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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问题对于出版界和教育界都是较为敏感的热门话题。它的热门，出于它的丰厚的利润回报。今年4月， 福建教育出版社兼并了一家化纤厂的新闻报道，强烈地震撼了出版界内外，引起人们对于教材教辅出版利润到底有多大的关注。其实，教材教辅对中国出版业来说，是一块特殊的领地，对它的关注，也决不是从现在才开始。
一、教材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了特别的利润意义
教材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这是众所周知的情况，不再累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有了特殊的意义——利润归谁所有的问题。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已有12.5亿的人口，其中学龄儿童、少年和青年人口的比例为1／4。我国目前实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和大学统一考试招生的教育体制，都有赖于统一编写的各种教科书。目前小学教育体制为五年制和六年制，初中为四年制和三年制，以目前开设课程计，小学到高中有几十种。这几十种课程按不同的年级计算，便有近九百个品种，按每年两学期计，教材品种又增加了一倍，再加上各科目的教学参考书，各科练习册，品种就更多了。每年两个学期的开学时，学生是否手中有课本的问题，多年来，一直被当做政治任务来对待。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这部分书的利润全部上缴国家财政，因此，出版发行这些书的出版社和新华书店并没比其它行业有特殊的所得。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书产生的利润按税收交给国家后，所余的利润便成了出版和发行单位的收入。这类书运作周期短、印量大、成本低，回收资金快，因此，利润回报率也高。这一收入区域，在形式上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运作，利润的分配上却进入了市场经济动作，成为一块“旱涝保收田”。我国出版社的审批制规定了各出版社的出版范围，因而各地出版社中的可出版教材的出版社，便在此种背景下以“经济效益好”的声誉崛起了。在1998年新闻出版署命名的150家良好出版社中， 地方出版社88家，其中有16家教育出版社、17家少儿出版社和3 家综合出版社共36家，1999年命名的14个优秀出版社中地方出版社10个里有5 个是教育社。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了这个问题。教材教辅出版，实际上是出版业中的资源“条块分割、圈地占有”的结果。
教材问题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
王益先生在《关于改进我国出版统计工作的意见》中说：“我国课本所占有的比例历来很多，近年来有越来越高之势。而且现在除课本外，又有了一种新的出版物，称为‘教辅’，大部分与教材配套发行，学生非买不可。据有关方面反映，目前教材和教辅的发行量，占有整个图书发行量的80%左右，课本以外的一般图书的发行量只占有20%左右了。（发达国家教科书占有比例很小，一般在10%以下）。”（《中国图书商报》1998年4月10日第4版）。这段话是可信的，据笔者了解，山西省新华书店1997年全年销售总码洋为13.8亿，其中教材约为7亿左右， 教辅4.3亿左右，早已超过了80%。全国1979年总销售40.7亿册、196亿印张，两年的两项教材都超过了50%。应当引起注意的是，1979年，一般图书的销售还在总销售的50%左右，而到了1996年，一般图书的销售则降到了总销售的20%，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总销售额连年上升的“大好形势”，实际上也有很多泡沫的成分，图书繁荣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王益先生所谓“学生非买不可的教辅。”
二、教辅的出版有出版界追求利润的催动，它已逐渐演变为中小学生极为沉重的负担
