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族思想文化源流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洲论文,源流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满洲族思想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体系。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对本民族先世和祖辈创造的思想文化成果认同、继承和发展的结果；也是对其他先世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进行吸收、改造和发展的结果。前者是本源和主流，后者则是文化发展的外部动力和重要条件。
满洲族在历史上曾建立了渤海、金、清等三个著名的国家政权，创造了灿烂的满洲思想文化。从历史上看，满洲族思想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体系，它有自己的本源与支流。本文主要论及以下几个问题：满洲（含其先世）民族共同体内部后代对前代思想文化的认同、继承和发展情况以及满洲族及其先世民族在分裂演变过程中所流失的思想文化；满洲族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对其它独立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学习、借鉴和吸收情况。
一、满洲族对本民族思想文化的认同和继承
满洲族对本族思想文化的认同和继承，主要有三个阶段：一是金代女真族对“本同一家”的渤海思想文化的认同和继承；二是后金女真人及清代满洲人对金代女真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三是民国以降至共和国时期满洲人对渤海、女真、八旗思想文化的全面整理和继承情况。满洲族对本族思想文化的认同和继承，涉及到宗教、语言文字、民族源流与国家承续诸多方面，下面择其要者加以考论。
（一）萨满教的传承
女真人的传统宗教，史称萨满教。这是由原始的万物有灵论，加上祖先崇拜、巫术揉合而成的。它是一种崇拜自然、图腾、祖先的多神教，被广泛地用于解决部落纷争、治疗疾病、军事征伐等活动中。
萨满教历辽金，一直沿袭到元、明女真人及后来的满洲人。明代女真人仍普遍地信奉萨满教，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神灵的，遇事必行跳神还愿之礼。在一些部落和部族中，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越来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们盛行祭天，“有设竿祭天之礼”〔1〕，凡征战、 会盟等大事都要祭天，所谓“宰乌牛祭天”、“刑白马祭天”；平常也有祭天之礼。清代满洲人“凡大小人家，门前立木一根，以此为神，逢喜庆疾病则还愿，择大猪不与人争价，宰割列于其下，请善诵者名‘叉马’（即萨满），向之念诵，家主跪拜毕，用零星肠肉悬于木竿头。”〔2〕清代各帝亦十分崇祀萨满教。
尽管萨满教源远流长，但满洲族的先世长期没有创造本民族文字，也就没有形成自己的经典，也没能形成成文的教义。后金时期，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汗王组织人重新创立了碑文，皇太极时期开始在女真族中设立学校，八旗官员的子弟得以上学读书，满文逐渐普及于满洲社会，为萨满教经典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乾隆十二年（1747年），清廷制定了第一部满文萨满经典——《满洲祭祀》（共6卷）。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由宫中付梓。 该典将满洲族祭礼的仪式程序及祭器的质地、形制、规格、颜色等都作了具体、详细的规定。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始〔3〕，阿桂、 于敏中奉诏将本书译汉编入《四库全书》，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译毕，名为《满洲祭神祭天典礼》〔4〕。道光八年（1828年）， 觉罗普年依《满洲祭祀》编译的《满洲跳神还愿典例》一书梓行。至此，满洲族萨满教才有了写成文字的经典，如同佛教的《大藏经》、基督教的《圣经》、伊斯教的《古兰经》等一样。
