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对张资平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张资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X （1999）02—0046—07
张资平从30年代初期开始由盛而衰，他的作品不仅遭到左翼文化人的批判，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也受到纯文学作家的贬责，可谓四面楚歌，声名狼藉。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他日渐追求文化的商业效益，创作上粗制滥造，和行为上不知自爱、缺乏操持所造成的，但是也与鲁迅犀利的批判分不开。在鲁迅之前，不止一人指出张资平擅长写“三角恋爱小说”，可是，“三角恋爱小说家”几乎成为张资平的代名词，却是在鲁迅奉送给张资平一个“△”之后。
鲁迅自1928年在上海文坛与张资平相遇，到1936年10月逝世的前一个月，对张资平一直持批判、斥责的态度，这种持续性的批判，虽然起初不完全排除些许历史的恩怨，但最主要的还是源自现实关系。本文梳理和辨析鲁迅对张资平的认识与批判的整个过程，以及张资平对鲁迅批判的反击，一方面是想澄清在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中鲁迅与张资平思想交锋的本相，另一方面是想通过鲁迅对张资平的批判，思考文化人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下，尤其是文化被纳入市场经济的历史情境中，如何把持自己的问题。
一、鲁迅对张资平认识与批判的过程
鲁迅最初讽刺张资平，是在1928年12月发表的《〈奔流〉编校后记（七）》中，文中说道，中国作家的行为与俄国的托尔斯泰是没有可比性的，“我们有开书店造洋房的革命文豪，没有分田给农夫的地主——因为这也是‘浅薄的人道主义’；有软求‘出版自由’的‘著作家’兼店主，没有写信直斥皇帝的胡涂虫——因为这是没有用的，倒也并非怕危险”。[1]
张资平自1928年3月到上海参与后期创造社活动后， 公开表示要转向革命文学，并创作“革命+恋爱”小说，如长篇小说《长途》。但仅仅时过半年，他就因出版思路上的分歧与创造社新锐们分道扬镳，自开乐群书店，另立门户，同时在沪宁线的第一站——上海市郊的真如兴土木建私宅，名之“望岁小农居”，打算在上海扎下根来。思想深邃的鲁迅感觉到，尽管新进的左翼作家宣称，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已经过时，应追求更为先进的“意德沃罗基”（意识形态），但像张资平这样的知识分子能真正转变为革命的文学家，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真正的革命文学家应创作出令人信服的革命文学，而不是只会在作品中掺杂些图解的革命观念；更为重要的是，革命之于革命文学家，是一种实践理性，要融汇在现实的行为方式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动人的词语人。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还反驳了郭沫若批评自己的“根本不懂唯物史观”、冯乃超批评自己的“浅薄的人道主义”，甚至指名道姓地讽刺了成仿吾与王独清。这就是说，鲁迅对张资平革命的怀疑，发生在革命文学论争的语境中，他是把张资平作为后期创造社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来批判的。
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对张资平进行批判的还有《流氓的变迁》一文。鲁迅在文章中陈述了“侠客——替天行道的强盗——清官的保镖——流氓”的历史，最后说道：“由现状再降下去，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学家’张资平氏的近作。”同样，“才子+流氓”的说法，还出现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1]
顺便说明的是，鲁迅对后期创造社成员冠以“流氓”的称呼，很可能是借用于创造社的“小伙计”潘汉年的文章。1926年10月，潘汉年与叶灵凤合作，创办了《幻洲》半月刊，在创刊号上潘汉年首创“新流氓主义”，他说：“新流氓主义，没有口号，没有信条，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奋力反抗。”[2]（P31）鲁迅先生对这种含有虚无主义成分、并且常常表现为无定向性的情绪冲动的“新流氓主义”颇不以为然，所以他称后期创造社成员为“才子+流氓”是带贬意的。鲁迅先生指出，情绪“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也颓废得快”，“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1]（第4卷《上海文艺之一瞥》）
