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廖仲恺爱国主义的内涵及其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主义论文,内涵论文,特色论文,仲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和团结奋进的原动力。在近代中国，“爱国”这个神圣又庄严的字眼，曾激励过大批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主、自由和富强而奋斗不息。廖仲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他光辉的一生，是伟大爱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一生。廖仲恺的爱国主义具有丰富的内涵及其时代与阶级的特色：良好家庭教育的熏陶及当时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是促使其爱国主义产生与形成的社会思想基础；爱国必须奋起救亡，救国就要进行与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是其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爱国就一定要振兴中华，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国强民富的近代化国家，这成为其爱国主义的奋斗目标；爱国思想与当时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潮相融汇激扬而升华，乃是其爱国主义发展的最高峰。总之，爱国主义是廖仲恺一生革命奋斗的主要精神支柱和最大驱动力。他的爱国主义，不仅表现为一生对祖国执着深厚的思想感情，还表现为一生始终不懈的救国建国的实际行动；他实践爱国主义的最高行动准则是：毕生献身于祖国，坚持革命救国与全力振兴中华。
一
廖仲恺的爱国主义是近代中国这一时代的产物。良好的家教及儒家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当时深重民族危机的刺激，这些是他爱国主义赖以产生、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思想基础。他的爱国主义一开始就与忧国忧民和立志投身救亡联系在一起。
家庭教育毫无疑问是廖仲恺爱国思想萌发的土壤。廖仲恺的父亲廖竹宾曾任职于美国旧金山汇丰银行，并成为当地很有社会地位的一位华侨。廖竹宾一向关心侨胞、热爱祖国，在生活习俗上始终保持着中国士绅固有的传统；他在教育子女方面主张“以国学为先”，（注：汪兆铭：《廖仲恺先生传略》，《廖先生殉难周年纪念特刊》，1926年8月广州版，第1页。）要少年的廖仲恺每天去华人开办的国学专馆学习古文与唐诗。廖竹宾还经常勉励仲恺要爱国爱乡和努力学好中国文化。他说：“祖国是每个人的灵魂和生命所寄托的，灵魂没有寄托的人，生命没有寄托的人，就象树叶离开树枝一样，失去了营养的供给，便会焦枯而死的。所以，我们要爱自己的祖国，就象爱护我们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生命一样”；（注：程途：《廖仲恺》，正中书店1936年版，第3页。）又说：“要爱护祖国，第一条件就是不要忘记祖国的文字”，“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对于祖国的文字更应该学习读通”。（注：王绍子：《革命先烈传记》，上海经伟书局出版，第51页，程途：《廖仲恺》，第3页。）廖竹宾炽热的爱国言行，对少年的廖仲恺有着极大的启蒙与教育作用。可以说，家庭教育及中国文化的熏陶，使廖仲恺从小就懂得了爱国爱乡的含义，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因此得于较早萌发。
美国种族歧视与迫害的恶劣社会环境，是廖仲恺爱国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自1873年美国发生排华活动以来，旧金山一直是白人驱赶华工最猖狂的地区之一。廖仲恺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是在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掀起的排华恶浪中度过的。他童年时就从父亲口中得知许多关于侨胞遭受迫害的惨事；稍大入学后，他亲耳听见美国白人辱骂华侨为“黄狗”，目睹过白人流氓以石块、木棒等欧打袭击中国人的罪行；而12岁那年，旧金山警察当局大打出手，迫使“唐人街”华侨迁居别处的情景，更令他义愤填膺；他自己在异国的学校里也多次受到白人小孩的欺凌。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这些野蛮的排华行径，不时撞击着廖仲恺幼小的心灵。他常常思考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受美国白人凌辱？每次仲恺回家诉说被白人小孩欺侮的事时，廖竹宾总是叹息地说，这都怪中国朝廷积弱，无力保护华侨啊！希望你长大后，要报效祖国，帮助她臻于富强。美国种族歧视与迫害的社会境遇，激发了廖仲恺的爱国热忱，他从此心里有了将来要为振兴祖国出力的憧憬。1893年，廖竹宾不幸病故后，廖仲恺遵照父亲的遗嘱陪伴母亲及妹妹一起从旧金山反回祖国。船抵香港时，他“在码头上看到英帝国主义殖民警察欧打中国的码头搬运工人”，心中愤愤不平；从那时起他更感到祖国富国强兵之必要，在心中产生了将来“怎样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愿望”。（注：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可见，帝国主义以强凌弱的民族压迫，是助长廖仲恺爱国主义思想的催生剂。
廖仲恺回国之初，身为清廷洋务官僚的叔父廖志岗希望侄儿能走学而优则仕的路，由科考入仕为官，以便光宗耀祖。在叔父的安排下，廖仲恺曾一度在家乡拜硕儒梁缉嘏为师，刻苦攻读“四书”、“五经”，准备应试科场。就在这期间，北方传来了清政府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的消息，慷慨爱国之士奔走呼号，群起谋保国救亡之策。廖仲恺受此影响，觉察到祖国在危亡之中，从古书中找不到改造中国的良方，中国要自立自强，必须学习西方、走西方国家的路。于是，他放弃了孜孜研读国学以应科考的前途，转学到香港皇仁书院改习西学。在香港求学期间，廖仲恺大开了眼界和增长了见识。1897年，他在广州与何香凝女士结为终生伴侣。何女士是一位深明大义、敢于反叛封建传统的爱国女性。廖仲恺与她结婚后，更加“精勤苦学，各书无所不窥”。（注：乾甫：《廖先生事迹一斑》，《廖先生殉难周年纪念特刊》，第9页。）他俩志同道合，常在一起议论时政，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注：参见尚明轩等编：《双清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06页。）爱国思想进一步增长。
