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革命”概念剖析——“告别革命”谈何容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护国运动论文,谈何容易论文,时期论文,概念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6-0057-06
护国运动作为二次革命之后一次重要的革命战争，在史学界久有定评，甚至被孙中山明确称为“三次革命”[1](p213)。影响较大的《中华民国史》不但认为护国运动是“中华民国史上一次重要的革命战争”，而且“是一次胜利的革命战争”[2](p853)。
但是，在作为护国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梁启超关于护国时期的政论中，却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说法，他不但不承认护国运动是一场革命，反而煞费苦心地称袁世凯为“革命者”。这种奇特的对比，揭示出改良派的“革命思想”毕竟有它与革命派不同的特色。对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革命”概念做一番剖析，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改良派政治思想的复杂性。
台湾张朋园“维护共和——梁启超之联袁与讨袁”一文，对梁启超护国时期的政治理论推崇备至，李喜所、元青、耿云志、崔志海等在关于梁启超的传记中对梁氏从拥袁到反袁的过程都有所论列，是本文研究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告别革命”思潮在海内外学界声势颇大，史学界中非难历次革命和革命人物的声音不绝于耳，深入研究梁启超这样一个坚决反对暴力革命的代表人物不得不转而亲手发动一场暴力革命的思想历程，有助于理解中国近代政治进步的艰难历史和深刻复杂性，以避免对历史简单化理解的倾向。
一 护国时期梁启超在政论中不但不承认护国军是“革命军”，反而称袁世凯为“革命者”
“革命”概念是梁启超护国时期政论的基石，由此自然导出对护国战争性质的判断，表述最为明确的是，在“西南军事与国际公法”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交战团体者，革命军专有之名词也，故学者亦称之为革命团体。今欲论西南军政府宜否为交战团体，宜先辨西南军政府是否为革命军。欲辨西南军政府是否为革命军，则当先明革命之意义。革命之意义至简单而至易了解也，曰谋颠覆现在之国体而别建新国体者，斯谓之革命而已矣。今之谋颠覆现在国体而别建新国体者为北京政府中人耶，为云南政府中人耶，我友邦宜共知之。盖革命者非他，即袁世凯其人也；与袁世凯相狼狈者，皆革命党也；数月来北京政府蝇营狗苟之举动，皆革命运动也。”[3](p114)
这篇文章是1916年初为护国军争取国际国内舆论的支持而作。梁启超在此文中别出心裁地抛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革命”概念，把革命等同于任何形式的国体变更，从而本来是革命对象的袁世凯成了“革命者”，真可谓用心良苦。应该强调的是，这篇文章不是孤立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谋略，表现在梁启超在1915-1916年的许多政论文章中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上述观点。发表于1916年5月的“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中有：“更请仔细覆读此十五通之电文，而印合以数月来之事实，试问袁氏及其徒党之为革命为叛乱，又岂更有丝毫游移商榷之余地者。则更问国中既有此种革命叛乱之人，凡奉职于国家机关者，应否竭其力之所及以讨伐而平定之，明乎此义，则知今兹各省将军巡按使以中华民国守土之官讨中华民国叛国之贼，实为法律范围内应行之权利，不容辞之义务，或者不察，乃反以革命军之名加诸各省，颠倒黑白，不亦甚耶。”[3](p106)又如同一时期的“袁世凯之剖析”一文中抨击筹安会：“在共和国体之下，而忽谋改建帝政，按诸现行约法刑律及各种法令，其为犯革命内乱之罪毫无疑义。……袁氏居民国大总统之职，综揽行政司法大权，何以坐视此辈煽动革命。”[4](p5)
