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与学术——关于“王权主义学派”及其思想的争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王权论文,主义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刘泽华学派”赞一个 方克立 2013年李振宏教授介绍和评述“王权主义学派”的文章①在学界影响很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又推出了该学派的一部厚重的代表作——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以下简称《通史》)。它将引起人们更加广泛的关注，不管是赞成还是不赞成这种旗帜鲜明的观点，在客观上都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 李振宏教授的文章提到我在2005年就有“刘泽华学派”的说法，记得这个概念并不是我发明的，而是沿用了陈明和《原道》派在辩论中对对方的称呼。我只是根据自己的了解，做了这样一个论断：“刘泽华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在认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强调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这场争论可以说是唯物史观与文化史观之争”②。关于陈明和《原道》的文化史观，我在1995年一次会议发言中已经有所说明③。 上个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我在南开大学哲学系工作过21年，与刘泽华教授是老朋友。我们合作写过文章，在工作上也互相支持。哲学系申请中国哲学博士点的时候，加上温公颐老前辈也不够三个教授，还是请刘泽华教授加盟才拿到了这个博士点。我们分别在两个系带的研究生也互相选听课程。 刘泽华教授是国内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家。他在这个学科领域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学识渊博，思想深刻，著述丰富。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家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决不曲学阿世。在这部九卷本《通史》之前，他带领学术团队还出版过一部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④，早已是该学科最有影响的大家之一。按照现在的学科建制，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刘泽华开始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整个政治学学科都被取消了，他是在历史系，而且以后一直在历史系。他治学的特点是主要运用历史的方法，以大量可靠的历史资料为依据，从古人的论述中归纳出当时人的政治思想，并且善于将其上升到政治理论、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的高度，而不是用现代政治学的观念和方法，来驾驭、分析和建构占人的政治思想。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进路，写出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面貌是不一样的，对此大家都能深切感受到。刘泽华说他的研究进路和有关著述可能让人觉得比较“土气”⑤，但是它也更加接近历史真实，更加“朴实”和更富于原创性，所谓“土气”也就是更“接地气”。带着“土气”的著作是不是一定比现代性的、“洋气”的著作水平差呢?并不见得。 我粗略地翻阅了一下这部《通史》的第一卷“综论卷”，感到相当震撼。多卷本通史著作过去也看到过一些，一般都是在第一卷的前面有一篇全书“绪论”或“导论”，阐明本书的研究对象、范围、发展阶段、学科特点和研究方法，短的一两万字，长的四五万字。我没有想到刘泽华主编的这部《通史》的“综论卷”竟长达八十万字，除了阐明研究对象和方法外，还把作者对该学科基本内容的理解与把握，比如各个时代普遍性的一些政治观念和问题，做了系统的梳理和提纲挈领的交代。这部著作吸取和借鉴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的眼界、方法、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并不局限于对中国政治思想发展演进历程做史的梳理，而且还特别重视思想与社会互动的整体研究，强调社会形态的“三分法”和历史阶段论，以及“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方法，注重对观念制度化和制度观念化、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的研究，注重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问题的研究，注重对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互动的研究，在注重对精英和经典文本的政治思想研究之同时，也注意探讨社会普遍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思潮、社会运动，另外还注意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的研究，对政治信仰和政治宗教的研究，等等。总之，从“综论卷”可以看到这项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绝不比一般同类著作差，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部九卷本《通史》代表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目前所达到的最高学术水平。 刘泽华主编的这部九卷本《通史》，不仅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而且以其独具特色的、旗帜鲜明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引起学界和世人的注意，这也是人们称其为“王权主义学派”的主要原因或者说根本原因。刘泽华在长期教学、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政治权力支配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是等级的人，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必然导向君主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具有以“阴阳组合结构”来支持君权的绝对性，又用仁政、德治、王道、民本、均平、尚贤、变革等理论来对君权作限制、调节、缓冲、缘饰的特点等认识，这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和研究结论，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解释体系，也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和思想史观。其中特别是发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的“阴阳组合结构”，或者说刚柔、君臣、主辅结构，对于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既突出了王权主义这个核心和主题，又不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全盘否定，而是肯定其中有合理的思想内容，有民主性的精华，不过不能脱离开其整体结构来抽象议论，抽象继承，而是要把这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从王权主义的束缚中解构出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样才能做到像习近平同志讲的“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或者说“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九卷本《通史》就是认真贯彻了这种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和历史主义的科学分析态度，所以把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帽子扣在“王权主义学派”头上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在迎接这部大著出版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明白，这项深刻揭露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以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本质的研究成果，与时下“复兴儒学”、“回归道统”声浪甚高的文化氛围是不太协调的。