廖仲恺回国后求学的几年间，正值祖国处在创深痛巨、内忧外患的危机之中，志士仁人相继奋起救亡，改造与拯救中国的运动接二连三兴起：“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一传出，广东举人康有为、梁启超等就在京发动了“公车上书”，提出维新、迁都、变法等建议，清廷虽对此议置之不理，但广州万木草堂的“康门子弟”却对维新变法的主张，意气激扬地宣传鼓吹了一番，紧接着康有为等于1898年又发动了颇具声势的戊戍变法运动。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则于1895年分别在香港、广州建立了兴中会总会及分会，首倡反清革命，并先后于当年和1900年发动了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将革命的火种由广东撒向全国。1900年，北方义和团的反帝救国运动掀起高潮，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乘机攻占北京，并强迫清政府订立卖国的辛丑和约；清廷从此完全沦为洋人的走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有志之士纷纷东渡日本求学，力图谋取日本富国强兵的秘诀以为已用。廖仲恺这期间密切注视意着国家政治风云的变幻，关心着祖国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祖国的日益沉沦加速了他爱国救亡思想的形成。面对国事日非的局面，廖仲恺也决志前往日本留学，以便结交志士、共谋救亡之策。他曾为此对夫人何香凝说：“国家危险至此，我们岂能坐视？日本留学界朝气蓬勃，志士云集，我也想东渡求学，结交革命豪贤，共图大事”。（注：转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6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87页。）在何香凝的支持资助下，廖仲恺于1903年春前往日本求学。当时东京的留学界又多了一位赤诚的爱国者。可见，由热爱祖国到立志寻求救国之方，这是廖仲恺赴日留学的初衷。我们可以肯定，廖仲恺离家赴日留学之时，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已经完全形成。
二
从爱国走向革命，毕生为救国救民而进行不屈不挠的革命奋斗，这是廖仲恺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作为一位爱国者和民主革命家，他的爱国主义始终与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斗争的时代主旋律相合拍。
廖仲恺的青年时代，正值中国多事之秋，短短的几年间，他目睹了中国的自强自立运动相继遭受失败——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自强运动的彻底破产；戊戍政变令谭嗣同、康广仁等6君子陈尸北京菜市口，证实了维新改良的道路走不通；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又被中外反动势力镇压了下去。中国的出路何在？这是廖仲恺当时苦苦求索的答案。他东渡日本留学，迈出了由爱国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在东京，廖仲恺很快结交了粤籍革命志士冯自由、黎仲实等人；他在认真学习课程寻求新知识之同时，积极参加留学生组织的拒俄御侮等爱国活动，并渴望早日谒见革命领袖孙中山。1903年7月，孙中山由越南返至日本组织革命团体东京青山军事学校。廖仲恺参加了青山军校的某些筹备工作和军事训练，并于8～9月间偕夫人何香凝几次拜竭孙中山。他们听了孙关于“中国积弱太甚了，应该发愤图强、彻底革命”的教诲后，认识到要救国就必须革命，于是明确“表示赞成革命”和“想参加革命工作”，愿为推翻清廷、创建民国“效微力”。孙中山对此格外赞赏，即嘱咐他们注意“在日本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以便日后“结为团体，以任国事”。（注：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第2页；《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页。）此后，廖仲恺遵照孙中山的嘱托，在留学生中团结了一批革命志士，为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出了大为。9月29日，他本人由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同盟会。从此以后，廖仲恺真正成为孙中山革命队伍中的一名杰出战士，开始了自己以革命救国为职志的战斗历程。
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廖仲恺积极参加了反清救国的辛亥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他先后担任过同盟会外务部副部长和会计长、同盟会天津主盟人等职，努力协助孙中山办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大力宣传三民主义纲领。这期间，他奉孙中山之命，先后在天津、香港、吉林等地进行过秘密的革命活动。辛亥武昌起义胜利和广东和平独立后，他从吉林返回广州，先后担任过广东军政府枢密员、财政部副部长、军政府总参议、财政司司长兼国税厅长等职，勤政理财，为建立与巩固广东的民主共和政权和建设新广东，贡献良多。
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丧心病狂地出卖国权与复辟封建帝制，共和制度名存实亡，国脉危亡系于一线。为了重新救国，廖仲恺同广东都督陈炯明等一起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以武力讨伐乱国祸国的袁贼及其爪牙。“二次革命”失败后，廖仲恺追随孙中山亡命日本，积极协助孙重组革命政党中华革命党，并坚决表示“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已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注：参见陈福霖、余炎光编：《廖仲恺年谱》，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这期间，他除担任《民国》杂志编撰、大力开展讨袁救国的宣传外，还主管党的财政工作，担任本部财政部副部长代行主持部务，积极协助孙中山制订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多方设法筹款支持孙组建中华革命军，以开展讨袁护国的军事斗争。
