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世界的探寻和理想人格的设计——论明清小说主潮及其流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潮论文,理想论文,流向论文,明清论文,人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考察明清小说充满生机与矛盾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明清小说作品浩如烟海，内容纷繁歧异，但其中仍然存在着共同的思想特征和精神文化取向。作为明清小说创作主体的众多优秀作家，始终关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具有匡世济俗的热肠，自觉充当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设计师的角色。这样，就形成了明清小说探索理想社会、设计理想人格这一主潮。这个主潮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奔腾起伏，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王道仁政理想与救世英雄
元末明初，是明清小说思想文化主潮的形成阶段。对王道仁政的向往，对正义与公道的期盼，对定鼎安邦的救世英雄的赞颂，对替天行道的草莽豪杰的仰慕，构成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作品的主旋律。
《三国演义》问世于人心久乱思治的社会背景之下，作者试图在历史的回顾中触及现实问题，探求由乱而治的途径。民心、人才和谋略，是作者反思历史的三个聚焦点。那些深得民心、重贤惜才、智勇兼备的创业之主或辅佐重臣，成为小说衷心讴歌的对象，因为他们具有匡危扶倾、重建太平的能力和条件。《三国演义》中帝蜀伪魏的思想倾向，固然同作者的正统观念有关，但主要是人民群众政治理想的体现。刘备和曹操，一以仁慈恤民的形象出现，一则处处显露出崇尚暴力的霸道色彩。刘备自称以“宽”、“厚”、“仁”为理政治军的指导原则，他驻屯新野，“军民皆喜，政治一新”。诸葛亮“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西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又幸连年大熟，老幼鼓腹讴歌……米满仓廒，财盈库府”。这一清平、富足的王道乐土，实际上是《礼记》中的大同世界在元明之际的翻版。而曹操所行凶残暴戾之事甚多，常常“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三国演义》以恤民与否作为褒是贬非的支点，尊刘抑曹反映了平民大众对暴君苛政的痛恨以及对明君贤相的向往。
德与才、忠贞与智慧的完美结合，是《三国演义》精心设计的理想人格。诸葛亮是这一理想人格的具体体现。诸葛亮为蜀汉集团尽忠竭智，只手补天，死而后已。这一忠贞的品格与运筹帷幄的才能相结合，使诸葛亮通身闪耀着理想的光彩。
有学者认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一个道德型的人物，此说不太确切。在三国这个角智角力、尚力贵诈的时代，政治家们所面临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挫败敌手，夺取地盘，如果只讲求纲常道德，而不把精力集中于政治与军事的较量上，那只能在逐鹿夺鼎的权利争斗中身败名裂。若无内政、外交、军事上的赫赫功业，诸葛亮的形象就不可能这样神采熠熠，千古不朽。诸葛亮出山从政时，对其弟说：“待吾功成之日，即当归隐。”诸葛亮还“每尝自比管仲、乐毅”，可见他是十分重视政治事功的。
关羽是《三国演义》中塑造的又一个理想人物，他熟读《春秋左传》，骁勇神武，有智有谋，温酒斩华雄、单刀赴会、水淹七军、刮骨疗毒等情节，都显示了他的大智大勇。关羽最为人们推重的是义重如山的品格，他追随刘备，忠贞不二，金钱美女不能动其心，艰难困苦不能摇其志。此外，粗豪爽直、勇猛刚毅的张飞，浑身是胆、武艺超群的赵云，雄才大略、少年有为的周瑜，老当益壮、勇于献身的黄忠等，也是作者着力描写的英雄形象，在这些武将身上，寄托了平民大众对重建太平世界的救世英雄的企盼和仰慕。
《水浒传》将封建政治的完善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作为思考的焦点。梁山英雄们啸聚水泊，立誓“掀翻天地”、“戳破苍天”，然后再“替天行道”，代不明不公的朝廷履行职责，重建理想的政治秩序和道德规范，张扬早已荡然无存的正义和公道。梁山泊是小说中的理想的世界，这里“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个性不同，可“识性同居”；禀赋各异，都“随才器使”。这一空想的“山寨社会主义”，反映了古代人民政治上要求等贵贱，经济上要求均贫富的平等思想。《水浒传》成功塑造了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一大批仗义直行、临难勇为的平民英雄，他们凭借出众的武艺，用以强制强的正义行动，除暴安良，拯溺济危。在他们身上，表现了古代人民对英雄人格的崇拜和渴慕。