十年前“刘泽华学派”与大陆新儒家就有过一场论战，“王权主义学派”今天如此高调出场，拿出了这样规模的大部头，很可能又会遭到尊孔崇儒、“复古更化派”的批评，甚至面临着一场新的论战。我想这个学术群体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通史》最后两卷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主题就是要走出王权主义，走出中世纪，而现在有些人就是要回归“天王合一”、“圣王合一”的王权主义，回归儒学作为“王官学”的时代，回到中世纪，所以思想分歧和论争是难以避免的。出版这部九卷本《通史》就是表明我们勇于承担这一份社会责任和学术责任。 刘泽华教授的贡献，是不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提出了系统的王权主义理论，而且通过他的教学实践活动，为中国学术界培育了一个“王权主义批判学派”，也就是人们通常讲的“南开学派”或“刘泽华学派”。这个学派的大本营无疑是在南开。刘泽华教授作为开宗立派的代表人物，三十多年来，培养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一批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他们毕业后有的留在南开，大多数分布到全国各地，天津、北京、上海、山东、辽宁、河北、陕西等地都有，他们又培养了一批刘门再传弟子。所以这个学派不但是后继有人，而且队伍还在不断发展壮大中。 关于这个学派的定位，葛荃教授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学术流派主要归纳为三大派：新学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和现代政治学学派，他是将以刘泽华为代表的南开学派看作“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的新发展”⑥。这个“新发展”包括了对50年代以来教条主义思潮及其危害的深刻反思，真正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同时以开放的眼光注意吸收现代政治学的观念和方法，但是又不丧失中国学术文化的主体性。我以为这个定位是准确的，勇于打破教条主义设置的种种思想禁区，其实就是更好地坚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唯物史观。 在中国历史上，儒、墨、道、法、名、阴阳、兵、农等学派峰起，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活跃局面。《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中写了那么多“学案”，实际上就是一个个以案主为中心的大小学派，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交融与交锋，促进了当时学术思想的繁荣和发展。“五四”以来中国出现了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派和马克思主义派“三分”的思想格局，实际上就是现代中国的三大学派。马克思主义派中也有思想倾向不同或学科领域不同的各种学派，比如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就有著名的“侯外庐学派”。我记得刘泽华在为《中国儒学发展史》一书写的“序”中，曾经讲到他与侯派黄宣民的友谊。黄宣民一方面把刘泽华的研究成果归之于“侯外庐学派”，同时又期待“刘泽华学派”有新的更具个性特征的发展⑦。这说明两个学派在学术上既有亲缘关系，又有所不同，比如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就不完全相同。 在古今历史上，学派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不过在社会转折时期，思想管制相对宽松的时期，学派生长和发展的土壤可能更适宜一些。另外在学者和学术共同体方面，也需要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形成学派首先要有“学”，就是要有原创性的学术思想，它还不是一般性的创新思想，而是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学术思想，能够形成系统的学理和学说，对那个时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因此，一个学派开宗立派的代表人物就非常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说，他的学识与人格，对于这个学派的生存和发展、气象和规模具有决定意义。有了“学”，还要形成“派”，就是你的创新思想和理论要能说服人，得到一些人的认同，成为志同道合者，形成有大体相同的学术宗旨，在学理、学说、学风上基本一致的学术共同体，并且具有学术传承的特点，能够一代、两代、三代地传下去。这个学术共同体要有不断创新的学术成果面世，积极参与公共学术论域的讨论，展现出自己的学术个性和思想锋芒。后来者不断有所创新和发展，这个学派才有长久的生命力。 说实话，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真正具备上述条件，能够称得上是“学派”的情况并不多。我认为“刘泽华学派”就是少数完全具备这些条件的学术共同体之一。刘泽华为这个学派确立了基本的理论方向和学理基础，后继者与合作者也大都能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开拓前进和深入挖掘。比如张分田教授在七十多万字的《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一书中，用丰富的思想史料，说明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它以“君为民主—民为国本”为基本结构，是一种对绝对王权的政治调节理论，是为补充、规范、论证君本思想服务的。他对民本与君本关系的分析，运用的正是“阴阳组合结构”的方法。记得十多年前，我有一次去西安，刘门弟子陈学凯送给我一本他的著作《正统论与革命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调节机制》。这本书也是运用“阴阳组合结构”方法，对“正统”与“革命”这一对带有全局性的政治文化范畴，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二者看似对立，但所维护的都是王权主义体系。刘门弟子中我最熟悉的是林存光，他主要在政治哲学方面发展，治学踏实勤奋，不到知命之年，已经出版了十多部个人专著和他主编的著作。他在坚持“刘泽华学派”的基本理论立场和学术宗旨之同时，对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做了更多积极正面的论述。刘门弟子各有专攻，各有自己的学术风格，但是都认同“王权主义学派”的基本理论立场，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取向，互相支持，相依互补，以导师刘泽华教授为中心，形成了当今中国学术界实力相当雄厚的一个学术群体，而且队伍和影响都在不断扩大。在我看来，这就是典型的学派现象。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九卷本《通史》，就是“刘泽华学派”存在并且展现出其学术实力的最好见证。这部著作的最大贡献是以“权力支配社会”理论深刻揭露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以王权主义理论和“阴阳组合结构”深刻揭露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本质，以及形成了观念体系、作为意识形态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本质，儒家、法家思想都不例外。这样就抓住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核心和主题、主旨、主线。在这种认识框架下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不是简单地到里面去找好东西，而是需要更加细致深入的具体分析，区分精华和糟粕，把精华部分从整体结构中“解构”出来，经过批判的清理和创造性的转化，以适应古为今用的需要。