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帅[1]2001年在《论中国民用航空运输业管制改革与市场竞争》文中研究说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部门的民用航空运输业，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管制改革后，面临着加入WTO后新形势的严峻考验。因此，有必要民用航空运输业管制改革的发展历程做仔细的回顾，同时对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加以总结，以便使我国民用航空运输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本文在第一部分中对管制改革及市场竞争的定义、表现方式等，做了简要的描述。同时，分析了航空运输业中管制和市场竞争的特性，并详细分析了美国航空运输业的发展、变化，为我国民用航空运输业的管制改革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本文的第二部分分析了我国民用航空运输业管制改革的起因、管制改革的步骤。在第叁部分中，对管制改革的效果从民航运输指标、民航运输市场结构和竞争方式、行业绩效、投资体制四方面做了实证性分析，表明我国民航管制改革实现了政企分开，对经营部门进行了分割并建立了独立核算的航空公司，引进了新的竞争者，部分放开了政府管制，总的来说，是一个成功的行业改革案例，最后在本部分的结尾处指出了民航管制改革中急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和不足。 针对加入WTO后，各缔约方提出的开放国内航空运输市场的要求，以及“开放天空”的国际航空运输业的发展新趋势，本文第四部分总结了入世对我国民航运输业提出的具体条件，并分析了由此对民航管制改革和市场竞争造成的影响。 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中，笔者以自己的浅见提出了深化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民航总局宏观管理等方面的一些方案和建议，希望由此能够弥补民用航空运输业的管制改革的不足之处，加快我国民用航空运输业的市场化进程。 总而言之，中国民航业经历一次成功的制度变迁后，建立了模拟竞争市场。这个市场稳步运行了16年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加之我国入世带来的考验，只有通过继续深化管制改革，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我国民用航空运输业的管制政策，才能使民航运输业走上快速发展之路。
姜洋[2]2007年在《论中国民航业的市场化改革》文中研究说明民航业主要由航空运输服务、机场服务、空中交通管制和服务保障等部门构成，在这些部门中，有些呈现竞争性，有些呈现垄断性，还有些既有垄断性又有竞争性，这就给民航管理当局的管制带来了挑战。从欧美航空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各国对航空业普遍进行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放松管制，在放松管制的同时政府注意承担弥补市场失灵的责任以及扶持弱小部门尤其是支线航空、边远地区航空发展的义务，纷纷建立相关的基金支持边远地区航空的发展。美国自1978年航空业放松管制以来，无论在航空服务的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美国在航空放松管制上取得的成功激励着欧洲其他国家也纷纷对其航空业放松了管制，使得世界航空业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中国民航业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进入持续快速发展时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跻身于世界航空市场的前列，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也越来越高。总体而言，中国民航业在改革开放以来共进行了叁次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市场竞争性加强，部门设置更为合理，在运输质量和数量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与航空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民航业仍然呈现出“大而不强”的状况，民航业的管理缺位与越位同时存在。就管制越位而言，与航空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航空业的管制是普遍存在的。如对航空企业的进入和退出、航线审批、航空服务领域以及航空油料、航空器材的管制等。大量的管制限制了新的更有活力的中小航空企业的进入，对航空器材等的管制导致中国航空企业的成本偏高，因此在与国际航空公司竞争的过程中处于劣势。这也是我国国际航空发展较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国际航空领域“放松管制”成为主要潮流的今天，进一步放松对航空领域的管制显得尤为必要。我国航空业的放松管制必须以法律为基础，逐步开放。就管制缺位而言，一些弱势领域和部门需要民航当局提供公共服务，以保证落后地区以及地理位置特殊的区域可以获得基本的航空运输服务。一方面为当地居民、行业提供最低程度的航空服务保障，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地面交通难以得到发展的落后地区改善交通状况，进而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本文探索了在中国构建“航空公共服务基金”的想法。综上所述，民航业发展的未来方向是以放松管制为特征的市场化改革，同时民航总局应该承担起民航公共服务的义务。
