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亚文化与当代社会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文化与论文,当代论文,青年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大家下午好，论坛现在开始。这一期论坛题目是“青年亚文化与当代社会思潮”，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青年亚文化”包括两个关键词：“青年”加上“亚文化”。“青年”是一个年龄跨度相对比较大、比较模糊的概念。实际上，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普及，应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古代很少用这个概念。青年被赋予正面价值，也是“五四”以来的事情。那么，“新青年新文化”和青年亚文化有着怎样的区别？为什么用这个概念而不用青年亚文化的概念，“建设新型青年文化”有怎样的可能性？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我们关注的青年亚文化或青年文化，指的是在1990年代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兴起的新文化，它产生了非常重要的转变。我甚至觉得，这种“新青年文化”在中国当代文化中是占了五分之一强的一个群落、群体。最近大家都知道，赵薇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刚刚过了六亿票房，青年题材电影潜力巨大，市场庞大，恰恰证明了当今“新文化青年”与“新青年文化”的强大存在。对于中国现在这群青年人，我个人不完全赞成用西方的“亚文化”和“反文化”方法来研究。我也研读了一些书，我觉得“后亚文化”可能更接近中国的当下现实。这也是我对“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看法，真是“西方出理论，中国出实践”，到现在，我们没有一位理论家提供出文化研究理论上的东西，我们更多的是把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进行结合。所以，当我们运用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英美文化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性别”、“种族”、“黑”与“白”等问题，是欧美多种族国家的主要问题，这在中国恐怕不存在，不得不做一些调整。
更重要的是对待政治的态度，这一点上，中国的亚文化和反文化至今没有形成一个明晰的群体，所以我宁愿用“青年文化”这个中性词，西方人也用youth culture这个主题词进行阐述。我用这个词描述作为青年群体的“新文化青年”，描述作为新文化类型的“新青年文化”。
为什么研究这些东西呢？新文化青年涌现在纸质媒体和电视媒体上时就构成了“媒体的景观”，涌现在音乐剧场和小众剧场的时候，就是“族群的景观”，涌现在电子媒介和在线网络的时候就是一种“虚拟的景观”。正是由他们构成了我们当代社会一波一波的文化浪潮：这些新文化青年现身在传统艺术界，往往是先锋戏剧的拥趸，视觉前卫艺术的推手；当他们出现在现代流行世界，便成为选秀节目的对象，成为“超女”明星的粉丝，成为青春题材电影的观看者；当他们出现在当代网络的时候，就是发布微博的牛人，狂扫二维码的达人，恶搞文化的先锋，虚拟社区的主人。
所以说，除亚文化和反文化这些理论之外，是不是还有更中国化的阐释方式？因为亚文化理论难以穷尽中国青年文化各种各样的形态。而且，我觉得“反文化”研究更不适合中国，特别是在大陆。“反文化”一定程度上是要取代主流价值，是有政治色彩的，我觉得，中国青年文化中大多数不具有“反”这个性质，很难用这种极端化的“反”与“不反”的格局来阐释。
第二点，怎么看待新文化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位置？在当代中国文化格局变迁中，1950年代开始曾是政治化的、一统的；到1980年代出现了精英文化；到1990年代，大众文化真正出现以后，形成了一个“文化三角形”，就是政治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分天下的文化格局。
但是我个人认为，是不是这十年又产生了一个变局？这个新的变局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主流文化和政治文化相脱离；另一个方面，就是青年文化已经相对独立，以“新青年文化”为载体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化形态。
所以我要说，当代中国文化那种“三角结构”，也就是政治、精英、大众的对立与关联，已经变成一个“五角星结构”，也就是我所说的当代文化的“五分天下”。这个五角星最上面那个角是主流文化，左上方是政治文化，右上方是大众文化，最下面的两角，左面是精英文化，右面是青年文化。恐怕当代中国文化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五角星的结构，而不是我们在1990年代开始被大家公认的那个三角形的结构。但是这里必须承认一个观念，主流文化是多元的，只有多元的才能是主流的，这才是一种健康的文化形态。
我觉得，现在的主流文化倾向于与政治文化产生分离，这个五角星结构当中，形成了一对四、四对一这样的网络关系。人数最多的就是最主流的，就是主流文化，政治文化和大众文化形成第二个层级，那么，被排除在主流以外的精英文化和方兴未艾的青年文化则居于五角星的最底层，但是青年文化还会愈演愈烈，精英文化恐怕还会继续衰落下去。
如果从功能来看，主流文化形成了一个文化“中轴功能”。政治文化起范导作用，大众文化形成了市场效应，这二者拉开了五角星的两翼。精英文化的引导功能和青年文化新兴的力量，打开这个五角星下面的双角。从“一”比“四”的角度说，新青年文化和这四种文化都产生着关联，它可能为主流文化所指导，为政治文化所范导，为大众文化所吸引，为精英文化所主导。青年文化经常为主流文化所吸纳，为政治文化所收编，为大众文化所收买，为精英文化所升华。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格局，当代“新青年文化”是处在当代文化这样一个五维结构的格局当中的，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中国新青年文化是一个“沙拉碗”，沙拉碗不是大融合，不是文化的相互整合，而是多元素、多纬度相互杂糅和拼合。但是，它还是有一个结构的问题，有“四方的格局”需要解析。
