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冲击下的德意志帝国对外贸易及其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意志帝国论文,对外贸易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4-0077-05
工业化进程必然会对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及其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德意志帝国时期， 受第二次工业革命背景下高速工业化浪潮的冲击，工业逐步确立起在德国经济结构中的 主体地位。行业就业人数、各经济部门的价值创造以及资本投入重心的转移等数据都无 不清楚地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德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化国家。
首先，从行业就业人数看，1871年，德国农业领域的就业人口为854.1万人，而工业、 手工业和采矿业等行业的就业人数仅为501.7万人。到1913年时，农业就业人数为1070.1万人，工业、手工业就业人数则猛增至1172万人，双方位置发生逆转。从德国的总体 就业结构比重看，1867—1871年，农业领域在就业总人口中的比重高达50.9%，工业、 手工业和采矿等领域仅占27.6%，商业、交通等领域占7.2%；到1910—1913年时，相应 比重则分别改变为35.1%、37.9%和14.6%。[1](p205.35)由此可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夕，德国工业领域中的就业人数已经超过农业领域中的就业人数，成为主导性就业群 体。
其次，各经济领域的价值创造比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870年，德国农业领域的价 值创造为57.38亿马克，工业、手工业和采矿等行业的价值创造仅为39.97亿马克，商业 、交通等领域的价值创造为13.62亿马克。到1913年，以上三大部门的价值创造分别上 升到112.7亿马克、218.05亿马克和75.61亿马克。同期农业生产部门在社会生产总额中 所占比重由原来的约40%下降到23.4%，工业、手工业和采矿等部门在社会生产总额中所 占的比重则由28%上升到了45%以上，商业和交通等部门在社会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 有明显的增长。[1](p454-455)
因此，到1913年时，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非农业经济已经在德国国民经济中占据了支 配性地位。德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经济的转型则使德国的对外贸易及其 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据笔者所知，到目前为止，以德国史学界为代表的国外史学界对于德意志帝国时期对 外贸易问题已经有所涉及，如瓦尔特斯豪森和施托普勒等所著的德国经济史著作中都有 相关内容，亨德森等学者的相关著述中也谈到了对德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然而，关于工 业化与德意志帝国对外贸易及其政策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无专门论述。我国史学界 的相关研究则仍处于空白状态。
一 德国外向型经济的形成
高速工业化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国民经济结构从农业形态向工业主导形态的转变 ，促使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对外贸易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德国逐渐转变为外向型经济国家 。德国对外贸易的这种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看做德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重要 标志。[2](p275)
德意志帝国时期对外贸易发展的最明显特征是对外贸易量的大幅度增长。据统计，188 0-1913年的30多年间，德国对外贸易总额由57亿多马克增加到了208亿多马克，增加幅 度达265%。其中，出口增长速度整体上高于社会生产增长。1900年以后，这一趋势更为 明显。有关统计表明，1903年德国社会生产增长5.2%，出口增长7.0%；1910年社会生产 增长为3.6%，出口增长却高达12.7%。[3](p236)
1880-1913年间德国进出口状况(单位：百万马克)[1](p520-524)
年代 1880 1890
19001910
1913
出口 2923.0 3335.1 4611.2 7474.7 10097.5
进口 2813.7 4162.4 5768.6 8926.9 10750.9
总计 5736.7 7497.5 10379.8 16401.620848.4
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使德国成为世界性进出口贸易大国。1870年，德国已经成为世界 第三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19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和美国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 又在世界出口贸易中超过法国，成为紧随英国之后的出口大国。
1910年英、德、美三国进出口贸易状况(单位：百万马克)[4](p283)
国别 进口 出口
英国 11723 8784
德国 8934 7475
美国 6396 7182