袁世凯自毙后，北洋军阀的各集团承袭了袁的衣钵，继续悍然践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大肆拍卖国家主权，干了一系列祸国殃民的勾当。孙中山为了救国，先后于1917年、1921年和1923年三度在广州组建革命政权，进行了6年多的护法斗争。这“一段护法历史，关民国之安危”，（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1页。）实质上是一场救国的革命。这一时期，廖仲恺一直追随孙中山鞍前马后，自始至终参加了护法运动，并在斗争中成为孙的重要助手之一。他先后担任过广州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和代部长、中国国民党财政部主任、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次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等职，全力整理财政和筹措政饷费用，积极支持孙中山进行讨伐北洋军阀及其西南爪牙的军事斗争。正是由于他筹款得法和度支有序，这场“关民国安危”的护法救国运动才得以三踣三起，持之以恒。
在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孙中山对接连失败的护法斗争进行反思，产生了“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的想法，并决心实行“联俄”、“联共”等政策；廖仲恺是全力支持孙作出这一伟大抉择的人。孙鉴于身边的亲信胡汉民对俄国革命“失去此信仰”，汪精卫“亦非俄派之革命”者，两人“皆不能降心相从”，（注：《孙中山选集》，第948页。）遂将改组国民党、实现首次国共合作的重任全权托付给廖仲恺。廖没有辜负孙的信任，他鼎力协助孙中山确定了国民党改组的方针和革命的三大政策，他全权负责主持进行国民党改组的各项筹备工作，他一心保证了国民党“一大”的圆满成功和改组工作的胜利完成。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廖仲恺身任党政军的20多个职务，亲自领导了党务、建军、工运、农运、财政五个重要方面的工作，为推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趋向高涨，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廖仲恺的一生，是不断革命、奋斗和前进的一生。爱国主义是他一生具有坚定革命信仰和百折不挠奋斗精神的原动力；他一生干的一切革命工作，都与爱国与救国紧密相联系。廖仲恺之所以从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起，就服膺孙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且对此主义之信仰“二十年未之有改”，（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1页。）是因为他坚信：“三民主义，即救国主义也”，（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8页。）“总理三民主义这个药方，就是救中国的唯一药方”；（注：《孙总理逝世后之哀悼集会》，《党声周刊》第59期（1925年4月13日版）。）“三民主义是为国家谋，为人民谋，要促进我们成为民族、民权、民生的国家”，（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6页。）我们应该把它“作为国民革命的唯一南针”；（注：参见陈福霖、余炎光编：《廖仲恺年谱》，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29页。）“三民主义能得实行，方算是革命成功”，（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8页。）国家才能富强。廖仲恺之所以能20多年如一日地先后大力协助孙中山组建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且在孙支持下不避艰险地主持和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是因为他深知：“党事较一切为重”，（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8页。）“以三民主义揭橥而号召”成立起来的党，“非一群人争私利以结合”，而是将“抛却头颅，倾家救国，视为无上之职志”和“责无旁贷”的使命；（注：转见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413～415页。）党是救国革命的核心领导力量，“改革国事……必须吾党努力作大准备，始有成功希望”。（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0页。）廖仲恺之所以能勇往直前地坚持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是因为他懂得：“帝国资本主义之侵略实为万恶之源”，（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2页。）满清政府投降卖国，“割地赔款给外人，致令我们……国家穷困，一定会亡”，“所以我们一定要革命，把……不良制度推翻”；（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3～164页。）军阀武人总是与列强狼狈为奸，“拼命助长内乱”，（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6页。）肆意作恶横行，祸国殃民，因此我们进行“国民革命运动，对内要打倒官僚、军阀及一切反动力量”，（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0～251页。）对“帝国主义，我们要打倒地，条约我们要推翻”，（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9页。）要“为国家争自由与独立”。（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62页。）廖仲恺之所以毅然决断地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救国的民主革命事业，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革命的作用，一面是除旧，一面是布新”，对一个正在新陈代谢趋向进步的国家来说，“革命就是他求活的路子”；（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2页。）“中国现在的情势，无论谁都晓得非革命不可”，只有革命成功，“民族和社会才能有进步”，（注：参见陈福霖、余炎光编：《廖仲恺年谱》，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31页。）“吾人要救中国，必须实行国民革命”。（注：参见陈福霖、余炎光编：《廖仲恺年谱》，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页。）显然，廖仲恺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视为救国的首要手段与不二法门。他的这种正确认识是行动的先导，正是炽热的爱国主义，促使他成为一位毕生献身国事、顽强进行民主革命斗争的职业革命家。