包括那些为了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巩固封建王朝统治而行之有效的治国理政方法，比如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道任人为先、治国先治吏、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事实上今天的执政党都在批判地借鉴和吸取，以形成不同于西方的治理模式。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本质把握，并不等于对它的全盘否定。 我拿到这部大著只有十多天，还来不及认真拜读，着重翻阅了一下“综论卷”，获益良多，十分感佩。我赞成“刘泽华学派”的基本观点，但是有些看法也不完全一致。我觉得这个课题研究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还有发展空间，特别是在理论阐释方面，初步想到三方面内容： 一是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和主题归结为王权主义，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有充分历史事实根据的，它有没有充足的学理根据呢?这就需要用唯物史观深刻说明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必然性，具体分析与产生它的土壤(社会存在)的必然联系；需要从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与思想观念形态的反映和被反映关系，来说明为什么政治权力能够支配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我们知道，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物质的力量，至少软实力是有硬实力作为支撑的。在传统社会，政治权力的获得往往是武力争夺的结果，“马上得天下”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所以掌权者决不肯轻易放弃，而是要用足用够这个权力。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揭露思想与利益的联系，唯心史观则是要用种种漂亮的言辞，越来越抽象的普遍性形式——“共同利益的幻想”，来掩盖这种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取得了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总是要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以掩盖和模糊其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他们还举例说：“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⑧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来说明王权主义与补充、调节它的各种传统政治思想、理论之间的关系。 二是在王权主义理论架构中，如何鉴取传统政治智慧服务当今的问题。习近平同志2011年9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有一大段讲要学习和借鉴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最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又强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刘泽华学派”讲“阴阳组合结构”，就是指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是包含着内在矛盾的，我们要善于区分精华与糟粕，真正做到扬精弃糟，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张岱年先生讲到过中国传统文化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也讲到过其可分离性问题，他的“综合创新论”就是建立在文化系统的可解析性与可重构性，文化要素之间的可离性与可相容性这两个理论前提之上，其研究思路可供我们借鉴。 三是王权主义批判理论有何重要的现实意义?邓小平在“文革”后强调要批判封建主义，指出“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⑨。权力迷信、权力崇拜和权力滥用都是我们今天所要坚决反对的。新一届党中央重拳反腐，已经揭露出来的贪腐现象，大都与“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有关。封建王权主义与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相结合所产生的权贵资本主义，是有可能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途的，这一点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还有，面对当今中国思想界的那些鼓吹“复古更化”、“儒士共同体专政”、“王道合法性”的理论，批判封建王权主义也绝不是多此一举，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走出王权主义与回归王权主义已直接成为今天学术思想论争的焦点之一。 王权主义批判理论的真理性，主要在于它符合历史实际。我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个课题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将会越来越彰显出来。关于“刘泽华学派”的称谓，李振宏教授直称“王权主义学派”，如果把研究者的立场也考虑进去，可以叫作“王权主义批判学派”或“王权主义反思学派”。 新启蒙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劲旅 王学典 郭震旦 众所周知，以刘泽华先生为旗帜的“王权主义学派”已经成为海内外引人注目的一支研究力量，而这套新出炉的由刘先生主编的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启蒙史学所取得的又一项代表性成果。这套大书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所持的基本立场，充分体现出“刘泽华学派”尤其是刘先生本人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所持的独特认识。鉴于它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愿借此机会对启蒙史学本身做一个思想史、学术史的考察。 一、奋起与坚守：启蒙史学的简略回顾 说启蒙史学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大潮中一马当先，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这一史学形态的两大代表人物，无论是黎澍先生还是刘泽华先生，都是整个新启蒙运动的急先锋。当黎澍先生举起启蒙大旗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70年代末80年代初，启蒙史学堪称是中国思想界的领导者。“四人帮”甫一倒台，黎澍先生迅即以《历史研究》为阵地展开了他的启蒙之旅。在80年代新启蒙的大合唱中，黎澍先生是为数不多的领唱者之一。在席卷整个80年代的启蒙运动中，黎澍事实上充当了一个盗火者、擎旗人、爆破手的角色。是黎澍率先将对“四人帮”的政治批判深化到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批判，他对封建思想残余及其影响的讨伐，为徘徊中的中国思想界指明了方向，并推动思想界、舆论界在1980年前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封建主义”的高潮。正是黎澍对一些流传深广、习以为常的教条的宣战，大面积刷新了唯物史观，促使理论界为开始摆脱极端僵化的斯大林体系而开辟新路。 刘泽华先生堪称启蒙史学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表的数篇文章，均似投枪匕首，在整个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发出了新启蒙的最强音。 1978年6月，全国历史学规划座谈会在天津举行，在这次大会上，刘泽华先生以大无畏的学术勇气宣读了《砸碎枷锁，解放史学》的论文，对极“左”势力在史学领域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他大声呼吁：必须将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理论、历史事实再颠倒过来，必须对被“四人帮”进行了错误批判的予以批判的批判；要冲破极“左”势力在思想学术上设置的许多“禁区”和“禁条”，切实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重新评价一切。