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社群的群体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社群论文,群体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3)11-0110-07
文学社群成员作为其所属群体的一部分，个人的利益与群体的发展休戚相关，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壮大群体势力，在文坛上取得更多话语权，所以对于社群的每一成员来说，必须要以实际行动展示一种身份认同和群体意识，以增强社群的凝聚力。在1926代新文学的草创阶段，文学社群成员群体意识体现得还不是特别明显，文学社群更多采用明确的条文来规定成员的义务，规范成员的行为。比如文学研究会有《文学研究会简章》，创造社则有《创造社社章》，对会员的加入以及履行义务都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些条文规定显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对凝聚当时的文学社群起到重要作用。到了1930年代，文学社群成员的群体意识明显增强，成为文学社群凝聚的关键性因素。即使是左联这样一个有着严密组织纪律性的文学社群，其成员身上也表现出浓厚的自发的群体意识。这个阶段文学社群的成员尊崇共同的价值信仰和文学观念，努力维护群体的利益，积极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来展现群体认同。从具体表现方式上来看，每个社群成员主要采用党同伐异、互相声援，书评创作、互相赞誉，选辑评奖、促进凝聚等三种方式，努力使文学社群保持着形态的稳定和内部的统一，形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由此构成1930年代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
一、党同伐异，互相声援
对于文学社群之间的激烈争斗，现代作家往往都有切身深刻的体验，沈从文在一封给杨南生的信中说：“派别不同，则互相轻视；同流合污，则人皆天才。”①郭沫若曾受到文学研究会的挤压，所以感慨更深，“一种团体便是一种暴力，依恃人多势众可以无怪不作。”②“是自家人的做译品，或出版物，总是极力捧场，简直视文艺批评为广告用具；团体外的作品或与他们偏颇的先入之见不相契合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③在思想多元、意识形态矛盾激化的1930年代，大的文学社群往往以“势”压制和排挤小的文学社群，而小的文学社群不甘心被打压，奋起反击，文学社群之间的冲突表现得更为频繁和激烈。在冲突中文学社群爆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彰显出浓厚的群体意识。社群成员选择一致对外，党同伐异，抨击对立的文学社群；对内则是团结一心，互相声援，努力维持社群的整体形象。
在左联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这种文学社群之间的党同伐异、内部的互相声援表现得比较突出。左翼阵营同仇敌忾，齐心协力，以猛烈的姿态对“自由人”、“第三种人”进行了批判，这在文学史中已经得到充分表述，在此不再赘言。我们更多关心的是“自由人”、“第三种人”的反映。站在文学社群的角度上来看，杜衡、胡秋原等与施蛰存私交甚笃，思想观点和文学观念接近，本质上应隶属于以施蛰存《现代》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文学社群。与左联相比这个社群虽然势单力薄，但在论争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们在为维护社群内部成员利益时所作的顽强反击。
论争源于苏汶(杜衡笔名)看到胡秋原在《文化评论》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后，深有同感，于是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在对胡秋原表示认同的同时对左翼运动的话语“霸气”提出批评。左翼作家群起而涌之，周扬、何丹仁(冯雪峰)、易嘉(瞿秋白)乃至鲁迅纷纷撰文批判杜衡。论争是由杜衡一人引发的，但在论争中左翼阵营的胡风直接把施蛰存、沈从文、穆时英、杜衡、巴金、郁达夫都归到“第三种人”的范围。④为维护《现代》杂志的中间立场，作为《现代》主编的施蛰存一直避免论争，甚至对引发论争的杜衡也是心怀不满，当左翼把他当“第三种人”批判的时候，他极力否认自己是“第三种人”。然而施、杜两人是“总角之交”，从璎珞社、文学工场、水沫社到《现代》，如影随形，相互关照，尽管在一些观念上存在着分歧，但这种分歧并不足以影响到他们的关系。身处于同一个文学社群，当杜衡受到左联的批判时，施蛰存短暂犹豫之后还是撰文支持杜衡。