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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12x（2007）07-0039-04
邓小平对人的关注贴近时代，贴近中国的现实。1992年，他在著名的“南巡”讲话中谆谆告诫我们：“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些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p380）邓小平已经把人的发展同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发展，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及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把人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也就是把人的发展提到了第一位。邓小平人学思想的总的特点是：解放人、开发人、发展人。
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本质
邓小平站在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和高度上，从人的社会性出发，把人的本质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有机结合起来，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的实践中去发掘人的本质力量。
1983年，邓小平在“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谈话中，批评一些理论工作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问题不感兴趣，对现实问题不搞调查研究，“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1]（p40-41）
邓小平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他从生产力的角度和高度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从而进一步发掘人的本质力量。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精辟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人是生产力中的第一要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质上是解放和发展人，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平等；达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就是尽最大努力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包含了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提升和发展，也就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这样，就找到了人的本质力量同社会主义本质的最佳结合点，就把人的本质融入社会主义本质之中，把社会主义本质浇铸在人身上，从而实现人的本质和社会主义本质的有机统一，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必须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把生产力标准作为评价一切工作好坏的标准，从而把人的发展提到高位和首位。
二、人性与人的物质利益
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为指导，从人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出发，十分关注和保障人民的物质利益和精神需求，反复强调并着力解决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首先，邓小平从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高度来谈保障人民的物质利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他说：“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他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p63）为了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就必须创造出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而要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就必须要使社会生产力比资本主义高一些、快一些；只有把生产力的发展落实到人民的物质利益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上，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其次，邓小平十分强调物质利益对人的发展的客观作用。他说：“真正到小康的时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就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1]（p89）人们的物质利益是精神面貌的基础，只有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利益的需求，才能不断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这里，邓小平从唯物主义理论出发，论述了物质利益和精神面貌的关系，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
再次，邓小平重新恢复了物质利益原则。他在批判了“四人帮”鼓吹的“贫穷社会主义”谬论后认为，要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必须重视物质利益原则。他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p146）他又说，我们承认物质利益，承认每个人都应该有他的一定的物质利益。[1]（p337）承认物质利益，尤其是承认个人的物质利益，就是承认每一个正常人的正当的需求，就是对人性的确证和弘扬。
三、知识、人才和人的价值
邓小平十分重视知识和人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价值和作用，把人的发展提到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战略高度。
在我国刚刚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之初，邓小平极力倡导在全国造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风，他亲自筹划、召开了全国第一届科学大会，使我国科技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他自告奋勇抓教育，恢复高考，使我国培养人才工作在经历了长时间“断代”之后又复苏；他亲自给一些科学界、教育界、文化界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一些知识精英平反昭雪，充分地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向全党全国人民郑重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1]（p40）又说：“我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p120）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在于能不能培养人才，发现人才，使用人才。
现代化事业靠知识、靠人才，而知识和人才要靠教育，所以，人才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最基础的工作是教育。邓小平反复讲，实施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他指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1]（p120）
《邓小平文选》1-3卷中，单是论述人才的文字就有6万多字，内容丰富，论证深刻。邓小平人才思想的精髓是“选贤任能”。[2]（p）“选贤任能”是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减问题时首次提出的。他在讲话中指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关要精减一部分人，即一部分人要出去，一部人进来，“进和出，进摆在第一位。选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邓小平继承了中国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尚贤”的思想，把“德”作为“贤”的主要内容。“德”主要是指我党选拔干部的政治标准。怎样“选贤任能”呢？这就是要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