这篇文章甚至提出，在历史科学面前，没有终极的真理，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也不能字字拘泥。该文的发表，对史学界冲破教条主义的禁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79年，刘泽华先生与王连升合作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论秦始皇的功过是非》一文。该文冒着“砍旗”的罪名，对“文革”中形成的将秦始皇抬至云端且加以神话的做法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其目的是想通过对这一具有隐喻意义论题的论述，来揭示弥漫于“文革”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同年，刘先生又与王连升合作，在《教学与研究》第2期发表了《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继续拓展启蒙史学的阵地。众所周知，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真正动力的命题，是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领域不可怀疑的铁则，谁胆敢反对这一命题，谁就是意识形态的敌人。但在刘泽华先生看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是“文革”的生命线，也是从根本上制约历史研究的“旗帜性”问题，必须对这一理论进行质疑和挑战。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力排众议，认为生产斗争是人类活动最基本的内容，是其他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因此生产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把阶级斗争看作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本末倒置。此文乃是第一篇对史学界长期以来盛行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说予以否定的文章，其启蒙意义自不待言。今天看来，这些观点已是常识，而在当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维护常识常常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常识的归位，往往代表着文明的飞跃。 三篇文章，犹如三支射向“现代专制主义”的利箭，成为启蒙史学的代表性篇章。哪怕是在三十多年后重读这些文章，人们仍能感受到执笔者无畏的勇气和不屈的灵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段时间，正是启蒙史学大放异彩的时候。这也是最让史学从业者感到热血沸腾的一段时光。可以说，以黎澍、刘泽华先生为代表的启蒙史学在思想解放大潮中所起的作用，堪与西方启蒙史学在西方启蒙运动中所起的作用相比拟。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启蒙史学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为靶向，以廓清现代迷信为突破口，为当时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巨大的推力。如果说当代中国史学曾经有过无愧于时代的表现的话，这一荣誉恐怕只能属于启蒙史学。作为启蒙史学的杰出代表，刘泽华先生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抹杀。 最富有价值和长远意义的是，刘泽华先生在他的专业研究中自始至终贯彻了启蒙思想和观念。这就是他对王权主义的有关论述。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岁月里，刘先生孜孜不倦地解读他的王权主义，试图通过王权主义来剖析数千年间中国社会的控制和运行机制，从根本上破解华夏古国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和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进而阐明与上述状况相应的王权主义观念体系。可以说，对王权主义内涵的深入挖掘，暴露出数千年中国社会运行的玄机，找到了破解中国历史规律的密钥。这一重要学术发现的现实指向是不言而喻的，从中也可窥测启蒙史学对现代化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王权主义论述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仍是启蒙。 二、启蒙史学面临着与80年代大相径庭的语境 相对于激情燃烧的80年代，自从上世纪90年代始，学术取向发生了巨变，文化保守主义声势日隆。改变或许来自于官方与学界两端。从官方层面说，笼罩着整个8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对既有治理秩序构成了巨大威胁，因此扶植重视秩序和伦理的国学(儒学)成为新的选择，孔子重新被请回曾被逐出的圣殿。国家意识形态的转移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腾出了空间。 从学界来说，90年代之初，在普遍的挫败感当中，一部分学人开始对80年代进行反省，转而对80年代采取了落井下石的态度，使得知识界风气骤然大变。一股强大的反西化思潮先是慢慢酝酿，随后破门而出，很快就呈现出沛然莫之能御之势。强调文化认同的保守主义开始占据学界主流。其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是曾主编“新启蒙”丛书的王元化先生的转向。早在1994年初，《中国时报周刊》一篇轰动一时的专题长文就已指出，“执掌中国大陆思想界大本营的北京知识界，正在形成一股‘反西方主义’思潮”。令人们惊讶的是，80年代对西方的膜拜，被90年代至今的中华文化优越感所替代。在最近二十年间，新儒学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并最终占据了学术的中央地带。 污水不仅泼向80年代，同样也泼向启蒙。启蒙渐成为口诛笔伐的一个对象。2005年，杜维明和黄万盛在《开放时代》发表对谈《启蒙的反思》，宣称“五四”的反省不应当只是一个思想领域的课题，它必须为中国当代的灾难承担必要的责任；儒家不是游魂，一切世间的组织、结构、理念、行为、运动，都是它发挥法力的道场。这些反思自有其合理之处，但其贬抑启蒙弘扬传统的立场是不言自明的。更有甚者，一些学者已开始呼吁在中国进行“反启蒙”，希望通过“反启蒙”来对中国的现代启蒙过程进行平衡。 对另外一些学者来说，启蒙似乎应该让位于治学的追求。这就是所谓的“学问凸显，思想淡出”之风的流行。早在1991年1月，一部分学者就聚集到一起召开了一次学术史研究座谈会，倡导一种“不问政治”、“遗世独立”、“为学术而学术”、“政学分途”的治学态度。此风迅速蔓延，响应者众。“认认真真读书、老老实实做学问”，维护书斋的高贵与独立，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在这样一个大分化和大重组了的思想学术界，新启蒙关心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中心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前现代国家，启蒙竟然被搞得声名狼藉，这是近二十年中国思想界一个蕴含着巨大反讽的事实。 除了以上两端，物质主义的泛滥也使启蒙话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失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市场经济的催生，整个社会对财富的追逐呈现出飞蛾扑火般的狂热，攫取和占有财富成为人生的重心。按照学者所言，物质主义者评价财物及其获得高于其他事物和生活的活动，物质就是他们的价值。在极端的物质主义语境中，一切的崇高都被消解。启蒙也由80年代的众声喧哗衰退为少数人坚守的精神奢侈。 今天，环顾海内，很难再找到像刘泽华先生这样孜孜矻矻三十多年坚守启蒙立场的学人。面对这样的环境，刘先生对启蒙立场的坚守或许更值得我们感佩。三十多年来，迫于现实压力或随着研究取向的变化，启蒙史学的队伍一直在不断缩小，一些曾经的领军人物，近些年也开始从启蒙立场退却，只有刘泽华先生仍一如既往地毅然前行。刘先生的这种风骨，令我们想到了当年鲁迅先生对“五四”精神的坚守。 三、制衡文化保守主义：启蒙史学的启示与前景 百年来，启蒙在中国步履蹒跚，屡次中断，迄今“五四”的目标并未实现，民主和法治仍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和民族的追求。80年代的新启蒙被外力打断，因此，从思想史角度说，80年代并未终结。这一点，也可从近期回望和怀念80年代的文章和著作层出不穷得到证明。