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个量化研究看加强舆论监督的必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要性论文,舆论监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舆论监督作用强大，它是社会的了望塔、安全阀和社会民主的大平台。当前，党和人民群众都十分关注舆论监督的开展。朱镕基总理曾作过精辟的概括：“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舆论监督是公民的权利。然而，舆论监督真正实施起来并不容易。本文将结合几个量化研究成果的数据，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阐释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本文参考的五个已有量化研究的成果分别是：
1.2001年对安徽省新闻舆论监督状况的调查。河北大学乔云霞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舆论监督研究”课题组，2001年对全国新闻媒介实施舆论监督状况进行了大型抽样调查，目的在于促进全国媒介舆论监督逐步走向制度化、法制化轨道。此调查属于此次大型抽样调查的一部分，即对安徽省媒介从业人员和受众对新闻舆论监督认知状况的调查分析①。
2.从“焦点访谈”类专题报道看舆论监督作用的报告②。此为北京广播学院郭镇之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成果，1998年申报，2001年完成。其研究焦点集中于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焦点访谈》及类似的几个节目，以此作为个案，围绕“电视新闻评论”和“批评报道”的结合部，对舆论监督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经验研究和实施研究，并探讨分析了与舆论监督相关的理论、实践和对策问题。
3.浙江等三省舆论监督调查报告③。此为华中科技大学孙旭培教授主持的课题《加入世贸与我国新闻业的发展》的附录的一部分。1998年以后，报纸上刊登的舆论监督稿件有所增加。但是，这些稿件很多是报纸之间的转载，各地舆论监督的情况究竟如何，课题组在全国范围内，在浙江、湖北、云南三省，各选省、地、县报一家，进行抽样调查，写出此报告。
4.《中国青年报》1980～2000年舆论监督调查④。此为孙旭培教授主持的课题《网络传播条件下报纸的报道和评论改进之研究》的附录的一部分。本次调查旨在通过对《中国青年报》1980、1985、1988、1990、1995、2000年这6年的舆论监督稿件的调查统计来反映新闻信息量的变化情况，进而分析舆论监督与社会承受力以及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
5.对深圳市居民和新闻工作者的调查⑤。包括“关于深圳居民信息来源渠道的调查”和“对新闻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的调查结果”两部分，属于王茂亮、程世寿、孙旭培教授主持的课题《中国入世和网络发展对深圳新闻传播业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舆论监督报道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民主潮流不可阻挡，新闻舆论监督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和支持。我们从已有调查成果中发现，大多数受众都喜欢批评报道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几个调查中，都有对批评报道的内容分析，并以此来说明舆论监督的状况。必须明确的是，舆论监督并不单指批评，还包括“参加”、“影响”、“威慑”、“制衡”等。
目前绝大部分媒体都非常重视受众的参与，开辟新闻热线。受众大都乐于参加。调查数据显示，近70％的受众愿意参与新闻媒介的批评报道（见表1），但有近80％的受众没有参与过，从已有调查数据（表2、表3）上看，我国舆论监督报道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表1 您愿意参与新闻媒介的批评报道吗（只选一项）
表2 受众经常阅读、收听、收看的栏目有⑧（选项不限）
表3 受众对批评报道的满意程度⑨（只选一项）
受众在回答“您喜欢舆论监督中的批评报道吗？”的问题时，有超过半数的受众选择了“很喜欢”或“喜欢”。他们认为批评报道能够反映老百姓的心声，能说真话，能伸张正义压制邪恶，促进廉政建设，还认为批评报道能解决实际问题，促进民主进程等。受众最不喜欢的是那些不真实、不准确的批评报道和“隔靴搔痒”式的批评报道以及态度生硬、不是与人为善的批评报道等⑦。