三
爱国就要振兴中华，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近代化强国，以便造福国民和全人类，这是廖仲恺爱国主义追求的终极目标。他的爱国主义将爱国爱民与实现中国近代化联在一起，它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广阔外延。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经济侵略，加上清廷封建君主及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近代中国贫弱落后、民穷财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改变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和饱受列强侵凌的状况，廖仲恺明确地提出“要一面革命，一面建设”，制定“远大的计划，按着既定的方针彻底做去”，（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63～64页。）逐步将祖国建成一个国强民富的新国家。
廖仲恺在论及如何建设近代化中国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真知酌见。首先，他认为中国要振兴实业，摆脱贫弱的境况，第一步就应彻底铲除政治上的障碍，以为经济建设开路。他指出：“政治上问题不能解决，则经济上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而国内的实业也不能发展，这是一定的道理”，（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3页。）“所以，为今之计，应该结合全体国民的力，共谋政治上的改革”，（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8页。）“必须从本源着手，把政治上的障碍物扫清，这是我们应努力的第一着”。（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9页。）廖所说应扫除的“政治障碍物”，就是统治近代中国的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政治制度。他曾断言：我国如“不从政治上求解脱，打开一条出路，必致败亡而后止，这是一定趋势”；（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8页。）“国民革命不成功，则实业之发展绝无希望”。（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3页。）其次，廖仲恺在谈到建设中国近代化经济的具体设想时，突出了以下3方面的内容：其一，他强调应注意“刺激生产的原动力”，即发生生产力和改进生产方法。他指出：欧美“产业革命的意义，简单地说来，就是生产方法的改革”，（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9页。）“中国社会现状，无一非贫乏之症。欲救贫乏，自非改良生产方法不可。今之所谓利用机器、扩张工场、振兴实业，皆图所以解决此生产问题，以致富强”。（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4页。）其二，廖发挥了孙中山关于“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的思想，提出要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事业，特别是修筑铁路。他指出：中国地广人多，“要建设中国，非从交通上着手不可”，（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页。）“这交通机关，第一要紧的就是铁路”，（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页。）“进步、发达这两句话……未有铁路是不行的”。（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21页。）其三，廖主张学习西方经验，大力发展近代化的商品生产，活跃国内商品经济。他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就应让“从前压死的民生实业”，“热腾腾地发达”起来；（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就应学习欧美国家，采用“近代生产的组织，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自家造东西”，利用我国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发展以“多用原料、多造、多卖”为主的商品生产，来“和外国的商品竞争”。（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页。）应该说，廖仲恺所规划的中国在独立前提下发展近代化国民经济的方案，是符合当时我国国情的。众所周知，机器生产和交通实施等，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发达不可少的条件；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标志。廖仲恺把采用机器生产、发展交通事业和商品经济摆在突出的重要位置，无疑是为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国民经济走向近代化，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廖仲恺上述强国富民的经济建设思想，闪烁着资产阶级革命家爱国主义的光辉。