（二）国语国文的沿革
女真族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大金建国后，完颜希尹仿效汉人的楷字，又参照契丹字的制度，创制了女真字〔5〕， 此即女真大字。金太祖天辅三年（1119年）颁行国内。天眷元年（1138年）金熙宗完颜亶又创制了另一种女真文字，此即女真小字。皇统二年（1145年）初，开始使用御制小字〔6〕女真文字创制后， 不仅在官方文书中正式使用，而且在各路设立学校，置学官传授文字〔7〕。 到金世宗时，学校更扩大，诸路学生至3000人。当时设有府州学22处，传授女真文字〔8〕。大致每个谋克中，都有几个懂女真文字的人。直到明代，女真字仍在使用。
自明中叶以后，一些女真部落已抛弃了女真字，而专用蒙文。只有建州女真使用女真字。明末女真人已不再使用女真文，只使用蒙古文，一位身临其境的朝鲜人说：“胡中只知蒙书，凡文簿，皆以蒙字记之。”〔9〕后来，在努尔哈赤亲自领导和参与下，由女真族两位学者额尔 德尼、噶盖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用蒙文字母，合满洲语音，创造了崭新的大字——满文，也称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10〕。因当时以满洲部为主体统一女真各国各部，后金对内称女真满洲国，故女真族满洲贵族称此文为满洲文（简称满文），而不称为女真文。流传至今的《旧满洲档》、《满文老档》和其它一些珍贵的满洲族早期史料主要是用老满文书写的。皇太极时，因老满文不完善，有的字母代表两个或三个语音，不易识别，于天聪六年（1623年）三月命达海进行改革，在字母右边加上圈或点，使一个字母代表一个语音，并增加了几个新字，以拼写外来语〔11〕。至此，满文臻以完善，便利于学习和使用。这就是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清代满洲人分散于汉人之中，为此，清朝统治者一再呼吁保持“国语骑射”，但满洲人还是渐渐不懂满语、满文，即使提出种种条件，如选官必修满语，某些奏章中必用满文等，也无法阻挡满语满文被遗忘的趋势。至清末民初，满语满文已在大多数满洲人中停止使用了，满语音调和一些词汇则保留在北京话和东北话中。
（三）民族源流与国家承续
女真人的先世为两部。一是以粟末靺鞨为核心，吸收其它部和民族的人，形成新的渤海人。唐武则天圣历元年（698 年）粟末部首领大祚荣建立振（震）国，后改称渤海，臣附于唐。渤海国全面学习唐朝的制度和文化，形成了先进的渤海思想文化。二是被契丹称为女真的黑水靺鞨。女真族在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统一起来，建立金国灭辽，进而领有原渤海遗民。在灭辽过程中，为了争取被辽南迁的渤海人，太祖阿骨打宣称：“女真、渤海本同一家”〔12〕。基于对南迁渤海人的认同，金代女真政府也重用渤海人，让其担任要职，女真贵族还与渤海人联姻，如金世宗之母李氏，即为渤海人。金代女真人与渤海人融为一体，并吸收了渤海思想文化的有益成分。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去世后，完颜家族内部发生了皇权之争，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去世后，争权更加激烈。最后太祖派取得了胜利，太宗派失败了。但是，金熙宗完颜槃上台后，又捕杀太祖派功臣，打击宗族势力。完颜家族人人自危。宗室完颜亮发动宫廷政变取帝位后，也大肆屠杀宗族，凡功高权重的直系家族都被为争夺皇位的对象，借故捕杀。太祖第四子完颜兀术，对金朝的建立贡献卓著，又有继承帝位的资格，但在帝位之争中被排斥在外。晚年完颜兀术，为避开皇权之争可能带来的惨祸，移居宁江州故地。宁江州已毁于水患，旧城不复存在。海陵王完颜亮天德元年，下令重修宁江州城，并移在西南靠江交埠处另筑城一座，改名为乌拉弘勒城（乌拉，满语，为“江”之意；弘弥勒，又作洪尼勒或洪尼罗，满语，为“要塞”之意。乌拉弘弥勒即“沿江要塞”之意）。即使这样，海陵王完颜亮还不放心，在此期间，兀术长子、功高权重的大将军完颜亭惨遭杀害。另一大将军完颜割韩奴，即金朝开国时期军事统帅粘没喝（粘罕、宗翰）之子，却因此不敢姓完颜，改姓为粘氏，表示退出皇族，于帝位无争。兀术次子完颜伟及其家族接受完颜亭被杀的教训，其后世子孙就成了乌拉弘弥勒城的土著居民。