受众和从业人员都认为新闻媒介舆论监督方面存在的不足主要是只打“死老虎”不打“活老虎”，批小不批大。
舆论监督促进了受众民主法制意识的提高，反过来受众民主法制意识的提高又推动了舆论监督的开展。《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类节目选题的信息大多来源于受众。一些地区受众在看了《焦点访谈》后，民主法制意识增强。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不合理不合法的问题或现象时，就积极主动地向《焦点访谈》提供线索，舆论监督的几率提高，力度增强。
舆论监督报道的批评力度有待加强
舆论监督中的批评力度是个重要的考察指标，“对权力的监督是体现舆论监督程度最重要的指标”。⑩就已有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报道的批评力度还远远不够，因而很有必要加强舆论监督，建立权力制衡体系，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向实效转化。
本文通过分析批评对象和批评内容两个方面来论述批评力度。目前媒体的批评对象中政府机关只占极少数。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报道时，所监督的事情和从业人员预想的不大一样，因而监督重点在几个已有调查结果中，由于所设项目不同而存在细小差异。
（1）批评对象
从浙江、湖北、云南三省三级党委机关报的舆论监督调查中，可以看出，在批评稿件中，大量的是批评一些不点名的事情，更多的是既无单位又无具体地点、人名的现象。在2002年1月和7月两个月中，三省三级党委机关报的批评报道中涉及人（真名真姓）的极少，涉及单位的也极少。省报中，涉及到人的仅有2篇，约占总篇数的1.5％，涉及到单位的24篇，约占总篇数的17.5％；地报中，涉及到人的5篇，约占总篇数的7.9％，涉及到单位的有6篇，约占总篇数的9.5％；县报中，涉及到人的有1篇，约占总篇数的1.8％，涉及到单位的有3篇，约占总篇数的5.3％。例如：在《怒江报》的两个月总共9篇批评稿件中，涉及到人和单位的一篇没有；《嘉兴日报》26篇稿件中，涉及到人的只有1篇；《汉川报》25篇稿件中，涉及到人的没有一篇，涉及到单位的仅有1篇。
在《中国青年报》1980年至2000年舆论监督调查中，特别统计了一下批评对象（当事单位或当事干部）的级别，如地级、厅级、县级、处级、乡级、村级等，总共有13篇稿件涉及到（11），集中在1988年和2000年间，其他年份没有涉及到。最高级别为县级。总体说来，所占比例极其微小（见表4）。
表4 《中国青年报》批评对象的级别统计表（12）（抽样）
在安徽受众的印象中，媒介批评乡镇（科级）领导干部最多，批评一般干部、农村干部次之，对群众批评的最少（见表5）。与此相对的是，受众认为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依次应是乡镇（科级）领导干部、县处级领导干部、省部级领导干部、厅局级领导干部、一般领导干部、其他公众人物（名人、明星）。与受众对报道的印象相对的是，从业人员认为自己批评报道过的人较多的前三位依次是科级领导干部、一般领导干部、群众，批评省级领导干部次数最少。但从业人员认为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首先是县处级领导干部，其次是厅局级领导干部、乡镇级领导干部、基层领导干部、省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
表5 在受众印象里媒介批评哪些人较多（13）（选项不限）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1994年到1998年的监督报道中，批评的具体人物比例分别是（14）：垄断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17.1％、基层机构（县以下区、乡、村）干部14.9％、国企和事业单位领导11.1％、县团处级领导干部10.8％、工商企业家（私营、集体）9.2％、地市（厅局）级领导干部7.0％、公检法等权力机构领导及人员4.7％、普通公民1.9％、一般公职人员（教师、医生、职员等）0.6％、省部级领导干部0.6％。
（2）批评内容
问卷调查结果中（15），安徽媒介从业人员在实践中批评过的事由多到少的顺序是行业不正之风、公路三乱、执法犯法、渎职、加重农民负担、制黄贩黄、贪污受贿、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等，但从业人员认为舆论监督的重点依次是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行为、社会道德及社会风气、重大决策的制定、执行和结果。这一点与受众的理解相同（受众调查结果见表5）。
