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南革命精神的源流论析
闵 帅
提 要： 浙西南革命精神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上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那种为了实现革命目标而不畏强敌、奋斗到底的品格凝成了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动力上源于浙西南广大民众对自由解放的向往，共产党人那种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而扎根群众、不惜牺牲、甘做革命先锋的行动凝成了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实践上源于对革命斗争规律的把握，共产党人那种自觉遵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断打破陈规、创造符合实际的革命路线和斗争策略的作为凝成了勇于突破的创造精神。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和勇于突破的创造精神分别作为思想、动力、实践的延伸与升华三位一体地丰富了浙西南革命精神，成为推动浙西南革命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关键词： 革命精神 浙西南 工农红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团结浙西南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在不断赢得革命胜利的同时形成了“浙西南革命精神”。这一精神既是浙西南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国红色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动力之一。不忘初心，回到源头，对浙西南革命精神的源流进行历史分析，既有助于深刻把握其精神内核，准确把握革命成功的经验，又有助于在新时代继承和发扬这一精神，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引领未来。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浙西南革命精神的思想渊源
源于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革命必胜的信念指引浙西南人民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支撑他们不畏强敌、敢于战胜任何艰难险阻，最终升华为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
（一）浙西南人民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之后，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屡遭失败的现实推动着浙西南人民把目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研究、学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1922年，一批松阳县的进步青年组织了“启新社”，置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新青年》、《解放》等杂志，组织起来研习新知识。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批批浙西南进步青年离开家乡到杭州、上海等大城市，在学习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比如，青田县人章秋阳于1922年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加入了共产党；同年，遂昌县人唐公宪在杭州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龙泉县人季步高、李逸民为了追求进步思想来到上海，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逐步增多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理论知识，开始对共产主义有所认识，从而坚决摒弃了曾经一度崇拜过的无政府主义。”①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0页。
许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进步青年积极返回家乡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习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江天蔚回到家乡松阳组织“松阳青年集思社”，趁假期开办夜校，发动青年订阅进步书刊，宣传新思想，反对社会黑暗势力。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卢子敬为启秀学校购买了许多进步报刊，刻苦研读，并介绍给学生阅读。1921年，唐公宪参加了衙前农村小学的筹办，通过办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回到家乡遂昌县建立当地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在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逐步在浙西南地区生根发芽，呈现了燎原之势。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给人以强大的理论武器，加深了革命青年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方式和前途的认识，坚定了他们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决心。在青田等地进行革命活动的进步青年周定曾试图“劝说”家乡的地主减少对农民的剥削，事实让他认识到，单靠“劝说”封建地主减轻对农民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实现农民的自由解放是永远不可能的，必须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阶级斗争的方式才能实现。麻植指出：“中国因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已沦为半殖民地泥犁地狱，所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要应时代要求而生。”② 浙江省丽水地区革命文化史料征编办公室：《丽水地区革命(进步)文化史料汇编(1919-1949)》，内部资料，1992年版，第581页。 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使以麻植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看清了民族民主革命洪流所呈现出“根本动摇帝国主义在华统治之趋势”的巨大力量，识破了民族民主革命对象色厉内荏的本质，坚定了他们甘心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献身的革命意志。