从新青年文化的格局来讲，我称之为“青年圣文化”、“青年俗文化”、“青年游文化”，“圣—俗—游”的结构模式是法国社会学家R.Caillois提出的，社会学研究者陈映芳最早用这个结构来分析中国青年文化。在圣文化、俗文化、游文化之外，我再加一个“青年超文化”。
我想结合例证解析一下什么是“圣文化”。圣文化之所以“圣”，乃是因为这些“新文化青年”追求文化的神圣性，他们秉承了精英文化群所具有的文化精英意识，强调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和圣洁性。在这个圣文化里面，我主要分析了三个现象，第一个是后先锋的新戏剧实验，这个要从戏剧导演牟森在关于《查理三世》的讨论中谈及当代中国先锋状态开始说起。我讲到了当代既面对市场又影响大众的那些新的先锋戏剧实验，在市场化情境下戏剧的先锋性该如何坚持。第二个讲的是“卡里斯玛”形象。具体讲的是自杀诗人共同体，以顾城和海子为核心，加上周云蓬对海子构成某种延续的文化阐释。第三个说的是“超前卫”的视觉艺术。
第二，“青年俗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俗，是指对传统规范的遵循，绝不逾越一定的社会角色，比如说1980年代我们常说的“好孩子”、“好青年”都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俗文化。但是我想，文化学意义上俗文化指的是“世俗性”而言，实际上青年俗文化已经成为大众文化原地产之一，并且推动了大众文化年轻化的趋势。
这里面有必要区分两种重要的文化，这在西方文化研究里也有区分：popular culture与low culture，通俗文化和低俗文化。我们现在总是把低俗文化看做是通俗文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是被大多数青年人普遍认同的那种流行文化，而低俗文化则是底层青年所分享的低趣味的文化。比如说，恶搞文化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最初来自于对电影的恶搞，后来出现了图像的恶搞，如对中学语文课本上的杜甫像所进行的狂欢性恶搞，这些都是最典型的低俗文化。
青年低俗文化我讲了三个现象：第一个是从个别的粉丝到追星族的各个群落，粉丝可能是孤独的，比如说，追求刘德华的粉丝杨丽华是孤独的追星者；第二个讲的是从恶搞文化到山寨的风潮，包括文字的恶搞、图像恶搞、影像恶搞等；第三个讲新写手代言潮，讲的是青年写作和网络码字的文化，从北京女孩春树的写作谈起，以她的创作为主谈到了青年写作的各种类型与风格，特别关注到不同的写手所代表的那个青年群落的特质。
第三，“青年游文化”。游文化是一种逍遥化和具有边缘性质的文化，逍遥于体制以外，位于社会的边缘。现在这个游文化和1980年代的不一样，1980年代讲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游文化，是落后青年、痞子青年这些人，我们讲的游文化指的是那种游离于主导文化之外，甚至是游离于青年文化主潮之外的，“悠游型”而甘居边缘的那种文化类型。这方面我分析两个现象。一个是“新摇滚”，新摇滚的反抗和它的媚俗取向，这里面讲了很多人，继承了雷鬼音乐风的谢天笑、万晓利具有媚俗意味的音乐，拿他们和前一代的摇滚歌手进行了对比。第二个讲了网络社区和“同城小组”，特别以豆瓣网为主，分析它的网络社区和构成方式。
这三者，高高在上的圣文化、沉沦在下的俗文化和边缘存在的游文化，形成了当代青年文化的内在结构。但是在此之外还有一种文化，“青年超文化”，是为主流文化所收编，被大众文化所同化的一种文化，它超出了青年文化的边界，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向心力，甚至可以把其他文化类型吸纳和整合在其中。
我聚焦于两个现象。第一个是全球化选秀节目，从“超女”、“达人秀”，到相亲类电视节目，这是超文化的第一个例子。第二个讲的是跨界三维影像，主要讲的是微电影，还有网络视频当中也有。比如说，老男孩组合以及相应的网络视频。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当今“新青年文化”中，如果从整体格局来说，圣文化、俗文化和游文化形成一个金三角，那么，超文化则形成了一个包围之势。我想说的是，这可能就是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一个基本格局。
这四个不同方向的文化命运是不一样的。圣文化的地位越来越低。相比之下，俗文化软实力却越来越强，只要新青年一代还在，文化低俗化的走向就不太会有太大改变。游文化的命运也类似于圣文化。这里面青年超文化的命运是最好的，它成功地利用了市场优势，但是超文化一旦成长起来，不是被市场所利用，就是被主流所整合。
孟登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我今天只想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对一些西方研究成果的体会。其实从历史来看，在两百年以前，人类基本上就没有现代的“青年”这个概念。从西方讲，中世纪青少年外出打工的方式，多是被送到亲戚朋友家做佣工，跟随的是成人，而且是分散的，没有什么群体，更没有青年群体。后来因为这种佣工制度被逐渐替换，慢慢使得青年在经济领域里逐渐可能结团、结社，所以说青年这个概念是跟现代经济的增长方式密切相关的，当然尤其与法国大革命的绝对平权思想有关。从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法典，在法律上规定了下一代不受上一代人的统治，这种声明对于人们理解代际关系相当关键。