第一，廖仲恺把发展近代中国经济作为御侮图强、进而赶超欧美各国的问题提出来，充满了他对中华民族振兴的时代责任感和对国家富强的强烈渴望，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特色。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作为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以保障他们产业的发达，使生产的盈余，得以尽销于中国”（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2页。），使中国逐步沦为其经济附庸。廖仲恺对此感到既愤慨又痛心。他一方面强调必须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认为“我们中国工商政策，就是不学他这主义，要抵抗这主义的侵略”。（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页。）为此，他提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保护关税和金融，要像“保存国民永远的命脉”一样来“保存有限的资源”（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1页。），等等。另方面，他又强调我们一定要发愤图强，发展生产力，振兴实业，迎头赶上欧美各国。他说：“我人苟不力图自振，则此后之被压迫、受痛苦，将犹无止期也”。（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3页。）他认为中国如能在发展交通、开发富源的基础上，注意增加资本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促使生产力日渐发展，就完全可以逐步脱贫致富，深固邦本和强国富民，进而建设一个赶超欧美的强国。他说：“我们的民国，是在这新时代里的新国”，只要我们“努力去弄一个新建设，那时中国的新，不要说是欧洲的旧国家，比不上我们的；就是最新的美国，也不见得比得上我们的了”（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在此我们看到，他爱国的民族自尊心与建设近代化强国的自信心，洋溢在字里行间！
第二，廖仲恺将振兴近代中国经济，同改善国民生活和中国将来对全世界人类多作贡献相联系起来，表现出他的爱国主义具有爱民的特色和国际主义的外延。他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中国进行革命与建设的最后目标，是要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使中国人民得世界人类平等之幸福”与“人类上应有享受之幸福”。（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8页。）他指出，我们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目的，是“欲解决吾人痛苦及谋国家人民之丰富”，（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4页。）吾党“数十年来，极端奋斗，冀达目的，为群众谋幸福”。（注：参见陈福霖、余炎光编：《廖仲恺年谱》，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页。）他强调：我们“救中国，先救中国的穷……救中国人民的痛苦”，三民主义中“最重要的是民生主义”，民生主义“即为最痛苦、劳动多、入息少（者）而设想的”，是救中国“民穷财尽”的良方。（注：《孙总理逝世后之哀悼集会》，《党声周刊》第59期（1925年4月13日版。）可见，廖仲恺始终将改变祖国的贫弱状况与解除民众的痛苦放在心上，他时刻把爱国建国同爱民救民紧密联在一起，执着地追求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不仅如此，廖仲恺在论述发展中国经济、强国富民问题时，还将中国的振兴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察，强调中华民族应“自救以救世界人类”，对全世界多作贡献。他分析了中国领土、资源及人口的特点，指出：“世界上独立的国民，总以中国的国民为最多；世界上相连的领土，总以中国的领土为最阔；世界上未开的财源，总以中国的财源为最富。对于世界有最大贡献的，就是中国”。（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2页。）他以中国建成富强国家对世界人类的影响与贡献，来激励国民努力去振兴经济与增强国力。他强调指出：“我们的国家建设成功不成功，虽然是我们一国家一民族内部的事。但是我们国家建设不成功，就可以累到全世界纷乱；我们建设能成功，就可以增加全人类幸福。这就是我们对于自己、对于世界人类的义务”。（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廖仲恺的这些话，既表现出他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又表现了其胸怀全球的国际主义精神。他还认为，中国现实的处境与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我们只有努力建设祖国，尽快摆脱其政治上受奴役、经济上受压迫的状况，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经济腾飞，才能造福于国民和全人类，这才算尽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两种精神的统一。
四
爱国与探求、向往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潮相联在一起，这是廖仲恺爱国主义发展的思想高峰。他的爱国主义体现了激情与理性的结合，顺应了中国革命与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需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一批先进的爱国者开始了对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探索，孙中山、廖仲恺乃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孙从1903年开始就将其“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诩为社会主义，并始终自称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家。廖仲恺作为孙的追随者，从1905年起在同盟会的《民报》上，先后发展过8篇介绍西方社会主义各流派的译作。当时，他为掀起介绍宣传“社会主义热”出了大力。