王志岗[3]2011年在《我国民航运输业反垄断管辖权的分配与协调》文中指出政府对民航运输业的监管和该行业特殊的市场结构,导致民航领域存在多种垄断行为。随着民航运输业可竞争程度的不断增强,反垄断法对该行业的管辖越来越深入,导致民航企业在实施垄断行为时可能受到民航监管机构和反垄断主管机关的双重管辖,因此必须科学、合理的设定两类机关的分权模式和协作机制。除了引言,本文共有六部分:引言部分阐明了本文的研究领域,界定了民航运输业的概念和业务范围,提出了本文着力解决的问题,并对他人相关的研究成果做了概括性介绍。文章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民航运输业的产业属性,特别是规模经济性、范围经济性和网络经济性,是政府对民航运输业实施监管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与第叁部分,主要介绍了我国政府对民航运输业的监管体系和市场结构,并进行了理论性的归纳研究,作为全文展开论述的基础和铺垫,其内在联系是政府的监管决定了民航运输业的市场结构。第二部分详细介绍了我国民航运输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民航运输业的监管机构、监管措施,并指出政府对民航运输业的监管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行业效益、消费者权益和国家利益方面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第叁部分归纳出我国民航运输业高市场集中度、高进入壁垒、低产品差异的市场结构,该市场结构直接影响了民航运输业内经营者的竞争关系和竞争策略以及该行业反垄断管辖权的分配。第四部分指出,受政府监管和市场结构的影响,民航运输业内存在多种垄断行为,包括垄断高价、价格歧视、独家交易、价格联盟、联合抵制、囤积航班时刻、不合理占用机场服务设施、大规模的经营者集中等。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第五部分解决了我国针对民航运输业中的垄断行为由谁管辖的问题,在分析了影响我国民航运输业反垄断管辖权配置模式选择的各种影响因素并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后,指出了我国应该选择的模式。第六部分则在第五部分论述的基础上,在职权法定、协调机构、程序合作、法律责任和争议解决几个层面为我国选择的民航运输业反垄断共享管辖权模式设计了协作机制,以保证该模式的有效实施。
秦占欣[4]2004年在《中国民航运输业政府管制改革研究》文中认为垄断性行业的政府管制改革是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更是中国政府今后一段时期内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民航运输业作为传统的自然垄断性产业，其政府管制改革在各国的管制改革体系中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近年来，网络型基础产业及其管制问题的研究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前沿，这使得从网络经济角度对民航运输业政府管制问题的研究也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本文以中国民航运输业的政府管制改革为研究对象，探究民航运输业政府管制改革的基本经济动因及中国民航运输业政府管制改革的特殊性，从产业组织的视角对中国民航运输业的政府管制改革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政府管制改革的思路和具体措施。文章认为，中国民航运输业政府管制改革的内容是以放松经济性管制、加强安全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社会性管制为主线，并且在某些领域实施再管制(例如政府管制部门对计算机订座系统由某些航空公司垄断经营的情况进行限制和分拆，等)的复杂体系和过程。政府管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在市场机制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放松管制，使企业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展开充分有效的竞争，而对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继续实施管制，但应在管制方式上进行创新，引入激励性管制、协商性管制、自律性管制等措施。 全文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从民航运输业所具有的网络经济性出发，结合其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经济特性，说明它们对该产业自然垄断性和竞争性产业性质的影响和决定作用，并通过产业经济特性对市场供求结构变化的影响来揭示民航运输业产业性质的动态演变规律，从网络经济性进而产业性质的角度对政府管制改革进行了尝试性解释。第二，紧紧抓住当前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探讨在转轨与发展双重背景下的政府管制改革问题，突破了西方政府管制理论以市场经济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研究思路，同时也克服了我国学者主要立足于转轨经济背景对政府管制问题进行研究的不足，提出转轨与发展双重任务下的政府管制改革理论，将民航运输业的政府管制改革作为产业发展的内生变量进行解释。第叁，克服了传统政府管制概念的局限，将限制性管制与激励性管制逻辑一致地纳入新的定义之中，并强调了政府管制与产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政府管制与产业组织之间互动的观点对中国民航运输业的政府管制改革进行了理论解释，为政府管制及其改革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政府管制及其改革一方面会影响甚至决定产业组织状况；另一方面，政府管制体制和政策也要与产业组织状况保持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协调和一致，随产业组织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第四，从法制建设、重构政企关系、放松经济性管制和管制创新、强化安全管制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建立产业援助制度、完善对外政策等六个方面，对中国民航运输业今后进一步深化政府管制改革、建立新型政府管制体制和政策框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建议。