（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指引着共产党人不畏强敌、敢于面对任何挑战。源于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自信决定了共产党人处处以革命大局为重，敢于面对任何强敌、敢于直面任何艰难险阻、敢于承担任何革命重担。面对大革命失败之后的困难局面，李逸民在和其他同志讨论如何坚持革命时指出，“中央文件说得很明白，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我们都是基层党员干部，是要革命的”③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0页。 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直面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尽管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缺乏枪支弹药，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还是奋起抗争，拿起土枪土炮甚至是大刀长矛进行武装暴动，在浙西南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为了实现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共产党人坦然面对牺牲。蔡鸿猷在监狱里写下“赤血染黄花，磷光照万家”④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浙江省档案馆：《浙江革命烈士书信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的诗句，抒写了献身革命的高尚情怀。
党不仅有扎根群众的工作要求，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原则和方法，核心就是要充分认识群众中所蕴含的革命力量、真正尊重群众的创造性、积极发挥群众的主动性。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委委员邵荃麟指出，群众工作不能采取“统制方式”“自由活动的方式”或“‘包青天’的方式”，因为这些方式都违反了“统一，民主，自愿，自动”的原则。他强调“统一离开了民主，便变成统制，同时民主不能做得自动自愿的程度，也还是形式的民主”，③ 浙江省丽水地区革命文化史料征编办公室：《丽水地区革命(进步)文化史料汇编(1919-1949)》，内部资料，1992年版，第129、149页。 只有充分调动农民群众自我解放的意识，才能真正做好动员工作。因此，共产党人必须踏踏实实地工作、深入群众做调查、切实从群众利益出发，反对没有调查的瞎指挥，反对人浮于事，反对群众工作粗枝大叶。舒文指出，“用一篇演说取得农民的赞同是可能的，要想就取得信仰就不可能了”。④ 浙江省丽水地区革命文化史料征编办公室：《丽水地区革命(进步)文化史料汇编(1919-1949)》，内部资料，1992年版，第129、149页。 做群众工作没有捷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是靠革命者扎实的群众工作、一心一意为群众谋福利的态度和正确的工作方法，由少数骨干到更多人、由松散团体到严密组织，逐步达成动员和组织群众的目标。
（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支撑着共产党人战胜重重困难、革命到底。在浙西南三年游击战争中，挺进师与强敌周旋，常常身陷绝境，但坚定的革命信念指引革命者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敌人以重兵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和主力到外围作战的背景下，挺进师第二、第五纵队坚持在内线浴血奋战，以生命和鲜血保卫革命根据地。部队在严重伤亡的情况下，支队整编为大队，大队缩编为小队，最后只剩下几个人，仍然自动集合起来战斗。时值寒冬，战士们穴居饮雪，挖田鼠窝找粮食充饥，历尽千难万险，坚持到与由浙南出击的主力部队的胜利会师。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中，广大指战员始终坚持革命必胜的信念，克服了不停地行军打仗和缺粮少药等严重困难，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感动天地的革命志士。
新时代深化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不仅为司法鉴定管理制度改革提出新要求，也为探索司法鉴定监管模式提出了新任务。司法鉴定管理制度改革需要为司法配套措施改革提供引领和方向。基于时代的要求，开创司法鉴定监管的新模式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抗战爆发后，挺进师主力改编为新四军一部北上抗日，留在浙西南地区的党员和武装人员继续战斗。共产党人充分利用合作抗战的有利局面，利用抗日救亡工作队的名义，利用国民党县政府所属的县政工队、民众剧场、民教馆等组织，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发动和组织民众，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他们深入山村，宣传抗日救国，动员青年参军，发动群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农会，推行二五减租，改善人民生活；吸引大批来自无锡、上海、杭州等沦陷区的爱国进步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推进到整个地区。为了坚持战斗，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常常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把微薄薪水全部交给党组织，以解决组织缺乏活动经费和革命人员缺少生活费等困难。解放战争爆发后，浙西南党和群众不畏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掀起的“剿共”高潮和白色恐怖统治，利用土枪土炮和从敌人手中夺取的武器建立武装工作队，开展游击战争和除霸、减租、抗丁、抗税、抗捐斗争，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成为人民解放战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广东存在一定的调峰缺额。实施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35 GW，或采取实施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13 GW、新增抽水蓄能电站 1.2 GW等措施[8-10]。
