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简帛文献看汉语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量词论文,汉语论文,文献论文,时代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量词丰富是汉藏语系诸语言的一大特色，但量词系统并非先在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语法化过程。汉语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及其动因，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但正如刘世儒先生所言：“汉语量词，历史悠久，材料浩繁……只有把量词的各个历史横断面都研究好了，汉语的整套的系统的量词史才有可能建立起来。”① 量词的断代研究，刘先生导夫先路，对魏晋南北朝量词进行了系统考察，但目前量词断代研究做的还很不够，对于量词起源的动因、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数＋量＋名”结构的来源等诸多问题仍聚讼纷纭。
一、量词系统建立的判定标准
对于汉语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刘世儒先生对魏晋南北朝量词进行了断代研究，提出这一时期量词体系完备，标志着汉语量词系统的正式建立。郭锡良先生也认为：“汉代以后，数＋（量）＋名的结构开始产生。但是汉代数词一般还是直接与名词结合……魏晋以后，单位词才完成了分化的过程，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量词范畴。”② 二是宋元时期，石毓智认为“汉语的个体量词，萌芽于两汉，产生于魏晋，稳步发展于唐宋，牢固建立于宋元之际”。③ 即宋元之际，“数＋量＋名”结构在语言中占据了优势，标志着量词范畴的最后确立。
传世文献的量词研究往往强调“数＋量＋名”结构在量词发展中的地位，如王力先生说：“这是很重要的转变，可以说是一种飞跃……因为当数词和单位词放在普通名词后面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够密切的；后来单位词移到了名词前面，它和名词的关系就密切起来，渐渐成为一种语法范畴。”④“魏晋六朝说”和“宋元说”都以此为标准来判断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我们认为这一结构的产生诚然在量词语法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并不是量词范畴建立的唯一标准：首先，早在战国楚简中这一结构就出现了，达到64例之多，但先秦显然只是量词的萌芽期；⑤ 其次，当汉代簿籍类文献中量词使用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时，数词不再与名词直接结合，而是要同量词组成数量结构才能充当句子成分，即“名＋数＋量”结构在称数样式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而“数＋量＋名”结构仍很罕见；再次，从其它量词语言来看，藏缅语族中的彝语支、缅语支、羌语支和克伦语支量词都比较丰富，但却采用“名＋数＋量”语序，显然不能因为这些语言中没有“数＋量＋名”结构而否认其量词范畴的存在。
因此，我们认为“数＋量＋名”结构的产生与发展是判断汉语量词范畴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并不是唯一标准，还应当综合考察量词内部类系的发展、量词数量的扩张（尤其是个体量词数量的扩张）、量词在数量表示法中的使用频率、量词的语法功能、量词的语法化程度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当使用量词在数量表示法中占据优势，数词在计数时不再和名词直接结合，而是首先和量词组成数量结构共同充当句子成分时，即使量词没有出现在“数＋量＋名”结构之中，其语义及语法功能和名词无疑有了明显的区别，量词范畴就已经建立起来。
二、从简帛文献看汉代量词的发展
简帛文献的出土，尤其是大量遣策类、簿籍类等文献的出土，为汉语量词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同时资料”或“准同时资料”，⑥ 我们对已公布的78种出土先秦两汉魏晋简帛文献中的量词系统做了穷尽性的整理研究，认为两汉时期汉语量词范畴已经建立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量词部类发展完备，数量丰富。
1.动量词已经产生，量词两大类系齐备。从传世文献来看，对于先秦动量词傅铭第先生举出“周”、“匝”两个，⑦ 但仍可视为名量词；杨伯峻、何乐士二先生又举出“巡”、“成”2个，⑧ 但仍可视为动词。确切无疑的动量词先秦未见，即使到西汉也仍然罕见；⑨ 但从简帛文献看，动量词萌芽于先秦，两汉获得了发展。
从出土文献看，秦简有“步”、“课”两个动量词。“步”凡6例，如《周家台秦简》326,“见东陈垣，禹步三步。”又332：“见车，禹步三步。”禹步，是古代巫师作法时的一种行步方法，《玉函秘典》：“禹步法，闭气先前左足，次前右足，以左足并右足，为三步也。”“步”强调的并非距离，而是动作，“禹步三步”意为“禹步三次”；可见“步”为动量词无疑。“课”仅1例，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19：“今课县、都官公服牛各一课。”课，即考核；一课，即考核一次。二者均从动词义借用而来，即“同源动量”。