赵玮萍[5]2012年在《中国民航业管制制度变迁研究》文中指出欧美等航空大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相继进行了民航业的管制改革,航空运输自由化成为国际航空运输业不可逆转的趋势。面临这样的背景与压力,中国民航业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逐步放松政府管制,推进市场化进程,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民航业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国民航业近30年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管制改革的结果,是制度红利的体现。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中国民航业酝酿一波新的发展浪潮,但却面临着管理体制和管制制度的瓶颈。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民航业管制制度变迁历程及其制度绩效,分析民航业管制制度变迁的动力、路径、演化逻辑、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和制约条件,对继续深化民航业的管制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综述,梳理了制度变迁的动力理论、制度变迁的过程理论、制度变迁的方式以及制度变迁的影响理论,论述了制度效率的决定因素、评价标准与测定方法,从转轨经济学的独特视角构建了研究中国民航业管制改革的理论框架。根据笔者构建的理论框架,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航业管制制度变迁的历程,划分了民航业管制改革的四个阶段,分析了中国民航业管制改革的基本特点：(1)渐进性与滞后性共存；(2)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共存；(3)制度真空与制度间不协调共存；(4)对旧有制度和外生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性；(5)整个变迁过程中伴随着行业的高速增长。在构建制度变迁机制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民航业管制制度变迁的动力、路径与演进逻辑,讨论了政府利益、制度成本和开放对改革的促进等中国民航业管制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勾画了中国民航业管制制度变迁的路径,总结了政府管制改革从放权让利到利益博弈的演变、从增量改革到存量改革的演变、政府从游戏参与者到规则制定者的演变,提出了影响民航业管制制度变迁的主要因素——既得利益和政府的有限理性。本文还利用民航业1985—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民航业管制改革的制度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民航业管制制度变迁对行业增长、市场价格、企业经营成本和收益率以及服务质量等方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民航业管制制度的改革有效地促进了市场价格的下降；在行业运输总量的增长上有正向作用,但影响十分有限,而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才是行业迅速发展的源动力；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机制,提高了市场竞争程度,促使行业内的企业提高了服务质量。最后,针对中国民航业战略地位凸显与体制机制不顺、国际航空运输自由化与中国民航业整体竞争力不强、行业可持续发展与创新能力不强等矛盾,提出了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完善政府管制制度,打破既得利益掣肘、深化改革进程,协调推进相关领域配套改革、确保体制和政府管制制度之间协调性的政策建议。
秦玄[6]2010年在《中国民航运输业发展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民航运输业诞生于北洋政府时期。当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业发展举步维艰。新中国的成立带来了我国民航运输业大发展的历史契机。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民航运输业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快速发展起来。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宏观经济体制转轨以后,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崛起为我国民航运输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经过改革开放叁十年来的飞跃发展,我国民航运输业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以运输总量等指标衡量,产业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我国民航运输业已发展成为规模较大、基本成熟、生命力旺盛、前景广阔、高新技术密集、极具现代气质的产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我国民航运输业也进行了多轮渐进式的体制改革。我国民航运输业体制改革是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适时适当的产业体制改革,有力保障和促进了我国民航运输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民航运输业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的垄断行业,其产业体制改革备受学术界关注。我国民航运输业由于历史的原因,垄断色彩显得更加浓厚,也成为我国学者研究垄断行业体制改革中重点关注的几个代表性产业部门之一。目前,我国经济社会领域正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正不断向纵深推进。我国民航运输业在前期产业体制改革和产业大发展成果的基础上,仍面临进一步深入的改革攻坚。在此时,对我国民航运输业体制改革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此外,由于在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工作,我对我国民航运输业一直极为关注,这是我选择这个题目进行研究的主要个人原因。