实际上早在1915年8月底9月初，筹安会刚刚出笼不久，梁启超就迅速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并且明确地提出了变革国体即革命的概念，为反袁的改良派定下了思想宣传的基调。发表于当时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有：“常在现行国体基础之上，而谋政体政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惟一之天职也，苟于此范围外越雷池一步，则是革命家之所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当有事也……公然在辇毂之下，号召革命。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此政治学之通义也……而鄙人则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今日反对公等之君主革命论与前此反对公等之共和革命论同斯职志也。”[3](p86、96、97)又如几乎同时发表的“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所说：“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前闻。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吾自始末尝反对君主，虽然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谓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也。”[5](p722)
梁启超在上述政论中反复论证的就是护国运动不是革命，护国军因此也不是革命军。相反，袁世凯才是谋求革命的人，而护国运动正是要反对袁世凯的革命，依据就是梁启超的“革命”概念，即上面的“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此政治学之通义也”。实际上，很少有人在政论中特别对革命的概念作出定义，因为对革命内涵的理解基本上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常识，梁启超在这些文章里反复提出革命的概念本身，已经暴露出梁氏其实是在做手脚。
事实上，尧舜禅让不是革命，武王伐纣才是革命，梁启超在清末与革命派激烈论战期间，其“革命”的概念是很清楚的，即所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也”[6](p420)，当时论战双方对于“革命”有着基本一致的理解，也与我们通常的理解差不多，即：革命是以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推翻现中央政权的政治运动。这里面有两个要素，推翻现中央政权是目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是手段。甚至规模较小的暴力行动，即使推翻了中央政权，也仅仅被称为“政变”。而梁启超是从来不反对“政变”而且对“政变”很有些偏爱的，因其代价较小。本来还可以“政治运动”前面加上“进步的”这样一个修饰语，但考虑到像“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样很难称为“进步的”运动也被称为“革命”，只好取消了。其实，梁启超和革命派的根本政治目的是一致的，即建立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梁启超反对革命的实质是反对革命的手段，即“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梁以为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难以控制的巨大灾难，这是他的真知灼见，也确实被他不幸言中了。
袁世凯称帝虽然是以暴力胁迫，但从没有想以大规模的战争手段来达到目的，甚至如果袁世凯能够预见到大规模武装反抗的发生，未必有胆量推行帝制。真正主动发动大规模战争以推翻袁世凯为首的腐朽中央政权的，正是以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和思想灵魂的反袁势力，但就是这样一场完全正义的得到国内外广泛支持的革命战争，梁启超还是不愿承认其革命的性质，这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中间势力在现实政治环境中的两难处境：既害怕革命，有时又不得不革命。
对比两个对“革命”的定义，可以看出梁启超在护国时期的政论文章里，故意地偷换了“革命”的概念，具体是从“革命”的内涵中抽去了“革命的手段”，即“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而这本来是他反对革命的根本原因。护国运动中发动暴力战争的是梁启超一派，从理论的一致性出发，他应该坚决反对的正是他自己。面对自相矛盾的尴尬，梁启超所能做的也只有偷换概念了。通过偷换概念，任何形式的改朝换代都被称做“革命”，所以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也成了对于民国的革命，而梁启超参与发起的暴力战争反倒成了反对“革命”的一种行动，这样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一个自称始终反对革命的改良派的面目。
简言之，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他不得不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两点：