两汉简帛中动量词获得了初步发展，有“通”、“发”、“辈”、“伐”、“下”、“周”、“反”7个，如：
其中，动量词“通”在汉代使用频率已经很高，如《居延汉简》24例，《居延新简》6例，《敦煌汉简》10例。“下”和“伐”均是称量“打击”义动词的，二者很快合流。“通”、“发”、“辈”、“下”、“周”、“反”6个，均沿用到魏晋六朝以后。
2.量词数量丰富。甲骨文量词不到10个，⑩ 金文发展到40多个。(11) 先秦简帛文献中量词79个，其中个体量词仅25个；《左传》量词60个，但多度量衡和编制单位，个体量词仅12个；(12)《战国策》量词39个，个体量词仅7个，均为物量词；《论衡》中量词43个，个体量词仅16个。而两汉简帛文献中，物量词总数达到130个，其中自然单位量词69个，而语法化程度最高的个体量词则达到46个之多；(13) 简帛量词使用如此广泛，应当与简帛文献多账簿、遣策类文献，从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数量表示法之面貌有关。
表一 两汉简帛物量词总表
3.量词的分工进一步发展。量词语法化的初期总是有很多兼职，随着量词的日趋丰富，其分工也逐渐明晰，到两汉简帛中量词的分工已经相当细密，如就物体而言，粒状或圆形物一般用“颗”，药物则用“丸”，条形物则用“梃”；就交通工具而言，船用“艘”，车用“两”或“乘”，而“乘”多量“马车”，“两”多量“牛车”，也有分工的趋势；就有生之物而言，人用“口”，鱼、牛、羊用“头”，马用“匹”，一人一马则用“骑”。例不赘举。
（二）使用频率高，使用量词在称数法中占据优势地位。
刘世儒先生认为：“在上古数名组合须要通过量词介绍这一规范还没有形成（两汉）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先秦）。”(14) 而从简帛文献来看，这一规范其实始于先秦，形成于两汉。
从先秦简帛看，27种文献中物量表示法总计2337例，使用量词的718例，占30.7％。从传世两汉文献看，量词的使用频率仍不高，我们统计了《礼记》、《论衡》、《公羊传》、《榖梁传》、《盐铁论》五种文献，其中物量表示法凡2070例，使用量词448例，仅占21.6％。但从两汉简帛看，我们选取成书时代明确的24种汉简中的物量表示法进行了全面统计：(15)
表二：汉简物量表示法统计表
量词的使用占物量表示法的53.6％。《居延汉简》物量表示法总计4280例，使用量词的达到2746例，占64.2％。(16) 尤其在准确计量的遣策类文献中，量词的使用更是必不可少，如汉初的马王堆3号墓遣策，数量结构总计524例，“名＋数＋量”结构314例，占59.9％；凤凰山167号墓遣策称数结构81例，“名＋数＋量”结构71例，占87.7％。由于书面语言的滞后性，可以推测当时口语中量词的使用频率应当更高。如此高的使用频率，无论是先秦还是两汉，都是传世文献量词研究所未知的。可见，使用量词在汉代无疑已经开始成为一种规范。
（三）量词语法化的发展。
1.泛指量词的成熟。泛指量词是量词系统中最为特殊的一类，其源词义几乎完全消失，语法化程度最高，汉语史上泛指量词有“枚”、“个”两个。从传世文献看，“枚”在《史记》、《春秋繁露》、《淮南子》、《说苑》、《新书》、《新序》、《盐铁论》、《法言》、《新语》9种西汉文献中仅6例，而西汉简帛则很常见，仅写成于文帝至景帝的《凤凰山167号墓简》中即有37例之多，而《凤凰山8号墓简》中则可以称量有生之物“鱼”等。时代稍后的《居延汉简》（包括《新简》）179例，《敦煌汉简》15例，《敦煌悬泉汉简释粹》21例，其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可以自由应用于无生、有生之物，无生之物包括各种器皿、席子、皮革、木制品、钱币、兵器、衣物、封签、绳索等等，有生之物既包括树木等植物，也包括狗、鸡、鱼等动物。无生之物用例传世文献常见，此不赘列；有生之物用例如：
可见，泛指量词“枚”在汉初已广泛应用，汉代中期臻于成熟，到汉末三国时期的吴高荣墓《遣策》木牍（写成时代在公元232－238年之间）中，所计量事物几乎全部用量词“枚”来称量：
该木牍79个称数结构中，使用量词“枚”达到了75例之多，占总数的95％。量词系统中语法化程度最高的泛指量词的成熟，也说明了当时量词系统的发达程度。(17)
2.“数＋量＋名”结构的产生。“当数词和单位词放在普通名词后面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够密切的；后来单位词移到了名词前面，它和名词的关系就密切起来，渐渐成为一种语法范畴。”(18) 传世先秦文献“数＋量＋名”结构罕见，尤其自然量词的用例，贝罗贝等认为这一结构是晚至汉代才出现的。(19) 从先秦简帛看，“数＋量＋名”结构已较多见，而且其发展体现出了强烈的地域性。楚简帛凡64例：度量衡量词1例，借用量词7例，个体量词46例，集体量词10例。如：
数量结构作定语有时候可以加“之”，如上博简《容成氏》44：“是乎作为九成之台。”楚筒帛此类结构多见于遣策类文献，而时代稍晚的秦简中却仅2例，且均为度量衡量词。两汉简帛也很少见，且限于度量衡和借用量词，所调查的24种汉简中仅9例，均为度量衡量词，这可能与楚简帛多簿籍类文献有关。两汉时期，“数＋量十名”结构在数量表示法中虽然比例还很小，但在大量文献中，其总数已经很多，正如潘允中所言：“在汉代的文学语言里，已经把这种语法形式巩固下来，无论自然单位的量词也好，度量衡的量词也好，都已经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了。”(20) 如：
（四）量词的语法功能进一步拓展。
1.词缀化构词法的形成。“名＋量”构成新词，量词失去了表量功能，成为词缀，王力先生认为：“这种结构是相当后起的……直到宋元时代，单位词才用作词尾。”(21) 刘世儒认为产生于南北朝：“在这个时代以前，这种构词法一般说还没有形成。偶然出现几个零星的例子，也只能说还是一种‘萌芽’，因为数量太少，又多有问题，还不能形成一种范畴。”(22) 但从两汉简帛来看，“名＋量”结构的双音词已经产生，而且数量也很不少，例如：