本文的总体思路是通过对中国民航运输业的产业体制改革与产业发展的关联关系进行研究,探讨其客观规律,结合深入分析我国民航运输业产业发展现状,提出当前及下一阶段产业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方向,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措施建议。我国民航运输业作为传统的垄断行业,政府对产业的规制是产业体制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本文在对我国民航运输业体制改革的研究中,选取了政府规制改革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文中充分运用规制经济学的原理,深入研究政府规制改革政策与绩效间的关联关系,得出了在我国民航运输业中政府规制改革与产业发展关联性的客观规律,并借鉴美国、日本民航运输业规制改革的先进经验,提出了对我国民航运输业有价值的规制改革建议。为寻求我国民航运输业当前深化改革的正确推进方向,本文在对产业规制改革研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研究了产业中的制度问题。文中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将制度作为影响产业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进行研究。在这种视角下,我国民航运输业体制的历史发展过程就反映了其制度的变迁进程,而当前制约产业发展的若干现实瓶颈问题则归结为深层次的制度性缺陷。通过从制度层面对产业体制改革进程的分析,可以得出制度与产业发展绩效的关联关系。而制度的建设优化与具体的产业体制改革措施也存在紧密的关联。通过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以整体制度的优化作为我国民航运输业深化体制改革的方向性目标,并按照这一总体目标提出了相应的针对性改革措施。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绪论,简述了选题的背景、意义及研究范畴,并介绍了文章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以及主要的创新点与不足。此外,本章还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初步认识了民航运输业并简析了产业特征等基本问题。第二章是文献综述,简要介绍了前人在本研究领域及相关领域的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外关于民航运输业的规制及规制改革理论,二是国内学者关于我国民航业体制改革的若干研究成果。国外民航运输业规制及改革理论主要有规制理论、放松规制理论、再规制理论叁个大的发展阶段。这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的民航运输业规制改革的实践相一致的。美国民航运输业规制改革经历了一个从严格规制到放松规制到再规制的实践进程,而每一实践阶段都有相应的学术理论成果支撑。国内学者关于我国民航运输业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大体上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较为宏观层面的体制改革研究,主要是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宏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研究；二是较为微观层面的产业组织研究,如对市场结构、产业组织行为等的研究。第叁章是美国和日本的民航运输业规制改革借鉴。美国是目前世界最大经济体,也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其民航运输业十分发达和先进。而且美国的地理环境和民航运输业市场规模与中国极为相似,因此本章首选了美国民航运输业作为重点的借鉴样本。日本是我国的近邻,社会经济文化联系紧密,其民航运输业的规制改革经验也对我国有一定借鉴意义。通过对美国和日本民航运输业的规制改革研究,我们得出了若干宝贵的经验,但国情的不同也决定了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其改革模式,只能作为有益的借鉴。第四章是我国民航运输业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研究。本章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民航运输业的发展和改革历程,并对每一轮改革的政策和绩效进行了详细分析。我国民航运输业建国以来经历了四轮体制改革,产业的发展可以相应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从宏观的层面又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政府对民航总局的分权,使民航运输业从中央高度集中管理中解放出来；第二个层次是民航总局作为产业的行政管理和监管机构,逐步放松规制的规制改革进程。本章研究了我国民航运输业发展过程中产业发展与产业体制改革的紧密联系,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不足,为当前及下一阶段我国民航运输业体制深化改革奠定了经验基础。第五章是对我国民航运输业现状的深入分析。在充分肯定我国民航运输业产业发展和改革的巨大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认识到,我国民航运输业整体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通过对产业现状的分析,笔者归纳出了若干制约产业发展的现实瓶颈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寄望于在下一阶段的深化改革中妥善解决。而这些瓶颈问题根本上源于我国民航运输业中的制度性缺陷。本章对我国民航运输业中的代表性现实瓶颈问题的归纳和深入分析,为下文深入研究产业中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奠定了基础。第六章是从制度层面对我国民航运输业体制进行深入研究。本章深入分析了当前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制度性缺陷,提出了从制度建设角度构思的我国民航运输业深化体制改革建议。笔者认为我国民航运输业深化体制改革应该以整体制度优化作为总体目标和推进的方向。产业政策改革等局部改进必须立足于整体制度建设的高度均衡推进,而制度优化的总体目标又必须落实到若干局部改革来具体实现。