表5 在受众印象里媒介批评哪类事情较多（16）（选项不限）
《中国青年报》舆论监督的原因统计过程中，批评原因分为以下几类：1）触犯法律；2）违反法规；3）工作缺陷；4）违反公德；5）不良风气；6）违反秩序；7）环保。显然，对于1）、2）两点监督越多，说明监督的力度越强。统计结果（如图表6）显示，报道从多到少依次为工作缺陷、不良风气、违反法规、触犯法律、违反秩序、违反公德和环保。批评工作缺陷（含工作失职）的最多，但一般是批评非权力单位或者是泛指一些现象。环保类稿件2篇，抽样统计显示都发生在2000年。触犯法律和违反法规的稿件占总体36％左右，这两项从1980年到2000年总体数量不断增加，显示出监督力度渐渐加强。
表6 《中国青年报》对舆论监督原因的统计（17）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批评的第一类内容共16项，1994年到1998年的统计由多到少依次为（18）：弄虚作假（对下）23.0％、滥用行业特权17.2％、官僚主义11.4％、社会问题10.9％、滥用行政特权10.9％、弄虚作假（对上）6.3％、违法违规、法制不健全5.3％、贪污受贿3.5％、经济纠纷2.8％、地方保护2.5％、社会阴暗面1.8％、行政事故1.5％、侵犯公民权利1.5％、欺行霸市1.0％、其他0.3％、不知道0.3％。
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新闻媒体都是集中批评企业、事业机构和政府部门，这点与舆论监督的“权力”指向是相符的。但是，从统计上看，媒体更侧重于其中拥有非行政权力的企业和权力较小的事业机构。“焦点访谈”里关于对下面的弄虚作假的批评占的比例很大，主要是这一行为伤害到平民百姓，同时也挑战了国家权力。
新闻从业人员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新闻工作者要“支持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思想行为，勇于批评揭露违背人民利益的错误言行和消极腐败现象，积极正确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作为新闻舆论监督主体的媒介从业人员以及新闻媒介，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从业人员要肩负新闻舆论监督的历史使命，媒体要进行舆论监督的现实改革。开展新闻舆论监督已成为中国新闻媒介的一大趋势，我国将会进入一个更加自信、言论更加开放、透明度更高的时期。
据调查（19），媒介从业人员绝大多数都有开展舆论监督报道的经验，媒介从业人员大多数都搞过5次以上的批评报道。其中，31～55岁的从业人员搞过批评报道的次数较多。业务职称越高的人搞批评报道的次数则越少。
绝大部分新闻从业人员对舆论监督报道很感兴趣。安徽的新闻从业人员在回答“您对搞舆论监督中的批评报道是否感兴趣”的问题时出现一些分化（20）。年龄在31～42岁之间的从业人员中选择“很感兴趣”或“感兴趣”的占该年龄段从业人员总数的比例最高，达到76.7％；56岁以上的从业人员对批评报道的兴趣只有“一般”。其他年龄段的从业人员选择“很感兴趣”或“感兴趣”的都超过了半数。就学历来说，分别有75％的大专学历的人、64.5％的本科学历的人、33.3％的研究生学历的人对搞批评报道“很感兴趣”或“感兴趣”，而学历为高中或中专的人对批评报道“不感兴趣”。就业务职称来说，记者、编辑对搞批评报道“很感兴趣”或“感兴趣”的最多。从总体分析，安徽媒介从业人员对搞批评报道还是感兴趣的。
尽管很多从业人员认为公众对媒介的期待已经超越了媒介传播本身的功能，使得舆论监督类节目成为“政府最高效的信访部门”。我们发现，公众对舆论监督抱有很高的期望，实际上，通过与新闻工作者的交流，我们发现他们同样对此期望甚高（21），可见，在这一点上，舆论监督的可行性非常高。但是，从业人员的积极性需要有相关政策的支持，如果在采访报道过程中所受挫折过多，将会严重打击到新闻从业人员的主体意识。
实施舆论监督报道的一些障碍
目前，我国媒体的舆论监督报道还有待完善，主要问题在于仍存在许多障碍，就已有的调查成果看（参见表7～11），主要障碍还是权力的障碍，包括政府和权力部门的行政干预以及地方保护主义。
表7 从业人员认为批评报道难搞的原因是（22）（限选4项）
表8 从业人员在搞批评报道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来自（23）（选项不限）
表9 从业人员在搞批评报道的过程中，得到的帮助来自（24）（选项不限）
表10 从业人员认为一些批评报道不能如期刊登传播的原因在于（25）（选项不限）
表11 深圳从业人员在被问及“你认为舆论监督的阻力主要来自何处？”时，出现以下6种答案（26）