还有一点需要大家关注的，有些西方的研究者认为，1870年以后青少年的生活形态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刚才说的是经济增长方面的原因，其实还有一个教育领域的逐渐改变，这就牵涉到强制性义务教育制度的发展。强制性义务教育制度使青少年受教育的年限拉长了，使一些相同年龄的人在一起聚集。比如，1870年英国颁布《初等教育法》，将受教育年龄延长到13岁，到1880年延长到14岁，1944年要求必须到15岁，1972年延长到16岁，2007年则要延长到18岁。换句话说，青少年在18岁之前肯定是在同龄人聚集的地方生活，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所谓的青年群体，因为有一种在空间上、生活阶段上结成团体的可能性。所以culture这个概念，subculture这个概念，往往是两层意思。一层是指一种文化形态展示出来的生活方式，还有对这种生活方式的符号化的表现。可以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另外，如何用符号化的方式彰显这种生活方式，比如我要留什么样的头型，我要穿什么衣服，也是一种文化。文化、亚文化这类概念除了直接与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符号化显现相关，还有第二层意思，它们可以指以这种生活方式生存或展现意义的社群或群体。一种subculture就是一个群体，subculture后面往往加一个s，以复数形式出现，这说明群体是多样的。亚文化和亚文化群体是放在一块研究的，你要研究亚文化必须研究群体。从这一点来理解亚文化这个概念，我感觉比较好理解一些。
从青年在1870年后作为一个受到关注的政治群体，过渡到后来人们常说的“青春期”问题。青春期这个概念，大家很熟悉。1904年美国心理学家G.斯坦利·霍尔提出了这套关于青年期的风暴假说，其实与中产阶级子女在新世纪面临的身份认同问题相关。这套假说影响很大，认为青少年必然经历一个过渡性的人生阶段，而且把这一阶段附会成与人类进化相近的事，认为人类也有这个童年期、青春期，所以每一个个体也要经历这个阶段。他认为这种脱胎换骨式的风暴阶段是非常难监控的，并且因为家庭对青春期的难以管制，加之同龄人在生理、心理方面的变化甚至使得家长无法应对，于是青春期就具有了某些神秘性，一些研究者甚至给它一种夸张化的表达。后来到了芝加哥社会学学派，在1920年到1960年这段时间，集中研究了一些越轨和边缘青少年的问题，他们开始认为青春期问题并不像霍尔等心理学家描述得那么夸张，它应该更多与社会问题相关。因为他们研究的大多是边缘人群，边缘人群无法接受正常的教育，逐渐被主流社会抛离，而主流社会反过来给他们贴一个标签。边缘青少年确实有犯罪和不轨行为，他们犯罪是事实，但是我们怎么说他们犯罪却是另一件事。
芝加哥学派的这种研究影响比较大，但我个人觉得，对我们研究新青年文化更有启发的可能是借鉴了芝加哥学派的伯明翰学派。伯明翰学派也注意到这些边缘群体，但是更关注这些青年群体的仪式化反抗问题。由于伯明翰学派接受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非常重视阶级分析，因此他们要区分这是工人阶级子弟还是中产阶级子弟。如果是工人阶级子弟，那么就研究他们的成长道路有什么不同，前一阵伯明翰学派传人保罗·威利斯还在清华大学搞了他那本《学做工》（Learning to labor）中文版的发布会，这本书就在研究工人阶级孩子的出路。伯明翰学派的几个开创者，包括1960年代的一些英国新左派，总认为1930年代的英国工人生活是最完美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社群，而且有自成一体的文化，有文化的尊严感。而到1950年代中期，西方一般认为进入了消费泛滥的所谓丰裕社会和消费时代，物质极度丰裕了，工人阶级的孩子也变成工人阶级“二代”，成为那个被简单商品所俘虏的一代，失去了工人阶级原有的那些美德，变成了一个像棉花糖似的那种空洞的青年，成了在牛奶吧里一枚一枚投硬币听电唱机，脑子很麻木的那类人。这样，在左派当中就产生了一种忧虑，左派一直在观察工人阶级文化的变化。当然在1960年代他们也发现了那些留光头或穿怪诞衣服的工人阶级的孩子，他们的言行包含对主流社会的反抗，左派甚至认为这些青年留光头就是想寻找1930年代他们父辈曾经拥有的所谓阳刚力量，是一种仪式化的反抗。当然，不少人不同意伯明翰学派的这种解释：你们怎么知道他们表达的就是这种反抗？尤其到1990年代之后，更新一代的学者更不赞同伯明翰学派的这种解释。但有一点还是要强调，正是伯明翰学派把一些问题提出来了，让青年文化的研究涉及种族、阶级、性别这些维度，而引入了这些维度就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待主流的、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的问题。他们认为处在被压制阶级的人应该有自己的文化系统，尽管这些学者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可以跻身于上层社会，但他们依然想保持自己的阶级身份。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和斯特亚特·霍尔这几个左派虽然上了名牌大学，但是他们出身于工人或殖民地家庭，不想屈服于牛津、剑桥的口音，屈从于英国的精英文化，希望在现有的工人阶级的孩子身上去发现一些还存留着的反抗气息，即使是那种仪式性反抗的东西。他们想以此来证明在英国社会还存在着一种非常活跃的阶级斗争的状态。这是1970年代的政治语境所致，也是霍尔他们的研究兴趣之一。但是他们也发现了，消费社会来临以后，无产阶级二代和中产阶级二代之间的界限模糊化了，尤其在文化消费方式上出现了仪式化的趋同现象。这就使他们逐渐无法解释新现象了，那么“后亚文化主义者”就试图来说明这些问题。