第一，是为了保持其作为改良派政治态度的前后一致性。因为护国运动无论其暴力的发端还是开启以后十年军阀混战的动乱后果，都正是梁启超当年与革命派论战中所坚决反对和深以为惧的。自己一贯反对的，一旦为之，其自相矛盾之处，自不待言，而梁启超本人是不情愿明白承认的，并且要以他的生花妙笔加以粉饰。
第二，是为了迎合当时国际国内的保守势力。革命思想在辛亥前后曾经风靡一时，但由于民初政坛纷扰，民心厌乱，在华的外国势力也不支持反抗中央政府，这是二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梁启超自然不愿重蹈覆辙。护国军起义后两个多月陷入孤军苦战的困境，甚至濒于“全军覆灭”[7](p95)，护国期间香港的英国殖民政府和越南的法国殖民政府曾经给梁启超进入广西护国军中设置了很大的障碍，也反映了他的担心不无根据。1927年大革命之后，特别是1949年之后，“革命”一词日渐尊贵，史学界轻易不肯把“革命”的尊号加之于像梁启超这样的改良派头上，殊不知在1916年，梁启超对此尊号避之惟恐不及，生怕得罪了列强的在华势力和国内的保守厌乱势力，世事变迁真是难以预料。
二 早在公开发动帝制以前，梁启超对袁世凯政府就已绝望，是袁世凯为首的保守派逼迫梁启超代表的改良派不情愿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改良派走上革命道路通常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革命形势空前高涨，保守势力已经注定灭亡的时候，改良派因其内在的进步性，决不会为旧势力殉葬，而是会顺水推舟与激进派合作，共同推翻腐朽势力，辛亥革命时期的梁启超和立宪派正是这一立场，这时改良派在革命中起辅助作用；
另外一种情况是，当激进派力量遭受重大挫折，保守势力空前猖獗，种种复古倒退的专制统治措施使改良派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最后面临被彻底消灭的危险。这时，绝望的改良派也会拼死反抗，而且由于此时革命派势力薄弱，改良派甚至会在革命中起到领导作用，从二次革命到护国战争时期的梁启超和进步党正是经历了这一过程。
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派的理论家自相矛盾到了不得不偷换概念的地步，这既是他的尴尬，同时也是他的光荣，因为他从此超越了改良派理论的局限，开始了领导一次革命的辉煌一页。但是，从改良派的首领到发动革命，这样大的转变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从希望到绝望的痛苦过程。
辛亥革命以后，梁启超始终支持袁世凯，打击革命派，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实际上是熊内阁的灵魂，甚至在熊内阁下台之后，还担任币制局总裁、参政院参政等职，但是就在梁启超献计献策、积极参加袁世凯中央政权的过程中，他又处处碰壁，一事无成，逐渐认清了袁世凯独裁专制的面孔，明白了在袁世凯的统治之下，即使是温和民主派的开明专制思想也决没有实现的可能，从而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似乎除了反袁之外真的是无路可走了。这正是梁启超一派发动护国战争的思想基础。
1914年底，梁启超在极度失望中辞去了币制局总裁的职务，这时他对袁政府的不满已经难以抑制，以至于溢于言表，这突出表现在1915年1月发表的“大中华发刊辞”中：“呜呼！我国民志气之消沉，至今而极矣……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今也取国家组织社会状态，凡百欲复辛亥以前之旧，寖假而复戊申庚子以前之旧，寖假而复戊戌甲午以前之旧。微论其不能至也，勉而至焉，将焉取之。经曰：与乱同道罔不亡。清曷为亡，而乃踵其武惟恐不肖。”[9](p79)这篇文章不仅尖锐抨击了袁政府的复古倒退，甚至称袁政府正在踵亡清之武，将同样走向灭亡，措辞严厉之至前所未有，是一种相当决绝的态度。
紧接着，同样在1915年1月发表的“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更加清晰地表达了在当时黑暗政治环境下梁启超结束其政治生涯，实际上是与袁政府断绝关系的个人立场：“吾历年之政治谭，皆败绩失据也……要之，所获之果，殊反于吾始愿所期。吾尝自讼，吾所效之劳，不足以偿所造之孽也。……顾吾至今乃确信吾国现在之政治社会，决无容政治团体活动之余地……吾政治生涯之全部，且将中止矣。[9](p52)从这时起，梁启超不再对袁世凯政权采取合作的态度。他不但不再想参加政权，甚至觉得像在晚清那样做一个有影响的政论家间接改良政治，在当时也根本不可能了，不久以后发表的“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中有：“吾但为直接了当之一言，抉其情实，吾中国今日并国会其物而无之，则一切政谭，何缘有反响以及于政局。……又见乎每一政策之建议，其不见采用者无论也。