由上述可见，纳齐布禄原姓完颜氏，原籍乌拉弘弥勒城，与金代完颜兀术之子完颜伟家族的原籍相符，当系其后裔无疑。
明代女真建州部源自元代斡朵里（即斡朵怜）和胡里改（李氏朝鲜称其为兀良哈或火儿阿）。斡朵里是金代女真的后裔。斡朵里部童清礼自称“大金乃我远祖”〔13〕；明朝人说他们是“金之余裔”〔14〕；李氏朝鲜官员也认为：“兀良哈（即火儿阿）乃野人中平民，斡朵里乃大金支裔也”〔15〕。清代皇室爱新觉罗氏，就源自斡朵里部。建州部，后金及清代称为满洲部。满洲部包括王甲（即完颜）等五部，明末的完颜部是金代完颜部的后裔无疑。明人又认为建州为“渤海氏遗孽”或“渤海大氏遗孽”。郑晓说：“建州、毛怜本渤海氏遗孽，喜耕作，善缉纺，饮食衣服，颇有华风。海西有山夷，即熟女真，完颜余种，亦务耕稼，妇女喜金珠，依山作寨，亦名山寨夷”〔16〕明辽都指挥佥事毕恭则进一步说：“建州、毛怜则渤海大氏遗孽”〔17〕。毛怜部与建州部同源。毕恭的职务就是与女真人打交道，所记定有依据。可见，建州部、毛怜部亦为渤海国王大氏家族的后裔或渤海族后裔。合理的解释当为：建州女真原为渤海国人，后加入女真族，成为大金的臣民；或者说建州女真是由缘自渤海族的部落与缘自女真族的部落混合组成的新部落。
后金及清初，努尔哈赤、皇太极都对本民族的历史有浓厚的兴趣，认为大金是其先朝国家，并注意学习和借鉴本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思想文化成果。
1616年，努尔哈赤建国号金，表明他建立的国家和历史上女真族建立的大金国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当时就称后金。皇太极继承了其父对女真族国家承续及女真思想文化的认识。天聪七年（1633年），因与朝鲜交涉索取瓦尔喀人，便提到“瓦尔喀与我国俱居女真之地，我发祥建国与大金相等”〔18〕，把后金看成是大金的后继者。但是，他对本民族的称号问题又有一些新的认识。
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发布了一道命令，规定禁止使用诸申这一称号。以满洲部的称号取代了流传很久的诸申（即女真、肃慎）这一民族称号。皇太极还组织学者编撰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进一步阐明清朝的建国史和满洲部的发展史。在这两部史书中，首次提出了“满洲源流”的命题，其内容包括原始的满洲神话传说，努尔哈赤历代祖先和他本人的来历，女真各部的纷争，努尔哈赤以满洲部为基础统一女真和进占辽沈等过程〔19〕。这是以满洲部为主体，讲明末女真族的重新统一历史的。史书的不足之处，正如以满洲部名取代女真族名一样，是以满洲部族的历史代替了女真民族的历史，失之偏狭。皇太极改珠申（即诸申、女真）为满洲（即满珠），以本部落名称取代通行的民族称谓，不能仅仅看成是“出于政治考虑”，而是表明女真与满洲一样，最早只是一种部族称号，以后才成为民族名称的，满洲部的称号与女真称号一样源远流长，满洲并非源自女真部族。
乾隆帝弘历为编写有关满洲族史专著而发出的上谕和阿桂等撰修的《满洲源流考》，肯定满洲为部族名称，后取代女真之名，女真为肃慎的一音之转，否定了皇太极所谓满洲与女真（即珠申）无涉的看法，又进一步将满洲与其先世相联系，扩大了满洲族的历史范围。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阿桂等“奉敕”编撰的《满洲源流考》是一部关于满洲族发展史及满洲族文化发展的重要专著。弘历特发出“上谕”，非常明确地指示要利用已有的满洲族历史研究的成果，对满洲族的历史源流做一详尽考证，撰写一部满洲族历史专著。他自己首先提出满洲就是满珠，满珠为珠申所改，珠申和肃慎为一音之转，肃慎又是金朝完颜氏祖先靺鞨部所出之地〔21〕。他对“满洲源流”的认识已吸收了汉族有关书籍和人士的说法，远远地超越了皇太极时期撰修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的认识。负责主持编撰此书的阿桂等人，根据乾隆皇帝“上谕”的精神，立即拟定了“凡例”七条，确立全书分为四门。一是部族。“凡在古为肃慎，在汉为三韩，在魏晋为挹娄，在元魏为勿吉，在隋唐为靺鞨、新罗、渤海、百济诸国，在金初为完颜部及明代所设建州诸卫，并为考据异同，订析讹误，博稽史传，参证群书，分目提纲，各加按语，俾源流分合，指掌了解”。二是“疆域”。三是“山川”。四是“国俗”〔22〕。