《水浒传》作者的思想倾向集中体现在宋江这一人物身上。宋江“自幼曾攻经史”，向往功名爵禄，渴望“以忠义求进步”。他结交了众多的江湖好汉，形成了仗义疏财的性格。他身处下层，“吏道纯熟”，对社会弊端有较清醒的认识，他是带着对现行官僚体制的不满和改良现实政治的愿望上梁山的。他“有忠有义”，又崇尚功利，是道德——功利型人格和侠义型人格的复合体，在他身上反映了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
改良主义思想与补天英雄
明代中叶至清初，是明清小说主潮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和神魔小说，提出了改良政治的愿望，要求除奸褒忠、保国御侮、重整社会秩序。而盼望政治清明，颂扬善行美德，追求婚姻自由，则是世情小说共同的思想倾向。
《西游记》的改良主义倾向比较明显。孙悟空大闹天宫，搅乱了天界的统治秩序，甚至还提出要玉帝搬家让位的要求。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现存的统治秩序，而只是希望对现实进行一些改良，希望皇帝重贤惜才，使封建等级制度更加完善。唐僧师徒历尽艰险前往西天，是为了求取“劝化众生”的“真经”，使“贪淫乐祸、多杀多争”的东土之人收其“放心”，找回失落了的道德本性，以有利于“皇图永固”。从深层意蕴看，所谓“真经”实际上是一种医天安国、匡世化俗的药方，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想武器。
取经途中，孙悟空降魔斩怪、扶正灭邪，为整顿社会秩序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乌鸡国，救活了被妖精害死的国王；在车迟国，除却了蛊惑国王敬道灭僧的虎力、鹿力、羊力三位大仙；至比丘国，救出了一千余名将被国王用作药引的小儿。孙悟空以他“除了邪，治了国，劝正了君王”的具体行动，实践着改良主义的政治理想。
花果山水帘洞，是《西游记》中的理想世界。这是一方天造地设的“仙山福地”。众猴们在这里“日日欢会”，过着“不伏人王拘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虽也“分派了”“君臣佐使”，但却上下和洽，“合契同情”。孙悟空大闹蟠桃会后，还带了些仙酒回来，“让众猴们各饮几杯”，自由平等的精神在这里业已萌芽。玉华国是小说构想的人间极乐世界。这里国君贤明，市井繁华，人烟凑集，商贸发达，“真是五谷丰登之所”。这个政治开明、百姓富庶的清平世界，鲜明地打有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烙印。
《封神演义》“借商周之争，自写幻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表现了对圣君贤相的儒家仁政的向往。周文王、周武王“以仁义而化万民”，为逃难入境的百姓发放口粮，帮助无力婚嫁的贫民筹办婚事，放死牢里的犯人回家为亲人治丧。周武王攻下朝歌，第一件事就是开仓赈济饥民。小说中的西歧是一派“风景雍和”的气象，“民丰物阜，市井安闲，做买做卖，和颜悦色，谦让尊卑”，“真乃尧天舜日，别是一番风景”，这一幅和尧舜时代挂钩的理想社会图景，显然是作者面对黑暗现实而谋求改良的入世思想在小说中的折光。
《西洋记》的作者罗懋登，面对国势的昔盛今衰忧患重重，盼望能有郑和、王景弘那样的人物来肃清海疆，也希望当政者能够奋发图强，重振国威。感伤怀旧之中寄托着对未来的遐想。其他神魔小说也都取象幻域，注目人间，以理想秩序的重建为旨归。
这些小说中的一些神界人物之所以流落下界，大多是由于不安本分，破坏了上天的秩序。上天秩序的失常象征着人间秩序的混乱，荡妖伏魔隐喻人间的除邪去恶。在小说家们看来，清奸除佞和整饬道德是矫治政治弊端、建构理想社会秩序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金瓶梅》将笔墨集中在对人间世相的写实上，这本身体现了作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西门庆积聚财物、谋权逐利的通天手眼和“泼天富贵”，笑笑生是颇为眼热心艳的。而对西门庆的“造恶非善”、淫滥纵欲以及社会上丧伦败德的恶浊之风，作者又充满了愤激和忧虑之情。他认识到对财色的追求作为人的正常欲望具有某种合理性，禁欲违背人的天性，但如果追求过度，又会堕入罪孽的深渊。笑笑生是面对着因时代发展而出现的精神难题写《金瓶梅》的，他具体而微地描写了人的生命需求和生命冲动，又用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轮回报应的宗教意识对沉沦欲海的痴男痴女们进行劝诫和警告，希望他们幡然醒悟，洁身自爱，寻求合理的生活方式。不难看出，笑笑生也是以社会秩序的监护者自居的。