此外,就下一阶段我国民航运输业深化体制改革中的具体改革政策,本章也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本章中还强调了规制和规制创新在当前及下一阶段产业体制深化改革中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若干建议措施。本文主要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是较为全面和深刻的归纳出了我国民航运输业当前存在的若干现实问题。本文中归纳的问题在认识的深刻度和结合现实的紧密度上较前人研究有所突破,特别是对准入规制的两难选择、价格规制与无序竞争、社会福利损失间关系等几点论述具有一定的新颖性。第二是通过对产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作追本朔源的研究,提出了我国民航运输业中的若干制度性缺陷。在前人的研究中,较多的将产业发展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归结于制度性的缺陷,但缺乏对制度性缺陷的具体归纳和描述。本文尝试归纳提出了我国民航运输业中在产权制度、代理制度、人事制度、产业主体机会束设置等方面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并进行了较为准确的描述和深入分析,初步明确了产业发展中现实问题与制度性缺陷的对应关联关系。第叁是基于对产业内制度性缺陷的认识,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提出了我国民航运输业深化体制改革的针对性建议措施。其中关于重视制定规制的规则设计和建立完善改革保障机制的论述更具新意。第四是提出了规制改革和规制创新的若干建议。其中关于区分产业环节、针对性规制的重难点分析及对社会性规制的辩证认识等论述内容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数据的运用较少,数理模型的分析研究不足,较多偏重于理论分析。这是我国民航运输业公开数据少,行业资料采集困难的客观原因造成的。相信随着我在民航系统工作时间的增加,能够接触到更多的系统内部资料,可以对我国民航运输业作出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此外,由于本人学术水平和实践经验所限,文中在涉及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部分,可能存在把握不够全面,认识不够深刻之处。最后,对我国民航运输业制度性缺陷的归纳和描述是笔者的创新尝试,可能存在把握不尽准确之处。我国民航运输业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垄断环境中,对外公开的资料数据很少。本文使用的资料和数据除注明出处的之外,基本来自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内部资料汇编、《从统计看民航》、中国民航资源网等业内资源。
张靖[7]2010年在《航空公司的反垄断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反垄断研究的不断深入,民航业的垄断问题也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首先确定了研究对象即航空公司的范围,而民航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具有范围经济、规模经济、网络经济等自然垄断行业的特征,再加上和国家安全有紧密关系,所以一直进行垄断经营从而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我国对民航业的管制是全方位的,包括了市场进入、退出,航线经营权、航班时刻,企业合并、分立以及其他经营行为的管制。然而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和政府管制的失灵,对于民航业产业属性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认为在民航市场中可以引入竞争,于是各国纷纷开始放松管制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益。但只要有竞争,必定会出现损害正当竞争的各种垄断行为。本文对航空公司之间发生的价格联盟、联合抵制小型航空公司、划分市场、航空物资独家交易、实行差别待遇、经营者集中等叁大类具体的垄断行为逐一进行分析。然后从规制的含义、我国民航业垄断的特殊性、引入竞争后的经济效应、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需要和反垄断法自身追求的公平价值等方面论述了反垄断的可行性。我国反垄断法有对某些特殊情况予以豁免,在民航业中,也应对航空联盟做除外规定。从国际民航运输业的发展趋势来看,航空联盟有利于各国民航业的做大做强,尤其是对于民航业尚不发达的我国,更应该持以肯定的态度。法律是保障反垄断规制公正、合理的根本。世界各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民航业相关的法律体系。本文对反垄断法律体系最完备的美国和民航法律体系最全面的欧盟进行梳理,然后对我国的反垄断规制提出意见。在对我国航空公司的垄断进行规制的论述过程中,首先分析了我国的反垄断法律体系和民航法律体系。我国反垄断法刚刚颁布,许多规定吸取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并适时出台了相关的配套规定,以利于其有效实施。但是在反垄断法律法规中,还有一些缺陷,应当在反垄断的实施细则中加以完善。我国民航法律体系也存在着内容与现实脱节、法规之间出现矛盾等情况,也应及早作出修改。另外,在航空公司的反垄断规制中,如何协调反垄断法与民用航空法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光有立法是远远不够的,还应从执法体系上进行完善,首先就是要对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改革,虽然我国现在也大致确定了各种垄断行为相应的执法机构,但是这种多元化的执法格局不利于我国反垄断的实施,再加上我国民航业的行政垄断色彩浓厚,如何协调反垄断执法机构以及民航业监督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对于整个民航业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民航业毕竟是个高成本的行业,行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影响较大,因此政府在调控时不仅要考虑到市场竞争,还要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在保障市场正常竞争的同时,还要兼顾产业政策,寻求航空公司整体竞争水平的提高,在国际航空运输市场上能占据一席之地。