浙西南人民在战胜重重困难、不断取得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转化成了直接指引人们斗争的精神力量，创造了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这一精神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指引下，不忘初心，艰苦奋斗，在逆境中寻求机遇、在困难中坚守信念、在劣势中发现优势，为争得人民的最终解放而奋斗不止。
二、人民群众对自由解放的向往是浙西南革命精神的动力来源
在开辟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之初，艰难的斗争环境迫使共产党人不得不思考如何才能获得对敌斗争的优势、如何才能在敌人“心脏地区”立脚生根？因而自觉突破了“左”倾路线的束缚，回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逐步实现了战略战术、政治斗争方式、经济斗争形式的根本转变。
（一）浙西南人民勤劳勇敢，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得到共产党人的肯定和青睐。浙西南人民饱受剥削阶级的压迫，有着强烈的自发斗争的精神。景宁畲民打酒斗争 、反盐霸斗争、畲汉人民减租和平粜斗争都展现了浙西南人民勤劳智慧又富有斗争精神，对自由解放充满向往。龙泉、松阳等地的贫苦群众自发地进行秘密串联，结成“青帮”组织，反抗地主阶级的高额地租和山租剥削。尽管浙西南人民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但是这些斗争都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原因就在于它们往往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缺乏具有远大目光的领导人物，不可避免地处于分散的状态，难以与强大的反动势力长久抗衡。因此，浙西南人民渴望有先进的领导力量、科学的革命理论来领导和指引他们取得反压迫斗争的胜利，并随时准备牺牲个人利益及至生命以拥护这样的领导力量。
共产党人和红军正是看到、理解和满足了浙西南人民群众对自由解放的渴望，才决定、才能够、才成功在此建立革命根据地。粟裕指出，“青帮”组织的主要领导人陈风生“接触过进步思想，受到过一九二八年崇安、浦城暴动的影响，向往革命”；卢子敬“早年留学日本，受进步思想影响，中途归国，回乡办学校，加入青帮，积极学习与传播革命知识。……他们领导的青帮会众，绝大多数都是当地的贫苦青壮年农民，有强烈而朴素的革命要求。”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页。 挺进师一进入浙西南地区就得到包括“青帮”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主动靠拢和衷心拥护。对浙西南人民群众的信任、依赖和为其解放而奋斗的真情使挺进师获得了坚实的民意支持，为开辟、坚持和扩大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在反抗国民党的“清剿”斗争中，浙西南人民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念，很多人为革命流血流汗甚至牺牲。在第一次反“清剿”斗争中留守根据地的第五纵队就是以当地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为主体的一支浙西南人民子弟兵。尽管这支部队刚刚组建、尚未经过更多训练就遭受了这种残酷斗争，但是广大指战员觉悟高，他们不畏艰险、不辞辛劳，甘愿为保卫浙西南革命根据地而英勇献身。陈凤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被敌人逮捕后，经受住了高官厚禄的利诱和严刑拷打，最后被恼羞成怒又无计可施的敌人残酷地钉在墙上而英勇牺牲。在浙西南游击战争胜利结束时，挺进师的成员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以由浙西南和浙南、闽浙边的工农分子和温州、上海的知识青年成长起来的新生骨干替代了来自赣东北和闽浙赣的老骨干，军队战斗力则不是下降了而是更强了。
（二）共产党人扎根群众的工作方法起到了动员和凝聚群众力量的关键作用。从创立开始，浙西南党组织就有着扎根群众、为群众谋解放的特点和优点。在土地革命战争前半期，尽管人数不多、力量有限，共产党人还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人罢工和农民反抗封建剥削的斗争。1928年，中共遂昌县委两次领导遂昌北、龙游南地区340多个纸槽的近4000名工人参加的罢工斗争，取得了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的胜利；同时还成功领导了农民闹米荒、平粮价斗争。在缙云县黄余田地区，卢湛领导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利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积极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农民贫穷的根源和地主盘剥农民的手段，推动了“二五”减租斗争。他从自家开始减租，利用农民协会的力量迫使地主就范，减轻了农民所受的剥削，唤起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在松阳县玉岩全地区，卢子敬等人组织农民协会，实行“二五”减租，向地主“闹平粜”，帮助农民度过灾荒。这些斗争激发了农民群众革命的积极性，使他们积极入团入党、参加工农革命军，为自身解放而奋斗。
在进入浙西南地区之初，挺进师就高度重视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群众工作队的经验，要求红军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粟裕说：“我们运用了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要求每个干部、战士都学会两套本领：打游击，做群众工作。”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浙西南山多人稀，为了更好的与敌作战，挺进师决定化整为零，把大部队分散行动，一边积极作战消灭敌人，一边深入乡村做群众工作。挺进师广大指战员贴近群众，深入浅出地宣传革命道理，唤醒了浙西南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意识，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许多年青人与红军关系亲密，水乳交融，感情笃实，纷纷要求参加红军。”② 中共龙泉县委党史办公室：《风雨剑川路》，内部资料，1989年版，第22页。 良好的群众工作很快让挺进师在浙西南地区扎下根，不仅迅速扩大了红军，使部队及地方工作人员由500多人扩大到2000余人，外加千余人的地方武装，还建立起一批基层苏维埃政权，展开了土地调查、登记造册、插标分青苗以及打土豪、开仓济贫、平价售盐等工作。