家庭生活小说是世情小说的一个重要分支。这类小说以家庭盛衰变化为主线，旁及世相百态，流露了作者道德救世的热忱。如《醒世姻缘传》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纲纪废弛的状况。作者对此忧心忡忡，盼望着道德重整和秩序重建。
才子佳人小说表现了下层文人的人生理想和婚姻爱情理想。这一理想首先表现为婚姻自主、自择其偶，不计较对方的门第和财产；其次是择偶标准才、貌、德、情并重，男女双方条件对等；再次是爱情一经确定便矢志不移。才子佳人小说所描写的婚姻爱情是高度理想化的，才子几乎都中状元，佳人也无一不聪慧多才，温婉贤淑。才子佳人小说中所描写的爱情往往依违于富有个性解放精神的“情”和压抑人性的“礼”之间，其中既有封建意识的积淀，又呈露出具有近代意义的婚姻爱情理想的一抹曙光。
这一时期的历史演义小说大多通过封建王朝的兴衰来反思历史、张扬道德理想、表达民众愿望，作者们都以政治清明和社会秩序安定为理想，借助于历史演绎和阐发自己心目中的义理，表彰贤能，贬斥奸佞。冯梦龙改编《列国志传》为《新列国志》，“凡国家之兴废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毁，人品之好丑贞淫，一一胪列，如指诸掌”，目的是让村夫俗子和缙绅学士都能“引为法诫”（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
英雄传奇小说常常借助历史影射奸佞擅权、强邻侵扰的现实，表达了民众对英雄的渴慕和对奸臣贼子的痛恨。《杨家府通俗演义》中的老英雄杨业忠勇传家，英勇善战。他受奸臣迫害而身陷重围，在外无救援、内无粮草的情况下，仍率兵苦战三日，最后撞李陵碑而死。杨业死后，他的子孙四代都投身疆场。在杨门英雄身上，寄寓了人民渴望肃清边患、铲奸除佞、表彰忠烈的政治要求。《说岳全传》中的岳飞，怀着“精忠报国”之志，南征北战，屡建奇功；他又清正廉洁，体恤将士，严于治军，是按照忠臣良将的标准塑造出来的理想人物。在《后水浒传》里，《水浒传》中英雄又东山再起，他们戮佞锄奸，保国御侮，将高俅等四大权奸处死后抛入荒郊。到了本不属宋朝管辖的海岛，他们仍担负着勤王救国的重任。宋高宗被金兵追赶入海，靠李俊等人前往救驾方得脱险，这显然寄托着作者抗清复明的愿望。好汉们在海外开基立国，国内政清人和，物阜民安。这里有作者对现实失望和逃避情绪的流露，但主要还是体现了对理想的追求和扬厉。
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中的主角——清官和侠客都是高度理想化的。清官不畏权势，执法如山，敢于为民请命，替民伸冤。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人民群众在公道不彰的年代里要求张扬公道、伸张正义的愿望。而侠士们劫富济贫、拯溺解悬的行动，无疑会使受苦受压的百姓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快慰。侠士们敢于向邪恶势力挑战的精神以及在行侠中表现出来的极大的主观能动性，更是古代知识分子希望改造现实的理想和抱负的曲折反映。小说家们精心织构充满幻想的故事，体现了他们对进取型人格及英雄气概的推崇。
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自由人格
从清中叶到鸦片战争前，是明清小说主潮的高峰期。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明君贤相、仁政王道的社会理想，对封建社会展开了全面的批判，表现了追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对八股取士制度造成的文化危机、人才危机有切肤之痛。他以“秉持公心”之笔，对社会恶习和士林病态进行了深入骨髓的揭露和讽刺，但他又没有肤浅地把问题归诸个人品质，而是力图揭示造成这些恶习和病态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站在人性的立场上，揭露封建科举制度对士人灵魂的毒害。吴敬梓不是要置被揭露者于死地，而是刮骨疗毒，治病救人；希望他们能有所醒悟。在剖析社会溃疡面的同时，吴敬梓又努力从污浊的现实中发掘美好闪光的东西，思考如何重建新的儒林，重建民族的精神家园。在理想光辉的烛照下，《儒林外史》塑造了一批正面人物形象，以之作为匡世矫俗的楷模。
《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描写了贾府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封建贵族大家庭由盛转衰的过程，对这个家庭中存在的生活上穷奢极侈、道德上腐化堕落、经济上日益拮据以及内部矛盾重重、子孙后继乏人等问题作了深刻的揭示，在客观上昭示了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不可避免性。对运终数尽的封建末世和“一代不如一代”的贵族家庭，曹雪芹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他一方面仍然怀有依恋之情，而另一方面则早已厌恶痛绝，认为它们不配有好的命运。在小说中，他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切领域，如皇权政治、官方哲学、道德法律、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等，都作出了有力的批判和否定。可以说，《红楼梦》是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全面腐败和崩溃的“病危通知书”。