在反垄断规制过程中还应当发挥民航业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实践证明,行业协会在协调市场、企业、政府之间的关系时有着天然的优势,通过发挥、促进民航协会对竞争的积极作用,能够减轻政府监管的负担,避免行政管制的弊端,还能有效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以往对于民航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经济学的角度,而从法律或者反垄断法的角度研究的少之又少。反垄断法颁布之后,对于航空公司的反垄断的法律规制成为民航业法制建设的发展趋势。因此,这个问题,无论是从深度上还是广度都也很大的研究空间。本文运用历史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方法、经济学分析方法结合航空运输市场上的大量案例,立足国内、放眼国际,就如何完善反垄断法律体系、民航法律体系、反垄断执法机构、民航监管机构,以及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协调等问题提出了建议,以期为航空公司的反垄断提供借鉴。
余英[8]2004年在《网络型产业的政府管制：机场管制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国内外掀起了对网络型产业管制与改革的研究热潮，中国理论界对电信、电力、供水、供气和铁路等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研究颇多，而对民航业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提供航空客货运输服务的航空公司上，问津机场管制与改革的研究者极少。2003年，中国机场属地化改革的实践对理论界提出了探讨机场管制改革和机场改革顺序的现实要求。本论文运用比较、历史、实证和规范等研究方法，以自然垄断、激励性管制和机场管制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机场管制改革的框架和机场改革的顺序选择。论文评述了自然垄断和激励性管制理论，以及机场主要用户——航空公司的管制和放松管制理由和绩效，总结和分析了机场管制的理论与争鸣，讨论了南非、德国、美国、印度、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机场管制的实践发展和得失。论文结合中国机场管制的国际国内背景和机场管制与机场改革现状，提出了中国机场管制改革的目标、机场收费管制的单一预算、激励和磋商原则、浮动费率价格上限管制方法以及收费管制合同的组织与实施、枢纽机场起降时刻的行政分配方式和运用经济手段进行环境管制等机场管制框架。论文还从国外网络型产业改革的实证和经验证据出发，探讨了稳定的机场管制制度对机场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中国国有机场改革从商业化、到管制改革、再到重组和竞争、产权改革、放松经济管制和强化社会管制的改革路径选择，以及在这一系列改革过程中必须注意的相关问题。
傅浩, 张宇, 李建标[9]2005年在《国内民航运输市场研究成果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针对近年来有关中国民航运输业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系统分析了其产业属性与市场结构、民航运输业的产业政策选择、民航运输业市场价格等热点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基于对既有研究成果的综述,就今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从理论、方法的角度进行了若干展望。
朱春华[10]2007年在《我国民航旅客运输业市场风险研究》文中认为民航旅客运输业是一个资金、劳动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行业的利润率低,抵御风险能力弱。有数据显示航空公司在1个月内流失其价值1/4的概率是财富500强企业平均值的5倍。民航旅客运输业正常经营活动需要大量的现金流量作为支撑,一旦出现环境的恶劣变化,航空公司就会陷于崩溃和破产的边缘。加入WTO以后,我国民航旅客运输业不断走向国际化、自由化,航权对外开放、行业进入壁垒降低成为今后的发展趋势。这意味着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我国民航旅客运输业的市场风险越来越大,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这些市场风险进行分析。本文从风险、市场风险的基础理论出发,结合我国民航旅客运输业的发展现状和行业特征,将我国民航旅客运输业市场风险划分为需求风险、供给风险、竞争风险、供应和辅助服务风险、技术进步风险、金融风险、其他风险等,每一类风险确定若干评估指标,共形成29个市场风险的评估指标。通过对各类风险的特征,以及各类市场风险对我国民航旅客运输业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后,本文运用模糊综合评估法对我国民航旅客运输业市场风险总体状况进行评估,最后为我国民航旅客运输业市场风险管理提出一些建议。
参考文献：
[1]. 论中国民用航空运输业管制改革与市场竞争[D]. 徐帅. 上海海运学院. 2001
[2]. 论中国民航业的市场化改革[D]. 姜洋. 四川大学. 2007
[3]. 我国民航运输业反垄断管辖权的分配与协调[D]. 王志岗. 中国政法大学. 2011
[4]. 中国民航运输业政府管制改革研究[D]. 秦占欣. 西北大学. 2004
[5]. 中国民航业管制制度变迁研究[D]. 赵玮萍. 东北大学. 2012
[6]. 中国民航运输业发展改革研究[D]. 秦玄.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7]. 航空公司的反垄断规制研究[D]. 张靖.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8]. 网络型产业的政府管制：机场管制研究[D]. 余英. 暨南大学. 2004
[9]. 国内民航运输市场研究成果述评[J]. 傅浩, 张宇, 李建标. 中国民航学院学报. 2005
[10]. 我国民航旅客运输业市场风险研究[D]. 朱春华. 天津财经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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