或见采用，势必改头换面，与原议之精神，决未由吻合。就令不尔，而及其奉行之际，恒支离不可究诘，能使建议者深自怨艾，悔不如自始不建此议，尚不至流毒于世，盖吾年来此种感触泛于脑际者已不知几度。”[9](p34、36)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梁启超从1915年初就对袁政府采取了一种近乎断绝关系的不合作态度，表现在对袁世凯的笼络表示，如2月12日聘梁为政治顾问，3月31日聘请梁考察沿江教育事宜，梁启超均谢绝。但是，梁启超对袁世凯的不满以至于绝望，在当时不存在革命形势的情况下，还没有发展到反袁革命的阶段，梁所采取的立场，也仅仅是政治上消极无为的不合作，而把精力投入更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教育方面，其积极的表示是对当时以尊孔为招牌的复古文化逆流予以抨击，比如1915年2月发表的“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一文，前称“今祀孔典礼则已颁矣，国之元首既临雍以为倡矣”，结论是“此种尊孔之法，无益而有害也”[3](p61)，点名批评了复古逆流的始作俑者袁世凯。
1915年2月至5月日本以武力威胁向袁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谈判，似乎在梁启超一派与袁世凯的矛盾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缓和作用，期间梁启超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中日交涉的政论是以批评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日本朝野舆论为主，甚至在中方受日本最后通牒的威胁之下屈服之后也并未与袁政府为难，联系当时以黄兴为首的“欧事研究会”也提出暂缓反袁、一致对日的方针，这一点不难理解。
中日交涉刚刚结束，暂时中断的帝制运动又有重新发起之兆，于是梁启超一派与袁世凯的矛盾又进一步发展激化起来。但是在1915年6月梁启超省亲后北归与冯国璋共同入京劝阻帝制，得到袁世凯当面明确的否定答复之后，矛盾在表面上又缓和了下来。7月份，梁启超甚至不顾黄远庸、蹇念益等友人的劝阻，进京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梁启超又有在政治上活动的意思，不过这一次他不再像前几年那样甘于作袁政府的附庸，而是想在极其有限的活动空间里，代替原来的国民党扮演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的角色，希望能起到一定的批评监督作用，这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政治行动。在1915年7月的“宪法起草问题答客问”里，梁启超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袁世凯及其手下的各级官吏，指责其破坏法律而且将来也根本无意实行法律：“法也者，非将以为装饰品也，而实践之为贵。今约法实践耶否耶，他勿细论，若第二章人民权利之诸条，若第六章之司法，若第八章之会计，自该法公布以来，何尝有一焉曾经实行者，即将来亦何尝有一焉有意实行者。条文云云，不过为政府公报上添数行墨点。……且无论法律也命令也，一切原不求其发生效力，且亦无从发生效力，上至元首，下逮极低级之官厅，随时皆得以行政处分自由变更之。”[9](p10)
紧接着发表于1915年7月20日的“复古思潮平议”是一篇有数的力作，文中，梁启超对袁政府数年来残灭议会、破坏司法等种种倒行逆施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清算，极其鲜明地表达了对袁政府所作所为的全面否定和坚决反对态度：“最近一二年来，上自中央地方各级机关之组织，下逮各部大小行政之措施，曷尝有一焉非尽反民国元二年之所为。岂惟民国元二年而已，前清光宣之交凡所规划所建置，无不废变停顿。……既察某制度为今后所万不可不采行，前此行之而有弊，只能求其弊之所在而更张补救之耳，若并制度其物而根本摧弃之，天下宁有此政猷。例如民选议会制度，既为今世各国所共有，且为共和国体所尤不可缺。前此议会未善，改正其选举法可也，直接间接以求政党之改良可也，厘定其权限可也，若乃并议会其物而去之，安见其可。例如司法独立，既天下之通义，前此法庭未善，改变其级制可也，改变其程序可也，改变其任用法可也，若并法庭其物而去之，安见其可。推之百政，莫不皆然……。”[9](p71)
梁启超一派人物对袁世凯的绝望已经逐渐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认为无论任何人当政，“必不至更劣于袁氏”，“盖国中任举一极恶之人，其恶决不能有加于袁氏；无论若何不适于统治中国，而其不适之程度，亦决不能有加于袁氏也。”因为袁世凯当政四年，“今日解散一党派，明日复解散一党派；今日破坏一机关，明日复破坏一机关；今日蹂躏一法律，明日复蹂躏一法律”，而“一切规复前清之旧而已，且所规复者，又清政中最黑暗最秽浊之一部分。”[4](p11-13)。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任何开明进步的政治势力也只有面临最后灭亡而已。