在邓小平的人才思想中充满着辩证法的思想，主要是：坚持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全方位选拔和培养人才；坚持红与专的统一，不断提高人才素质；坚持早（快）与迟（慢）的统一，尽可能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坚持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尽可能多出人才；坚持肯定与否定的统一，推动人才的自我发展。人才问题的共性就是全国上下、各行各业、各个方面、各个角落都急需人才，都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才问题的个性是指全国上下、各行各业所急需的人才各不相同，对人才的素质的要求也各不相同：选拔领导人才的要求是侧重于政治素质；选拔专业技术干部、专家、教授、厂长、经理等，则要求侧重于业务素质和贡献；对工人则要求进行培训，从中发现和选拔人才。什么是红？红主要是指政治标准，即“德”的范畴，它包括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为社会主义服务。什么是专？专主要是指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红与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红，专就失去了方向；没有专，就无所为红；各行各业的同志努力做好自己的岗位工作，就是红；科学技术工作者，全身心投入到他所热爱的工作和事业中，专心致志，精益求精，这就是专，同时也是红的表现；必须建设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科学技术大军。培养人才，非一日之功。必须坚持快与慢的统一，尽可能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他主张从儿童抓起，让其少年成才；在学校中建立起竞争机制，允许跳级，使学生尽快成才。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要搞现代化，人才少了不行；必须坚持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尽可能多出人才。邓小平继承了中国古代“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的辩证法思想，主张对人才“不要求全责备”，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用人就是用其所长，使其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主张不断反省自己，不断作自我批评，具有自知之明，才能不断进步。人才只有在自我否定中才能自我发展。邓小平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善于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否定，堪称全党的光辉典范。
邓小平的人才思想中还包括人才成长的四大规律：实践出人才，竞争出人才，制度出人才，管理出人才。此外还包括邓平的现代用人标准等等。[2]（p）
在邓小平人才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教育、科技、文化事业高速发展，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各种优秀人才。
四、培养“四有”新人与提高全民族素质
邓小平提出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是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崇高价值目标。
不同时代，对人的发展的具体要求和目标是不相同的。邓小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理论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提出了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
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带坏了一代人。所以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要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p205）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蔑视知识、贬低知识分子的时代，是一个鼓励不学无术的人“交白卷”的特殊时代。由于社会价值观误导不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所以耽误了一代人，导致了全民族文化科学素质的降低。邓小平着眼于整个一代人，着眼于全民族每一个人，提出要把整个民族都培养成为“四有”新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战略构想，是一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措施。
首先，他多次强调，一定要经常教育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必须要有理想，“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1]（p111）理想是一种信念，理想是一种精神动力。理想和纪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为全民族提供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没有共同理想，就不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纪律，中国社会就会形成混乱局面，同样会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其次，邓小平十分重视教育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的作用。1989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1]（p290）这里讲的教育不仅仅是思想道德教育，而是指整个教育体系。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教育和科学。他说：“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1]（p120）只有培养出数以亿计的有一定科学知识、先进经验和劳动技能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才能在生产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劳动生产率，从而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所以，一定要教育公民成为“四有”公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教育学生成为“四有”接班人。这是21世纪我国人民要实现的价值目标。
五、人权理论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邓小平人学思想的重要部分。
人权理论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竭力鼓吹他们的人权理论和价值观，霸权主义者又利用人权问题来干涉别国的内政。因此，人权理论显得十分重要。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和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实践问题。西方反动势力几乎每年都要对我国的人权状况说三道四，进行歪曲和攻击。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阐述了他的人权观，他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1（p331）个体的人权、人格系于国权、国格，系于国家的独立、自主。在一个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在一个被列强灭亡了的国家，谈何人权，谈何自由、民主，谈何人格。因此，“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1]（p345）
同时，人权也是具体的，有阶级性的。邓小平尖锐地批评和揭露了西方反动势力侈谈人权的虚伪本质和险恶用心。他愤怒地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搞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遭他们侵犯。他们鼓吹的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强权主义的利益的。我们从来就不听他们那一套的。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屈辱和苦难。因此，“他们谈人权是没有资格的。”[1]（p345）他又指出，谈人权对，首先“就要问，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数人的人权？还是少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与我们所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1]（p125）这样，邓小平就从根本划清了西方人权观同我们的人权观的界限。我们讲的是全国人民的人权，是绝大多数人的人权。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必须把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位，同时又致力于保障和维护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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