“两（辆）”、“卷”用作量词在两汉简帛已很普遍，因此在这一时代“车两（辆）”、“书卷”为双音复合词是毫无疑问的。从文意及所处的语法位置来看，也无疑义。
2.偏正式复合词“量＋名”构词方式的产生。刘世儒认为：“到了南北朝才更通行起来。”(23) 其实在《睡虎地秦简》中就已经很常见，例如：
仅《算数书》中“量＋名”偏正式名词就甚多，如“步数”达12例，“钱数”8例，“升数”5例，说明“量＋名”构词形式在两汉已经发展成熟。
3.组合能力的发展。量词一般同数词组合共同充当句子成分，古今皆然。两汉时代量词已经可以同疑问代词、形容词等其他词类组合，例如：
量词单独使用时，刘世儒提出在魏晋南北朝可以充当定语、主语、状语三种句法成分，实际上早在秦简中就已常见，两汉简帛更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仅以《睡虎地秦简》为例：
三、小结
从出土简帛文献来看，两汉时代量词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体系完备，数量丰富，分工较为细密，尤其是数量表示法中量词观念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数词一般先同量词组合为数量短语才能共同充当句子成分；量词的各类语法功能均已经产生，只是在初期使用频率较低，但在语法功能上已经和源名词或动词有了很大差别；语法化程度最高的泛指性量词“枚”获得了广泛而高频率的使用，语法化程度很低的拷贝型量词则已经消失，量词的语法化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汉语量词系统发展的框架在两汉已经构建起来，魏晋以后量词在这一框架中进一步充实、发展，直到宋元之际“数＋量＋名”结构占据绝对优势地位，量词系统臻于完善，才同现代汉语没有太多差别了。
收稿日期：2010－07－03
注释：
① 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页。
② 郭锡良《从单位名词到量词》，载《汉语史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8页。
③ 石毓智《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6页。
④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0页。
⑤ 李建平《战国楚简中的量词及其语法化》，载《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第三辑，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42页。
⑥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1页。
⑦ 傅铭第《关于动量词“匝”和“周”》，《中国语文》1965年第1期，第27页。
⑧ 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年，第204页。
⑨ 杨剑桥《汉语动量词不产生于先秦说》，《语言研究》2009年第4期，第22页。
⑩ 李若晖《殷代量词初探》，《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2期，第79页。
(11) 黄载君《从甲文、金文量词的应用，考察汉语量词的起源与发展》，《中国语文》1964年第6期，第432页。
(12) 何乐士《〈左传〉的数量词》，载《古汉语语法研究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43页。
(13) 李建平、张显成《先秦两汉魏晋简帛量词析论》，《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4期，第69页。
(14) 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第32页。
(15) 24种汉简为：焦山汉简、萧家草场简、未央宫汉简、清水沟汉简、高台汉牍、古人堤汉简、甘谷汉简、邗江汉简、平山汉楬、花果山汉简、海州汉牍、胥浦汉简、东牌楼汉简、罗泊湾汉简、大坟头汉简、孙家寨汉简、孔家坡汉简、凤凰山8号墓汉简、凤凰山9号墓汉简、凤凰山10号墓汉简、凤凰山168号墓汉简、凤凰山167号墓汉简、凤凰山169号墓汉简、马王堆3号墓汉简。
(16) 陈近朱《〈居延汉简〉中物量词和称数法探析》，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通过，第40页。
(17) 以上可详：李建平、张显成《汉语泛指性量词“枚/个”的兴替及其动因》，《古汉语研究》2009年第4期，第64页。
(18) 王力《汉语史稿》，第240页。
(19) 贝罗贝《上古、中古汉语量词的历史发展》，载《语言学论丛》第2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8页。
(20) 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119页。
(21) 王力《汉语史稿》，第244页。
(22) 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第16页。
(23) 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