他说苏汶的《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这篇文章，也很有精到的意见，和爽朗的态度……”⑤，并且说自己“对于文艺的见解是完全与苏汶先生没有什么原则上的歧异的”“凡是进步的作家，不必与政治有直接的关系。”⑥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杜衡的理解与同情。戴望舒虽然当时身在法国，但在得知情况后马上撰文，“正如我们的军阀一样，我们的文艺者也是勇于内战的。在法国的革命作家们和纪德携手的时候，我们的左翼作家想必还是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吧！”⑦以纪德是法国文坛的第三种人但未收到法国革命作家的批判为例，为杜衡鸣冤叫屈，对国内的左翼作家进行了辛辣讥讽。穆时英则反击左联说：“我是比较爽直坦白的人，我没有一句不可对大众说的话，我不愿像现在许多人那么地把自己的真面目用保护色装饰起来，过着虚伪的口子，喊着虚伪的口号，一方面却利用着群众心理，政治策略，自我宣传那类东西来维持过去的地位，或是抬高自己的身价。”⑧在个人反击的同时，他们还密切关注外部环境，群体成员之间及时沟通。正是群体意识作用下社群成员党同伐异，互相声援，才彰显了以施蛰存《现代》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文学社群的整体面貌。
在左联与论语派的论争中，双方也是剑拔弩张，不遗余力地互相攻击，群体意识也表露无遗。虽然论战双方的主帅是鲁迅与林语堂，但最有意思的还是围绕这两个人，各自社群纷纷派兵遣将，攻击对方。章克标曾说：“鲁迅部下的走狗是极多的，以前的老例，每有一次对他的恶评，他部下便是疯了似的齐抢出来的，真像一个恶狗村。”⑨话虽恶毒，但也的确生动表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一旦发生论争，左联文学社群总是显示出极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事实上论战中的论语派也毫不示弱，不落下风，他们或旁敲侧击，或直接进攻，积极帮腔，对鲁迅的批判作出了反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邵洵美。作为论语派圈子里的一员，邵洵美对鲁迅非常不满，出于打抱不平，1933年8月邵洵美也写了一篇文章《文人无行》，文中写了五类文人，其中第三类是“学问有限，无处投奔，但是外国文字，倒识得一些，于是硬译各种文章，自认为时代前进的批评家。”第五类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当局欠薪，家有儿女老小，于是在公余之暇，只得把平时藉以消遣的外国小说，译一两篇来换些稿费。”⑩这两类文人明显是隐射鲁迅，为林语堂助阵。鲁迅当然毫不示弱，马上进行了反击，先后发表了《各种捐班》、《登龙术拾遗》多篇文章，挖苦邵洵美因妻而贵，是靠岳家的钱“捐做”了“文学家”。《新秋杂识(三)》中则以戏谑的手法写了一首诗“野菊的生殖器下面，蟋蟀在吊膀子……质之‘新诗人’邵洵美之流，不知以为如何？”讽刺邵是热衷写性写恋爱的新诗人。邵洵美想方设法进行反击，他和章克标处心积虑地翻译了鲁迅给日本杂志《改造》写的一篇日文文章《谈监狱》，别有用心地加了“附白”、“识”、“编者注”等刊登在《人言》上，把鲁迅直接暴露在国民党当局面前，很有点居心叵测的意味。1935年邵洵美又在《人言》发表了《劝鲁迅先生》，在反驳鲁迅说他“有钱”的同时，批判鲁迅像“政治家”，“他的确有号召的力量：于是咒骂之声便洋溢乎文坛了。”并且“希望他从此能表现光明的态度与行为。”(11)双方论争一直到鲁迅逝世前后，邵洵美还耿耿于怀，写了两篇文章《鲁迅的造谣》、《鲁迅不是思想家》，批判鲁迅“私人攻讦”，“笔法刻薄，气量小”。所以回顾两人的论战，可见邵洵美挑起战火的原因表面来看是帮助林语堂出头，更进一步来说是为了论语派的群体利益，在于党同伐异的群体意识的驱使。
二、书评创作，互相赞誉
19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社群的群体意识还表现在书评创作中。这个阶段每个文学社群都有几个批评家，来承担着群体宣传的重任。同一社群成员之间往往通过书评创作来互相赞誉，表达共同价值信仰或者相近的写作旨趣，从而宣扬和建构所属文学社群的价值观和文学观。