在对外贸易量迅速增长的同时，德意志帝国时期对外贸易结构也发生巨大改变。这种 变化在整体上表现为：出口商品中原料、粮食等产品比例下降，成品、半成品比重上升 ；进口则相反，原料、粮食等比重大增，而工业制成品等的比重却大幅度减少。具体来 说，1871年德国出口商品中成品和半成品占51%，原料占25%，食品占24%。到1910年时 ，成品和半成品的比重已经上升到出口商品的74%，原料和食品则分别下降为16%和10% 。在进口货物中，情况完全相反。1870年，成品和半成品占德国进口商品的34%，到191 0年时，这一比例下降到了24%。同一时期的原料在进口中所占的比重在45%和48.5%之间 波动，而食品在进口中所占份额却由13.9%上升到了26.7%，几乎翻了一番。[5](p73)特 别需要强调的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已成为世界市场上最大的金属、机械、 化学、电气等产品的输出国。例如，在1880-1913年间，德国的机器、动力运输工具和 电气产品类的出口就由4450万马克增至102470万马克，增长高达22倍以上。[1](p520) 这种出口商品结构表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已经成为以加工和制造为主的工 业主导型经济强国。
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使德国与对外贸易对象之间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由于德国工业 发展对原料和粮食的需求不断增长，一直作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的欧洲地区在德国进 口中所占的份额呈下降趋势，而来自非欧洲地区的食品、原料却不断增长。这些产品在 1890年时还不足25%，到1910年时已经增至45%。[2](p276)
出现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化改变了德国的进口货物结构。英国是德国最大的 贸易伙伴，德国对英国贸易中商品结构的改变可以典型地说明德国工业能力提升对其对 外贸易结构变化的影响力度。1870年，德国输往英国的产品中仅39.7%为工业品，原料 和食品类却分别达到34.7%和25.6%。到1913年，德国出口英国的产品中工业品已占70.8 %，而原料和食品类却分别下降到20.4%和8.8%。[6](p46,294)这一转变表明，如果说18 70年时德国还是当时有“世界工厂”之称的英国的原料和粮食供应者的话，到第一次世 界大战前夕，英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德国工业产品的主要销售地。德国工业品在英国的“ 肆虐”震动了英国朝野，以至于1896年英国人厄内斯特·埃德温·威廉姆斯为此专门出 版了《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一书。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对外投资也逐渐成为德国对外经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 纪90年代末以后，德国输往国外的资本开始超过外国资本在德国的数量。到20世纪初， 德国已经成为仅次于英国和法国的世界第三大资本输出国。根据有关估计，德国对外投 资状况为：1883年为50亿马克，1893年为100亿—130亿马克，1905年为150亿—180亿马 克，1914年为220亿—250亿马克。(注：另有观点认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 在国外的投资约为300亿马克，同期外国在德国的资本投入约为50亿马克。见Gustav Stolper,Deutsche Wirtschaft seit 1870,Tübingen 1966，S.37-38.)[7](p74)
以上德国对外贸易状况表明，在工业化冲击下，德国正趋向于一种大进大出的、与世 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外向型经济结构的国家。换言之，进出口贸易对德国国民经济 的影响力在日益增长，德国经济对国外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的依赖程度在加强。在 这种外向型经济中，德国凭借自己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高科技优势，从世界 各地进口粮食和各种原料，然后将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输往国外，并由此获得高额利 润。
二 德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和调整
随着国内工业化的深入和对外贸易结构的转变，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也出 现了大幅度的转变和调整。
长期以来，自由贸易一直是德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方向。直到德意志帝国建立时， 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仍保持着和英国一样的自由关税。到1873年，除了铁进 口税以外，德国的其他保护性关税基本上都被取消了。当时绝大部分德国议员和政府官 员也是自由贸易政策的支持者。然而，在187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德国舆论界的 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益明显。到19世纪70年代末，德国政府终于放弃自由贸易而转向贸 易保护主义。
当时促使德国政府从自由贸易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国际大环境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后，除了自恃工业竞争力强大的英国以及瑞 士、比利时等小国外，法国、俄国和奥匈帝国等欧洲大国都逐步放弃了自由贸易，转而 实行高关税政策。这样一来，德国在欧洲大陆实际上处于高关税的包围之中。这不能不 对德国经济界和德国政府产生影响。俾斯麦就认为，在各国纷纷实行保护主义形势下， 德国仍坚持自由贸易是不明智的。[9](p217-218)根据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理论 ，当遇到贸易保护时，德国应当建立一种“基于报复之上的针对外国的关税体系，直到 他们承认欧洲自由贸易的原则为止”[10](p495)。