总之，在1915年8月筹安会大规模发起帝制运动前夕，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政治势力由于与袁世凯复古专制政权的不可避免的矛盾日益激化，已经从袁政府的赞助者渐趋失望以至于绝望，转化为袁政府的坚决反对者。他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只要不推翻袁世凯政权，他们的政治主张就永无实现的可能，虽然在重压之下他们当时无力反抗，但是他们的不满和绝望已经积累到了相当的程度，一旦政局有大的变动，就可能剧烈地喷发出来。
三 实际上梁启超清楚地知道，护国运动是一次暴力革命，帝制不过是发动革命的契机
虽然梁启超在政论中反复论说护国运动的目的是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洪宪帝制，但在许多地方却不知不觉地泄露了他的真实思想，即护国运动是为了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帝制只是一个发动的契机。
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是，梁启超并不反对帝制本身，而且一贯承认君主制的价值，他甚至也并不反对由共和制变为君主制，也就是所谓变更国体，而只是认为像袁世凯这样的所作所为在当时根本没有做皇帝的资格，当时反对帝制的著名人物如章太炎、张一麐等多少都有类似的想法，这在梁启超1915年8月底9月初风靡一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表达得十分清楚：“是故吾数年来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而欲帝政之出现，惟有二途，其一则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则今正以大有为之人，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岂不在是耶……夫果未熟而摘之，实伤其根，孕未满而催之，实伐其母。”[3](p94-95)可以看出，有些论著把梁启超称为誓死捍卫共和的英雄，虽然表面事实上似乎不错，但从更深的层次来说并不准确。
实际上，梁启超论述“袁世凯是革命者”的政论大多是以所谓“友邦”以及国内观望势力为对象的，这在行文中表露得很清楚，而在其他场合，他的真实思想透露较多。
1916年3月底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之后，梁启超为避免护国阵营由于思想混乱发生动摇，急电陆荣廷，说明护国运动不专为帝制：“袁氏最大之罪恶，在专用威迫利诱手段，将全国人廉耻丧尽，若彼依然掌握政权，则国家元气必至澌灭无余，举国沦为禽兽，将何以立于天地。今兹义军申讨，其大宗旨乃欲为中国服一剂拔毒再造散，不专为帝政问题已也。”[3](p34)4月初，梁士诒来电以帝制已经取消为由劝护国军息兵，梁启超在复电中断然拒绝：“试就四年来所蕴毒所造孽以推例，将来岂犹谓有一线光明之可希冀者。帝制之发生与撤销，朝四暮三，何关大计。”[3](p35)又如“云贵檄告全国文代撰”：“就令怵于名分，不敢明叛国体，然由彼之道，无变彼之术，亦惟有取国家元气旦旦而伐之，终亦酝酿大乱以底于亡已耳。”[3](p5)
从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梁启超一派发动护国战争并不针对帝制，或者说变更国体，而是直接针对袁世凯政权本身，针对其野蛮专制，梁启超在1916年5月的“袁世凯之解剖”中说的明白：“吾本以不信任袁氏故反对帝制，并非以彼称帝故然后不信任袁氏，不容倒果为因。”[4](p9)在另一些文稿里，梁启超甚至直接揭出了护国战争是“革命”的名目，全然不顾与其他文章的明显矛盾，但这才是他的真实思想。比如“云贵致各省通电代撰”：“阋墙之祸，在家庭为大变；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继尧等夙爱平和，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氏内罔吾民，外欺列国，召兹干涉，既濒危亡。”[3](p3)
1916年3月赴广西途中所写“在军中敬告国人”一文中，表明了梁启超对革命暴力的疑惧，和最终选择暴力革命的“死中求生，亡中求存”的心路历程表露无遗：“乃与袁公共事数月，渐觉其别有肺腑，非能先公而后私。乃辞职后静观两年，愈惧夫纵彼顽凶，必且覆邦而沦种。……譬犹病痈，终须一割。割为险着，夫谁不知，然割较早则险较微，割愈迟则险愈剧。养而不割，及其自溃，虽有扁鹊，技无复施。故虽以夙耽溺于平和之梦，如启超者，几经踌躇审顾，惩前毖后，遂不得不毅然决然挥泪沥血以从诸贤之后，以与袁公相见于疆场。”[3](p115-116)