我虽然翻译了后亚文化主义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但一直感觉很迷惑。他们研究的都是，比如说消费场所——夜总会、旅游、网络、酒吧等，研究这些碎片化的身份表演，研究一些趣味的区隔和小群体，实际上最终也不会给出一个有建设意义的青年文化构想。到底应该建设什么样的青年文化，这好像不是他们喜欢问的问题，或者，他们干脆不认为还需要建设什么青年文化，只要分析文化消费身份和消费空间就行。我从西方学者这种研究后亚文化的实践和过程当中，感觉他们似乎也陷入了比较困顿的境地。但我发现，西方有一点批判意识的青年，不像后亚文化主义者经常说的那样，好像喜欢泡吧，搞身份表演。我认为，身份表演是一种非常缺乏政治冲击力和批判力的东西，只关注身份的这种流动性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我刚才提到文化和青年文化概念的历史辨析问题，是因为文化概念涉及青年文化研究的对象这个大问题。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看待文化的存在。第一层，文化就是物化形式的存在物，比如那些工业的工艺产品。在文化研究里，这些已经制造出来的实体性的存在，可以成为研究对象。第二层，认为文化就是具有精神特征的存在，比如法律制度、文学意识和文学形象、宗教伦理观念等，这是我们很好理解的常见的文化。第三层可以借鉴伯明翰学派的观念，把文化看作那种经过符号表达的东西。说到对生活方式进行符号表达，我们会看到一群人穿一种有标志的衣服、戴一种有标志的帽子，这些符号都具有一些区分性和聚合性的精神意义。比如新工人艺术团那个圈子，就多多少少有这些符号化的东西；还有刘老石他们创立的“新青年公社”，从下乡时衣服上的袖章、吃饭的形式到唱的歌，都在与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某种区分。这些对生活方式进行符号表现的文化行为，就是文化的第三层含义。这第三层的意义相当关键，它能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变成有符号意义的日常生活，变成有点审美色彩的生活，而且具有与流行的意识形态相区分的意义。
我要分享的想法基本就这么多，下面回应一下刘悦笛的观点。我感觉悦笛不太愿意提阶层的问题，我倒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提。因为青年文化太杂了，我们必须对它做一些区分。比如说，国家、民族、政治理想的维度在整体上看是衰弱了，个人主义成功学这类更具可操作性的东西更加普及了。还有就是日益普泛的休闲、愉悦追求，这些消费娱乐很多有自恋式的怀旧，有隐私空间扩张和个人成功的叙事。其实赵薇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就是这一类，她在这方面填补了这些情绪诉求的空白。这方面的表现多少跟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是有关系的，因为目前没有一种新的、比较有统摄力的意识形态，青年无法产生一种新的想象，所以容易被这些具有可操作性的个人主义成功的意识形态所俘获。
那么这个“新”的问题就出来了，这个“新”肯定是要有新的政治思想的维度，不然的话就不是真正的“新”，“新”不是指它的消费方式，不是换了一个花样它就“新”了。如果让我说什么是新青年的新生活，我也会设想，也许大家会认为是有点乌托邦色彩的幻想。但我还是想说出来，和大家分享。我觉得理想的青年文化可能是那种积极的生活状态，比如说，人和人之间是一种比较平等的、公正的、共享合作的健康的关系，而不是各自占有的，通过契约相互博弈的这种冷酷的竞争关系。现在占有性的个人主义有些泛滥，直接导致青年的不太健康的自恋情结：老感觉“我”失去了什么，老感觉别人和社会对不住“我”。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青年文化的核心要素，如果青年文化健康，青年人就容易处理好这两重关系。另一重关系是青年人如何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我感觉现在的年轻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因为缺少了起码的劳动过程，所以基本上丧失了真实的关联。也许因为我小时候种过庄稼，我对植物有一种本能的喜爱和敬畏。但是在城市里看到有的年轻人随意踩那些花草，随手乱扔垃圾，甚至把垃圾直接砸向植物，我感觉强烈的心痛。我发现城市青年很容易与整个植物的生命脱离关系，比如说，我们搞绿化，是让绿化工人完成的。绿化工人从事的是一种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绿化成果，甚至有些绿化本身就是破坏生态的行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应该恢复跟自然的真实的联系，热爱劳动、谦卑地对待一切生命，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
换句话说，如果说青年人有了自觉的政治观念和信仰，就会成长得更好。他们应有社群的分享，这很重要。现在学生与同宿舍的人，与同班的人都很游离，很难沟通的情况普遍存在。这是从理论设想，从实践上看，我接触的刘老石老师搞过一个“新青年公社”，我去过几次，也有一次比较深入的交流。他1999年前后把大学生支教活动从天津高校搞起来，逐渐让它脱离学校，办成了一个独立于学校的青年社群。这个群体虽然独立于学校，但又与学校有高度互动，同时跟农村也有高度互动。在这样一个社群当中，青年人的衣食住行，包括种蔬菜、恋爱和婚姻都有他们自创的新形式。他们认为互助可以节约成本，可以在一块共享，他们接受刘老石倡导的新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号称“新青年公社”。我陪一位外国朋友去拜访刘老石，我把新青年公社翻译成New Youth Community，因为community跟文化的关系特别密切，有社区生活的味道。当然，刘老石那里毕竟搞的是一个很边缘的实验。
最后我想提一下孙恒带领的新工人艺术团。孙恒上次来这里交流过，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我观察他们好几年了，发现他们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他们看待好多问题都有自己的观点。另外，还有他们吸纳成员、团结工友的方式，都是特别有启发意义、有发展潜力的事物。我们也许可以创造一些新途径，其实青年反叛的那些元素总是存在，真诚的东西也总会有，如果我们大家都来关注，可能会找到更丰富的新途径，使得各种群体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把自己最正当的声音传播出去。大家比一比、听一听，就会感觉出哪种比较健康、比较有利于身心，可能多多少少就会受影响。这样，我们对于青年文化的研究就不光是一种兴趣，它还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改善。