所谓教辅，主要有寒暑假作业、各种名目的练习册、各科的教学辅导读物等。教辅的出现，有着教育自身的需求条件，它在布置作业方面减轻了中小学师生用手抄题的体力负担，在“文革”前的6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了。各种名目的练习册则适应了应试教育的种种要求，如题型的多样化、题的难度范围、答题的具体要求等等。还有如小学生词语手册一类的工具书也在目前我国城乡教学中师资力量不强的情况下，提供了教学中的方便。在出版社开始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自收自支、自负盈亏”后，教辅读物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很快显示出来。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各地可以出版教辅的教育出版社和中央一些部委的出版社都在大力占挤争夺这块市场。在各地教委的许可下，各种教辅读物成为“学生非买不可的”读物。国家对于教材的定价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定，但对所谓教辅却没有做明确规定。很快，在不多几年的时间中，各地教育出版社同各省教委联系，开发出了门类齐全的练习册，教辅读物的利润回报使这些出版社成为盈利大户，教委系统也因此得到了数目可观的“收入”。90年代以后，各省教委在得到有关出版社的“让利”时，还得到了发行教材教辅的新华书店的“让利”。90年代以后，各省的教辅都向自己的周边省发展，以争取最大的发行利润，形成了教辅市场割据、渗透、交错的局面。后来发展起来的个、集体图书发行商也挤入这块市场，他们中某些更以盗版盗印而形成的低成本为基础，以加大发行折扣为手段，通过各种方法打通教委或者学校领导的关节，牟取暴利。中央电视台1997年的一次“焦点访谈”节目，报道了山西省临汾市郭家庄家家都有印刷机、家家都在印教辅、家家都在发行教辅的情况，令人吃惊。他们的教辅已经遍布了全国除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外的70%的地区，教辅读物的“发行人员”有3000人之多。在打击非法出版物的过程中，郭家庄的教辅读物收缴的有7000万册之多，也令人吃惊。
《中国出版》1997年4 期刊登的《沧州市打击非法印刷教辅图书活动》报道说，1987年～1996年末，河北省肃宁、河间一带，出现了专门非法印刷教辅图书约严重情况。1994年9月，肃宁县河北乡河北村， 家家有印刷机，有的个体户印刷的教辅存量竟达2300万册。1995年以来，有关方面进行打击非法出版印刷活动，对这一带月月有行动，次次有成果，立案五十余起， 收缴销毁的非法出版教辅图书的约计百吨， 收审40余人。在打击行动中，还从一个体户中查出了一本铅印联系名册，名册涉及到了除台湾港澳以外的全国各省大部分中小学学校校长。这件事情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教辅读物的高利润回报的不正常和各地学校领导在发行教辅读物中所扮演的不可缺少但并不光彩的角色。（当然，我们并不能以此来证明名册上的所有校长都参与了发行活动，但可以肯定有很多校长参与了。）
教辅读物的发展借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行政手段，掠夺巨额利润，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劣影响，它首先污染了学校教书育人的圣洁环境，污染了以教育兴国为目的的教育部门。有的学校为了获取发行利润，以大折扣订购了大量练习册给学生，有的甚至重复购买，使中小学生的经济负担骤然加重。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学校当权者中饱私囊，成为学生的剥削者。更为严重的一面是，这些练习册往往错误百出，粗制滥造，用这样的教辅辅导学生学习，只能使学生越学越糊涂。尽管国家有关部门三令五申不许加重学生负担，但学生的书包却越来越重，作业越做越难，休息时间严重不足，身体素质下降，据中央电视台1999年3 月的一次报道，城市中小学六年级在校生中近视眼的比例大约占到总数的80%。教辅的发行情况也是公开的秘密，这种以赚钱为目的的恶劣行为，在学生和学生家长中的心灵污染也是极其严重的。学校一方面在教育学生如何做“四有”新人，同时在另一方面却以自身的行为教导学生去做相反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遭受到最大损害的，便是贫困地区的中小学生，教辅读物成为他们巨大的经济负担，从而造成失学。使人忧患的还有，近几年来国家发展的“希望工程”中，有多少钱变成了教辅读物的发行利润而流入他人手中呢？中小学生已成为种种获利者都想咬一口的“唐僧肉”，成为出版社、发行者、教育系统高额利润的榨取对象。
近年来，出版界人士都关注一个对图书出版业有相当影响的经济规律：“平均利润率”，即资金投向高利润的行业和地区，以获取利润的规律。可以明确地看出，中国出版界的高利润是建立在教材教辅“繁荣”的基础上的，是借助于行政条件分割的形式取得的，并不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所谓高额利润是以牺牲掉千百万中小学生的利益为代价换取的，这是极为不公平的。
三、教材、教辅读物利润下掩盖着的出版产业危机应当引起注意