首先左联的书评创作中这种特点就体现得非常明显。鲁迅曾经描述左联推荐文学新人的过程，“涉及到名人和社团背后的势力因素，一旦和势力沾边，原本力量薄弱的个体便可借势力之助改变自身的位置，拥有势力的社团的作用远远大于个体的单枪匹马的闯荡，借助左联这个团体及名人的势力而推出新兴作家，是一种快捷而易见成效的策略。”(12)左联对于丁玲的塑造，正是这种策略运用的典型。1920年代丁玲凭借着《莎菲女士的日记》一举成名，成为小资产阶级女性作家的代表，而到了30年代，因为小说《水》则转变为无产阶级的代表作家，这个转型正是左联的宣传与炒作的结果。对于《水》这部作品，丁玲自己并不是很满意，但左联成员却写了一系列书评，一致给予极高评价。冯雪峰发表了《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称赞《水》是无产阶级“新的小说的诞生”的标志，是“我们应当有的新的小说”的典范。(13)钱杏邨则宣称《水》“是左翼文艺运动一九三一年最优秀的成果”。(14)作为丁玲的平民女学到上海大学老师的茅盾，指出《水》的重大意义：“虽然只是一个短篇小说，而且在事后又多用了一些观念的描写，可是这篇小说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过去的‘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并断言：“在左联的干部中，她是一个重要的而且最有希望的作家。”(15)鲁迅对丁玲也评价甚高，1933年在回答朝鲜《东亚日报》记者申彦俊时，他说：“丁玲女士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16)1934年鲁迅与茅盾共同编选英译本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把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水》编入其中。左联在发表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丁潘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中更是把丁玲称为“中国特出的女作家，是新革命文艺最优美的代表者。”(17)所以左联正是借助于集体的力量，完成了对丁玲“文坛偶像”的塑造。
左联旗下的社会剖析派群体也采用发表书评的方式，对彼此作品进行赞扬或者批评，以此加强彼此的联系，反映成员间意气相投、同心同德的群体姿态。作为文坛的前辈和社会剖析派的核心，茅盾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突出，他为这个社群的其他成员写了很多的书评。当沙汀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出版后，茅盾就马上写了《〈法律外的航线〉读后感》，对沙汀大加揄扬。当艾芜的中篇小说《春天》发表后，茅盾又马上写了《〈春天〉》，对艾芜大加赞赏。虽然与吴组缃从未谋面，茅盾一开始就其创作非常关心，当最初《字金银花》发表时他只是认为“作者的一支笔驱使材料，毫不吃力，自然动人……”(18)，而一个月后《一千八百担》发表时，他则认为作品“有令人不能不注意的光芒”，作者是“生力军”，“已经证明了他是一位前途无限的大作家。”(19)给予了吴组缃很高的评价。1934年7月，茅盾又用较长的篇幅评述了吴组缃的《樊家铺》。同年10月又专门写了《〈西柳集〉》，详介吴组缃的创作。投桃报李，《子夜》一发表之后，吴组缃就马上写了《评〈子夜〉》，对茅盾大加赞赏，“茅盾之所以被人重视，最大原故是在他能抓住巨大的题目来反映当时的时代与社会：他能懂得我们这个时代，能懂得我们这个社会。”(20)对于社会剖析派的其他成员也是如此，吴组缃在后来应余冠英《国文月刊》约稿介绍抗战以来的优秀作品时，选择的是艾芜和沙汀的四篇小说，认为在当代的小说作家中，艾芜先生和沙汀先生“是成功的作者之中出人头地的两位”，说《在其香居茶馆里》“不止在抗战来的文艺中这是一篇超拔的作品，即在全个中国新文艺史上，可以想与伦比的作者亦不多见。”(21)表现出社群强烈的认同感。正是成员之间互相赞赏，社会剖析派才声名鹊起，最终成为30年代文坛产生较大影响的文学社群。
在以施蛰存《现代》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文学社群中，书评创作也成为表现群体意识的主要方式。虽然施蛰存一再强调《现代》走的是“中间路线”，但内心却无法掩藏其鲜明的群体意识，表现在他对于现代派作家的创作总是赞不绝口，而且不断鼓励他们进行创作。早在戴望舒留学法国时，施蛰存就对他热情鼓励并寄以很高期望，谈到戴望舒在中国文坛的地位，施蛰存则评价说：“戴望舒在新月诗风疲敝之际，李金发诗材枯涩之余，从法国初期象征诗人那里得来了很大的影响，写出了他的新鲜的自由诗，在他个人是相当的成功，在中国诗坛是造成了一种新的风格。”(22)如此毫不忌讳地高度评价圈内作家，这在现代文学史上似乎并不多见。如果说施蛰存和戴望舒是总角之交，这样的亲近是自然而然之事，那么他对于穆时英、刘呐鸥等现代派作家的赞誉，则显示了他对社群共同价值观的建构所做的不懈努力。他把穆时英的《公墓》放在创刊号的首篇，并且在《编辑座谈》这样评价说：“尤其穆时英先生，自从他的处女创作集《南北极》出版了之后，对于创作有了更进一层的修养，他将自本刊所刊载的《公墓》为始，在同一个作风下，创造他的永久的文学生命，这是值得为读者报告的。”“一个能使一般徒然负着虚名的壳子的‘老大作家’羞惭的新作家”，“以为我们可以加以最大希望的作者”。(23)除《公墓》外，穆时英的其它几篇重要作品都发表在《现代》上。不仅如此，施蛰存还在第2卷1期的《社中日记》中，评价了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并认为，“在目下的文艺界中，穆时英君和刘呐鸥君以因熟的技巧给予人的新鲜的文艺味是很可贵的。”他还组织傅东华、杜衡、钱杏邨等人在《现代》杂志上对穆时英《南北极》的修订本进行专门的“酷评”。也正是这种热情和偏爱，才使得戴望舒、穆时英、刘呐鸥等人声誉日隆，这个社群的影响才逐渐扩大，从而成为30年代文坛上最为重要的文学社群之一。