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80后”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舒适社会环境，被称为“温室里的花朵”，饱受诟病。但是经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汶川地震等重大事件的考验，“80后”完成了这代人的集体成年礼，被主流社会接纳，正式进入社会舞台。随着“80后”依次进入而立之年，也正如《人民日报》那篇《莫让青春染暮气》所提及的，“80后”开始“少了年轻人的朝气和锐气”，“像是从少年直接迈入了中年”。社会各界普遍将原因归咎于现今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在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结合当下高房价、高物价、老龄化社会等种种社会现状，这种解释似乎非常有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有道理，但不能充分解释为何单单是“80后”出现了“暮气沉沉”现象。难道“60后”、“70后”的青春就没有遭遇现实困顿吗？前几代人的现实羁绊恐怕比今天严重得多，但为何没出现类似现象？毕竟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问题，当下这些社会问题并没有特别与众不同。
“80后”的成长亲历和见证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变。这种变化不仅包括高楼大厦这些显而易见的外在因素，还包括这个时代独有的深入到日常生活中的科技革新。2001年，我国“十五”发展纲要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三网融合”的发展理念和目标，大力“促进电信、电视、互联网三网融合”。“三网融合”继承了原有的话音、数据和视频业务，信息服务也由传统的单一业务转向文字、话音、数据、图像、视频等多媒体综合业务。这也是近年来，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兴事物出现的背景。同时，“三网融合”还推动用户终端的融合，融合了手机屏幕、平板屏幕、电脑屏幕、电视屏幕的“四屏合一”时代已经初露端倪。这意味着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更多的信息将由这“四屏”喷涌到使用者的日常生活中，而“80后”正是使用这“四屏”的核心人群。
“80后”一代自出生之日起，接受的信息量就以一种几何级数的方式在增长。在他们的成长史中，最独特的一面，就是由电信、电视、互联网交叉纵横而成“三网融合”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这其中的任何一项，都经历了世界范围内几十年、上百年的消化过程，但在“80后”成长的时间里，这三者就迅速充斥到了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并在短短十年左右以一种更综合的形态出现。因此，这种就在我们身边的爆发式的信息膨胀，显而易见地影响了、甚至定义了“80后”一代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80后”一代的“三观”自然要更为早熟。在前所未有的巨量信息流冲击下，被压缩的不仅是青年时期，童年、少年时期也一并被大幅缩短，在精神世界上“从少年直接迈入了中年”就在所难免，这都是后工业社会的结果和产物。所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暮气沉沉”的社会情绪，恰恰说明，只有从“80后”开始的年轻人，才能远比“60后”、“70后”更为迅速地接纳和反馈他们的现实处境。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青年，我们貌似知道它的含义，其实未必清楚。今天讨论的是亚文化，这就预设了一个主流文化、主流社会。从这个角度看，可以下这么个定义：青年是一个正在进入主流社会的、晚来迟到的新的群体，一定是晚来迟到的，它来的时候，大家已经各就各位了，它来，需要寻找自己的位置，究竟什么位置是个未知数。当青年进入主流社会的时候，主流社会一般处于两种状态，一种是处于稳定期，比如说传统社会，大多是稳定期，年轻人进入以后，传统社会指定他一个位置，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一套对他进行规训，于是一个人就很顺畅地进入了主流社会。
还有一种状态是变动期，这是进入现代以来的基本状态，在欧洲是地理大发现以来，在中国是“五四”以来，都是处于这样一个变动期。在变动期，青年往往就会大显身手，与在稳定期循规蹈矩的青年不同，会出现青年亚文化，出现愤怒的青年、造反的青年，比较典型是“五四”时代，1980年代也是。在变动期，青年会发展、成功得非常迅速。
比如说，胡适在“五四”时期，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里说：胡适以26岁的青年“暴得大名”，现在26岁是硕士刚毕业，正在考博，而胡适已经是北京大学名教授，“五四”新文化的领军人物；还有像林彪，1931年他做红一军团总指挥的时候，23岁半不到，就要为一两万人的生死负责。那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今天很难想象。1980年代也有这样的现象，1985年成立“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时候，××也才30岁出头，那个群体大多是30岁上下，今天也很难想象。