舆论监督报道可行性中存在的障碍仍然很多，从上面的调查可以看出记者安全、领导不支持、法律不保障、说情者都是很大的问题，短期内也只能做到适当加以改善，无法彻底解决问题。政府各级领导部门应该支持媒体的舆论监督，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保障并完善包括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在内的所有社会监督体系及其监督机制。
几点看法
在上述五个量化研究成果以及其他有关舆论监督的定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目前我国舆论监督状况，我们有以下几点看法：
（1）我们平时从报纸上看到的舆论监督稿件尽管比较多，但是多属重复刊登（转载外地舆论监督稿件），实际上具体到每个省市县的舆论监督稿件是很少的。我们的新闻媒介还没有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舆论监督的责任。2003年3月11日，检察院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7）统计，仅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就有217103件，其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大案有5541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达12830人。但是，我们现在要问，由新闻媒体发现线索，挖掘出来的有多少呢？实在是寥寥无几。我们不可能要求腐败案件都由媒体来揭露，但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中，新闻媒体确实承担着社会“了望塔”的责任，应当勇于担当舆论监督的大任，至少要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由媒体披露。这在发达国家是司空见惯的。
（2）舆论监督的困难主要在于一些地方权力机构的冷漠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中央领导和中央有关文件反复强调舆论监督，上面几个量化研究的数据也说明，人民群众欢迎和希望加强舆论监督，但实践中却出现了类似80年代农村改革中出现过的现象，即所谓“上面放，下面望，中间一根顶门杠”，一些权力机构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害怕不良事件曝光后影响其政绩，或者怕影响当地企业不依法运作而取得的利益，因而设法逃避舆论监督。举例说，因为“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节目影响巨大，中央电视台门口不时出现两个长队，一支来告状，一支来求情。这求情的队伍多半是相关政府机构怕节目播出后影响政绩，派来打通关节的。
（3）要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还应该在党内和社会上取得对社会心理承受力和社会稳定问题的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从来就是相信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是主人，官员是社会公仆。可是长期以来，许多贪污腐败现象或者突发事件只让公仆了解，而怕主人知道。理由是人民没有那样的心理承受能力。实际上，政治是众人之事，众人之事必须由众人来办，首先要让众人知道，让众人议论。在这样的氛围中社会心理承受力就能不断提高。相反，真相越不明，小道消息传得越快，反而容易引起人们不必要的猜测和恐慌，社会稳定也就谈不上，社会心理承受力越脆弱。2月8日，“广州发生致命流感”的消息，就开始以手机短信和口耳相传等形式悄悄地在人群中蔓延。政府此时不愿意说出来，无非是担心引起社会混乱，直到最后掀起抢购药物和醋的高潮，广州市政府才于2月11日召开针对此事的新闻发布会。以后，明知此病传染性很强，却仍一度隐瞒疫情不报，致使疫情扩散，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党和政府4月20日采取果断措施后，新闻媒体才高透明度地向社会报告疫情，尽管疫情仍然严峻，但99％的北京市民满意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群众情绪稳定，终于又赢得国际社会的好评。这一事例足以说明，在传播技术高速发展，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那种认为信息透明度高、舆论监督多、就会影响社会稳定的思维定势，是不对的，应该切实加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