曹雪芹满腔热情地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等富有叛逆精神的新人形象和晴雯、芳官等反抗者形象，寄托了带有初步民主主义色彩的朦胧理想。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不为声色货利所迷，葆有纯真心灵，具有独立的人格；每个人都顺乎自己的性格和情感自由行动，生命得以自然地舒展，而不必屈从于他人的意志。这一以真率自然为特征的理想人格，是争取个性自由的进步思潮在小说中的显影。
大观园是《红楼梦》中描绘的理想世界。一道围墙把大观园与外面的浊臭世界隔离开来，这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封建礼教的束缚较少，主人和奴婢之间的鸿沟也不是深不可测。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大多是一些受封建毒素感染不深的少女。她们身上仍保存着可贵的真性纯情。在这里，少男少女们无所拘束地玩耍嬉闹，无所顾忌地表现自己的才华和天性。他们可以在深更半夜关起门来，卸妆宽衣，不分等级、不拘形迹地开怀畅饮、猜拳行令、说笑唱曲，甚至还以“得贵婿”之类话来开玩笑。作者精心营构了大观园这个女儿国，为自己心目中的光明世界张目，为自由自在的理想生活张目。
《红楼梦》中宝、黛之间的爱情，以追求个性自由为核心，以共同的叛逆思想、人生旨趣为基础，是一种精神融合、心灵相契的爱情，是建立在个性觉醒基础上的青春觉醒。这种充盈着诗意、具有灵魂净化力量的爱情理想，带有鲜明的近代性爱的特征。
《镜花缘》借海外奇闻寄寓理想。唐敖等人远涉重洋游览经商，表现了人们探索海外世界的愿望。小说借君子国吴氏兄弟之口，对“天朝”殡葬选风水、送女入空门、妇女缠足等陋习进行抨击，表达了改革社会弊端的要求。三位才女在去女儿国任职前制定的定礼制乐、兴利剔弊、除暴安良、举贤去佞、敬慎刑名的施政方针，实际上是作者的改良主义的政治纲领。“君子国”民风淳厚，好让不争，市场上，卖主尽量压低价钱，买主坚持提高价格，互相谦让，争执不休。宰相居外是柴扉篱墙，出入无车马随从，国君有事去宰辅家商量。好让不争的淳朴民风，带有儒家所设想的“礼乐之邦”的特点。在脱尽仕途习气的宰辅身上，又带有一定的近代民主政治的色彩，从中可以看出外来文化的影响。
明清小说主潮的流向分析
明清小说探索理想的主潮是奔涌万状、变动不居的，它随着时代大潮不断地发展变化、开拓前进，有着自身独具的特征和发展规律。
其一，明清小说中的理想世界和理想人格，是在对现实的否定和反拨中产生的，是文化传统与时代新潮相结合的产物。作家们对政治腐败、世风沦夷的现实深为不满，迫切要求起衰救弊，改变现状。小说中的理想世界是他们在“以笔行医”的意识指导下构想出来的。他们从文化传统中寻找精神武器，试图以古方出新意，以古人的政治思想来规范和改造现实社会。同时，他们又深受时代思潮的濡染和现实生活中新因素的启发，努力从现实生活中发现美好的东西，寻求理想的寄托。因此，明清小说中所构筑的理想世界的蓝图，是文化传统与时代新潮结合、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交融的产物，它既表现了小说家批判现实、探索未来的文化前瞻意识，又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怀古恋旧的思想倾向。
其二，明清小说在探索理想世界和理想人格时，其艺术思维有一个从宏观远视到微观近察的演进过程。明中叶以前，小说中所追求的大多是建立在王道仁政基础之上的社会理想，小说中的理想人物都是罩着神圣光环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灵仙佛，寄托这一理想的载体，往往是遥远的历史和荒诞不经的神魔故事。而在明代后期开始大量出现的世情小说中，探索理想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已从过去的历史和神话故事逐渐过渡到社会现实，由国家大事逐渐过渡到平凡的日常生活，以表现个人的生活理想、婚姻理想居多。这种个体化的理想又是通过斑驳纷繁的现实人生表现出来的。