辛亥革命时期，廖仲恺对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是紧紧围绕着宣传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来进行的，而且是将其作为一种建国、治国、强国的革命理论来探求的。我们知道，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学说，主要是脱胎于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关于土地国有的单税理论。这种理论当时被人称为“单税社会主义”，属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之一种。孙期望通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亨”的办法，（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来达到实行土地国有、消灭贫富悬殊的目的，以便将中国建成一个“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地球最富的国家”。（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329页。）廖仲恺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容有深切的理解。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孙“平均地权”的政治主张，他1905年在《民报》的创刊号上，译载了亨利·乔治的代表作《进步与贫困》一书之“序言”和“问题”两节内容，梗概地介绍了亨氏关于土地国有的单一税制主张。此后，他长期坚持宣传亨利的“单税社会主义”理论，并在建设民国的施政过程中付诸实践，力图实现“平均地权”的纲领。
廖仲恺的可贵之处，就是他在崇信亨利·乔治土地国有的单税理论的同时，也并重探求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理论，且与时俱进地不断表露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赞赏、肯定与向往之情。1906-1907年间，廖仲恺先后在《民报》上译载了美国柏律氏的《社会主义史大纲》和《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及日本久津见蕨等人的《无政府主义之两派》和《虚无党小史》等文。第一篇译文介绍了马克思领导的“万国劳动者同盟”（即第一国际——引者）的活动。它指出：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欧洲大陆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如洪水决堤，“浩浩滔天，势莫能御”；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到处“乘风纵火”，肆意破坏马克思“辛苦经营”的“万国同盟”；宣言的结束语号召“万国之劳动者团结！”（今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引者）。（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第二篇译文则对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了比较。它指出：无政府主义者使用炸弹、毒药，实行暗杀，此“实社会主义所最厌恶者”，两派“求实现共产主义之方，真有黑暗与光明之别矣”。（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廖为两篇译文写的按语。他在前一篇按语中写道：“柏律氏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故与麦喀氏（马克思）、英盖尔（恩格斯）等其观察之点不无少为异同；然吾人为初学之研究，则正乐得有所比较而提揭短长也”；他建议读者将此文与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小史》对照来阅读。（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廖在第二篇按语中写道：“现世界之革命者有三大主义：一、社会主义(Socialism)；一、无政府主义(Anarchist)；一、虚无主义(Nihilism)。其学说、其历史、其派别、其运动各各不同。译者深喜研究其真相，并拟一一介绍之于学界……以导我先路”。（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页。）从廖仲恺的这些按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以十分严肃审慎的态度在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进行比较研究，试图从中找出一种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理论，用于指导革命救国斗争；他在译文内容的选择和字里行间，皆对于马克思的学说及其事业，流露出由衷的同情和敬意。
在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在中国五四运动后的几年时间里，廖仲恺重新考察了中国国情，并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再探求；他通过对以往革命斗争失败的反思，通过与苏俄代表的会谈和对当时苏俄社会主义现状的了解，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以苏俄为师，思想上开始逐步倾心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与现状。
无须讳言，廖仲恺在五四运动后仍继续在加强对“平均地权”理论的阐发，认为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就是“平均地权”的土地问题。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他这时讲的“平均地权”，已不完全是亨利“单税社会主义”的旧话重提，而增加了重要的新内容。这新的内容突出的有两方面：（一）他在解释为何要“平均地权”时，将土地问题与社会阶级斗争相联系起来考察，更强调“平均地权”旨在消除阶级剥削和改善人民生活。他指出：“我们大家都知道，要人类各遂平等的生存，不能不使人人有相当的衣食住；要想社会一般有向上的生活，不能不改良社会经济的状态”。当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因地位职业及经济的条件这一群人和那一群人不同，社会就分成几种阶级。其中一个阶级，拿他所占得的便宜，不绝的欺骗抢夺别个阶级的劳动果实……所以有整天劳动求不得一个温饱的，有独占社会经济利益坐享其成、不劳而得的。被欺的阶级渐渐地不服，常要奋起来抵抗。这就是阶级战争的起点……这阶级战争越激烈，社会问题也越难解决。”（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23-924页。）他又指出：“本党之‘平均地权’，亦为经济民权之一种，要之，不外求我国民得到安乐境”，“经济民权者，以有相当之势力，求相当之幸福也”。（注：参见陈福霖、余炎光编：《廖仲恺年谱》，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页。）