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移植和应用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社会科学论文,理论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79X（1999）02—0040—06
引言
社会科学应当走普遍化道路还是走本土化道路，一向是社会科学理论家所争论的问题。“本土化”是在二战后美国以外的其他工业国组成的第二世界，和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掀起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运动。这主要是欧美发达工业国家，尤其是美国，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国家在引进和移植应用外来（主要是美国的）社会科学理论时，常常发现这些理论不适应本国文化和国情，难以应用于本国实践，故而理论家们倡导对外来理论进行重新反思。巴西社会学家拉莫斯在1953年的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大会上首先提出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思想。他倡导各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在批判地吸收欧美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同时，根据本国社会实际和需要，开展自己的研究。
本土化运动在中国的开展是近20年的事，70年代以后，台湾的心理学家联合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共同探讨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可能性，决定推动这一学术运动。1980年首先由台湾中央民族研究所召开“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国际研讨会”，在台湾社会科学界倡导了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运动[1]（P6—88）。同时， 在香港地区的学者亦开展了同样的工作。近年来，大陆的学者亦积极响应，1992年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与中国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室在湖北神农架召开的有关社会心理学本土化学术研讨会[2]，1994 年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的社会心理学年会都提出中国社会心理学应当开展本土化的研究。大陆的本土化运动尽管起步较晚，但影响相当广泛。
但是，另一些学者则更侧重于探索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科学体系的途径。杜祖贻先生在《社会科学的科学本质——对研究和应用的启示》一文中认为社会科学未能产生完善的知识，未能解释或预测社会变革及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原因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远不如自然科学严谨。他提出应当将自然科学采取的客观描述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可重复验证性和可证伪性作为衡量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参照标准，并建议将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作为社会科学发展方向的参照模式。他认为尽管有多种多样的文化传统存在以及千差万别的个人倾向的表现，我们还应当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一切地域、一切种族的人们都有相同的基本分子结构；他们都有着组成大脑结构的相同的神经系统；一切个体的生长方式也都是相同的。……再者，尽管每个人都积累了各自不同的生活经验，但理解和解释这些经验的基本人体器官（即头脑和它的功能）对每个人来说，在本质上却是一样的”[3]（P1—27 ）。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区别是表面性的，相似则是根本的，因为它们是一种共同的人类本质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全体人类都是属于同一个种类，只有一个人种”。因此，杜祖贻教授认为社会科学应当研究人类活动中不变的因素，即社会科学应从人类因适应不同环境而表现的行为的表面差异中抽取出共同的和具有文化普遍适应性的一般规律，如此，社会科学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成为一门发达的科学。根据这一论点，杜先生论述了西方社会及行为科学理论的科学性及可移植性[4]。 并提出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移植与知识应用合作研究计划”。
1996年在四川召开的“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论与教学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中亦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应当注意走与国际接轨的道路。
上述两种思路实际上涉及社会科学研究性质的问题，即社会科学研究应当走国际化道路还是走本土化的道路？
本文将通过对此问题的讨论，探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的道路。另外，我们知道，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常常首先是在一种文化中发展起来的，例如，许多理论最初首先在欧美发展，然后被移植和推广到其它文化中。这种理论总是具有文化限定性，其概念、理论架构、工具和反映的社会问题的性质都带有文化的烙印。当它被应用于其它文化情境时，常常不能很好地反映该文化的具体情况，如果我们可以肯定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发展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关系？本文在后面部分将论述如何在中国科学地移植和应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
社会科学的“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相结合
实际上，关于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研究方法，文化人类学家早在50年代即已提出类似的思想，即“主位”的研究方法和“客位”的研究方法。“主位”研究法通常是在某一特定的具体文化内部进行。一般地，研究者熟知该文化的“圈内人”，他们从“本土”的观点出发，将自己置于对象文化中，使用适合于该文化的概念、理论架构、工具、手段、尽可能详尽地描述该文化的特征，并不必然要求或企图对其它文化的了解或概括。这类研究通常都是在非常具体的水平上进行。它使用的概念、理论架构、工具和手段大多特定于对象文化，无需考虑它们对其它文化是否具有普遍性。一般地，这样的研究可以获得较详尽的文化特定性信息。但是，正由于这样的方法使用的概念、理论架构、工具和手段具有文化限定性，它所建构的理论其适用范围就受到了限制，难以与在其它文化中建立起来的理论进行比较和相互补充而统合成更完善和更高层次的理论。
相反，“客位”意味着一种普遍性的存在。“客位”的研究通常是在较高抽象水平上进行，它们关心的是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和规律的普遍适用性。这种研究要求使用的概念、理论构架、工具和手段对于不同文化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从研究者角度来看，他们努力站在一种客观的立场上，尽量摆脱对象文化的束缚，以一种外来者的姿态，公平地对待不同的文化系统，以期寻求一种适合于各种文化对象的普遍规律。
图 比较文化研究的模式
资料来源：采自M.H.Segall,P.R.Dasen,J.W.Berry.&Y. H.Poortinga,Human
beharior
in
global
perspective: Anintroduction to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P.55）,NewYork:Pergamon Press,1990.