其次，德国经济界的态度对德国政府贸易政策的转变有很大影响。其一，德国工业界 纷纷呼吁贸易保护主义。1873年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慢性长期经济萧条给以钢铁工 业为核心的德国重工业界和纺织工业界以沉重打击。著名的克虏伯公司在1874—1876年 间因生产过剩而裁员达4000人之多。德国钢铁工业界因此强烈要求改变自由贸易政策， 反对进口英、法等国的廉价钢铁，保护国内市场。1873年成立的德国钢铁工业联合会和 1876年成立的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都将宣传贸易保护主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后者甚 至将这种宣传提升到民族主义高度，宣称德国钢铁工业的垮台“将威胁德国在战时捍卫 自己的能力”[9](p214)。其二，德国农业界态度的转变对德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具 有极大的影响力。德国农业界一直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因为自由贸易便于它向西欧出 口农产品和进口廉价工业品。然而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农业界却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由于美国和俄国等廉价农产品的竞争，“德国农业界失去了西欧市场”。例如，到18 79年为止，德国几乎完全丧失了英国谷物市场，那里68%的需求已改从美国和加拿大进 口。[11](p122)德国国内农产品市场也受到美、俄、匈牙利等国低价农产品的挤压，价 格不断下滑。1872—1878年间，德国的小麦价格从每吨238马克跌到了194马克，黑麦从 每吨163马克跌到了132马克。[12](p399)在这种形势下，德国农业界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就势在必然。而作为容克地主阶级忠实代表的德国政府自然不能对以容克地主为代表的 农业界的态度置之不理。
再次，民族主义和德国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考虑等，也是影响德国对外贸易政策转向 保护主义的重要因素。当时，德国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大量的外来商品损害了德国的 民族经济。结果，在“德国人的德国”的时髦口号下，抵制外国商品成为一种“爱国” 之举。当时有一首诗曾这样写道：“不要外国一根钉……德国的工业/德意志民族就会 复兴”[12](p400)。而俾斯麦则想利用提高进口关税来增加帝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因为 根据德意志帝国宪法第12条的规定，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来源于间接税，短缺部分则由 各邦分摊。[13](p400-401)这种受制于人的状况显然是俾斯麦这种铁腕型人物所不喜欢 的。因此，他想通过提高由帝国政府直接控制的进口税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帝国财政问题 。
基于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1878年12月，俾斯麦在排除了主张自由贸易的官员和民族 自由党的阻挠后，宣布政府将为实行新关税政策寻求帝国议会的批准。1879年6月，德 意志帝国议会以多数票通过了新的关税法案。根据该法案，德国将对皮革、纸张、木制 品以及某些金属和化学制品等多种进口产品征收进口税。[14](p313)[15](p214-215)此 后，德国政府在1885年和1887年又两次调整关税，其中粮食进口税被大幅度上调。例如 ，在1879—1887年间，小麦和黑麦的进口税从每吨10马克升至50马克，大麦从每吨5马 克增加到了25马克，面粉则从每吨20马克上升到了105马克。[16](p230)增长幅度之大 可见一斑。
从根本上说，19世纪70年代末德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德国工业化进程发展到一定程度 时的一种必然调整。换言之，这时德国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动阶段，就其总体工 业实力而言还不如英国，受到英国廉价工业品的挤压，同时，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德国 工业界又受到俄国、奥匈等工业程度相对较低的周边国家保护性关税阻碍。在这种左右 夹击之下，通过提高进口税以保护本国市场就成为一种当然之举。德国农业界则趁机与 工业界结成保护关税联盟，以抵制美、俄等国廉价农产品的冲击。
此后，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高速工业化，德国工业实力迅速膨胀，竞争力加强 ，仅国内市场已无法满足德国工业生产能力的需要。1890年，德国出口商品中成品和半 成品已占2/3以上，这意味着德国工业品已经有了大规模外销的能力。于是，继俾斯麦 之后出任帝国宰相的卡普里维再次调整关税政策，重点鼓励工业产品的出口。这位新宰 相在1890年12月的帝国议会演讲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农业经济由于土地和耕地的限制， 只能提高到一定程度，工业则不然，它取决于销售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他 因此得出结论：德国若要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就必须提升其工业出口。“我们必须出 口：要么出口货物，要么出口人。面对增长的人口，没有一个稳定增长的工业，我们就 无法继续生存。”[17](p91)在这种形势下，俾斯麦时代普遍性保护关税政策已不适应 德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因为保护关税带来的将是别国对德国工业产品的封杀。