在给籍忠寅、陈国祥等进步党骨干的信中，由于是对自己人说话，梁启超不再像公开发表的文稿中那样有很多的顾忌，内心深处的真实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致籍、陈、熊、刘书”(1915/11/18)：“一年以来，假面既扬，丑形暴露，凡百政象，众目具瞻，无俟
举，就令无今兹叛国之举，而听其浸淫朘削，亦终必率全国士夫，皆为禽兽，剥全国之氓庶尽成枯腊，长夜漫漫，亦复何望……此现状多维持一日，则元气多斫丧一分，吾辈掷此聪明才力，助人养痈，于心何安，于义何取……鼎沸之局，既无可逃，所争早暮已耳。第二，吾侪自命稳健派者，失败之迹，历历可指也，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劫持，无时而不为人利用。今根基未履尽者，只余此区区片土，而人方日惎诇于其旁。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幸免于此，而为独夫戮力，杯酒释兵之事，数月后行且立见，傫然为一匹夫，以坐侍ｋｕī⑧割，噬脐何及。”[3](p27)
在这封信中，梁启超生动地阐明了发动护国战争的原因，袁世凯政权的政治压迫愈演愈烈，到帝制发展到了极峰，所谓稳健派政治势力步步妥协退让，至此已经退无可退，让无可让，到了悬崖边缘，面临最后灭亡，如果不利用自己在西南和全国的最后一点力量奋起反抗，只有“坐待ｋｕī⑧割”，归于灭亡一途，所以梁启超与蔡锷才会在天津约定“失败呢，就死，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7](p91)，这种义无返顾的决绝的态度，在梁启超是从来没有过的，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护国失败，袁世凯的黑暗统治将弥漫天地间，像他这样的人活着也没有意义了，护国战争真是改良派的决死战。
四 梁启超虽有革命思想，但是至为消极，这是改良派革命思想的特色
改良派虽然也能像在护国运动中那样发动并且领导一场革命，但是其对革命的破坏后果看得很严重，只有在被逼迫到绝望的情势下才会极其被动地走上这一条路，这和革命派的主动出击大相径庭。如果说革命派的革命心理是“希望”，那么改良派的革命心理就是“绝望”，因为改良派从不相信革命能带来理想的结果，其发动革命只是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而已，这是在共同革命中区分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关键。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一段名言最能表达出革命派对于革命非常积极甚至过于理想主义的看法：“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8](p178)
相形之下，改良派在发动和领导了一场革命甚至是一场胜利的革命之后，不仅没有喜悦，心头挥之不去的却是一种因大规模流血暴力而产生的负罪感，最典型的是蔡锷的“盾鼻集序”：“西南之役，以一独夫之故动干弋于邦内，使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者以万计，其间接所耗瘁尚不知纪极，天下之不祥莫过是也。而先生与锷不幸乃躬与其事……吾侪躬与于不祥之役，固宜为不祥之人也。……但使国中干城之彦，缙绅之英，惩前瑟后，鉴数年来酿乱积弱之原而拔塞之，则此等不祥之事，何至复见，则先生与锷之罪，其皆可未减也。”[3](p1-2)又如前面引过的“云贵致各省通电代撰”：“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继尧等夙爱平和，岂有乐于兹役。”[3](p3)
甚至在护国战争进行之中，梁启超就已经对当时和以后的政局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悲观失望，表现出梁对革命的结果不抱任何幻想，如“致蔡松坡第五书”：“以吾所感想，此时忧在亡秦，虽云艰瘁，然有公共之向心，尚可力图搏控。神奸既殛之后，人欲横流，自兹方始……要之，今后全国大局决非坐谈之政客所能收拾，况拙于应变如鄙人者，何能为役。惟逆揣当冰山骤倾，鼎沸方始之际，终不可无人以周旋其间，谋减杀其危乱之程度……过此以往，则为演水帘洞演恶虎村之时，决无我辈插足之地。”[3](p26)回首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梁启超的忧虑一一应验。护国运动虽然推翻了帝制，捍卫了共和，使横暴不可一世的独裁者袁世凯忧惧而死，举国人心大快；但同时也重新加剧了袁世凯曾经初步加以控制的国家分裂的趋势，从而开启了以后十几年军阀混战的黑暗时代。军队日日增多，国家不堪重负，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都无从谈起，因而走向一次又一次更为剧烈的革命。
【收稿日期】200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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