近几年来，出版界中的教育出版社犹如一匹黑马闯入社会，以富有的形象出现于国人面前。这种富有正是前述原因所致。如果对全国出版教辅的出版社进行一次统计、比较，不难发现，各社的资产和利润的多少，是以各省人口的多少为基础的。换言之，哪个省的人口多，入学年龄的儿童少年青年也必然多，教辅的发行量就必然大，所得的利润回报就必然多。而且，这种情况一般并不受到该省贫穷与否的条件影响。高额利润的获得，使其中一部分出版社超出了自己的出版范围，以高额稿酬的方式拉拢作者、译者，进而挤进别的图书领域，形成出版界的不平等竞争。我们不否认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好书，一些有价值的书，但是其超范围的出版不仅不受到批评而且还受到表彰。他们的出版实力之雄厚甚至连外国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著名出版社也无法望其项背。这种不平等竞争的结果是使原有的水平较高的文艺出版社的图书市场被抢走，因而面临困境。
从《中国图书商报》和《中华读书报》上刊登的图书广告目录中，任何一个读者都不难发现，各个教育出版社都在向不同的领域中发展着，因而使得文艺出版社、古籍出版社和科技出版社陷入困境，它们不得不要求上级部门分给自己教材教辅出版，实在争取不到，迫于生存，便会想其他办法。买卖书号以书代刊类似事情的发生，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而这些行为又恶化了市场发展和社会声誉。值得出版界乃至国民们注意的是，出版界的这种不平等竞争形成的“窝里斗”的现象，正在急速地削弱着出版的实际能力。要认清，这种“窝里斗”的混乱还只是在我国目前的条块分割下的出版业圈内进行的。而条块分割是与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的。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出版业已成为一种产业，成为按经济规律运作的产业。目前，图书出版发行的条块分割的利润回报已经引起了个、集体书商的垂涎和行动，中国如此大的图书市场的潜在利润也引起了发达国家图书产业的关注，他们都已在着手进行分割这块蛋糕了。中国出版界的“窝里斗”最终面对的将是“窝外”的竞争，这种幼稚的市场行为在未来的出版业中到底有多大的竞争力？“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近忧”仍在“远虑”也不远了。看到这些，业内人士应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出版产业的危机所在。
四、新华书店的现状及担忧
作为图书发行主渠道的新华书店，有着一整套发行机制，从总店到各省省店，到地区店，到县店，全国网点3000多个。但是，新华书店的现状也是令人担忧的，从全国销售总码洋的80%是教材和教辅看，新华书店的利润至少也有80%是来源于教材教辅发行的。如果没有政策规定教材教辅一定要由新华书店发行，如果各地书店不是采取让利的形式同各地教委达成协议，那么，仅靠另外的20%的一般图书所得到的利润，是无法维持新华书店员工的生存的。事实上，在中国各地，新华书店都在以各种“让利”方式，竭力维持着这种局面，形成一道中国图书发行的“风景线”：省级店让利给省教委，区级店让利给地区教委，县级店让利给县教委，而个体集体书店则干脆让利给学校校长等领导，这实质上也是一种权钱交易的表现。
靠着教材和教辅的发行，书店成为县里效益好、收入高的工作单位。有的县级新华书店每年只卖两个月教材教辅，其余时间便各行其便了。县新华书店的书架上图书品种少数量也少，新华书店的许多房屋被出租赚钱。山西某出版社领导为推销本社图书，曾率领发行人员去过山西省118个县中的90个县，要求寄销本社图书， 但大部分县级店持不积极态度。原因只在于，他们凭着发行教材和教辅的利润，生活已经过得很不错了，失去了或者根本就没有产生发行一般图书的积极性。新华书店属于商业部门，是更应及早进入市场的行业，形成正常的符合经济规律的图书市场，但实际情况是，得到计划经济条件保护的新华书店已经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因此也不产生竞争的活力。图书生产需要市场的信息反馈方能调整产品的结构和性能，以适应消费者的要求，但新华书店却没有这种市场信息反馈，它的垄断行业性又阻碍了图书生产部门的市场了解。未来图书消费将是一个极为积极的重要的过程，但是，维系出版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市场却是一个消极的“瓶颈”的新华书店，这样的一种机制，根本不可能适应新世纪的要求。