“部族”门既讲清了满洲与先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的演变分合关系，又比一般著作多讲了夫余、三韩、百济、新罗、高丽、契丹、蒙古等与满洲族发展的联系，意在表示这些属于朝鲜语系和蒙古语系的民族同满洲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又不属于同一个民族。“部族”门之末所附《金史姓氏考》，把金代女真近百个姓氏和清代满洲姓氏相对照，讲明了满洲对女真的沿袭关系。这些研究成果就为确认和认同满洲族思想文化源流奠定了基础。在“国俗”门中，作者便进一步阐述了满洲族及先世各族的风俗和语言、经济、文化等的共同特征。
乾隆皇帝弘历对与满洲族有一定渊源关系的辰韩、夫余的有关习俗习惯和官制作出了科学的解释。辰韩、夫余本属东北秽貊族系，与肃慎语系有别，但在古代民族演变过程中，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在不同时期逐渐加入了满洲族的先世，成为满洲的源流之一。两个语系的人们原本生活环境相类、区域相邻，风俗习惯有许多共同之处，因而辰韩与夫余人融入满洲后，其思想文化也融入了满洲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中，成为满洲思想文化的源流之一。
清代八旗制度有三大组成部分，即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入关后又有内务府三旗。八旗成员自称为“旗人”，“旗人”又是汉族人对八旗成员的他称。八旗满洲无疑肯定为满洲族，内务府三旗虽单列，但因来自镶黄、正黄、正白旗满洲旗分，名义上仍属于上三旗满洲部分，其族属亦为满洲族，似无疑义。就是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作为“旗人”的组成部分，在清代也被认为是满洲族的组成部分。《八旗通志》明文记载：“太祖（即努尔哈赤）……肇建八旗，以统满洲、蒙古、汉军之众……咸隶旗籍”〔23〕。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的一则上谕说得更为明白：“向来定例满洲杀死满洲条文，本未妥协，自应以旗人杀死旗人载入例条，则蒙古、汉军皆可包括……试思八旗俱有蒙古、汉军，岂蒙古、汉军独非旗人？”〔24〕清中叶钦定的《满洲名臣传》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也都把八旗蒙古、汉军收录其中，视八旗蒙古、汉军为满洲族成员。清代中叶以后，清朝统治者放松了对八旗成员的控制，允许汉军旗人，特别是汉军下层旗人出旗为民，即恢复原有的汉族成分。凡是出旗为民的汉军旗人，便成为汉族成员了，而没有出旗的汉军旗人仍为满洲族成员。
清代中叶的满洲族历史学家昭梿在其《啸亭杂录》一书中，将镶红旗汉军人黄廷桂称为满洲封疆大臣〔25〕，将正蓝旗蒙古人松筠称为满洲理学之士〔26〕。这表明清代中叶已出现了以满洲通称八旗人的用法，八旗内部已完成了民族认同。至于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内务府旗人的提法，既是历史上八旗制度的沿袭，又与清代官制和八旗成员的分工有关，不便取消。
嘉庆年间，铁保辑录的《熙朝雅颂集》，晚清时盛昱、杨钟羲选编的《八旗文经》，都将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内务府旗人作为一个独立于汉、蒙等民族以外的民族整体看待，对他们的思想文化作品一体选录，以利保存和传播。
因此，八旗蒙古、汉军的历史，与八旗满洲一样，都是满洲族历史的一部分，二者创造的思想文化也是满洲思想文化的源流之一，二者在满洲族思想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八旗蒙古、汉军的祖先史、祖先思想文化史，则应具体分析，不应全部纳入满洲族史和满洲族思想文化史之中，以免失之宽泛。八旗蒙古、汉军的历史，特别是以其主要人物为代表的群体思想文化发展历程的特点，是满洲族史和满洲族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饶有趣味的重要课题。