尽管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要完全脱离文化变量的制约研究人类活动中的不变因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即社会的人，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质世界其属性有很大不同。正如杜祖贻先生所指出的，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质世界可以只有一个世界，而不是许多个世界。但是，人的社会行为除了受人自身的生理配置的影响外，还受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文化的制约。一个在特定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个体，其认知方式、行为倾向、情绪反应、人格系统、主导价值，乃至整体的心理活动、社会行为和由这样的个体形成的社会关系，无不带上他所处文化的印记。因此，当我们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时，文化和社会的变量就成为最主要的变量之一。我们不可能撇开文化背景因素，而将人置于无文化因素制约的理想情景中去研究。即使我们有朝一日真能揭示适应一切文化的有关人类活动的一般规律，既然这种一般规律不受文化变量的制约，它有可能根本不包含任何文化信息，它也许只能反映人类社会行为中极小的一部分。我们且来看沿着这种研究思路进行的比较文化研究模式，如下图所示，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后产生的“客位”的信息只说明了A和B两种文化的一小部分，如果参加比较的文化数目越多，交叉的共同部分则越小。这样的结果是导致与文化相联系的信息被控制或排除在理论之外，正如在实验室研究中变量被严格控制后所得到的规律一样，变量间自然存在的关系被人为地破坏。尽管这种规律可能是真理，但由于它与实际的情境脱节，当我们试图应用这样的规律去解释社会现实和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时，我们会发现，这种规律没有任何可应用的合适情景，因为现实中可能没有这种“纯粹的”规律自然存在的情境。根据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客位”的研究可能获得普遍于各种文化的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规律和不变因素，而且，其结果产生的理论具有较大的开放性，易于与其他文化产生的理论衔接和比较。但是这种普遍规律往往摒弃了那些特定于特定文化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于了解特定文化和解决特定文化中的具体社会问题是重要的。相反，“主位”的或“本土”的研究可以获得有关特定文化中人的社会行为的较详尽的信息，这种信息总是与具体的文化变式联系在一起，它与具体问题的自然状态非常贴近。这样的信息可以很容易地应用于解释和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然而，由于这种研究所获的结果具有明显的文化制约性，它很难被推广到其他文化情景中去，并与其它文化中发现的结果互相比较和沟通。正如我们要将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移植到中国并用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时，我们常常发现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我们的国情存在着距离。
我们认为，合适的作法是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即社会科学研究应当走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这样的研究思路实际上包含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研究的理论架构、概念系统、方法和研究结果具有文化普遍意义，并且可以与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不同研究者的同一领域的研究进行沟通和比较，即研究具有国际性。另一方面，必须充分考虑到研究对象的文化限定性，因此，要在特定文化背景中将具有文化普遍意义的（即“客位”的）研究的指导理论和概念进行操作化，并制定合适的工具，使之适合各个特定的文化[5]（P17—46）。这时，本土化的方法就要被采用。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的研究才可能既有普遍意义，又能获得有关特定文化的详细资料，即了解人类活动的普遍规律在不同文化中的变式，研究所发现的普遍规律才有可能被应用于具体的文化情景中去，解决各个具体文化背景下的具体社会问题，社会科学也才有可能发展成为“一门充分发达的科学”。
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中国的移植和应用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许多研究者往往都是首先在自己的文化内发展一种理论、概念系统和工具，然后才被移植和推广到其它文化中去。很长时间里，在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领域中，一向以西方理论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心理学，正如贝里，艾尔文和亨特指出的，大多数心理学的研究和实践主要是在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国家中发展起来的。这不仅由于许多社会科学首先发祥于这些地区，这些地区许多社会科学领域有较长的研究传统，而且还因为这些地区有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较强的经济条件支持，使得社会科学在西方得以蓬勃发展，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和研究成果。许多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往往是从模仿和学习西方开始社会科学研究的。像我国心理学的发展，首先是受欧美影响才开始的，目前很大成分上仍然停留在模仿和学习欧美心理学的阶段。