在主力红军进行长征的背景下，刘英、粟裕等人率领抗日先遣队怀玉山突围人员迅速组成红军挺进师，承担起深入敌后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援助南方各游击革命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行动的重担。能否承担得起这一革命重担，挺进师面临着三个严峻考验：一是敌人绝对不能容忍红军和红色政权在浙江的存在，“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蒋介石的老巢，反动势力强大，大部分地区党的组织被破坏，更没有红色根据地或游击区域作为我们的依托”。二是挺进师只有500余人，与动辄数万的敌军相比实力悬殊，在两次反“围剿”时期敌我兵力比甚至达到五六十比一。三是挺进师没有收到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甚至“不知道有遵义会议的召开”而未能及时清除“左”倾路线的影响。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挺进师之所以义无反顾地决定进入浙江开辟游击根据地，是因为他们有着坚定的信仰，始终保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念，能够清晰地看到红军的三个优势：一是有良好群众基础，“浙江的工农劳苦大众是有革命传统的，浙江有些地域的地形条件对我也很有利”；二是对革命形势有客观认识，“国民党的主力正被我主力红军吸引于北上途中，那里是主要的战场”；三是有务实的斗争策略的准备，“先遣队北上时未能在浙江省立脚生根，主要是由于当时没有分散打游击的认识和决心。”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145页。 故此，以刘英、粟裕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敢于面对强大的敌人，敢于在革命低潮下以进为退，敢于在与中共中央及闽浙赣省委失去联系的不利环境下独立奋战，毅然突进敌人的“心脏”，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并坚持到民族抗战新阶段的到来。
式中：P1、P2为断面Ⅰ—Ⅰ、Ⅱ—Ⅱ处的静压，Pa；ρ1、ρ2为断面Ⅰ—Ⅰ、Ⅱ—Ⅱ处的空气密度，kg/m3；v1、v2为断面Ⅰ—Ⅰ、Ⅱ—Ⅱ处的风速，m/s；Z1、Z2为断面Ⅰ—Ⅰ、Ⅱ—Ⅱ处的标高，m；g为重力加速度，取9.8 m/s2；hr为风流从断面Ⅰ—Ⅰ到断面Ⅱ—Ⅱ过程中的阻力损失，Pa。
（二）第一次反“清剿”斗争的经验教训促进了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公开的政权建设与秘密的政权建设相结合的建党建政模式的形成。在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大发展时期，许多干部沿用过去中央苏区形成的建党建政的具体做法和斗争方式，公开发展群众组织，公开建党、建政。然而这些做法不能完全适应游击战争的新情况，尤其是浙西南地区纵深只在百余公里且处于敌人心脏地带，很难有稳固的后方。因此，粟裕等人及时提出实行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策略，促进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第二个发展时期的建党建政策略的重大转变，从斗争策略的高度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军事力量分成“突击队”与“牵制队”，前者由少数便衣武装人员组成，以做群众工作和进行根据地建设为主；后者由主力部队担任，以公开的游击战争牵制、吸引、打击敌人，掩护和保卫基本地区，发展新的游击区为主要任务。根据地分成相对稳定的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游击基点等类型，不同类型采取不同建政策略；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游击基点又分成公开的、秘密的和“白皮红心”两面式的等类型政权，以应对各自挑战。在斗争中，游击基点不断成长为小块根据地，各种类型的根据地起到了公开与秘密的互相支持、互相掩护的作用，共同构成坚不可摧的革命堡垒。
于是我撒腿就跑，还没有跑出绿地，就看见乳白色的公路上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无声的滑行了过来。我停下来定定的看着它，它向绿地的路口一拐，冲到了我面前。我急忙躲开，这才看清是一个人骑着一辆熄了火的摩托车，看到我他也吓了一大跳，咯吱一声停到了我面前。
在领导浙西南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过程中，共产党人把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与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结合一起，以实际行动创造了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这一精神承担了由“两个先锋队”性质向人民革命斗争转化的桥梁，就是发扬共产党人不畏艰险、敢于为天下先的品格，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动并带领人民群众为了自身的根本解放而斗争。
三、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是浙西南革命精神的实践基础
为了走出革命困境，中国共产党人在浙西南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创新斗争方式、方法和策略，把对敌斗争的劣势变为优势，推动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形成了勇于突破的创造精神。
