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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入WTO与中国银行业
我国加入WTO在即， 当前无论金融理论部门还是实际部门都在就入世之于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及应对对策进行广泛的探讨，机遇与挑战并存且入世之初挑战大于机遇是共识，其中不少分析也相当透彻，确让国人了解了中国银行业面临的基本处境及努力方向，但个别结论及对策却有待进一步冷静思考。比如：
1混业经营问题。 自去年美国国会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以后，多数发达国家已在法律上彻底放开了混业经营，而实践中其银行的全能化早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入世后我国银行业显将处于竞争劣势。但这是否应成为我国银行业马上实行混业经营的理由呢？可能不充分。想想看，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还在起步阶段，国企改革任务艰巨，距离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目标以及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机制的转换差距颇大；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也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包袱沉重，行为扭曲，自我激励、约束机制差等特征明显；证券市场及其活动主体更是远欠规范、成熟，充满投机；更重要的是现代宏观监管体系刚在建立之中，缺乏综合监管的经验与能力等等。若马上混业经营必是上述种种不成熟交叉、冲撞基础上的更扭曲，风险会更大，也更谈不上增强同外国银行竞争的能力。新以当务之急仍是继续深化各方面改革，尽快创造混业经营的宏微观条件，适时适度谨慎放开一些业务交叉，待条件真正成熟再作混业制度安排。
2人材流失问题。银行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材的竞争。入世后， 外资银行全方位涌入势必会以其优厚的待遇与高效效率的工作环境挖走一批我国银行的业务骨干，甚至相应带走一批客户及业务。对此不少人通过对中外银行业职工收入比较分析后，认为应以大幅度提高我国银行从业人员待遇来防止人才流失。粗想也只能如此，但细琢磨又并不尽然。首先，依中外银行实力而言，无论中资银行如何大幅度提高银行员工待遇恐怕都难以避免一批骨干人材被外资银行吸引走；其次，入世后国内各行业均会程度不同地有人材流失问题，恐怕难以都用普遍提高工资方式来解决，相当长时期内“财力制约”都将是瓶颈。即便从打破大锅饭角度只给少数骨干人员大幅提资恐怕也不能与一般员工过于悬殊；再次，外国银行是讲效率的银行，其在中国分支机构的设立一般也只在较发达地区、大城市，更重要的是对人材的吸纳也以效率的原则而非多多益善、人浮于事，这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材市场所“挖”毕竟有限，因此人材流失问题恐怕也未如目前许多人所料想、夸张的那样严重。国门打开二十年来，外资公司、企业涌入不少，当初也有“人材俱失”之忧，但今天回过头看，真正挤入众多外企的优秀人材较之外企外的人材少之又少。所以，应重视人材流失问题，但不能偏面强调或只走提高待遇的“独木桥”，更多地则应是加紧人材的培养，完善发现人材、尊重人材的机制。相信伴随入世，中国的现代金融人材会成批成长涌现出来。③市场份额问题。国外银行进来自然要占一席之地，但如前所言，它们也主要活动于大城市，触角所及不可能遍布其他更广大领域，而这正是中资银行的优势。目前的许多对比分析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点，实为遗憾。此外，分析过程中也往往采取动静态不一致的方式来描述、对比，比如以我国银行现行状况、机制与几年后的外资银行相比，似乎中资银行总在原地踏步。其实一直以来中资银行的改革都在步步深化，无论外部体制还是内部管理的改革均在进展之中，尤其最近几年力度之大有目共睹。综上，面对入世的对策探讨应多些、再多些理性思考，减少实践的盲目性。
二、居民储蓄分流问题
居民储蓄分流一直是我国金融理论与实践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尤其最近几年来政策倾斜力度更是明显加强。众所周知，现代社会资源配置首先依赖资金的配置，而配置合理与否直接关系资源利用效率的高低。作为制度安排，在融资领域我国长期以来选择的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唯一或垄断的方式，致使整体融资效率日趋愈下，也使银行单独承担并积累着全社会的融资风险。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发展资本市场正是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克服上述弊端所必须的，而这在我国现阶段又取决于居民储蓄分流的状况。这里，笔者仅就居民储蓄分流及其几个相关问题谈几点认识：