因此，秉承“五四”或者说渊源于“五四”的启蒙史学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西方的启蒙运动持续了一二百年，中国又有“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说法，专制的包袱尤其沉重，因此启蒙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在快速推进三十多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次来到十字路口，古今、中西、左右之争重新泛起。按照北京大学张维迎先生最近的观点，启蒙在中国是一个“半拉子”工程，能否再次启动启蒙，实现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能否进行下去的前提。这一情势，必将给具有强烈现实意识、天下情怀的启蒙史学拓展通路。 必须承认，启蒙可以受到冷遇，但启蒙所关心的问题并不会消失，其中有些问题还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暗礁巨垒。经济的大规模扩张并不必然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的完成，恰恰相反，它也许会更加敞豁地暴露其在政治上需要发展完善之处。未来的中国改革，仍然需要启蒙来提供思想动力。大转型的历史性巨变，仍将会推动知识人继续寻求正确的启蒙之道。 鉴于当前的语境，未来的启蒙和启蒙史学也许将更多充当对文化保守主义进行制衡的角色。近年来，在官方和学界的共同推举之下，复兴国学的呼声呈压倒之势。在这种情势下，启蒙史学在21世纪初叶，竟然与国学派进行了两场论战(这里是指“刘泽华学派”2005年与陈明等人以及2010年围绕国学能否成为一级学科与纪宝成等人进行的论战)，这充分展示了启蒙史学在当下的活力。也许正是有了启蒙史学的质疑，才会避免出现对传统文化过分的乐观和浪漫主义的想象。刘泽华先生多次在文章和访谈中澄清，自己绝对不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他并不反对研究国学，不能笼统地说他是反对国学。他与弘扬派的主张分歧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待国学的态度应该是弘扬还是分析?二是把国学当作我们的文化主体还是作为一种资源?他只是不赞成笼统地讲弘扬。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刘先生除了坚持一贯的启蒙立场外，还呈现出富有建设性的一面。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上，他的观念中是允许经过淘洗的传统文化存在的。这种态度也许暗含着启蒙史学在变迁了的语境中的新作为：以批判为方法，以建设为目的——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和批判，构建崛起的中国新文明。这种新走向，也许与许纪霖最近提出的“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的路径相契合。绵延了一个半世纪的强国梦之中，实际包含着两个梦想，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在现代中国大部分岁月中，一直是一个梦遮蔽了另一个梦：富强压倒了文明。中国崛起之后，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从富强走向文明，如何实现一种既不脱离世界的主流价值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道路。在许纪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功经验，在于坚定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同时探索中国特殊的现代性道路。如何将中国的特殊道路与全人类公认的普适文明相结合，如何在中国的特殊性之中体现出文明的普世性，并且进一步将中国的特殊性提升为符合普遍人性的普世性，这是一个比实现富强更复杂、时间更漫长的文明转型工程。如何在文明转型工程当中不断反思自身并坚守启蒙的价值，人们期待着启蒙史学对这一问题作出新的回答。 从长远来看，启蒙史学仍将作为现实的一个批判者而存在。刘泽华先生经常谈到学术与现实的互动，他对中国政治思想所做的王权主义的归纳，实质上是建立在对“文革”和“现代专制主义”的感受之上的。一个在思想上没有反对者的社会是令人忧虑的。在学术文化领域，不同的意见，多元的观点，几乎是维持观念世界肌体健康的保障。一个保持批判眼光的启蒙学派，将会是当下和未来文化建设难得的诤友。人们有理由相信，新启蒙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界不可或缺的一支劲旅。 王权主义历史观的有效性及其证成 李振宏 南开大学以刘泽华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群体，早已引起学界之关注，笔者也曾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为题，给他们写过评论⑩。但是，在看到他们集体撰著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出版的时候，还是再次激起了我的景仰之情。该著的出版，使“王权主义学派”有了更具标志性的成果，王权主义历史观的有效性也再次为更系统的思想史研究所证明。在该著出版之际，愿以此小文为之祝贺，并就教于学界同人。 一、王权主义历史观的有效性被实证性的通史研究所证明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刘泽华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先秦史研究中，反复论证了一个“政治权力支配社会”的历史观点，并出版了《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最后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根本看法，定格为“王权主义”。他说： 王权是基于社会经济又超乎社会经济的一种特殊存在……这种靠武力为基础形成的王权统治的社会，就总体而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在社会结构诸多因素中，王权体系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结构，并在社会的诸种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在社会诸种权力中，王权是最高的权力；在日常的社会运转中，王权起着枢纽作用；社会与政治动荡的结局，最终还是回复到王权秩序；王权崇拜是思想文化的核心，而“王道”则是社会理性、道德、正义、公正的体现，等等。过去我们通常用经济关系去解释社会现象，这无疑是有意义的；然而从更直接的意义上说，我认为从王权去解释传统社会更为具体，更为恰当。(11) 但是，就在这同一篇文章中，刘泽华先生谦虚地不以新的历史观自恃，仅仅把自己的“王权主义”理论说成是关于中国历史社会控制和运行机制的认识。实际上，当这种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的权力系统、社会结构、观念系统等各个方面，几乎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的一切重大问题的时候，它不是历史观又是什么呢?它是关于中国历史最本质的看法，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史观。笔者曾评论说：“刘泽华所讲的王权主义……既是社会的运行机制，也是社会的存在形态，更是社会存在的中枢和基础，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属性和本质的理论抽象。认识了这一点，也就认识了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12) 王权主义历史观实际上也是一种强大的方法论思想。王权主义历史观的最大特征是，强调中国古代历史中的政治因素，强调王权支配社会，强调“国家权力支配一切”。王权、政治、国家权力，是这个历史观的中心词。这一历史观对于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都具有方法论意义。譬如将其运用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它的最大特点是，在整体文化的观照上，以政治为核心；在政治思想史的观照上，以王权专制为中枢。抓住了政治问题，抓住了王权专制这个根本特点，中国文化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而离开“政治”、“王权”这个基点，一切思想文化现象则都无法得到解释和说明。刘先生自己也曾对这个方法论思想有过基本表述： 在传统中，政治的幽灵无处不在，而且举足轻重，决定一切。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以其独特的方式与政治紧密地纠葛在一起。