实际上，建国后十七年和新世纪以来这十几年，是社会稳定期，十七年的时候，青年从少先队到共青团，要做好学生，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要求温良恭俭让。而今天，也是从幼儿园到进入职场，都要经过充分的规训。今天，年轻人年纪轻轻就开始怀旧了，怀旧一定是在未来不太灿烂、不太美妙的时候，是失去未来的时候。《红楼梦》有两句话叫“身后有余往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你前景灿烂的时候，不会回头看。《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个电影拍得很差，但名字有意思，岁月还没有变成“旧”的时候，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是“旧”的了。这一代人似乎没有前途，没有未来，1980年代，20—30岁的年轻人不会怀旧，那个时候觉得前景灿烂，有无限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跟“三网合一”没什么关系，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媒体，年轻人暮气沉沉，还是因为社会进入了稳定期，还是社会结构的原因。
青年能否大显身手，除了要看社会是处于变动期还是稳定期，还跟青年人口规模直接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两次婴儿潮，一次是1949年前后——婴儿生下来容易，但在童年期生命力很脆弱，如果营养和卫生条件跟不上，早天就会非常多，1949年以后因为生活条件大幅改善，所以婴儿成活率比较高。红卫兵那一代是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出生的，所谓老三届，像张承志是老高二，1948年的，这是第一代婴儿潮。再有一代婴儿潮是1962年之后，三年困难时期结束，生育率提高了，1949年前后出生这一拨人，赶上“文革”，1960年代后期的青年运动；而1962年之后出生的赶上了1980年代，当然1980年代还有老红卫兵、老知青，他们梅开二度，这代人是两次青春，两次以青年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一次是“文革”，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像张承志，“文革”初期是红卫兵，1980年代又是青年文学界的代表人物。
今天之所以青年的上升空间缩小，除了社会进入稳定期以外，也是因为1980年之后实行一胎化政策，青年人成为一个少数族群，寡不敌众，1960年代和1980年代年轻人是人多势众，他们的诉求，他们的特殊的文化一下子能撑破主流文化，主流文化在他们面前会显得比较脆弱，像XX他们那个编委会成员都是30岁出头，当年他们甚至不是青年亚文化，处于主流之外，而是席卷当时的整个学术理论界，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是新的，他们的老师教不了他们，甚至跟他们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所以，人口规模的大小也很重要。
还有就是青年跟现代性有关，所谓现代性就是不断追求新的东西，不断刷新经验、知识、观念，这区别于传统社会。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社会一两千年的时间都是维持一种简单再生产的状态，只有到了地理大发现之后，才出现了持续的增长，持续的扩大再生产，不管这个增长的来源是什么，是消灭其他种族，还是开发新技术，总之它是一个向前不断发展、扩张的过程。而这样一个时代，经验、知识和观念不断刷新，有利于年轻人，因为成年人已经有一套既定的经验、知识和观念，已经形成路径依赖了，而年轻人是一张白纸，最适合接受新事物，所以现代性与年轻人是正相关关系。
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近期，有一部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非常火爆，“致青春”成为当下最流行的文化现象，崇拜青春、青春怀旧本身也是当下消费主义文化的主要特点。这部电影其实并没有怀青春的旧，而是讲述青春已经不存在的故事，正如《人民日报》的文章，青春为何会“暮气沉沉”？这显然与当下的时代氛围有关。
刚才孟老师提到青年的出现与西方进入工业社会有关，我认同这种看法。青年被描述为人生的重要阶段，与现代工业社会对劳动力的规训有关，青年对应着未成年，意味着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合格的劳动力商品，处在进入社会之前的状态。因此，青春叙事往往充满梦想、不切实际，往往被讲述为艰难成长、在挫败中适应现代社会的过程，一旦进入社会，就意味着认同社会逻辑，意味着青春的终结。社会具体指市场竞争的、适者生存的、优胜劣汰的丛林社会。青年不仅是一个年龄的特定阶段，还被赋予了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涵义。青年本身是一种政治动员的方式，比如19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青年人被作为爱国的、激进的力量，有很多以青年命名的政党出现。另外，青年是创造新的、现代文化的主力军。对于中国现代史来说，青年也具有这样两个涵义。
1960年代有以青年为主体的反体制运动，如美国的反越战运动、中国的红卫兵运动、法国的“五月风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以及意大利“热秋”等全球联动的造反运动，这些横跨冷战分界线的青年反叛运动不仅是一种尝试打破现存秩序、批判现代性的政治革命，而且也是一场彻底反思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创造新的文明形态的反文化运动。青年人之所以成为革命的急先锋，与1960年代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随着战后西方福利国家制度的出现，工人阶级白领化，两极分化的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的社会矛盾。后工业社会的幻想就是阶级的消失，所谓消费面前人人平等。无产阶级在第一世界消失，转移到第三世界。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所预言，工人阶级不再是革命的主体，学生才是最革命的群体。以学生为主的青年反叛运动成为1960年代革命运动的主力。这次席卷全球的反叛运动最重要的特点，是以反文化的形式发生的，与苏联、中国等通过夺取政权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同，这些包括中国“文革”在内的反文化运动，都认为改变国家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最终胜利，文化的革命才是最重要的革命形式。1960年代末期政治反叛运动遭遇挫折、瓦解，最终销声匿迹，但反文化运动却全面进入大众文化的视野。如电影《无因的反叛》、《青春残酷物语》都是重要的青春主题片，1960年代之前电影中很少有青春片，而1960年代之后，青春片开始在电影工业中大量出现。