不幸的是，我们在学习西方时，往往不考虑本国国情和民族文化传统，全盘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结果，在我们的社会科学体系中出现了“西方理论泛滥”的状况。这种盲目的西化和无区别的全盘接受往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近代以来走过的曲折道路和多次对文明的破坏即说明了这一点。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一种社会科学理论首先在一种文化背景中产生发展，它往往就会带有文化特征，其研究对象和问题，研究者所受的教育，其思维方式，研究所用的概念、理论架构、工具和手段都带有文化烙印。这样，当该理论推广到其它文化时，就缺乏解释力和适应性。除非研究者一开始就注意使用“客位”的方法。而且，即使研究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其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不包含“主位”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对另一种文化总是不合适的。
那么，面对浩如烟海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我们又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即在移植和应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时，我们应当注意什么问题呢？
首先我们要肯定，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应当承认，尽管多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是在特定的西方文化中发展起来的，但它们肯定具有一定科学性，而且，毕竟西方工业国家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起步较早，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研究成果，有利于落后国家在社会科学发展上从一个较高的起点开始，减少重复工作和少走弯路，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如果我们一概否定西方的理论，实际上是将我们自己封闭起来，拒绝和国际接轨，这将不利于我们的社会科学发展。
其次，我们应当意识到，正如上文所论述的，任何产生于其它文化背景的社会科学理论总是带有该文化的特点，并不完全适合我们的社会文化，不加任何批判和检验的全盘接受是危险的。
我们在学习和借鉴源自其它文化的理论时，必须首先对该理论在其源文化中的含义和背景作详细的分析和准确理解。在这一点上，杜祖贻先生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移植与知识应用合作研究计划旨要》一文中提出的评审一个理论的八项指标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这八项内容包括：
“一、理论创制者本人的文化社会与教育背景。
二、该理论的主要文献，包括原著及其他有关该理论的研究评论。
三、该理论的创制与发展的方式过程及环境因素。
四、理论创制者对理论的普遍性与应用性的估计。
五、该理论在创制过程中，有无接受客观的验证？若有，其结果怎样？其后有无重复验证？
六、该理论在创制后，曾否被用以解释有关现象及解决实际问题？若曾施用，效果如何？有无旁证？
七、该理论用于原产社会和用于其他社会所得效果有何异同？若有差别，能否考查其不同效果的原因？
八、理论创制者对其理论如何应用有无任何提示？例如应用该理论时具备何种条件以取得预期的效果”[6]（P434—4357）。
我们认为，杜祖贻先生的这八项指标应当作为移植和应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完成这一项工作之后，我们才能考查其在引入的文化中的意义和应用效果，并予以修正。
当我们对该理论在其源文化中的含义和背景有了全面准确的理解之后，我们还必须考查该理论在源文化中和在该理论将应用的对象文化中是否具有理论意义的等价性（equivalence）。 通常有三种水平的等价性，即功能的等价、概念等价和公制（metric）的等价。在不同文化中，某种社会行为在功能上都与相同的问题联系在一起，那么其功能就是等价的。如果一种行为在文化A中和在文化B中具有相同的原因、结果及因果关系，我们就可断定其功能具有文化等价性。概念等价是指研究涉及的概念在不同文化中其含义是相同的。有时，用相同的词表述的概念在不同文化中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在70年代的美国，吸烟的人群主要是那些受教育较少的下层工人，而在墨西哥，也许吸烟的花销太大，吸烟在穷人中并不普遍，然而，由于吸烟可以作为一个属于上流社会并具有特权的象征，吸烟在上流社会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是司空见惯的。在这个例子中，吸烟的概念在70年代的美国和墨西哥就缺乏等价性。功能等价和概念等价是移植源自其它文化的理论的前提。
另一种水平的等价是公制的等价。如果取自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群体的数据在测量学特征上有相同的联结或结构，则存在公制的等价，这是比较文化研究进行量化比较的必备条件，即必须用相同的尺度去测量相同的概念。
这三种等价性可以通过一些测量和统计手段来验证和确定，如回归检验、共因评分法（Coscoring methods）、项目反应理论法、 反应范式分析、内部结构一致性检验，双语对译检验，等等。[5]
确定了理论在源文化和对象文化中的等价性，我们就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对该理论的概念进行操作化，即将它转换成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可以理解和操作的理论。这种转换不是简单的文字对应的翻译，而是要对它进行文化适应性的编码，即将它加工处理成对我们有意义的理论。然后，对该理论进行“本土”的研究和验证，即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以我们自己的文化中的个体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数据，对该理论的科学性和适用性进行检验，并对不适应的部分进行修正，发展自己的理论。
收稿日期：1999—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