面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共产党人初步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毅然冲破右倾投降主义的束缚，从以政治斗争为主转向军事斗争为主。1928年7月，中共以遂昌工农革命军为斗争主力发动了武装暴动，揭开了浙西南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序幕，打击和撼动了国民党在本地区的反动统治。然而，敌我力量的悬殊和党的军事斗争经验的缺乏造成这一时期的武装斗争往往很快走向失败，并招致革命力量的严重损失。党及时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新的军事斗争、党的建设的具体策略，指出红军的发展“应分为多数的小游击队伍(当然非同志可参加)去帮助发动农村的群众杀土豪劣绅，打破攻城与割据的幻想，改变军事冒险的精神。”③ 浙江省遂昌县史志办公室：《中共遂昌党史》（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通过隐蔽作战的方法，一些党员和工农革命军人员长期坚持了革命斗争，保存了革命火种，为迎接浙西南游击战争这一革命高潮奠定了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始终信任和依赖人民群众，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为了动员和凝聚人民力量甘做人民解放斗争的急先锋，形成了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
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为(11/65)16.92%,其中患肢肿痛7例,下肢深静脉血栓4例;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3/65)4.62%,其中患肢肿痛2例,下肢深静脉血栓1例。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4.62%显著低于对照组16.92%(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一）在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之初，实现了军事斗争战略战术由僵化的“正规战”向灵活多变的游击战的转变。挺进师的前身是作为红军正规兵团的第七军团、第十军团，在几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形成了擅长野战和阵地战的特点。但是，为了开辟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挺进师不得不抛弃“正规战”的斗争策略，主动采取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实现了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的重大转变。为了完成这一转变，以刘英和粟裕为代表的领导人自觉冲破了“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不是采取强迫命令而是循序渐进的办法培养红军指战员逐步适应游击战的特点。他们通过逐步增加部队分散斗争的时间，使部队逐渐积累了单独行动的经验，增强了进行游击战的自信心，顺利实现了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转变。为了打破敌人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清剿”，挺进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只是一支游击队”的现实，既谈不上防御战，也不可能大量歼灭敌人，必须采取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而不是之前以阵地战作为反“清剿”的对策，从而创造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和“敌进我进”等策略思想。这些斗争经验丰富了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的思想宝库，为人民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实践基础。
（三）为了民众的解放，共产党人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充分发挥敢为人先的先锋模范作用。无论在何种革命环境下，共产党人为了民众的自由解放始终敢为人先。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共产党人的斗争更加积极主动。谢芬等人以国民党县党部改组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为掩护，在遂昌县谢同茂布店设立联络站，秘密组织党员，发展党的组织。在实际斗争中，共产党人和革命积极分子首先站出来反对封建剥削，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进行减租斗争。为了发动群众进行减租斗争，共产党人不惜从自家开始，如周定、卢湛等人就主动要求家人放弃剥削。在打土豪、分田地、分青苗的斗争中，卢子敬带头将自家的全部田契拿出当众烧毁，以消除群众的顾虑，加快了分田地斗争的进程。
残余应力检测结果显示工件的裂纹区与非裂纹区均为残余压应力且应力结果相当，表明开裂后工件应力得到释放，最终应力呈现常规渗碳层较小压应力的基本特征。
Economic Analysis of Crude Oil Tanker Using Arctic Northeast Sea Route
为了群众利益，共产党人鞠躬尽瘁，忘我工作。为了取得民族抗战的胜利，邵荃麟等人全身心地投入抗日宣传、动员、组织工作，建立了地方青年救亡工作团、龙泉县抗日动员委员会、龙泉县农民救国会、龙泉县文化人抗日协会以及儿童团、妇女队等民众组织，还办报纸、办补习学校。他身患严重的肺病，经常发烧、喘咳、吐血，仍然坚持工作，拒绝休息。他说：“我们是马。我们背负着民族解放的重任，不能停蹄啊！”① 中共龙泉县委党史办公室：《风雨剑川路》，内部资料，1989年版，第112页。 共产党人扎根群众，甘为民众利益抛头颅撒热血，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中共闽浙边委地区的龙泉、遂昌、江浦等县内与浙江省委、处属特委等失去联系，外遭受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残酷“清剿”和所谓“五户联保”“串联报告”的严密封锁，武装工作队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没有现钱，吃饭、要粮都只能记账。即便如此，“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心仍然向着共产党。晚上我们敲门，……当你一进门，他们第一句话，就问你吃过饭没有？如果没有吃饭，马上烧饭给你吃。”② 中共浙江省遂昌县委党史办公室：《戎马仙霞：革命回忆录专辑》，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168-169页。 人民群众为掩护党和武装工作队付出巨大牺牲也在所不惜，依然通过支援粮食、救治伤员、侦察引路等方式支持革命斗争。
