一种根源于个人与社会间价值关系的生命活动，价值认同生成既奠基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遵循社会实践性的驱动机制，又以个人生命经验、情感倾向与理性认知为基础，遵循主体能动性的建构机制。
既然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是价值认同赖以产生的基础，既然社会价值导向与个人价值取向构成价值认同的基本矛盾，而社会性因素又是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社会实践的基础条件和历史形态便必然成为价值认同发生发展的根本性驱动力量。从基础条件来看，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这一论断启示我们：人的社会实践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价值认同，与先辈们创造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谱系具有类似生物学遗传性的血脉联系，任何时候都不能割裂历史、摒弃传统，而应通过挖掘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寻求社会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建构起表征本民族鲜明精神标识的价值认同体系，通过对历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价值认同的更迭发展。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必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从历史形态来看，人的社会实践在长时段的历史沿革中呈现出三种形态，即建立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依附形态，以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相对独立形态，人的自由发展形态。人的价值认同便建立于这三种社会实践形态之上。不同社会实践形态中的价值认同具有不同特征，但整体上呈现出从自发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从压迫到解放的逐步发展、螺旋提升的态势。历史条件的基础作用和历史形态的演进态势，共同构成了价值认同的社会实践性驱动机制。
二、价值认同的生成机制
总的来看，价值认同在本质上是个人认同、群体认同、社会认同的辩证统一，遵循“经验—情感—理性”的生活逻辑和发展理路，是人们基于对个人生命和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体认和理解，建构而成的有关“我是谁”、“我们是谁”的身份角色归属，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意识、价值追求和价值实践。
除却社会实践的基础性规定作用，价值认同还是人们自主建构性的实践活动。这种自主性是人作为价值主体和认同主体的地位确证，更是人之为人的权利、责任、能力的表征，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认同标准的自主选择。尽管社会历史条件对价值认同具有前置性、根本性的规定作用，但是在具体的价值认同过程中，人们总是会按照自己认可的标准和尺度对价值关系进行相应的评判和选择。二是认同定位的自主调适。价值认同遵循着人们对自我身份的定位而展开。而身份定位向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随着个体自然生命成熟、心理品质发展、社会人格完善进行不断调适，并通过与交往对象和社会大环境的互动，呈现出动态化的身份归属。三是认同取向的自主建构。人们是否认同某种生活方式、政治制度、法律规范、文化传统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观念及其实践形态，是否契合人们的现实需要与生活理想，是否切合人们的情感倾向与心理结构，是否有助于人们成长发展与良好社会关系的确立。简言之，真正意义上的价值认同绝非是机械化、强制性的“给定—接受”，而是自主性、创造性的“生成—建构”，也只有充分尊重人的主体地位、激活人的主体意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社会价值导向才能真正转化为个人价值取向，才能实现高水平、持久性的价值认同。
医院可以加强对于妇科护理人员的思想教育,让他们能够主动的去与患者进行交流沟通,意识到与患者交流沟通的重要性,让妇科患者了解到妇科护理的重要性和难度所在,积极的配合妇科护理人员完成护理工作,认识到配合护理工作完成的重要性,让患者和婴儿都能够获得更好的护理,避免不必要的安全隐患的发生。
内在否定性是事物通过自身内在矛盾运动，实现自我否定、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特性。这是辩证法区别于形而上学的根本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必然灭亡的科学方法论，更是我们透视把握价值认同生成机制的首要出发点。从内在否定性的角度来看，诞生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价值认同，其所面临的基本矛盾便在于“我们想要什么”的社会价值导向与“我想要什么”的个人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7]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和实现全体社会成员价值认同，说到底就是要解决社会价值理想、价值规范与个人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就是要从社会存续运行的高度，以社会的名义，引导社会成员弥合个人价值取向与社会价值导向的间距和冲突，推动社会价值导向向个人价值取向的转化，实现个人对社会价值的认同和践履。在这一基本矛盾中，社会价值导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个人价值取向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个人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价值选择背后，总是蕴含着政治制度、法律规范、道德伦理等社会内容，总是充满着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诉求之间的矛盾冲突，总是以科学、艺术、哲学乃至宗教等社会意识形式展现出来。也正是在个人对社会内容的深切体认、对社会矛盾的全面把握、对社会意识形式的合理运用中，价值认同才得以实现不断调适和发展。
三、价值认同的教育理路
立足价值认同本质及其生成规律，着眼当前的价值观教育实际，我们以为，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转化”，应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外推”与“内生”相结合，在充分发挥其各自独特优势的基础上，着力探寻以下四条理路：
玩过英雄联盟的都知道每个队伍中的核心输出点，比如adc、ap被称为C位。“C位出道”意为形容团队灵魂中心人物被大家了解关注。最早出自真人秀节目《偶像练习生》，形容九人男团NINE PERCENT中的第一名蔡徐坤。
探讨价值认同的本质意涵和生成机制，其目的在于澄明价值观教育的规律遵循，提升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转化”的质量和水平。长期以来，围绕究竟如何建构价值认同，人们在教育上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路向、“外推”与“内生”两种模式。[9]“自上而下”说的是基于一种先验的理论假设，通过一整套制度设计和规则制定，对人们的价值认同实施系统的、规范化的教育干预；“自下而上”说的是在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多样化事实的基础上，通过交往对话引导受教育方实现价值认同。随着“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等理念的兴起，“自下而上”愈发成为价值教育领域的主流声音，而“外推”与“内生”则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一路向提出的价值认同模式。“外推”就是按照“以己推人”的理路，从觉知自我价值意识出发，沿着“自我—他人—所有人”的思路，逐步扩大价值认同的范围；“内生”则将价值认同看作人们社会交往的关系结构，然后基于这一结构的存续优化，向内向下提出相应的价值秩序和规则，并促使社会成员在意识和行为层面普遍适应之。上述路向和模式在不同历史阶段、文化语境和教育场域中均有其合理之处，也为新时代价值观教育提供了有益借鉴。