政治问题成为全部社会问题的核心，甚至一切社会问题最终都被归结为政治问题……政治思想也就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心……正是这种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化倾向，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要准确而深刻地剖析传统，就必须以政治为楔入点。(13) 以政治为楔入点，注重思想史中的政治因素，就是王权主义历史观给予思想史研究最鲜明的昭示和最明确的指引。而它也的确成为了一个时期、一个学术群体从事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刘泽华三卷本百余万言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他所主编的《中国政治文化丛书》、《中国社会史研究丛书》第二辑《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等书，都是这一新的方法论思想的产物。还有，刘泽华以带学生方式培养出来的以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为主攻方向的学术群体，也都是以王权主义历史观作为他们的方法论思想的，以至于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学术特色的“王权主义学派”。 “王权主义学派”这个学术群体在这一方法论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譬如张分田的《中国帝王观念——社会普遍意识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葛荃的《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文化教程》，张荣明的《殷周政治与宗教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权力的谎言——中国传统的政治宗教》、《中国的国教——从上古到东汉》，林存光的《儒教中国的形成——早期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儒家式政治文明及其现代转向》、《先秦诸子政治哲学研究》，季乃礼的《三纲六纪与社会整合——由〈白虎通〉看汉代社会人伦关系》，刘丰的《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杨阳的《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刘畅的《心君同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原型范畴分析》，李宪堂的《先秦儒家的专制主义精神——对话新儒家》，等等。这些著作从不同方面揭示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王权主义本质，同时也证明了用王权主义历史观解读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历史的有效性。 正因为如此，2013年10月，在南开大学和刘泽华先生关于“王权主义学派”的对话中，我就明确讲了王权主义历史观解释中国历史问题的有效性，已经被这个学派的研究所证明(14)。但这话多少有点儿勉强。因为，这个学派虽然有了大量的从各个方面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术著作，但那些著作毕竟不是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王权主义本质成体系的系统揭示，而这个利用王权主义历史观系统解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工作，现在就由九卷本《通史》的出版而宣告完成。在这套九卷本《通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先秦到现代，渗透、统摄整个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正是王权主义，即权力对思想的统摄。通读这套书，会使你认识全部中国历史中最核心的东西。 长期以来，由于个人的经历，对于中国历史我也有自己的体认。刘泽华先生所揭示的王权主义的中国历史观，在我这里得到了强烈的共鸣，并启发我对之达到了更清晰和更理性的认识。在对中国历史的探研中，我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 中国历史的要害在政治，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权力的属性是专制，专制主义的幽灵弥漫于几千年文明史的一切领域。从官场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制度到文化，从思想到精神，直至人们最隐秘的心灵领域，无一不被专制权力所控制。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 我自认为对中国历史的这个体认是靠得住的，是抓住了中国历史最本质的东西。在刘先生主编的九卷本《通史》中，体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思想。而这种认识，至今仍然没有成为学界共识。我完全可以相信，由于这套《通史》对王权主义历史观的强力证明，这一思想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将会对中国历史学界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 二、一部由统一的历史观与方法论相贯通的通史性著作 九卷本《通史》与以往同类著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有统一的独特的历史观统领全书，从而使得该书虽多人参与却有统一的思想逻辑而浑然一体。 (一)王权主义历史观的贯彻，使该书有了统一的根本的方法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史学界，历史研究无一例外地都坚持一个统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思想史研究更是如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没有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思想史研究原则的方法论也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如何贯彻到具体的思想史研究中。在教条主义泛滥的“左”的时代，人们在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时候，完全忘记了恩格斯晚年在这个问题上的重大理论发展，即反对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关系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做机械的理解和套用。恩格斯说： 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曲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15) 在恩格斯看来，经济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不是一种直接的决定作用，从长的历史时段上说，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的发展，是平行于经济的发展的，而在具体的思想进程中，偶然性却是极其复杂的，思想的曲线是非常曲折的，或者说思想的具体状况，是很难用具体的经济因素来解释或说明的。套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者套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无益于说明政治或思想的发展进程的，特别是思想的进程，更是有着其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正因如此，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提出对思想的发展进程起直接作用的，并不是经济因素。他说： 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16) 显然，在恩格斯看来，对于思想的发展进程来说，发挥最大最直接影响作用的是政治、法律和道德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然而，在以往的学术界，人们的思想史研究却往往机械地固守经济决定论，而不能辩证地理解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于是，思想史研究中呈现的普遍状况，就成了恩格斯所批评社会意识直接地径直地用经济状况来说明。