当然，鲁迅此时也觉察到张资平与其他后期创造社成员的差异：这个“革命文学家”身上散发出一种浓重的商人气息。他在《〈恶魔〉译者附记》中就以揶揄的语调揭示了张资平的这种特质：“倘如我们这里的有些著作家那样，自开书店，自印著作，自办流行杂志，自做流行杂志贩卖人，商人抱着著作家的太太，就是著作家抱着自己的太太，也就是资本家抱着‘革命文学家’的太太，而又就是‘革命文学家’抱着资本家的太太。即使‘周围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沉重的云’罢，戈理基的‘恶魔’也无从玩这把戏，只好死心塌地去苦熬他的‘倦怠’罢了。”[1]
在1929年2月创造社及其出版部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之前， 张资平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创造社。但是，他与真正有志于社会变革并且坚持左翼立场的作家分道扬镳之后，仍旧舍不得放弃革命的招牌，因为革命在当时无疑契合时代青年普遍不满与激愤的社会心理，而向往“浪漫谛克”的青年也是张资平小说的“隐含读者”。故此，他一方面继续编造浅薄的“革命+恋爱”故事，另一方面为自己的“革命”方式辩解，认为自己并不比左翼作家落后。他在自己主编的《乐群》月刊上反击左翼作家：“有人还自谦‘拓荒’，‘萌芽’，或许觉得那样的探求嫌过早，但你们不要因为自己脚小便叫别人在路上停下来等你，我们要勉力跑快一点了，不要‘收获’回到‘拓荒’回到‘萌芽’，甚至于回到‘下种’呀！不要自己跟不上，便厌人家太早太快，望着人家走去。”[1]（第4卷《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虽然当时的张资平在一定程度上同情革命，与国民党当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属于非体制知识分子，即自由知识分子，而不是反体制知识分子。也许在张资平看来，社会革命是一个笼统的名词，包括不同的类型，革命者也包括他这种政治思想上倾向革命的人，但他在这里并没有指明自己认定的革命类型或革命方式，而是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谈论无产阶级革命，还嘲笑别人落伍，从而自显荒谬，让鲁迅先生着实地嘲弄了一番：“张资平氏据说是‘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你们还在‘萌芽’，还在‘拓荒’，他却已在收获了，这就是进步，拔步飞跑，望尘莫及。然而你如果追踪而往呢，就看见他跑进‘乐群书店’中。”[1]（第4卷《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从表层上看，鲁迅是在继续批判张资平以“革命”的名义从事商业文化，但深层的变化是，此时的鲁迅已经成为左翼文化阵营的主将，他开始把张资平从革命文化中人剔除出去。以往，鲁迅是针对激进群体中的张资平，而左联成立后则是单指商业文人张资平。这种语境的转换，使鲁迅对张资平的“革命”看得更为透彻，因而充满了轻蔑的语调：“张资平氏先前是三角恋爱小说作家，并且看见女的性欲，比男人还要熬不住，她来找男人，贱人呀贱人，该吃苦，这自然不是无产阶级小说。但作者一转方向，则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何况神仙的遗蜕呢，《张资平全集》还应该看的。这是收获呀，你明白了没有？……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那就是——△。”[1]（第4卷《张资平氏的“小说学”》）在这之前，固然不止一人指出张资平擅长写三角或多角恋爱小说，但是，“三角恋爱小说家”的称呼不胫而走，几至成为张资平的代名词，却与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有较大的关系。
建国后的文学史或小说史，凡涉及张资平，几乎均从“三角恋爱小说家”去评价张资平，鲜有例外，而马良春、张大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则是例外中的一种：“曾有人只从人物关系的角度特别注意张资平作品里的三角、四角或多角的恋爱关系，从而据此责备作者。其实，这是不够公平的。古今中外，凡写恋爱故事，大都不能避免三角或多角恋爱的描写。……正因为有这些复杂的纠葛，作品才会波澜起伏，曲折生动。”[3]（P343）
我这里引用马良春、张大明的观点，并没有想拔高张资平的意思，更不敢贬损鲁迅先生，只是想说明，后人在引述鲁迅先生的观点时，只注重文章中的最后那个“△”，而忽视了文章中的深厚内容。其实，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有两个观点是相当深刻的：
其一，张资平作为男性作家，在小说中力图把女性改塑成感官化和性关系上主动化的对象。他作为日渐通俗化的作家兼出版商，懂得以女性的感官化、主动化去取媚刚刚从禁欲的心理束缚中挣脱出来的青年读者。应该说，张资平是擅长心理描写的，但他对女性心理的描述，常常任意夸大关于物欲化的想象而忽视女性的情感家园，所以鲁迅把他的女性人物嘲讽为“贱人”。在鲁迅看来，“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1] （第3 卷《小杂感》）而张资平只把“女人天性”中的“女儿性”的某一部分突现出来，且不用说完整的女性，就是“女儿性”本身也被畸形化了。