民国时期的八旗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祖辈及满洲族先世思想文化历史的兴趣。民国初期，有人提出“旗族”之说，舒庆春（即老舍）也持有这种主张。但这一提法没有得到当时社会的认同，人们通称八旗后裔为“满人”或“满族”。也就是说，八旗蒙古、汉军、内务府旗人的称呼被人们放弃了，满洲仍被作为民族的通称而行之于世。但民国时期一些八旗后裔学者的著述仍保留清代惯用的“八旗”字样。
共和国时期，满洲族学者大都在广义上使用“满洲”这一族称，将满洲、八旗人、女真人，及其先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等，统统以满洲族称之（简称满族），而对满洲族的历史、思想、文化全面予以认同，并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本世纪80年代，在关内出现了一个自称为金朝女真族完颜氏后裔的民族群体，他们居住在福建、安徽、河南、台湾等省，罕、粘氏居于福建，完、宛氏居于安徽，粘、粘哥、粘割、粘葛、粘合氏居于台湾，他们是金代完颜粘没喝（粘罕）的后裔，现已被批准加入满洲族。至此，不难看出，金朝时期入关的女真人不仅与留居东北的女真人及后来的满洲族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而且金朝完颜家族在东北与关内都有其后裔加入满洲族。前述明代建州女真包含了渤海大氏后裔的事实，说明渤海族也有一部分加入了女真族，并在明末社会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渤海族、女真族都是满洲族的重要历史源流、渤海思想文化、女真思想文化也都是满洲族思想文化的重要源流。
我们今天研究满洲族史和满洲族思想文化史，当把满洲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以其当时的人数、活动范围和思想文化为准，不宜以其后来的分化与演变情况为依据对历史上的共同体进行人为的割裂，进而将一部分人或群体、一部分思想文化抛开不论。当然，为了说明后世满洲族的情况，说明后世满洲族的源流和思想文化源流，对其先世的分化与演变情况加以考察和分析，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满洲族对先进民族思想文化的借鉴
满洲及其先世都非常重视吸收先进民族的思想文化。满洲及其先世创造的民族思想文化，在渤海、金等国家政权灭亡后，曾遗失较多。明末女真人较汉族、蒙古、高丽人的思想文化水平尚有一定差距，甚至要低于渤海人、金代女真人的思想文化水平。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不但注重继承和发展女真族的本体思想文化，还倾心学习汉、蒙、朝的先进思想文化，尤其是汉文化。晚清时期，满洲人主要学习欧、美、日的思想文化。
（一）吸收契丹及蒙古族的思想文化
金灭辽后，沿袭了辽国南北官僚制度。史载金从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27〕，至太宗时，经过改革，全面实行。金朝的北面官制主要指女真“本国制度”，南面官制指燕云地区的汉官制度。金朝的女真字的创制，曾参考了契丹字的创立制度。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元天命，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后金设“理国政听讼大臣五员，扎心固齐十员”〔28〕，共议国事。后金政权中的“汗”和“扎心固齐”之名，都源自蒙古语。“汗”最早源于突厥语的“可汗”一词，汉代匈奴国王曾用这一称号，后为蒙古语族国王所承续，简称“汗”。“扎尔固齐”源自元代蒙古语“达鲁花赤”，为审判官，其职掌为负责案件的初审。可见，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主要是参照元朝或蒙古各部落国家的政权形式建立的。他又命大臣用蒙古字合满洲语音，创造了老满文。
清代满洲人还学习和发展了蒙古族正骨医学。清“定制，选上三旗士卒之明正骨法者，每旗十人，隶上驷院，名‘蒙古医士’。凡禁廷执事人有跌损者，咸名其医治，限以日期报愈，逾期则惩治焉。齐息园侍郎坠马伤首，脑涔涔然，蒙古医士尝以牛脬蒙其首以治之，其创立愈。故时有秘方能立奏效，非岐黄家所能及者。近最著名有觉罗伊桑阿者，以正骨起家，至于钜富。其授徒法，先将笔管戕削数段，令徒包纸摩挲，皆使其部合接如末破者，然后如法接骨，皆奏效焉”〔29〕。从蒙古医士的名称上看，这一正骨法当来自蒙古，或以蒙古为最。