唯物史观对思想史研究的指导，变成了社会经济状况描述与思想史内容阐述毫不相干的两张皮。从形式上，思想史著作中每一时代的开篇，都有一段社会经济状况的描写，而后展开的思想史叙述却在内在关联上与之完全脱节。可以说，唯物史观在思想史研究中，成了毫无启发性的公式而被机械套用。 刘泽华先生提出的王权主义历史观，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强调政治、国家权力的支配作用，也正好暗合恩格斯所指出的对于哲学史、思想史来说，“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这一思想，恰恰最适合对于政治思想史的考察。因此，王权主义就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显示出强大的方法论效用。而在这部《通史》中，我们则可以明显地感到，各卷对政治思想史进程的解读，无一不贯彻着王权主义历史观，王权主义成为九卷本《通史》最基本的方法论。 (二)阴阳组合结构说，是全书贯彻的又一重要的方法论思想 在长期的思考和研究中，刘泽华先生发现，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命题往往都是一种组合式的存在，很少有将一个单一的命题做无限制的推演，而任何一个命题也都必有一个相对应的命题来对之限定或修正。他将这种思想史上的奇特现象，称之为“阴阳组合结构”。他说： 我们的先哲几乎都不从一个理论元点来推导自己的理论，而是在“阴阳组合结构”中进行思维和阐明道理……诸如：天人合一与天王合一；圣人与圣王；道高于君与君道同体；天下为公与王有天下；尊君与罪君；正统与革命；民本与君本；人为贵与贵贱有序；等级与均平；纳谏(听众)与独断……在上述组合关系中有对立统一的因素，但与对立统一又有原则的不同，对立统一包含着对立面的转化，但阴阳之间不能转化，特别是在政治与政治观念领域，居于阳位的君、父、夫与居于阴位的臣、子、妇，其间相对而不能转化，否则便是错位。因此阴阳组合结构只是对立统一的一种形式和状态，两者不是等同的。我上边罗列的各个命题，都是阴阳组合关系，主辅不能错位。(17) “阴阳组合结构”说，是王权主义理论在思想史研究中的自然演化，它内在地包含在王权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阴阳组合结构”中的辅命题，是对主命题的矫正和缓冲，是为着修复主命题的脆性而提出的，而其本质属性，是属于主命题的附属物，主辅命题共同构成王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刘泽华先生提出的“阴阳组合结构”说，既突出了王权主义的思想主题，又凸显了中国古代思想复杂而圆润的中庸特点，对于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复杂现象，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工具，一种逻辑清晰的方法论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近年来，现代新儒家以及有些国学热的倡导者，每每抓住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某些论题大做文章，大肆渲染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民主性因素，以抵制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如果这些学者都是真诚的话，那就是缺乏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深入了解，暗于阴阳组合的思想史事实，不懂得那些思想命题的辅命题属性。只要明了中国古代思想命题的阴阳组合属性，我们就不会犯那些幼稚或偏执的错误，不会被思想史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可以说，提出“阴阳组合结构”说，是刘泽华先生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王权主义学派”这个学术群体，普遍接受了刘泽华先生的“阴阳组合结构”说，并把这一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贯彻到政治思想通史的著述中。《通史》“秦汉卷”第二章有一个小节的标题是“君本与民本：贾谊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文章指出： 刘泽华先生曾就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作过极为精到的辨析和概括，认为其特点往往体现为一种“阴阳组合结构”……在笔者看来，这一辨析和概括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贾谊《新书》的政治思维结构的特点来讲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18) 很显然，作者在分析贾谊的政治思维时，是自觉服膺和遵循刘泽华先生的“阴阳组合结构”方法论的。在具体分析了贾谊的君本民本思想之后，作者写道： 贾谊的上述民本论的政治理念无疑是相当可贵的，然而，我们却不能离开他的君本论来单纯地理解其民本论的政治含义，君本与民本作为一种组合关系，更主要的是以统治者为治体而提出来的。……然而，由于民本的实现是以君本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君本—民本的政治思维结构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内在缺陷……君主作为政治教化的主体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故这种民本观不管如何关注民生、重视民利、敬畏民力，却只能是一种“爱民”观，与“民主”观有着“霄壤之别”。(19) 可见，作者对“阴阳组合结构”说的贯彻，不仅是自觉的，而且是做得很恰当很到位的，完全理解了此说之真谛。类似的例子几乎各卷都可以看到，像“隋唐卷”中对“君为政本—民为国本”理论结构的分析(20)，“宋元卷”中关于朱熹思想中“君统与道统”的分析(21)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三)以罗列事实为主的研究方法 这是王权主义学派学术群体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张分田提出的研究方法。张分田在《中国帝王观念》的“导论”中说：“本书最重要的论证方法和阐释方法是罗列事实，在实证的基础上，探讨原因、本质、结构、模式、规律。”(22)在《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中，他单列一个节目标题，来讲述为什么要选择“以罗列事实为主的研究方法”(23)。之后，张分田把这一方法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做了总结。他说：“事实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高品位的学术著述必须尽力完善事实陈述。观点、方法、概念、理论的创新也有赖于高质量的事实陈述。有时仅靠事实陈述便足以颠覆一些成说。”论文从研究争鸣的各种理据与结构完整的事实陈述、分析思想的内在理路与逻辑完整的事实陈述、剖析文本的理论体系与要素完整的事实陈述、拓展史料的取材范围与过程完整的事实陈述四个方面，探讨了思想史研究中完善事实陈述的基本途径(24)。 现在我们看到的九卷本《通史》，不管作者们是否自觉，他们都贯彻了这一以罗列事实为主的研究方法。可以说，九卷本《通史》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王权主义本质的揭示，是在依据充分的思想史资料的基础上证成的，每个命题的展开也都有充分的材料作为支撑。罗列事实，是极其朴拙的方法，也是最为有力的方法，对于揭示中国政治思想的王权主义本质来说，尤其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毋庸讳言，“王权主义学派”的历史观以及他们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王权主义本质的看法，在现今的学术界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还时时受到国学派或新儒家学派的挑战，还处在一个需要不断去证明自己的阶段。一种学说或一种理论，特别是历史学的学说或理论，它要站住脚跟，战胜各种异见，唯一有力的武器就是事实。用确凿无疑的、无容辩驳的事实去战胜对方，是其唯一可以选择的路径。就像当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在面对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确立自己理论的时候，用的就是这种方法。