其三，明清小说中所表现的理想，逐步由民间化向文人化过渡和发展。中国古代长篇小说都属于世代累积型作品，在成书过程中，积淀了大量的民间意识。这些小说的最后写定者也都是了解民众的愿望和情绪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因此，小说中所表现的，主要是人民群众的理想和要求。从明代后期开始，小说以作家个人独立创作为主，其中所表现的理想也由市民心曲向文人志趣转化。《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都是站在时代制高点上的作家用心血撰写出来的精品巨构，高雅脱俗，充满诗情哲理。其中表现出来的某些理想不仅超越时俗，甚而至于还超越时代，难怪曹雪芹要发出“谁解其中味”的深沉感叹。
其四，在明清小说的优秀作品中，体现在理想人物身上的封建道德观念有日趋淡薄的势头。受中华民族重德传统的影响，明清小说中理想人物身上的道德化倾向比较突出。从这些形象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德观念，主要是属于平民大众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道德思想的影响和渗透。在明清小说的发展过程中，民族的传统美德不断得到褒扬赞颂，而僵化过时的封建伦理越来越受到嘲讽和批判。在时代新人如杜少卿、贾宝玉等人的思想图谱中，封建伦理道德的色彩暗淡了，而新的道德观念则愈益明晰。
其五，明清小说探索理想的主潮，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思潮与哲学文化思潮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明代初年，封建主义的大厦还比较稳固，人们只能匍伏在皇权脚下，在封建帝王身上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对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作了深刻的揭露，但批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奸相佞臣、赃官庸吏，而对封建皇权仍寄予希望，小说中的理想人物大多是明君贤臣和忠义报国之士。明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市民意识的高涨，动摇了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孙悟空虽然不反皇权，但对帝王之尊视之蔑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对封建社会的批判都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对封建君主已不再抱多少幻想。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古代小说家们探索理想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其思想水准呈现了由封建民主主义向近代民主主义过渡和发展的趋势。虽然始终没有达到近代民主主义的思想高度，但却一步步地向“临界点”接近。
其六，优秀的明清小说家大多是一些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精心编织理想社会的花环，设计理想人格的模式，同时又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种理想的难以实现。代表正义的蜀国覆亡了，诸葛亮治理的王道乐土荡然无存；梁山英雄们离开水泊后受尽了排挤，最后一一伤残殆尽；花果山水帘洞也曾一度被妖魔侵扰，“抢了我们家火，捉了许多子侄”；随着世嬗代变，《醒世姻缘》中风俗淳厚的明水镇变得恶俗浇漓；《儒林外史》中的真儒贤才最终风流云散，治理青枫城的萧云仙有功受罚，落得了革职赔产的下场；《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也不断遭受外界的糟蹋和摧毁，那些纯洁的少女有的惨死，有的被撵，最终园空人散。作家们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理想的失落，因而许多小说中充溢着探索寻求社会、人生的出路而终究无路可走的悲剧气氛。尽管如此，先进的作家们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他们的探索。《儒林外史》在礼乐兵农的理想落空以后，作者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描绘了自食其力、具有独立人格的市井奇人，在他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生活理想和人格理想。追寻——失落——再追寻，这种在探寻理想的道路上辛勤跋涉、上下求索的精神，构成了明清小说主潮流向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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