1970-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化所带来的变化就是，青年人从愤怒的青年变成了后工业时代的消费者。青春、时尚、反叛等青少年亚文化开始全面“占领”主流文化的舞台。
最后我想谈一下很火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部电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连爱情梦也不存在的时代。还有之前的电影《北京遇见西雅图》，也是讲述一个北京女白领无法在中国找到中产梦的故事。因为北京是一个权贵化的世界，她被大款包养，一个人住在皇宫般的居室中，所以她要去美国，去西雅图寻找“两个孩子和一只大狗”的中产梦。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对于青年人来说，这是一个没有青春、没有爱情、也没有未来的时代。我同意孟老师所说，要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青年人的命运，没有一个关于未来政治的想象，青年人是很难拥有青春和理想的，所以“暮气沉沉”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磊（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我觉得，刚才大家还是在一个特定的框架下思考青年文化，包括刘老师对当代文化多元性的多维度总结，认为这种多元化的文化现象逐渐趋向于健康、合理，这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态度。我们的确面对着一个大的政治和文化秩序，一个大的框架，大家的发言始终是在这么一个框架下进行的。具体来说，实际上就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强大逻辑下，在这样一个既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下，来思考青年文化问题。
那么，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刚才慧瑜说到关于未来的政治性想象，我们是不是尝试在另一种政治理想下，或者是寄希望于另一种政治秩序，并在新的秩序下去思考青年文化创新的可能？
从西方文化的角度讲，亚文化的抵抗性和对既有秩序的挑战，首先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在互联网时代和后工业时代出现的所谓后亚文化，实际上所包含的精神气质，是对全球资本主义的不满与对抗。因此，青年亚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在特定政治秩序里不断寻求出路，又始终找不到出路的过程。这样的历史一直在重演，但是这样的青年亚文化很难获得实质性的社会内容，很难变成一种既有理想、又有现实力量的新青年文化，所以它往往在重复、在循环，变成在一代代青年人当中存在的心态和行为，也会随着这些青年人步入中年而终结，然后又在下一代再现。
因此，青年文化问题最终还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一个政治问题。所以能不能产生新的青年文化，其实要看能不能实现这样一个社会，反过来也一样。青年的父辈们应当为青年一代创造条件，以促进积极有益的新青年文化的产生。这就与大家谈到的《人民日报》的文章联系起来，那篇文章称“80后”集体变老，暮气沉沉，少了锐气和朝气。我想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还是社会秩序的僵化，“80后”生存压力大，缺少上升的空间，需要这个社会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更公平的环境。文章还援引了习近平主席的话：为青年驰骋思想打开更浩瀚的天空，为青年实践创新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为青年塑造人生提供更丰富的机会，为青年建功立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我想如果这些话从刚才说的意义来理解，可以看做是“80后”的父辈看到了问题，并尝试为青年一代建立一个更公正、更合理的社会环境。
孙佳山：我一开始讲现代传播媒介对青年一代认知的影响，也是想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几乎都被资本控制了，被几大门户网站控制。按照眼前的趋势，它们还会越做越大，几大门户网站都是大资本说了算。自然，看似没有政治，这背后是最大的政治。
祝东力：这个跟慧瑜刚才讲的有关系，他说青年文化其实很主流，几亿票房主要是青年人提供的，电影文化、酒吧文化、网络文化的主体都是青年人。从文化来看确实青年很重要，特别是在消费文化领域。1950-1960年代有青年突击队，那是生产性的，现在在消费文化领域青年的确也扮演了青年突击队角色，以他们的青春靓丽作为一个引领消费的群体，然后中老年跟进。这构成一个对比：在文化领域年轻人扮演某种重要角色，但在社会结构当中，他们又确实人微言轻，这两个方面恰恰是不对称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刚才佳山说的，由谁来控制，操控文化消费这根竹竿上的猴的人是谁。消费拉动生产，拉动资本增值，背后操控的肯定不是青年人自己。