其二，张资平从市民的阅读心理出发，总是以连接不断并且曲折离奇的事件取悦读者。然而，情节小说不可避免地要逃离现实的生活，因为“情节是根据我们的愿望，而不是根据我们的认识展开的”。[4] （P352）作为着重于现实人生的作家，鲁迅当然轻蔑张资平小说的欲望乌托邦。他以反讽的语调说：崇拜张资平小说学的青年是有福了，“从此会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恋爱，你想女人吗，不料女人的性欲冲动比你还要强，自己跑来了。朋友，等着罢，但最可怜的是不在上海，只好遥遥‘崇拜’，难以身列门墙的青年，竟不能听这伟大的小说学”。[1] （第4卷《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简言之，重要的并不仅仅是小说的三角恋爱情节模式本身，而是如何讲述三角恋爱故事，鲁迅先生的轻蔑，来自对张资平爱情小说的平庸性和通俗化的透视。
1933年4月的“腰斩张资平”文案， 促使鲁迅对张资平批判的再深化。张资平当时听信右翼文人的蛊惑和好事者的传闻，以为《申报·自由谈》停载他的长篇小说，是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清扫“地盘”的举措，所以他伙同几名同类予以报复。他在《游欧归客赋》中讽刺道：“小说家回答，我现不写了，何家不可干？苦闷象征少。小布尔悲哀，或者可知晓？‘风月’大文豪，讽刺也易找。”[5]（P47）“何家干”是鲁迅的笔名，《苦闷的象征》是鲁迅的译作，讽刺是鲁迅杂文的突出特点，而改版后的《申报·自由谈》曾是鲁迅的一块阵地，这些都是文化界人知晓的，张资平在这里隐喻鲁迅与黎烈文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
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明确指出，“腰斩张资平”的确不是他的意见，他说：“这位作家的大作，我自己是不要看的，理由很简单：我脑子里不要三角四角的这许多角。”但在张资平与《自由谈》的文案中，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自由谈》的立场上指斥张资平，这些批判并不纠缠夙怨，而主要是根据张资平新近的动向和受“腰斩”后失态的表现。鲁迅谴责张资平在文案的论争中，“造谣生事，害人卖友”。 [1]（第12 卷《致黎烈文》）“造谣生事”指张资平诬毁黎烈文依仗“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而成为《自由谈》的主编，“害人卖友”是认为《内山书店小坐记》出自张资平之手。对于张资平在《时事新报》上刊登的启事，鲁迅是不相信的：“例如在广告上，我们有时会看见张资平的自说‘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真要蓦地发生一种好像见《七侠五义》中人物一般的敬意，但接着就是‘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但所发表文章，均自负责’，却身子一扭，土行孙似的不见了。”[1] （第5卷《豪语的折扣》）
鲁迅特别憎恶那种干“告密式勾当的文人”，所以愤怒地指斥张资平“此刻要合伙攻击左翼，并且造谣陷害了知道他们的行为的人，自己才是一个干净刚直的作者，而况告密式的投稿，还可以大赚一注钱呢”。[1]（第5卷《驳“文人无行”》）
张资平是个不擅长打笔仗的作家，黔驴技穷时就撕下脸皮，用小说里的影射方式，造谣生事，进行人身攻击。这种无赖式的战法一经揭露，便留下笑柄。至于“害人卖友”之事，一般而言张资平是不敢为的。我们只能说，《内山书店小坐记》的作者出自包括张资平在内的一伙反击左翼文化的文人手中。
鲁迅洞穿了张资平思想行为上的朝秦暮楚：“至于张公，则伎俩高出万倍，即使加以猛烈之攻击，也决不会倒，他方法甚多，变化如意。近四年中，忽而普罗，忽而民主，忽而民族，尚在人记忆中，然此反复，于彼何损。……然此公实已道尽途穷，此后非带些吧儿与无赖气息，殊不足以再有刊物上（刊物上耳，非文学上也）的生命。”[1] （第12卷《致黎烈文》）
鲁迅先生指出了张资平的一个致命的人性弱点，即精神的无根性。用张资平自己的话说，就是思想上成为“一颗脱了轨道的星球”。[6] （P206）由于张资平缺乏坚实的精神支撑，道德意识淡薄，加上功利心太强，自利式的实用主义就成为他的实际人生动力，因而，他漫游在普罗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之间。有时为了逃避生存困境，轻易地放弃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向度和起码的思想立场，甚至不顾个体的尊严和人格，直至被文坛遗弃。总之，鲁迅对张资平批判深化的表征在于，沟通了张资平文品与人品、投机人生与功利动机的逻辑关联。