（二）学习汉族的思想文化
唐代靺鞨人建立的渤海国，非常重视学习大唐思想文化。“渤海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30〕。他们到长安抄回《汉书》、《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唐礼》等典籍。渤海的国家机构建制、五京设置、宫廷建筑，大都仿效唐朝。如在行政区划设置上与唐朝一样，也是京、府、州、县四个层次。不少的渤海国文人能用汉文写诗作文，出现了杨泰师、王孝廉等以汉文写作的诗人。晚唐诗人温庭筠在《送渤海王子归本国》一诗中说：“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可见，渤海国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是在唐朝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渤海上层社会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和研究，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渤海政堂省所设六司的名称，主要采用了儒家所倡导的五常内容，六司曰忠部、仁部、义部、礼部、智部、信部；所设的胄子监，其名则缘自《尚书》“典乐教胄子”一句；巷伯局则依据《诗经·小雅·巷伯》篇命名。
金灭辽立国后，女真贵族对汉族的人才以各种形式加以任用。他们不但启用原在辽朝任职的汉人为官，如韩企先、孟浩、蔡松年、曹望之、许霖等，还对南宋使臣强留使用，如宇文虚中、高士谈、吴激、洪皓等。金代也大量地吸收了汉族的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
后金女真人及清代满洲人对汉族思想文化的学习与借鉴也是很多的。
相传努尔哈赤从小就和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汉化女真人）有极密切的关系，稍长“即好看《三国》、《水浒》”〔31〕，后来又“以珍异在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关与明互市”〔32〕。这对他学习和吸收汉族思想文化打下了初步基础。他被明朝授与都指挥使一职以后，曾七赴京师进贡，进一步扩大了视野。努尔哈赤精通中国历史，并向部下系统讲授各个朝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他还深谙兵法，写成兵书颁布。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在戎马倥偬中，特地聘用浙江人龚正六（陆）起草文书，教儿子们读书，尊其为“师傅”〔33〕。
1626年，皇太极继位。他提倡学习汉族思想文化，他像父亲努尔哈赤一样，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天聪三年（1629年），又专门设立文馆，命令文臣达海等四人大量翻译汉字书籍。1632年达海病逝时，已译完的有努尔哈赤命其翻译的《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等，正在翻译的有《通鉴》、《门韬》、《孟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大乘经》等。天聪五年（1631年），仿明朝的政治体制，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管理国家大事。皇太极曾谕令：“见事都照《大明会典》行”。实践证明，这种想法是不可行的。皇太极在女真人内部提倡读书，学习汉儒思想，通晓为朝廷尽忠的“义理”。他认为，天聪四年（1630年），阿敏丢弃关内四城，就是因为不懂得为国尽忠的道理；天聪五年（1631年），大凌河城明军受后金兵围攻，受困无粮，“人相食”而死守危城，不愿投降，就是因为懂得为国尽忠这一义理。由此，他下令，诸王贝勒，从今以后，凡年龄在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的孩子，都必须读书，以明义理。他说：“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34〕。
