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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挑战。有利的初始条件、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自发性改革与自觉性改革、局部推进与整体转变、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经济自由化与政府秩序稳定、改革与发展之间的有机结合，是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基本原因。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首先是特殊国情的产物，但也包含了一定的普遍意义。
[关键词] 渐进式改革 中国道路 初始条件 改革成本 改革收益
197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逐步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中国的经济获得了持续高速的增长，市场化进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特别是前苏联各国的经济却陷入持续的停滞和衰退之中，激进式改革至今没有获得明显的收益，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事实无疑是对正统的经济学的一个严重挑战，国内外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的改革在短时期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中国的改革道路仿佛是一个谜，使人感到困惑，又使人感到新奇。
一、渐进式改革的初始条件
对于中国改革道路获得成功的原因，国内外的学者们已经做了不少比较深入的分析，许多人倾向于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得益于一系列有利的初始条件。以“休克疗法”的设计者而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比较成功，是因为中国是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开始这一进程的。农民只会在改革中得到好处，而且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他们大量进入城市非国有企业中，加速了改革。而前苏联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工人与城市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相差无几，工业化的程度很高，国营部门中就业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很想保住自己的特权，而不愿向非国有部门发展，因而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只能走激进式改革道路。
还有的学者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归结于传统体制的M型结构， 他们认为，东欧和前苏联的组织结构是一种以职能专业化“条条”原则为基础的单一形式（即“U”型经济）； 而中国的层次结构是一种以区域原则为基础，多层次、多地区的“块块”结构（即“M”型经济）。在M型组织中，基层政府具有较大的自主权，而且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水平的、市场取向的，这种结构削弱了行政控制，强化了市场活动，刺激了市场取向的非国有企业的发展〔1〕。
世界银行在对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90年代的改革和计划的作用》一书中，也强调了改革获得成功的初始条件。报告把中国改革所具有的有利的初始条件，归结为改革前物质投资的滞后收益，比如：农业在人民公社时期已具备了适当的物质，销售和人力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但它缺乏激励因素，因而一旦个人激励措施得以引入，国家的作用得以改革，产出的迅速提高就不足为奇了〔2〕。
应当承认，中国改革的成功与有利的初始条件的确有很大的关系。有利的初始条件能够在付出的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取得明显的效果，获得较大的收益。而导致改革成本较低，收益较高的有利条件除了前述的半工业化、M型结构和传统体制下投资的滞后收益之外， 我们还可以发现更多的因素，例如：
——与苏东各国相比，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在计划经济形式下，掩盖着大量自发、分散和无组织的活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差异很大，因而，一旦放松控制，市场因素就会比较容易地自发地成长起来。
——与苏东各国相比，中国改革还有一个特殊的有利条件，即中国的改革开放得到了众多海外华侨和华人经济圈的支持，他们不仅是对外开放的中介，而且还是资金的供给者。数额巨大的侨资源源不断地从海外流入中国，对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的改革是在经济政治危机不十分严重的条件下展开的，无需采取重大的稳定措施或休克疗法和激进式的改革路线。而苏东各国的激进式改革则是在经济持续停滞，通货膨胀日益加剧、政治危机严重的条件下进行改革的，不得不采取休克疗法。
总之，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一系列有利的初始条件。考虑到制度变迁中存在着路径依赖的现象，〔3〕从而使得一种改革方式一旦被采用它就具有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性质，那么，初始条件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但是，改革毕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为，是各社会集团的一种“公共选择”过程，因而，初始条件只是改革的一种外部环境，它不可能完全决定改革的方向和进程，也不能决定改革的成败，在外部条件一定情况下，改革成败的关键还在于改革道路本身正确与否。
二、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内在逻辑
中国渐进式改革之所以会获得成功是因为它的成本较小而收益较大。那么，为什么渐进式改革的成本较小而收益较大呢？弄清这个问题无疑是打开渐进改革奥秘的钥匙。
从实际的改革过程看，中国改革道路之所以获得成功，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于经济改革的以下各个关键环节作了创造性的处理：
1.自发改革与自觉改革相结合，充分利用自发性改革的积极作用和基础单位的创造精神。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充分利用了自发性改革的积极作用，这样做的好处是：（1）尽可能减少改革的风险。 任何一项改革措施，在执行之前都遇到信息不足的问题。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情况复杂的大国里，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而面临着巨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充分发挥各企业和地区等基层单位在制度创新中的积极性，使它们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由于实际存在的各种信息都是以分散的状态存在的，因而，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能更好地符合实际的要求，更充分地利用信息资源，避免大的失误，减少不必要的损失。（2）自发性改革是各改革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进行的制度变革，因它，能够充分调动改革主体的积极性，提高改革的效率。降低改革的成本，提高改革的收益。（3）自发性改革为新体制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宽松和自然的环境， 在这个环境中，新体制的成长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新体制作用条件的成熟相联系的，比较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避免人为的干扰和扭曲。