尽管廖仲恺用这些话来阐述“平均地权”的问题不太恰当，但我们由此可知：他当时的确试图用马克思关于“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的基本唯物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确决土地问题的迫切性和合理性，他对阶级压迫与剥削表示憎恶，对民众的苦乐抱有深切的同情和责任感。（二）他认为苏俄十月革命后的土地国有政策，是解决土地和民生问题的好办法。他指出：“能令人独占社会经济的利益、坐享其成、不劳而得的就是土地……人口越发达，社会的建设越宏大，国民经济越进步，大地主不劳而得的利益越占得多。……俄国受这种害比英国更深，农奴解放之后，不去解决土地问题，弄到这回革命（指十月革命一引者），才把土地完全收归国有”，（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页。）“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8页。）显然，廖仲恺对苏俄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化的政策是持赞扬和肯定态度的。顺便要提到的是，据苏联顾问回忆说，廖晚年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比孙中山更激进。他在1923年11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的一次会上，曾一度赞同鲍罗廷关于“政府应当立即颁布在广东农民中分配土地的法令”的建议。（注：〔苏〕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44、46、51、62页；《廖仲恺年谱》，第228～230页。）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联合战线建立后，廖仲恺在与中国共产党人共同进行国民革命、谋求中华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他的社会主义观开始了由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向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与飞跃，并寄中国将来之希望于科学社会主义。他在《〈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序》、《消费合作社概论》等文章中，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了对比。他在论及资本主义时指出：“资本主义……的要点，是依赖资本家发展他的私人经济，借他荫庇以求造福于社会。……所以法律、政治、经济种种之制度，多半为拥护资本阶级而设……百凡生产所赢余之利益，自然都趋归这一阶级手上……生产越多，贫民愈众，这种怪象就是国家社会的病症，资本制度的破绽。……阶级之争斗，到底是免不了的。政治组织之经济的基础，那就是从根本上动摇起来，非至崩坏不止”。（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5页。）他在论及社会主义时指出，“社会主义的要点，是社会全体动员来做福于社会全体的。所以在这种主义之下之生产，是社会全体生产的，为消费而生产的。生产之利不归一人，而归社会，所以生产越多，社会全体之享受越多。人人有平等之机会，社会无偏枯之病。”由此他得出结论：社会主义“较资本主义收效力更大，基础更固，这是可以断定的”。（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0、240～241页。）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显然优越于资本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废除了“私有和资本制度”，其前途“必能出人群于黑暗”。（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31、845、931页。）
廖仲恺在联系到中国现实问题时，对社会主义表现出极大的向往之情，肯定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希望。他指出：“最近代国家之政治组织……其中有两个不同主义，给国民选择应用的，一个是资本主义，其他一个是社会主义”。我国“现今之青年学生，确有倾向于社会主义。中国将来之光，就是在这一点”；（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9～240页。）“中国在这时代，自己经济的基础这样薄弱，而所受国际经济的压迫这样深重，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社会主义的国家，依科学的组织、用集合的(Collective)方法，解决生产问题……这是我所希望于研究社会主义一般之青年的。”（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1页。）中国应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廖仲恺经过分析、比较两个不同主义之后所得出的答案。历史早已证明，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挽救和发展中国。这是中国近现代先进分子经过几代人的摸索，才找到的真理。廖仲恺无疑是其中最早的杰出探索者之一。
廖仲恺当时社会主义观的转变与飞跃，表现在实践行动上，就是他坚决执行与维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与共产党人一道进行国民革命的救国斗争。不幸的是，正当廖仲恺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在转变飞跃之际，他遭到了反动派的暗杀；假若廖先生能尽其天年，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完全有可能跃上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峰。
总之，廖仲恺的一生，是革命爱国的一生，他的爱国思想与实践，永远同关心祖国、热爱祖国、拯救祖国与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联在一起；他为了救国救民和振兴中华，始终怀着一颗爱国爱民的赤诚的心。他在坎坷而漫长的爱国救国征途上，一直紧紧伴随其领袖孙中山，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探索与实践，革命不止，奋斗不息。他这种爱国的革命崇高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国魂，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