（三）在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第二个大发展时期，适当调整了土地革命政策。在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大发展时期，土地革命政策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本策略，基本适应了阶级矛盾突出的特点。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不断上升，粟裕及时提出“设想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应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当地转变策略，调整政策，团结中间阶层，对上层分子根据其不同表现区别对待，以孤立敌人”的策略思想。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 于是根据地政权改变了打土豪的政策，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征收“抗日捐”，从而缩小打击目标，扩大团结对象，减小了革命阻力。针对本地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根据地政权采取了保护工业商发展的政策，鼓励平原城镇的殷实客商进山做买卖，促进商品流通，改善了根据地经济状况，也争取到一批资本家和工商业者的支持，取得了团结一切抗日反蒋革命力量的政治优势。1937年初，宣遂汤游击根据地的中心门阵地区就因此发展为一个被群众称为“小上海”的“小小的但又确实比较稳固的后方”。
3)摄像头的位置：在森林火点检测系统中对某片森林进行监控，如果出现火点，肯定不能通过工作人员对森林的熟悉来确定出现火点的位置，本系统中在安置每个摄像头的时候，每个摄像头对应一个经纬度信息，每次调用摄像头的时候相应的摄像头编号也会显示出来，通过摄像头的经纬度就可以知道火点出现的位置信息，工作人员就能够迅速及时地将火势给控制住，使森林能够免遭火势的侵害。
从浙西南武装斗争的开始到国共合作在浙西南的实现，共产党人善于从实际出发，创造了与具体革命形势和区域特点相适应的斗争形式、斗争策略，不断把对敌斗争的劣势成功转化为克敌制胜的优势，推进革命积极向前发展，展现了勇于突破的创造精神。
四、浙西南革命精神源流的历史启示
对于源流的历史分析清晰地展示了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勇于突破的创造精神三者分别作为思想、动力、实践的延伸与升华而相辅相成、三位一体地构成了完整的浙西南革命精神。
（一）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体现了思想之源，是浙西南革命精神不断转化成具体行为的思想前提。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展现了为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而奋斗不止的坚定性，体现了奋斗目标的可实现性、达成奋斗目标的精神要求以及实现目标过程的曲折性等内容，成为从思想信仰向革命行为转化的具体形式。首先，奋斗目标的可实现性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认识和改造人类社会的科学武器的现实价值，给近代以来探索民族复兴之路屡遭失败的中国人指出一条光明大道，指引着中国先进分子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粟裕回忆说，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我明白了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这是人类历史必然规律，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决心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99-200、152页。 其次，达成奋斗目标的精神条件就是要求革命分子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之中都要保持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尽管长期与中共中央和闽浙临时省委失去联系，挺进师还是千方百计地寻找进步刊物，从中体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得知《八一宣言》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的精神以后，挺进师马上组织党员干部进行学习和宣传。挺进师之所以始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在军队和党组织中展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教育，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党的奋斗目标的坚持是其坚持革命到底的唯一精神支柱、是其屡屡攻坚克难的唯一斗争优势、是其不断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再次，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需要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等若干阶段才能得以实现而呈现过程的曲折性，这就要求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为革命而奋斗终身的强大定力，无论革命形势如何变化，革命任务如何转变，共产党人始终拥有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自觉应对各种挑战。粟裕说：“鼓舞我们的强大精神力量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总是要胜利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信念，推动着我们从失败和挫折中接受教训，推动着我们在新的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走向新的发展。”② 《粟裕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99-200、152页。
发扬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就是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是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定力，时刻为共产主义目标再出发。这是浙西南革命精神得以落实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有为国为民担当的勇气，也不可能抓住突破创新的机会。