第一，基于价值认同本质意涵，探寻“整体推进、逐层跃迁”的教育理路。如前所述，价值认同是个人认同、群体认同、社会认同的辩证统一。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转化”时，既要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个人价值目标、价值取向的转化，也要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群体性价值意识、价值规范的融通，更要引导个人和群体在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基础上，凝聚价值共识、提升价值自觉，从而整体性、系统性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成长、群体责任、社会运行中的落细落小落实。同时，鉴于价值认同内在蕴含经验、情感、理性三个逐级递升层次，整体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转化”，还应依据不同层次价值认同的发生规律，突出重点，着力攻关，实现价值认同的逐层跃迁。在经验层面，突出“日常生活”这个关键场域，通过规范引领以获取生活资料为指向的日常消费活动，以地缘、业缘、趣缘为纽带的日常交往活动，以网络、影视等为载体的日常休闲活动，营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向同质的日常生活环境，夯实价值认同的经验基础。在情感层面，突出“社会心态”这个关键变量，通过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增进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向情感体验。在理性层面，突出“知识教育”这个重要环节，运用学校教育、普及宣传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共建活动等方式，强化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知和深度认同。
第二，基于内在否定性发展机制，探寻“张力把握、均衡协调”的教育理路。社会价值导向与个人价值取向的间距和冲突，作为价值认同内在否定性的基本矛盾，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这一矛盾集中凸显为一元与多元、本土与世界、现代与传统三种较为突出的张力结构。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转化”，需要妥善处理和把握好这一张力结构，在有机协调、相对均衡中，增进和实现价值认同。对于一元与多元的矛盾张力，既要毫不动摇、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又要兼顾好不同职业群体、不同地域的多样化需求，实现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均衡协调。对于本土与世界的矛盾张力，既要始终坚持中国立场、以我为主，以推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心，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又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宽广的世界视野，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价值观念变革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大势，批判借鉴其他国家价值观教育经验，提升我国价值观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对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张力，要坚持“不忘本来、面向未来”，既深入挖掘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具有穿越时空价值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又根据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扎实推进理念、手段和方法创新，增强价值观教育的时代感和科学性。
从根本上来说，现如今的老年人拒绝再做子女的“免费保姆”，开始提出“有偿带孙”的要求，实际上反映出的是社会经济关系、养老机制改变对家庭伦理关系的冲击。因为以前是父母帮子女带孩子，父母老了以后子女再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这其中多少有一种“等价互换”的成分在里面。而现在很多老人老有所依之后不再依赖传统的“养儿防老”，这也是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体现。那么作为子女，只要条件允许，给父母一些“亲情补贴”，让父母能够体会到自己劳动的价值所在，顺便也让父母手头宽裕一些，心里的安全感多一些，又有什么不好呢？
第三，基于社会实践性驱动机制，探寻“问题导向、实效为先”的教育理路。社会实践的基础条件和历史形态深刻构成价值认同的现实根基和动力源泉，也为价值认同的健康发展不断提出新问题，导引新方向。就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转化”而言，既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追问“究竟应该将价值认同看作不证自明的‘常识’，还是应从更深层面、更大视域体认和彰显其广阔的理论意涵”，“究竟应该将价值认同单纯地归结为‘个人事务’，还是应将之当作‘社会性文化性存在’，在更为纵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谱系中审视把握之”，“究竟应该怎样真正以价值观教育的方式推进价值观教育，而不是将之混同于知识教育和技能教育”等问题，又需要审视资本逻辑、消费文化、娱乐精神“深度合流”的复杂现代性背景，从实践上破解理想主义失落与功利主义蔓延相伴相生、工具理性肆虐与价值理性隐退同步显现、英雄主义消解与世俗主义泛滥如影随形等突出问题，有效回应类似“佛系青年”、“人间不值得”等无奈的人生慨叹与潜隐的生活态度，提升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第四，基于主体能动性建构机制，探寻“深层嵌入、有序引导”的教育理路。如前所述，价值认同是主体能动性建构的实践活动，与人们的利益诉求、情感倾向、心理结构密切相关。这就需要我们在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转化”时，兼顾好人的有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锁定对实践活动自觉程度最高的焦点意识持续发力，引导好人们的有意注意和行动自觉，使价值认同逐步渗入到下意识、潜意识、无意识等心理界面，沉淀固化为一种“直觉性思维、自动化反应和习惯性行为”。[10]为此，要锁定群众广泛关注的思想理论问题，实施深度解读、定向引导，廓清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迷雾，夯实价值认同的思想基础。要找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最大交汇点，抓住群众最迫切、最现实的利益难题，进行重点突破、逐步推进。要着力激活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共鸣，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途径，通过理论阐释、艺术渲染、实践养成，以思想性的力量、艺术性的魅力、实践性的体验，铺设和筑牢价值认同的情感通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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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251.
[4][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146，669.
[6][10]任志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日常生活维度[J].教学与研究，2016(12).
[7]孙正聿.理想信念的理论支撑[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8-9.
[9]贾英健.重建当代价值认同的致思理路和方法解答[J].湖南社会科学，2006(2).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19)05-0059-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17CKS032）。
本栏责任编辑 朱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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