相比上面两个文学社群而言，京派在书评创作方面则做得更为出色，这首先得益于京派李健吾和常风这两个批评家的书评创作。京派著名批评家李健吾是《大公报·文艺副刊》“书评”专栏的常客，他把发表在“书评”专栏上的文章1936年结集题为《咀华集》出版。《咀华集》一共11篇文章，其中8篇评价的是京派作家的作品：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沈从文的《边城》、萧乾的《篱下集》、曹禺的《雷雨》、蹇先艾的《城下集》、卞之琳的《鱼目集》、李广田的《画廊集》和何其芳的《画梦录》。在这些书评创作中，李健吾以他的热情对京派的这批作家予以高度评价。如在评价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称赞作品“最富有现代性”，表现了“一个女性的细密而蕴藉的情感”，“达到一个甚高的造诣”。(24)在评价沈从文的《边城》时，认为“他的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空气，现今中国任何作家所缺乏的一种舒适的呼吸。”(25)而对于京派的萧乾、卞之琳、李广田和何其芳这些年轻作家，他更是大加赞赏，如评价萧乾的《篱下集》：“他的文笔充满了希望。”(26)评价何其芳时说：“我们得佩服他的聪明。他避免抽象的牢骚，也绝少把悲哀直接裸露。他用比喻见出他的才分，他用技巧或者看法烘焙一种奇异的情调，和故事进行同样自然，而这种情调，不浅不俗，恰巧完成悲哀的感觉。”(27)这些热情评价与褒奖，不仅激发了京派年轻作家的创作激情，而且进一步扩大了京派群体的文坛影响。“李健吾的这种对‘京派’作品评论的重点，使他仿佛成了‘京派’文学成就的‘宣扬者’。或者说是‘发言人’，及时地向‘京派’之外的文坛报道了‘京派’的文学成就，并及时向文坛推荐‘京派’年轻一代作家，在当时具有特殊意义。”(28)
与李健吾热衷于评价京派作家稍有不同，京派的另一位批评家常风写作书评的范围更广，然而他对于京派的喜爱和对于海派的厌弃则表现得更是一览无余，更表现出社群成员维护文学社群的坚定性。在评价朱自清《欧游杂记》时，他赞誉了朱自清的自谦和“试验”，“假如我们的文学都能和朱先生一样，注意一下这种‘雕虫小技’，不要存心不屑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傻事，想凭那一星星天才去驾驭文字，那末，我们到现在还会缺乏一部可以读得的书？”(29)在谈到萧乾《书评研究》时，他认为：“这书的装璜很不美，但是丑的外表掩没不了真的价值。”(30)但是一旦当他评论海派的一些作家时，就不再显得那么客气。被鲁迅誉为“十个最优秀的”(30)左翼作家之一的周文，在常风的眼中则很一般，“(《烟苗季》)这小说从开始到结尾缺乏重心……他在后记中说他没有把握写长篇，这确是诚实的自白。这部书就完全暴露了作者缺乏处理题材和组织故事的能力。”(32)评价杜衡《漩涡里外》，则是：“这书中的人物似乎除了徐子修一人之外全少活气……很令我们茫然于这部小说的主旨。”(33)而左翼领导人阿英的《春风秋雨》在他看来：“总括说一句：作者在剧中未曾十分注意到人物性格应如何表现。”(34)也不是一部成功地作品。甚至左联的著名作家茅盾，在他眼中也是名不副实，不值一提，认为“这部《子夜》是一个失败，一个大失败……”(35)至于左兵的小说《天下太平》，“十四五万字几乎‘只留下个概念’”。(36)而这样的一部作品居然获得良友图书公司的“文学奖金”，在他看来实在非常可笑。在评价张天翼的《反攻》时，他更是借题发挥，标榜北方文坛的安静，嘲讽海派的喧嚣。
此外，京派集中对圈内作家的重点推介促进了京派书评的创作。比如他们就围绕废名的小说写了很多书评，从不同的角度对废名大加赞誉。作为废名的老师，周作人对这个学生的好评自不待言。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多次评论了废名的创作，在《论冯文炳》一文中，他说：“作者所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作者是‘最能用文字记述言语’的一个人，同一时是无可与比肩并行的。”(37)在《从冰心到废名》中，他心悦诚服地说：“不黏不滞，不凝于物，不为自己所表现的‘事’或表现工具‘字’所束缚限制，谓为新的散文一种新格式。”(38)虽然李健吾没有写专门的文章评价废名，但是他在多篇文章提到废名，并予以了很高评价。在《咀华集》中评价《边城》时他就把沈从文与废名进行了比较，认为“废名先生仿佛一个修士，一切是内向的；他追求一种超脱的意境，意境的本身，一种交织在文字上的思维者的美化的境界，而不是美丽自身。”(39)在评价何其芳的《画梦录》时，他则用很多的篇幅议论废名的创作，尤其对《竹林的故事》赞不绝口。京派的理论代表朱光潜从东西方比较文学的角度，对于废名的《桥》进行了分析，论述更为深入，认为“全书是一种风景画簿，翻开一页又一页”。更吸引人的是作品的理趣，“‘理趣’没有使《桥》倾颓，因为它幸好没有成为‘理障’。它没有成为‘理障’，因为它融化在美妙的意象与高华简炼的文字里面。”(40)这种针对一个作家进行的集中的书评创作，不仅扩大了作家本人的影响，而且增强了文学社群成员之间的互相沟通，促进了互相之间的友谊，更强了文学社群的凝聚力，体现了团结一致的集体意识。