（二）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体现了力量之源，是浙西南革命精神能够转化为革命行动的动力之本。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是由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向人民战争转化的具体推动力，是沟通“两个先锋队”和人民革命宏力的桥梁。共产党人凭借全心全意谋求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解放、甘愿扎根群众、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动力，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凝成改造社会与自然的巨大力量。首先，承认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力量之源。面对强大的敌人，没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奋起斗争就不可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共产党人坚信人民是改造历史的火车头、坚信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正是出于这种理论自觉，粟裕指出，“游击队要能自如的活动，根本的一条是要依靠群众，会做群众工作。所以我们一进入浙江，就向部队提出了这项要求。”③ 《粟裕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99-200、152页。 其次，明确了人民群众能否凝聚成社会变革力量的关键在于共产党人能否充分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人不畏强敌，深入虎穴，消灭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打击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财产，分配给贫苦群众，使得广大人民群众从被压迫被剥削的处境下觉醒了、挺立起来，自觉砸碎身上的枷锁，投入到争取民主解放的革命斗争中，自觉拥护和捍卫根据地政权和人民军队，掀起人民战争的高潮。“这是浙南人民空前规模的革命壮举，也是全国革命低潮中一个局部的高潮，来势迅猛。”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185页。 再次，体现了共产党人谋求人民群众根本解放的奋斗目标。作为“两个先锋队”组织，共产党进行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一党私利，也不是要做新的剥削者，而是为了谋求人民的根本解放，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这决定着共产党能够经受历史和现实的考验，成为人民力量的动员者、领导者和凝聚者。
浙西南革命精神的实践主体从来就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充分发扬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相信民众、依赖民众、扎根民众、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掀起人民斗争洪流，才能为落实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和勇于突破的创造精神提供强大的实践和创新主体，承担起把这些精神转化成现实的使命。
（三）勇于突破的创造精神体现了成功之本，是浙西南革命精神不断转化为有效行为的实践基础。勇于突破的创造精神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不拘泥于固有的经验、不停留于事物表面，长于实事求是，敢于突破现实的困境，不断探求最适合的革命和发展之路。首先，自觉突破人为的老观念、旧经验的束缚，充分发现和发挥自身的优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挺进师主动放弃“左”倾路线坚持打正规战、视游击战为逃跑主义的错误思想，实现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由正规战转向游击战的根本转变，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建立游击革命根据地，掌握了战略战术的主动权。面对强大的敌人以“大拉网”的战术对根据地进行“围剿”，挺进师就充分发挥自己强大的精神凝聚力，不怕苦不怕难，主动打破常规，化整为零，采取与敌人相间对进、易地而战的策略。“敌人梳过来，我们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② 《粟裕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185页。 从而实现了敌我强弱的瞬时转化，人多势众的敌人在革命根据地中成了睁眼瞎，而人少势单的游击队却如鱼得水。其次，善于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斗争实际结合起来，不断开创新的方针、政策，无论在什么样的革命阶段总是能够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凝聚成最强大的革命阵营，把革命动力发展到极致，同时把革命对象压缩到最小，为取得革命的胜利奠定策略基础。再次，坚持从实际出发，发现革命与建设的具体规律，让革命者自觉遵守这些规律，并在不断取得胜利的实际斗争中坚定其革命必胜的信念。因此，勇于突破的创造精神是以具体的革命实践不断强化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和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并为二者的落实奠定了实践基础。
浙西南革命精神就是把科学理论、实践主体、实践过程有机融合成一种强大的执行力量，创造了一系列由马克思主义信仰、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实事求是精神向浙西南人民斗争转化的具体形式，即通过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勇于突破的创新精神三位一体地把浙西南人民的创造力量凝成革命的伟力，开创了和正在开创辉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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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闵帅，男，丽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丽水 323000）。
责任编辑：徐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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