皇太极还革除了女真旧有的一些陈规陋习，倡导女真人家注重积蓄，发展农桑；改革丧葬制度，减少焚衣和人殉，限制大祭。女真旧俗，“嫁娶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指庶母）”〔35〕。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说：“明与朝鲜皆礼义之邦，故同族人不相娶。彼亦谓既为人类，若同族嫁娶，与禽兽何异？以上禁止耳”〔36〕。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登上大清皇帝位以后，大声疾呼满洲人不要娶族（指家族）中妇女为妻，下令：“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婶母、嫂子、媳妇”。“凡妇人若丧夫，欲守其家资子女者，由本人宜（家）恩养；若欲改嫁者，本家无人看管，任族中兄弟聘与异姓之人，若不遵法，族中相娶者，与奸淫之事一例问罪”〔37〕。
顺治帝福临由于执政的需要，努力学习汉语，饱读《四书》、《五经》、《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汉族经典，认真研究古代历史。他称颂明制，推崇明太祖朱元璋。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福临说：“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联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38〕。对他实行的统治制度，觉得宽有宽的道理，严有严的必要〔39〕。顺治朝编订的《赋役全书》、《大清律例》等基本制度都是对明制的因袭和改造。
自清代雍正年间始，皇子皆入上书房读书，除学习骑射、国语外，还攻读《五经》、《史记》、《汉书》等汉文书籍，学习策问、诗赋等。昭梿说：“本朝……皇子六龄，即入上书房读书……。雍正中，初建上书房，命鄂文端（即鄂尔泰）、张文和（即张廷玉）二公充总师傅。……当时师傅，皆极词臣之选，故列圣学问渊博……。定制，卯入申出，攻《五经》、《史（记）》、《汉（书）》、策问、诗赋之学，禁习时艺，恐滔举业弇陋之习。日课诗赋，虽穷寒盛暑不辍，皆崇笃实之学”〔40〕。
满洲人通过学习、研究汉儒学，涌现了众多儒学大家，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满洲儒学”。广义上的满洲儒学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渤海儒学；二是女真儒学；三是八旗儒学，即清代满洲儒学；四是民国和共和国时期的儒学。由于渤海国亡于辽，金亡于元，渤海儒学和女真儒学因两国文献遗失殆尽或遗失较多，与后世不相沿续，只有少数历史文献对其有所反映，今人只能观其崖略。金代著名的儒学家有完颜雍等人。清代八旗儒学则由于离今世不远，许多儒学文献得以流传，满洲后人尚能稽查考订，睹其细目。民国以来的满洲儒学开始受西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清朝从顺治皇帝福临开始，重用儒臣，定日讲侍读制度，推崇理学，从而使理学成为清代的官方哲学思想。清代满洲儒学家主要有达梅、完颜阿什坦、玄烨、纳兰性德、德格勒、徐元梦、德沛、阿克敦、多隆阿、徐桐、倭仁等。
阿什坦，被康熙帝称为“我朝大儒”，他将《大学》、《中庸》、《论语》、《孝经》、《通鉴》等汉文书译成满文，以教旗人。他曾上书说：“请敕旗下人自经史以外，杂书不许翻译”，旨在以儒家思想作为满洲人的行为规范。康熙帝召他入便殿，向他提出“节用、爱人”的问题，他回答说：“节用莫要于寡欲，爱人莫先于用贤”。康熙帝环顾左右说：“此我朝大儒也”〔41〕。
康熙帝玄烨提倡理学，反对心学，将理学发展为经世致用之学，他自己名之曰“真理学”〔42〕。他命儒臣整理明永乐年间刊刻的《性理大全》，予以再版发行，并为其作序；又与李光地从《性理大全》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论著，编为《性理精义》（十二卷），并作序；又节录《性理精义》为《性理奥》，又作跋。他还著有《慎几微论》、《理学论》、《几暇格物编》等书。《御制文集》中收有康熙帝的许多文章，对他的理学思想也多有反映。