强调自发性改革并不意味着否定自觉的强制性变迁的积极作用。如果没有政府强制性推动和组织，单靠市场的自发作用，市场经济的形成必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央政府在整个市场化改革中始终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由于充分扫挥了自发性改革的作用，解决了自上而下整体性改革所遇到的信息和动力不足的问题，使中央政府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比较符合实际的需要，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从而也降低了自觉性改革的成本，提高改革的收益。
2.局部推进与整体转变相结合，充分发挥增量改革的积极作用。经济体制的改革无疑是一个整体过程，需要整体推进。但是，整体推进并不意味着各项改革措施要同时展开，新体制的各个要素要同时引入。由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是不均衡的，改革的主客观条件是不一样的，因而整体均衡推进的改革战略必然会面临巨大障碍，付出巨大的成本。相反，如果从局部推进、增量改革入手却能绕开改革的难点、降低改革成本。局部推进的优点是：（1）先从那些改革成本较低， 收益较高的部门开始改革，阻力少而收益大，很容易取得实际效果，例如。企业改革首先从扩权让利入手，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解决了企业动力不足的问题，使各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收益。（2）一些部门率先改革可以产生连锁效应；为其它部门和整体经济体制的改革创造条件，减少改革的阻力，推动改革深入。例如，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充足的劳动力和良好的示范，从而推动着城市的改革；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推动着国有经济的改革。（3）先解决容易的问题，而把难题留在后面，不仅可以减少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成本，而且有利于维持改革中稳定与速度两种要求之间的平衡〔4〕，在非均衡改革过程中， 整个经济根据改革的先后和市场化的程度不同，可以划分为计划和市场两个部门。前一类部门计划机制和行政命令的作用较大，后一类部门市场机制的作用较大。前一类部门虽然市场化程度低，但它在现实经济中对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如国家统购的粮食和棉花可以稳定人民的生活，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可以吸纳大量的城镇职工就业。等等。
3.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相结合，充分发挥非国有经济的积极作用。（1）由于非国有经济与市场机制存在着天然的一致性，它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市场为导向、以竞争为动力，不存在政企不分和“铁饭碗”、“大锅饭”的弊端，因而，体制外的发展是市场化的基本动力，从体制外入手改革显然比体制内突破更容易，成本更小。（2）非国有经济的大量存在，还可以对市场竞争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而市场竞争的形成又会对国有企业改革产生积极推动作用，迫使它们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活动，改革内部管理体制，逐步走向市场化。从而促进了国有经济改革。（3）在不破坏正常经济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发展非国有经济可以增强经济的活力，增加国民收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减少改革阻力。（4）国有经济改革较慢，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可以使大量资源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中的各种矛盾，更好地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
4.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保持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和政治体制的相对集中，充分发挥传统组织资源的积极作用。激进式改革以政治多元化为前提，彻底地破坏了原有的政治体系和政治秩序。而渐进式改革则是以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和政治体制的相对集中为前提的。这里笔者不想对这两种改革方式的政治评价做过多讨论，但是，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政治上的稳定和集中无疑具有许多好处的：（1）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和急剧变化，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不稳定因素日益多，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集中，有利于防止社会的失控和解体，为改革和发展创造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减少改革中摩擦和冲突引起的损耗。（2）在经济改革中，各阶层、各地区、各集团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有些改革措施往往只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可能使另一部分人受损；还有一些改革能使部分人受益，而却使整个社会受损；或者可以使社会受益，而使部分人受损。所有这些矛盾如果都通过协商谈判或货币交换的方式来解决，不仅成本极高，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根本无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的动员强制和政治上的劝导，可以降低组织成本和摩擦成本，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3）权威是一种特殊的组织资源， 它的先例在特殊场合是没有成本的，因为权威的授予可以先于它的作用，可以是稳定的和持久的，可以容纳大量的行为范畴。尔后，当需要一种反应时，则常常无须任何报偿、任何惩罚、任何操纵、无须任何说服〔5〕。渐进式改革充分利用了党和政府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政治权威，有效协调了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有效组织实施了各项改革措施。
5.兼顾改革与发展，实现改革与发展的良性循环。激进式试图通过紧缩货币，一步放开价格，经过短期内生产和生活的下降以及经济社会秩序的混乱动荡所引起的阵痛，促进市场经济的形成。而渐进式改革则强调改革与发展的相互协调，试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稳步推进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1）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大幅增加国民收入，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各经济主体对改革的承受力，防止因破产、失业和收入下降而产生的社会动荡，有利于改革的深入推进。（2）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在存量相对稳定的条件下，通过增量改革来稳步推进改革，引入新体制的因素。反过来，在存量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进行增量改革，又可以在不破坏正常经济社会秩序的条件下，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3）在改革过程中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容易使各项改革措施在较短时期内取得明显效果，可以减少改革中的利益磨擦，提高人民群众对改革的信心，实现改革与发展的良性循环。