虽然鲁迅不曾意料到张资平还会进一步“左右逢源”，最终滑落到汉奸的泥潭，但他已经为我们理解张资平的自甘堕落，提供了思想的参照与心理的准备。鲁迅先生睿智而锐利的眼光，来自由深邃的思想和对人间世惊人的感悟力结合而成的精神优势，而这种精神优势又很大程度上得自他本人思想跋涉的体验。从进化论到民主革命论，再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从深切的人道主义到自立的个人主义，再至把个人解放与社会解放相结合的革命人道主义；以及他用“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来抵抗心灵深处无法根除、始终时隐时现的“鬼气”，[1]（第2卷《野草》）鲁迅先生是一步一个脚印，彷徨却顽强地前行， 痛苦而坚韧地抗争。在精神的炼狱历经思想锤击的鲁迅，怎会轻信张资平轻松的急转和廉价的乐观呢？
“腰斩张资平”的文案结束了，但鲁迅对张资平的批评还在继续。1934年5月， 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一封信中谈道：“张资平式和吕不韦式，我看有些不同，张只为利，吕却为名。名和利当然分不开，但吕氏是为名的成分多一点。近来如哈同之印《艺术丛编》和佛经，刘翰怡之刻古书，养遗老，是近于吕不韦式的。而张资平式气味，却还要恶劣。”[1]（第12 卷《致杨霁云》）鲁迅最后一篇有关张资平的文章是《“立此存照”（五）》，这篇文章写于重病期间，离鲁迅先生逝世只有一两个月，它勾勒了作为文化商人的张资平“晦气色的面孔”。[1]
鲁迅从起初觉察出张资平革命与逐利的矛盾，到最后确指他的利欲熏心和投机，显然不是平面的重复，而是一个深刻的认识和批判过程：从怀疑式的讽刺到轻蔑的嘲笑，再至敌对的叱责。这个批判的过程不仅为我们理解张资平的整个堕落人生提供了历史依据，而且为现代转型中的人文知识分子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警醒。
二、张资平对鲁迅批判的反应
张资平本来是一个典型的主张“各管各”的自由文人，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无论是激进的革命文学还是唯美的纯文学，除了偶尔在小说中反唇相讥外，一般来说无心恋战，他悠然自得地穿行在各种政治派别的夹缝之间，忙碌于自身的商业文化。对鲁迅先生的批判，他最初也是如此，没有执笔论战或辩解，只在小说中借题发挥，以示反击。他在1930年5 月出版的《爱之涡流》中借小说人物的口讽刺鲁迅先生：“我们也知道他是无能革命的，他根本是个egotist（自负者，自私者）， 因为他爱戴高帽子，每天喜欢数在他面前焚香的青年。从前骂他骂不倒，现在只好捧捧他了，他也是个可怜人。他的缺点只是喜欢高帽子。但总算是个正直的人。我们无妨捧捧他。你看自经我们推他为主席委员后，骨头便轻起来了，一知半解地向青年们谈起帝国主义的问题来了。看见他那样的神气，真是好笑。”[7]（P232）
可是对于“腰斩”一事，张资平却一反常态地跳将出来，甚至不顾斯文地摆出一副村妇骂街的姿态，与黎烈文论战。究其缘由，不难理解。第一，事起之初他也不是无理取闹。黎烈文作为约稿人，不与撰稿人商量就贸然停载专稿，至少是有些轻率。第二，这次文案张资平不是孤军作战，他内有同类相援，外有好事文人摇唇鼓舌，自以为可以出来理论一番。第三，这时的张资平已经感觉到创作的危机，文学的自信心发生了动摇，自尊心变得敏感起来，大有一触即跳之势。不过，他自知打笔仗不是鲁迅的对手，便避免与鲁迅直接交手，而是耿耿于怀，寻机采用惯用的手法，在小说中含沙射影。《时代与爱的歧路》被《自由谈》截断，但张资平还是续完，1933年11月由上海合众书店出版，并于1936年12月改名为《青年的爱》再版。在续写的内容中，张资平借小说人物的口大肆影射与辱骂鲁迅先生：“他真不明白何以团体偏要借重这个意识上完全是个人主义者，除抄写他人的句子去挖苦他人的一套老调以外，并没有半篇堂皇的论文拿出来给我们看过的，罗进来做幌子做什么！试多翻一下他的小品，就不难知道他是一个胸地狭小的人物。因为他编小说史，偷窃了日本某汉学家的材料，给说闲话者发觉了，于是他恨说闲话者入骨。他的心目中决没有无产阶级，而只是日夜在搜索枯肠对于私恨要怎样眦睚必报，这是何等平凡的小人啊！”[8]（P196）
文中的“罗进”，显然是指鲁迅先生。这还不干休，他在小说中把鲁迅与茅盾称为“两具僵尸招牌”，摆在一起进行攻击和谩骂：“罗进那个人，我愈读他的作品，愈怀疑他的素养。大概是年龄的关系吧，他像没有读过什么书，他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都尚未了解。请这位偶像出来领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十分危险的。毛纯这位先生的素养很明白地比罗进高一点，也比罗进有涵养工夫，这是因为他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一般青年之倾倒他的小说，仍然是在他的露骨的性爱的描写一点。其实，他是长于小品和随笔的作家。他的作品离所谓普罗文学尚远。这两位先生的共通的弊病是：（1）缺少科学的素养；（2）对于经济史还没有一通的知识。让一步说，纵令他俩确有领导普罗文化的资格，对于革命的前途也没有多大的希望吧。……他俩现在不是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讨饭吃了么？说什么革命呢？”[8]（P196）