1储蓄存款本身就是一种投资、是通过银行的间接投资。 这本无什么问题，但在近年的讨论中却被不少人误解为是全然未被转化为投资的“闲钱”，进而认为只有当群众以此购买股票、债券才算实现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其实存款必然对应着贷款，上述区别只是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而非投资与否的区别。如果说银行吸收存款后“惜贷”，表现为超额准备金过多，从而储蓄—投资转化出现阻滞，这则是另一层问题，且这种问题同样会出现在直接融资过程中，比如企业通过直接发行证券筹得资金后未能运用出去。认为居民储蓄存款均是还未转化为投资的“闲钱”的看法于实践至少有两点害处：一是将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通货紧缩主要归咎于此，并夸大通缩的程度及解决难度；二是不切实际地高估经济生活中的资金潜力，以此制订分流居民储蓄规化将埋下后患。
2看居民储蓄分流应多点儿宏观思路。 认为居民几万亿储蓄存款都是未投资的“闲钱”除了是以“投资”的误解外，还含有另一层意思即：储蓄分流是从即有的存量中进行分流。常识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虽然从实际生活中看、从局部微观看，某些居民确是从其在银行的存款中提取一部分用于购买股票、债券，但从全社会看、从宏观看，只要储蓄存款在增长，就表明分流出去的只是储蓄增量，而实际中银行储蓄存款余额确是在年复一年增加的。根据我国实行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方针，一般情况下，银行储蓄存款不增长也是不可能发生的，能发生的只是增幅的升降而已，比如今年以来加大储蓄分流的力度已引起储蓄存款增幅较以往有较大的回落。可见，居民储蓄作为整体的分流不是指对即有的储蓄存款存量作分流，而是对储蓄（而非储蓄存款）增量进行分流，即实际结果是对每年居民新增储源不再单一导向银行，而是既流入银行也流入证券市场、保险市场等领域。与此相应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当银行储蓄存款增幅下滑（甚至即使存款绝对额减少）时，切莫认为是居民储蓄的减少，因为对居民而言，持有国债、保险单或股票均是其储蓄的一种方式。在这里区分居民储蓄与居民储蓄存款、区分存量分流与增量分流对于宏观资金判断从而合理配置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3居民储蓄分流不单是个制度安排或政策意愿问题， 即是个涉及众多方面、其中首先是居民意愿问题。近年的实践中，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了第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后一个方面。比如1996年以来的连续七次降息及开征利息所得税，固然有调整企业利息负担、刺激经济增幅回升等的必要考虑，但其中以此来推动居民储蓄分流、促进证券市场发展也是个明确的目标。问题在于这后一目标的追求中是否欠缺周密思考呢？比如失业下岗退休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一系列体制改革给居民带来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严重预期；企业效益下滑、证券市场风险度积聚等等给居民造成的疑虑，这些不可能不影响居民的资产选择行为，从而储蓄分流的进程。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恐怕非简单以降息就能达到目的，若硬性推开，即便能收一时之效也难以长久，甚或引发新的、也许是更难解决的矛盾：
第一，动摇一般群众对银行的信心。金融问题，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个信心问题，特别是在入世之际，只能加固银行在群众心目中的安全、可靠、避风港的地位，而不可轻易削弱之。况且我国银行还担负着扶持国企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担，短期内储蓄分流过快、力度过大于此不利。
第二，从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气氛浓厚来看，其对一般散户投资者的风险确实很高，硬性逼迫居民进入除了培养他们的投机而非投资意识外，还易给他们造成实实在在的损失。问题严重时，还有可能将国家拖进来，反复重现行政干预或政策干预市场的恶性循环，以高昂管理成本维持证券市场的低效运行。
第三，居民储蓄分流表面统计数字后面的失真。不顾居民的意愿，单纯以降息手段减少储蓄存款增幅确能实现扩大直接融资的全部初衷吗？从近年公布的统计数字看有的能支持这一判断，有的却不能。比如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增幅下降的同时，外币存款增幅较大，这反倒可以从另一角度说明1998年四季度以来外汇流失的“合理性”；即便确有不少储蓄存款资金流入证券市场，但真正投资（而非投机）证券的资金又有多少呢？从我国股票一级市场经常浮闲着2000亿以上的资金去博新股发行之利即可见一斑。
第四，上述人为驱动的统计数字失真，极易误导宏观判断，为错误决策种下隐患。比如当我们通过观察储蓄存款增幅回落、活期存款增幅提高、货币流动性增强，就判定经济启动正在或将要加速，于是停止或减少对经济的引导力度，而当发现居民储蓄分流的最终结果并未引发真正的投资却只是单纯地变化了一下流动性的存在形态时，可能就已错过了最适当的调节时机。近两年的实践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点，当从公布的Ms系列层次表明金融宏观运行不断向好的同时，微观运行却总不能令人乐观就是一例。
总之，居民储蓄分流问题是个应该综合考虑且政策性极强的问题，其涉及面大到宏观运行的稳定，小到每个家庭的生计安排，它在我国真正全面而深入的推进同其他所有改革一样需要一系列条件的完善与创造，在这一进程中，经常的理论思考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