正是基于以上思想，卡普里维政府在19世纪90年代初与相关国家进行了缔结贸易条约 的谈判。到1894年为止，德国先后与奥、意、瑞士、比利时、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俄 国等签订了贸易条约。由于谈判过程中以农业为主的各国纷纷批评德国的高额农产品进 口税，要求降低保护关税，卡普里维政府不得不通过降低农产品的进口税来换取其他国 家降低针对德国工业产品的关税藩篱。[3](p180)[9](p221)例如，在进口奥匈谷物时， 小麦和黑麦的进口税就从每公担5马克降为3.5马克，而奥匈则削减铁制品和机器等41种 物品的关税。此外，德国还通过降低葡萄酒等签订了关税换取了意大利对德国化工产品 、纺织品和铁制品的关税让步。[5](p130)
不过，卡普里维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实行所谓的“双重关税体系 ”。其中，“自动关税”适用于那些还没有与德国缔结贸易条约以及没有最惠国待遇协 定的国家，“协定关税”则适用于已经与德国签订了贸易条约的国家。而通过贸易条约 “协定”的关税明显要低于“自动”的关税。卡普里维时期签订的贸易条约有效期长达 12年，它使德国工业界清楚地知道，哪些国家在多长时间内对德国产品没有新的敌视性 关税，从而有利于减少德国对外贸易中的不稳定因素。
顺便需要指出的是，卡普里维政府调整关税政策和签订各项贸易条约的主要目的在于 为德国工业谋取销售市场，但并非惟一的动机，它还含有其国内政治和外交目的，也即 一石三鸟。就国内政治而言，降低谷物进口税和获取国外工业品市场，意味着降低面包 价格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有利于缓和当时国内工人阶级日益高涨的斗争情绪。 [18](p94)从外交角度看，德国与奥匈、意大利相关贸易条约的签订则进一步巩固了于1 9世纪80年代初确立的三国同盟关系。
但是，卡普里维时期的关税政策因偏袒工业界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工业界和农业界 的矛盾。1893年，德国农业界开始组织强大的“农场主同盟”来维护自己的利益。1897 年，帝国议会中出现了更新贸易条约的呼声，要求提高谷物进口税，更多地顾及农业界 的利益。德国农业界明确提出了对农产品实行“双重关税”的主张。据此，对凡未与德 国签订贸易条约的国家一律实行“自动关税”，即最高进口税率，对已缔结贸易条约的 国家则实行最低关税限制。当时农场主同盟提出的谷物进口最低关税为：所有谷物种类 一概每公担7.5马克(到此时为止，小麦和黑麦的进口关税为每公担3.5马克，燕麦2.8马 克)，至于牲畜和肉类进口税则提高300%。[3](p189)但工业界担心这种最低关税的规定 会限制德国对外贸易谈判的灵活性，因而表示异议。
为缓和工业界和农业界之间在对外贸易政策上的对立情绪，1900年新上台的比洛夫政 府再一次调整外贸政策，推行折中主义关税政策，即在促进工业出口的同时，给农业更 多帮助，以使其能在外来竞争中立脚。[14](p416)根据1902年12月帝国议会通过的新关 税法案，针对签订贸易条约国家的最低关税为：小麦每公担6马克，黑麦和燕麦每公担5 .5马克。最高关税相应为：小麦每公担7马克，黑麦和燕麦每公担6.5马克。其他农产品 的进口税率则提升幅度更大。[5](p137)与此同时，涉及到工业生产原料的进口货物则 给予免税待遇，初级产品给予低税待遇，但制成品的关税大幅度提高，有的升幅高达50 %。从这里可以看出，比洛夫政府时期的关税政策特点是，依物而征，等级分明，[9](p 223)既要安慰农业界，又要保护工业界利益。
三 结论
综上所述可知，在德意志帝国时期，随着德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德国的对外贸易量和 外贸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和根本性变化，德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相应地处于不断的调整之 中。促使德国对外贸易及其政策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工业发展水平及其竞争能力。当 德国钢铁、纺织等工业尚不足以与英国等老牌工业国家抗衡时，德国对外贸易政策转向 保护主义，以保护本国国内市场，诚可理解；而当德国工业生产能力已超过国内市场的 容纳能力且竞争力大大加强后，德国政府调整相关政策，促进工业出口，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德国农业竞争能力减弱，长期寻求德国政府的关税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受两大因 素的影响：其一，德国农业经营相对于美、俄等国规模偏小，规模效益不足；其二，德 国工业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集约化农业，虽然使德国农业生产的单位面积产量等有大幅 度的提高(注：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主要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在主要资本主义国 家中都是最高的。参见Ernst Klein,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andwirtschaft im Industriezeitalter.Wiesbaden,1973，S.129.)，但在机械、肥料等方面的投入也相应 增加，提高了成本。而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等又使得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工业领域和 城市，造成农业劳动力不足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所有这些都加大了德国农业生产的成 本投入，使德国农产品在与美、俄等外国农产品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收稿日期：2001-10-18
标签：进口税论文; 关税论文; 对外贸易政策论文; 贸易结构论文; 德国经济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自由贸易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