三、选辑评奖，促进凝聚
1930年代文学社群还借助自己的出版机构来选辑出版丛书，巩固其成果，有的还采用评奖方式，来广布其影响，促进文学社群的凝聚。
在选辑评奖以促进凝聚方面做得最明显的还是要算京派，其中一件大事就是《〈大公报文艺选刊〉小说选》的编辑出版。1936年《大公报》创刊十周年，萧乾策划编一本在“文艺”副刊上已刊的小说的选集，请林徽因做主编，林徽因慨然答应，很快完成了编选工作，并撰写《〈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这本小说选一共选了22人30篇作品，仔细考察这个作家名单，深有含义。集中沈从文4篇，萧乾3篇，其他每人1篇。入选的杨振声、李健吾、凌叔华、林徽因显然都是京派的骨干，而老舍也可算是京派的外围成员。左翼成员只用了张天翼、沙汀两人的作品，而当时两人作品左翼色彩还不是那么明显。此外，入选集子还有一批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家，如崭露头角的新作家李同愈，他曾说过：“无论如何，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到底引诱了许许多多年青的读者，照亮了通到文学之园的途径。至少我就是其中的一个。”(41)也可算是京派扶植出来的年轻作家。刘祖春是沈从文的湘西同乡，由沈从文资助1934年来到北京求学，受沈从文的影响走上了文学之路。李辉英是沈从文在上海中国公学中文系的学生，沈从文一度对他赞赏有加。程万孚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他与他的弟弟程朱溪与沈从文书信交往颇多，友谊深厚。隽闻(王林)1931年在青岛大学外文系读书期间，旁听了沈从文小说习作课，1932年在《现代》杂志第2卷第2期上发表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岁暮》，得到了沈从文的热情鼓励。徐转蓬是30年代崛起的青年作家，虽然在上海读书，但他把稿子寄给沈从文，其中有些稿子还是经过沈从文仔细修改过的。由此可见，这些年轻的作家当时都是围绕在京派周围，往往或多或少和京派有着某些渊源，与京派成员多为师友关系，因此这个选辑的群体意识昭然若揭。
此外京派发起的《大公报》文学奖评选也是一次典型的社群群体性行为。1936年萧乾组织了《大公报》文学奖评选活动，这次评奖虽然面向全国，但是首先在评委的选择上就暴露了社群的意图，十个评委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沈从文、林徽因、凌叔华，其中大多数都是京派人士，而叶圣陶、巴金、靳以则是与京派关系密切、支持京派文学主张的作家。再从评奖过程来看，何其芳的《画梦录》获得了散文奖，曹禺《日出》获得了戏剧奖，芦焚(师陀)的《谷》获得小说奖。尽管我们并不否认这三部获奖作品的艺术成就，但最关键的恐怕还是这三人当时都是京派作家的身份。比如最重要的小说奖一波三折，最初考虑的对象是左翼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最后还是给了当时京派芦焚的《谷》。而曹禺的获奖首先得到当时评委杨振声的关照，在1937年2月20日胡适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读曹禺(万家宝的笔名)的《雷雨》、《日出》，杨今甫赠此二书，今夜读了，觉得《日出》很好，《雷雨》实不成个东西。《雷雨》的自序的态度很不好。”(42)可见杨振声评奖前已向胡适推荐过曹禺，所以有人认为曹禺的获奖“与文艺奖裁判委员会最为资深的领衔人杨振声的极力推荐，是分不开的。”(43)此外，曹禺还和沈从文、巴金、李健吾、靳以有过交往，尤其和这次活动的策划者时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的萧乾关系密切。曹禺与萧乾的交往始于1935年，萧乾在《大公报》副刊的《艺术周刊》上推出《〈财狂〉公演特刊》，赞扬了张彭春与曹禺改编的剧本和曹禺的成功表演。1936年年初萧乾又在《大公报》发表了曹禺的《我如何写〈雷雨〉》一文。1936年底和1937年元旦，萧乾相继在《大公报》上，以整版篇幅对《日出》进行了一次“立体化”的“集体批评”，紧接着《大公报》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曹禺的“自剖”文章《我怎样写〈日出〉》，这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造势运动无疑为曹禺的获奖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吴福辉先生坚持认为：“‘大公报文艺奖金’是带有京派色彩的一项评奖。”这个评奖的结果“是左翼将‘大公报文艺奖金’从淡化文学派别的起点，推向了京派壁垒分明的终点，这其中暗含了怎样的演变玄机？”(44)