张资平小说中的这些议论不过是人云亦云，并没有多少新意，更谈不上思想的深刻。但是它却体现了张资平小说的一种“时代特征”：以小说的方式参与论争，通过小说人物的语言表达私怨。对于这种文体特色，有时就可以超出文本的分析，而指向作者的人格品性了。
三、鲁迅对张资平批判的现实意义
鲁迅与张资平前后达八年之久的笔墨之争，固然已经消失在时间的隧道里，然而，随着如今现代性再度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潮，我们回首辨析20年代末和30年代上半期鲁迅对张资平的批判，却很少有历史的隔阂。如果超越其中的某些具体细节，祛除其中的些许恩怨的情绪，则很容易寻绎出耐人寻味的现实意义。
鲁迅对张资平的批判，主要体现在逐利、媚俗和人格精神的失落三个方面，深层上涉及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人文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存、文化和思想三重困境，张资平则是陷于困境而不自知的极端人物。首先是生存困境。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启动后，人文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金字塔中的上层人物，不再把走仕途作为展现个人理想和实现个人社会价值的唯一人生道路。他们在摆脱政治依附、获得生活和精神相对独立和自由的同时，因为不能直接参与社会的经济活动和创造物质价值，由有才之士变成无财之人，尤其是过渡时期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遭遇相对的贫困。至少对于创造社成员来说，他们内心经济惶恐的程度，常常超过其实际的生活状态。知识分子急欲摆脱生存困境的正当心理，有可能变异为逐利的内在驱力，张资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其次是文化困境。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世俗化的过程，文化一旦被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必然要受读书市场的制约。这就给人文知识分子的写作带来了诱惑和挑战，如果抵挡不住诱惑，仅仅从追求利欲的动机出发，就得迎合时尚，窥视大众的接受心理，媚俗地制作具有浪漫新奇的感性刺激和大众娱乐效应的作品；倘若接受挑战力抗时俗，坚持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则是充当社会时代的良心和代言人，叩问生命意义与追求终极价值。这两者实际上往往是悖离的，所谓的“雅俗共赏”则是近乎理想的状态。张资平便是抵御不住世俗的诱感，逐渐疏离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有意成为写作畅销书的大众市民作家。
最后是思想的困境。如今，我们愈来愈体验到，现代性深入的伴生现象，是维系社会的道德束缚力日渐减弱，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因此，蛰伏在人们心底而被道德戒律束缚的个人物质私利的欲望寻隙逸出。究其原因，恰如艾恺所说：“启蒙运动不但改变了欧洲的世界观，由于其本身即包含的‘道德真空’的基因，遂为日后‘价值失落’、‘没有目的’与‘无意义的世界’播下种子。”[9]（P9 ）他的意思是，由于启蒙运动崇尚科学的理性知识，对其它非理性和超现世根源的知识加以拒斥，因而与超验相联系的传统道德就不可避免地式微。而且，科学理性所采用的知性认识方式，会导致功利的思维模式。它在判断一种行为时，不是注重本质上是否对或善，而是看它产生什么结果，于是判断行为的标准也就自然而逻辑地从道德转向认知，功利主义本身就引伸出功利的“道德”，而人的良知以及以良知为本的精神人格遭到漠视。张资平显然是个较彻底的功利主义者，其行为选择的出发点和归宿，往往是私利，而且为了私利可以放弃道义。我们认为，在经济社会里不是不考虑功利，也不是要求所有知识分子都追求精英式的道德理想主义，但是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应该具有起码的道德义务意识，即“底线的道德”。这种底线，主要是指“良心的社会定向而非自我定向，这一定位的目标是正直而非圣洁”。[10]（P3）其实，知识分子群体心理中布下的道德伦理底线，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虚弱。尽管底线的道德因历史的转型而有待明晰有序，但它作为一种文化的惯性，协调着社会和制约着个人。无视底线的道德，很可能触犯众怒——张资平被逐出文坛就是如此。张资平的选择足以表明，有知识而缺乏道德支援的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金钱或权势的奴仆。
收稿日期：1998—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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