清亡后，出名的满洲儒学家不多，著名者有瓜尔佳·震钧。1910年，震钧任教于京师大学堂。其经学著作为《两汉三国学案》。当代满洲著名儒学家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赵吉惠教授，著有《儒学命运与中国文化》（1991年）、《中国传统文化导论》、《中国先秦思想史》，主编《中国儒学史》、《中国儒学辞典》。
清代满洲族作家文学深受汉族文学的影响。内务府正白旗人曹雪芹著有长篇小说《红楼梦》、镶红旗满洲人文康著有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两书采用的都是汉族的古典章回小说形式。纳兰性德的诗词采用的也是汉族的古典诗词形式。
清代满洲族的农学、水利学、算学、医学也是在学习和继承汉族的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综上所述，满洲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对本民族先世和祖辈创造的思想文化成果认同、继承和发展的结果，也是对其他先进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进行吸收、改造和发展的结果；满洲先世和先辈的思想文化是后世和今世满洲思想文化的本源和主流，鲜卑、汉、契丹、蒙古、朝鲜、日本、欧美先进民族创造的优秀思想文化，则是满洲思想文化得以发展的外部动力和重要条件。
注释：
〔1〕昭梿：《啸亭杂录》卷8，《堂子》，页231。
〔2〕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政书类二，第二本第74页。
〔4〕《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上》上谕奏折。 见《辽海丛书》第3097页。
〔5〕《金史·完颜希尹传》卷73。
〔6〕《金史·熙宗纪》卷4。
〔7〕《金史·纥石烈良弼传》卷88。
〔8〕《金史·选举志》卷51。
〔9〕〔35〕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10〕《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页1。
〔11〕《满洲名臣传·达海列传》卷3。
〔12〕《金史·太祖纪》卷2。
〔16〕郑晓：《皇明四夷考》上卷，女真。
〔13〕《李朝实录》燕山君三年十月乙亥条。
〔14〕姚希孟：《建夷授官始末》。
〔15〕《李朝实录》燕山君九年九月辛巳条。
〔17〕〔明〕毕恭：《辽东志》卷7，艺文志。
〔18〕《清太宗实录》卷15。
〔19〕《清太宗武皇帝实录》卷1，《满洲实录》卷1。
〔20〕乾隆《上谕》：《清高宗实录》卷139，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于《满洲源流考》为“乾隆四十三年奉敕撰”的记载有误。
〔21〕〔24〕《满洲源流考·卷首》：《清高宗实录》卷139， 卷1434。
〔22〕《满洲源流考·卷首》。
〔23〕《八旗通志》卷首《序》，乾隆四年刊本。
〔25〕〔26〕〔29〕〔40〕昭梿：《啸亭杂录》续录卷3、卷10、续录卷1，页466—467。
〔27〕《金史·赞》卷78。
〔28〕《满洲实录》第82页。
〔30〕《旧唐书·渤海靺鞨传》。
〔31〕黄道周：《博物典汇》卷20。
〔32〕宣统年编《抚顺县志略》，建置略。
〔33〕《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6册，第2180页；第7册，第2660页。
〔34〕《清太宗实录》卷10，页28。
〔36〕《清三朝实录采集·太宗》卷2，天聪五年七月庚辰。
〔37〕《清太宗实录稿本》，辽宁大学印，第5—6页，6—7页。
〔38〕〔39〕《清世祖实录》卷71，第980页。
〔41〕《清史列传·阿什坦传》卷483。
〔42〕《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0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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