因此，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不可思议的，它完全符合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也完全可以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加以解释。只要人们能够抛开各种偏见，能够摆脱西方人的经验和观念的束缚和影响，用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来观察和分析中国改革的实践，那么，就不难发现，所谓“中国的奇迹”，完全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自然的现象，是历史的必然。
三、渐进式改革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根深蒂固的传统，博大精深的文化，为社会的转轨提供了丰富而深重的历史遗产。历史是连续的，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着耦断丝连的联系，同样的现代化和市场化变革，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具体的道路也会有很大差别。而传统对现代的影响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模式与制度变迁道路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理论是人们所熟知的。新制度经济学则从另一角度阐明了文化的重要性。按照诺思的看法，同样的正规规则和宪法强加在不同社会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非正规约束在起着作用，而非正规约束则来源于社会所流传下来的信息和文化遗产。〔6 〕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既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制度的变迁，也就是说既可以降低制度变革的成本，也可以增加制度变革的成本。因此，它的作用不可忽视。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这里我们不想展开讨论。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利于渐进式改革的。从消极的方面看，由于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封建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因而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着根本矛盾，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落后因素如法制观念淡薄、平均主义、官僚本位思想和家族主义等都阻碍着市场化进程，这就要求市场改革采取渐进的方式才能被人们所接受，才比较容易推进，如果采取激进的市场化方式，必然会引起强烈反对，导致改革的失败。从积极的方面看，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经过改造和发展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推动市场化与现代化。例如，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节俭、适中、反对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积极因素，这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传统文化中的秩序观念和权威观念，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集中，还可以降低政府管理的成本；中国文化对于教育的重视，是提高国民素质和改善人力资本的重要动力。中国改革的道路具有明显的凭感觉走和摸石头过河的“实用理性”精神，而这种特殊的精神气质的产生绝非心血来潮的即兴之作， 而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关〔7〕。
中国的改革道路是成功的。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道路是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成功的道路，它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它具有内在逻辑上的有序性和不可逆性，它可以使“分两步跨越同一条鸿沟”成为现实，它有利于保持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两种要求之间的平衡，因而，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东欧和前苏联由于选择了相反的改革方式、产生了巨大的磨擦成本和社会动荡，因而迄今没有带来增长和收益。既然改革中国家的传统经济体制及其弊端都是相同的，改革的道路也应该是相通的。所以，中国改革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而不是独特的。另外一些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成功完全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经验，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换言之，渐进式改革在中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它对其它国家也同样适用，对于东欧和苏联国家来说，激进式改革更合乎它们的国情。总之，渐进与激进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关键在于它们所适用的条件和环境。这两种观点，前者过分夸大了中国道路的普遍性，后者则过分强调了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其实，普遍性和特殊性并不是那样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事物总是以特殊的形式而存在，而这种特殊性中又总包含着某种普遍性或一般性。特殊性与普遍性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也同样存在于中国道路这一问题中。应当承认，中国改革道路的成功首先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的产物，是中国自己的创造和发明。特殊的经济结构、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特殊的改革路线，都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验没有任何普遍意义，中国道路成功的经验中，有可供其它转轨的国家借鉴的重要经验，如经济改革中应当重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应当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利用传统的组织资源，改革不能仅从理性和主观愿望出发，等等。同时，苏东国家激进式改革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这种改革方式同样具有许多长处，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如激进式改革的整体性，它对于存量问题的解决，它快速发育市场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特殊的矛盾和问题。如双重体制磨擦、腐败加剧、国有经济改革滞后等，这些问题都是对渐进式改革的挑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中国的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
注释：
〔1〕钱颖一、许成钢：《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 载《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1993年第10期。
〔2〕《90年代的改革和计划的作用》，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3〕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1992 年版第22页。
〔6〕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李译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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