杨娟（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我说一些自己身边的例子。刚才祝老师说的那句话让我很感动，为什么去怀旧？是因为看不到未来。我是1984年出生的，我周围的朋友有的和我同龄，有的比我小一两岁或大一两岁，他们现在也生活在北京，有的是像我这样在北京上学，然后留下来工作，还有一部分人是本科或研究生毕业后从外地来北京工作。要是本科毕业的话，距现在已有6到7年的时间，要是研究生毕业也有3到4年的时间。周围这些朋友，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可以说，已经获得了在别人看来比较体面的工作，或者说收入也还可以。但即便是这样，他们仍感到前途一片茫然。我们经常也会有一些交流、聚会，总会说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未来怎么走，他们总会无奈地说，可能暂时在北京发展，过几年还是要回到家乡去。我问他们，再经过几年的发展，我们还能回去吗？可是我又想，要是不回去的话，在北京能扎下根吗？
卢燕娟（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青年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文化问题，不仅仅和普泛的现代性有关，也是现代中国历史的独特问题。从晚清以来，以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为典型文本，一个重生的青春中国想象和有希望的、面向未来的青年形象是高度重合的。因为现代建立了一种将生物进化论移植入人类社会的社会进化论，相信年轻的、新兴的制度和文化必然优越于古老的、陈旧的文明，也相信青年群体优越于老年群体，更接近“现代”。在这一历史叙述中，中国要摆脱弱者地位，就需要摆脱“古老/落后”的历史形象，创造一个重生的青春形象，而这一青春中国的想象和反叛父辈、追求现代的一代青年整体上是高度统一的。
这是现代中国历史的独特问题，也是“五四”时代的青年问题和今天青年问题的重要区别。当国族整体性地陷入世界历史的底端，内部的阶层区分就让位于国族整体性的“弱者”定位。“五四”运动虽然同样存在阶层分化，同样有资本家的少爷，有农民家的孩子，但是在更大意义上，他们都共处于“中国人”这一最大的弱者身份中。这一身份成为最大的时代焦虑，所以青年也整体性地成为社会先锋形象。但今天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的“弱者”形象已经翻转，整体性的外部压力已不存在。今天在青年中，有“官二代”、“富二代”，有那么多打工青年、农村青年，今天的青年是否还存在“五四”时代那样一个整体性的“青春=现代=进步=先锋”的形象定位？还是阶层、阶级身份的认同已经超过了基于单纯生理年龄的“青年”群体的认同？所谓“官二代”、“富二代”强调的是阶层身份的继承，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孟老师提出的青年阶层问题，是今天中国青年文化所要面对的一个新问题。
李云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青年处于越来越严酷的环境中，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越来越低下，并且成为一种历史趋势。其实在青年之前，也有别的阶层，最早是农民、工人，他们已经遭遇到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也处于一个逐渐被剥夺的过程。我们今天讨论青年亚文化，可以看出很多青年对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除了极少数人有比较自觉的意识，大部分青年处于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处于一种迷梦之中，现在最关键的，是意识到他们自身所处的现实跟这个迷梦是不太一样的。
我昨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材料，是一个学生写的，整个大学校园空间也是越来越紧张，1990年代进入大学的时候，起码有相对自由的空间，可以让你跟同学有相对平等的交往，可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必着急考虑就业这么紧迫的问题，可是现在这样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了。
崔柯（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我从日常经验方面谈一下感受，我们通常会说青少年、中青年、老中青什么的，青年处于中年和少年之间。少年呢，幼稚一点，做些不成熟的事情，大家都能容忍。人到中年，大家一般觉得应该是成熟、稳重，严肃谦和、文质彬彬。我觉得，青年的负面意味产生的原因在于少年和中年状态的交叉，一方面不再是少年，社会预设应该进入到一个成熟稳重的角色了，但实际上还带着一些跟社会预期不太符合的特征，比如我们通常会说谁谁愣头青、愤青什么的。
当然中年也分两种，一种是从“少年派”成长到“中年派”，青春时期奋斗过了，没有目标了，于是穿上西装打上领带，成为中产阶级白领。第二种，就像祝老师说的，“眼前无路想回头”，觉得人生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前边没有希望了，像台湾电影《男人四十》、《女人四十》里表现的那种，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平庸琐碎。这种中年状态，一方面跟生命的自然过程有关，但另一方面，也跟某段时期的社会现实有关，现实可能会逼迫人认识到，纵然自己有再多理想、再多抱负，也是无路可走。这个时候再看青春，看少年时代，就有一些复杂的意味了——当然曾经的青春也未必真那么美好，也可能不过是在庸碌的生活中给自己构想的一个美好幻象。
李修建：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论坛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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