左联也有过类似这样的选辑工作，最典型的是1934年鲁迅与茅盾共同编选英译本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为了向国外介绍中国左翼作家的新作品，进一步开拓左翼文艺运动，扩大左联的影响，应《中国论坛》的编辑人伊罗生的请求，鲁迅和茅盾选编了一本小说集。在这本小说集中，推荐的作家和开列的拟选人的作家名单共有二十四人，其中大概除了冰心和巴金之外，其他都是左联作家。鲁迅、茅盾在七月十四日信中说：“由一九三至今的左翼文学作品，我们也以为应该多介绍些新进作家：如何谷天的《雪地》及沙汀，草明女士，欧阳山，张天翼诸人的作品，我们希望仍旧保留原议。”(45)努力向伊罗生推荐左翼年轻作家。此外，被看成是《草鞋脚》姊妹篇的《活的中国》虽然是由美国人斯诺编写的，但在选文时斯诺曾为此几次请教鲁迅。鲁迅在向斯诺推荐时这样说：“当前我们最好的作家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左翼的，因为只有他们所写的内容才具有充分的生命力，足以引起知识界认真的注视。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茅盾、丁玲女士、沙汀、柔石、郭沫若、张天翼、田军、叶紫、艾芜和周文。”(46)由此可见这样的选文也体现了浓厚的群体意识。
社群群体意识是一种群体心理的外在反映，其表现方式生动地勾画出历史语境中文学社群的生存轨迹，展现了文坛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站在社群的角度来看，文坛复杂的人事交往的表象下掩藏着多种心理的矛盾和冲突，并构成了一个丰富的知识文化谱系。因而对于1930年代文学社群群体意识表现方式的研究，不仅能深入揭示文学社群内部的复杂关系，更有利于探讨社群现象对于这个阶段文学理论与创作带来的深远影响，同时也为中国现代社团流派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路与尝试。
①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②郭沫若：《编辑余谈》，《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
③郭沫若：《海外归鸿》，《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
④谷非(胡风)：《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用〈现代〉第一卷的创作做例子，评第三种人论争中的中心问题之一》，《文学月报》1932年12月第56期合刊。
⑤施蛰存：《社中日记》，《现代》1932年12月第2卷第1期。
⑥施蛰存：《社中日记》，《现代》1933年3月第2卷第5期。
⑦戴望舒：《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谛运动》，《现代》1933年6月第3卷第2期。
⑧穆时英：《公墓·自序》，《穆时英小说全编》，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613页。
⑨KS(章克标)：《要做一篇鲁迅论的话》，《金屋月刊》1929年2月1日，第1卷第2期。
⑩邵洵美：《文人无行》，《十日谈》1938年8月20日第2期。
(11)邵洵美：《劝鲁迅先生》，《人言》1935年6月22日，第2卷第15期。
(12)鲁迅：《鲁迅致申彦俊的一封佚信》，《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13)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北斗》1932年1月20第2卷第1期。
(14)钱杏邨：《一九三一年文坛之回顾》，《北斗》1932年1月20第2卷第1期。
(15)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艺月报》1933年7月第1卷第2期。
(16)鲁迅：《鲁迅致申彦俊的一封佚信》，《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17)《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丁潘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中国论坛》第2卷第7期，1933年6月19日。