新华书店更为令人担忧的情况是新华书店工作人员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的状况。新华书店在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特别是在教材教辅的高利润回报中，感受不到市场竞争的激烈性，也感受不到新世纪高文化层要求的迫切性。在新华书店系统中，几代同堂、互为亲戚者不在少数。由于新华书店的收入保证，在许多地方，它成为人们向往的工作单位，也加速了这种“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近亲繁殖。又由于历史原因，新华书店中高学历者很少，卖书不懂书，卖书不懂读者的大有人在。而在所谓二渠道中，高学历者大量参与或加入，成为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例如“风入松”、“国林风”、“席殊书屋”等等，都以高智力高效益的姿态投入了图书发行界，并很快争得一席之地。面对图书市场的竞争，大部分新华书店仍把精力用在“教材教辅”发行上，想依靠政策性因素保利润，这是一种消极的竞争。事实上，未来中国图书的出版趋势，必定是目前教材教辅的减少。图书竞争将在一般图书上，而不在教材上。
新华书店没有竞争力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积极性、也没有必要性去竞争，因为他们手里有教材教辅。要发展中国图书产业，图书市场的完善是极重要的因素，新华书店的改革核心便在教材教辅。
五、对于教材教辅问题的解决构想
教材出版发行问题的解决，必须有赖于国家的整体决策。我的构想是：
1.首先应砍掉或限制“教辅”中的垃圾，由国家明确规定，不许各级机构发行或配置学生“非买不可”的教辅，净化学校的环境，以确保十五大指出的四有新人、跨世纪人才的培养。
2.其次应砍掉中小学各种名目的无用的教材，如重复的历史、地理，无用的劳动课本、体育课本等，以及无用的“乡土”教材，切实减轻学生从身体到思想、从经济到学业的负担，其他的教材由国家统一发给。
3.在《出版法》未制定之前，严格遵守1997年2月1日国家发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三十条：“中小学教科书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定或组织审定、由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出版部门指定的出版印刷、发行单位承担出版、印刷、发行。”
4.教材教辅的改革，有赖于国家教育体制的改革。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中，考试早已不再是衡量学生掌握知识、提高学习能力的标准，而变相为升学考试的拦路虎。因为中学、大学招生的人数是有限的，所以，招生的分数线就成为水涨船高的入学线，不论学生考得如何好，能升学的人数只有那么多，因此，如何不让学生考得好就成为考试命题的一种原则。其结果：偏题、怪题大量涌现，教辅读物也就层出不穷。这样，中国教育进入一种怪圈，学生为了入学，拼尽力气，挖空心思去做偏题怪题，以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而试题则用尽计谋，千方百计编出新的偏题怪题，成为考卷中的一个个“杀手锏”，使学生翻身落马。教育体制的根本问题在于相应的学校不够用，面对21世纪高新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国这种扼杀人才的做法无异于是民族生存能力的扼杀。所以，国家教育体制的改革成了“科教兴国”中的关键一环。
我以为，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做到这些是有条件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小学教材都是免费的。这样，极为有力地支持了本国本民族青少年的受教育条件，为以后的继续发展做了人才的准备，从国家经济实力看，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也可以达到。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对出版界要求：“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在目前的我国，出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区域”，既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又要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社会、经济效益综合点的选挑与操作，便显得十分重要。要想在新世纪的挑战面前站住脚，就要在改革中摸索出新路了，发展壮大自身，就要主动地从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过渡过来，我感到，在中国出版业的发展中，教材问题是一个占有相当比重的大问题。对教材问题的突破，可能是出版业走向改革、竞争、发展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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