(18)茅盾：《〈清华周刊〉文艺创作专号》，《文学》，1934年1月第2卷第1号。
(19)茅盾：《〈文学季刊〉创刊号》，《文学》，1934年2月第2卷第2号。
(20)吴组缃：《评茅盾〈子夜〉》，《文艺月刊》，1933年6月创刊号。
(21)吴组缃：《介绍短篇小说四篇》，《国文月刊》，1941年第11期。
(22)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灯下集》，北京开明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页。
(23)施蛰存：《编辑座谈》，《现代》1932年7月第1卷第3期。
(24)李健吾：《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咀华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66-67页。
(25)李健吾：《边城——沈从文先生作》，《咀华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54-56页。
(26)李健吾：《篱下集——萧乾先生作》，《咀华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84-85页。
(27)李健吾：《画梦录——何其芳先生作》，《咀华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55页。
(28)高恒文：《〈大公报〉文艺副刊在“京派”发展史上的意义》，《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29)常风：《朱自清〈欧游杂记〉》，《逝水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9页。
(30)常风：《萧乾〈书评研究〉》，《逝水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33页。
(31)鲁迅：《活的中国附录·鲁迅对斯诺的谈话》，《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32)常风：《周文〈烟苗季〉》，《逝水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64页。
(33)常风：《杜衡〈漩涡里外〉》，《逝水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68页。
(34)常风：《阿英〈春风秋雨〉》，《逝水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71页。
(35)常风：《茅盾〈泡沫〉》，《逝水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52—153页。
(36)常风：《左兵〈天下太平〉》，《逝水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73页。
(37)沈从文：《沫沫集·论冯文炳》，《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6—147页。
(38)沈从文：《沫沫集续编·从冰心到废名》，《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85页。
(39)李健吾：《边城——沈从文先生作》，《咀华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55页。
(40)朱光潜：《〈桥〉》，《朱光潜全集》，卷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53页。
(41)李同愈：《沈从文的短篇小说》，《新中华》1935年第3卷第7期。
(42)胡适：《胡适日记全编1937年2月20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51页。
(43)张耀杰：《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南方周末》2011年8月19日。
(44)吴福辉：《“大公报文艺奖金”有无流派性质》，《中国社会科学报》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网页。
(45)茅盾：《1934年7月14日致伊罗生》，《茅盾书信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94页。
(46)转引尼姆·威尔士：《〈活的中国〉附录一——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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