马克思曾说过：“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25)恩格斯在他的第一本批判资本主义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说过类似的话：“我的观点和我所引用的事实都将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和否定……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让他们根据像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指出哪怕是一件多少能影响到我的整个观点的不确切的事实吧”(26)。还处在弱势阶段的理论，要站住脚跟，也只能如此，因为事实胜过一切雄辩! 以上是笔者所感受到的这部九卷本《通史》中，所包含的一些基本的方法论。而有了统一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贯彻，也就在最深刻的层次上达到了通史的“通”的要求。通史不是仅仅要求时间上的贯通，从先秦写到现代，更重要的是著述理念的贯通，是思想内涵之通。就目前见到的大部头的思想通史来看，唯有这部九卷本《通史》做到了这一点。 三、一部特别重视学理性思考的通史性著作 特别重视自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是这套《通史》的最大特色。该著首卷为“综论卷”，以八十万字的篇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术语、学科论域、价值理念等基本问题，一一做了详尽的论述或界定，是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最重视学理性问题的学术论著。 就中国学术界的状况来说，我们中国学人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学理性思考，很多研究者都缺乏这样的学术素养。人们要研究一个问题，特别是历史学研究，只要搜集了资料，做好了谋篇布局，就可以动笔了，至于我们提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它属于什么范畴，问题的研究域如何界定，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更符合问题本身的性质，该问题的研究将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或学术影响，等等，这些基本的问题则都不管不顾了，似乎这些都与他要研究的问题毫不相干。殊不知，恰恰是这些问题，决定着他的研究是自觉的还是盲目的，决定着他的研究所可能达到的理论深度，决定着他的研究思路的明晰性，并最终决定着其研究所可能实现的价值。 而刘泽华先生主编的这部九卷本《通史》则着力在这方面下功夫，用最大的篇幅来阐述或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学科边界、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综论卷”第一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集中论述该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问题。第一章首先讨论的是研究对象，作者写道： 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具体言之，包括研究各种政治学说的特点、性质、内容及其发生、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对现实政治、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不同政治学说流派之间的争鸣、渗透、演变和更替的历史过程等。(27)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除了关于国家、政体、法制的理论以外，还要根据中国古代政治学说自身的特点，充分注意政治哲学、社会模式理论、关于治国方略与政策的理论、政治实施理论、政治权术与政治艺术理论、政治道德理论以及中国古代政治学说所关注的其他各种理论和其他各种门类学术理论中所包含的政治理论内容。(28) 确定了研究对象，全书的擘画就会有清晰的逻辑思路。接着就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王权主义学派”这个学术群体，一贯是重视方法论问题的，他们曾经出版过一本集中阐述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著作(29)。在这部九卷本《通史》中，他们还是用了极大的篇幅，来讨论或交代自身研究的方法论。第二章是关于研究方法问题讨论的专章。作者用几万字的篇幅，集中讨论“社会普遍政治意识研究的若干思路”、“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互动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研究”、“关于中国帝王观念研究”、“民本思想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思想与社会互动的整体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人格研究方法”、“范畴、概念研究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探索”、“政治信仰和终极理念的研究方法”、“民国时期政治思想研究方法问题”等理论与方法论问题。 “综论卷”第二编“政治思想是思想文化的主干”，综论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第三编“普遍性的政治观念与问题”，综论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基本概念，这样，基本上就解决了研究的基本论域，研究的主要问题，以及基本的学术理念。“综论卷”完整地交代了这部几百万字的著作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研究目标，解决了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有了这个“综论卷”，就从学理性的角度，为全书做好了主要铺垫。 重视学理性问题，重视自身研究的理性思考，极其鲜明的方法论意识，是该书为中国学术界作出的良好示范。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源流与规训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近百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固然出现了众多学术大师和研究成果，但《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问世之前，中国政治思想史未有以“通史”命名者。刘泽华先生带领诸弟子在这一领域耕耘了三十余年，或可以九卷本《通史》为标志，回应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规训(30)的主要问题。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源起与流派 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得以创立，标志有二：其一，1922年，梁启超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和东南大学分别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其二，1923年，谢无量著《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梁启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据梁著自序，他的书稿是1922年完成的。他在序中对于中国政治思想的特点、研究内容、资料以及研究方法等，都做了详细的阐述。据此，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专业课程进入了高等教育序列，而且有专门著述问世，这些正是学科建立的重要标志。梁启超及谢无量功在首创，泽被后世。 在此后近百年的学术发展历程中，如果以研究的方法论为标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流派：新学历史学流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现代政治学流派。 “新学历史学”流派的方法论特点是，在承继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吸纳了东渐而来的西学。典型者如梁启超、杨幼炯等，他们在传统史学研究的观照中，注入了一些新的观念。譬如梁启超的问题研究法，即采用逻辑分析方法，较之传统的编年史有新意。杨幼炯注重政治思想的时代背景，提出“盖政治思想之实现恒结晶以成为一种之制度。故政治制度，必与其时代之要求相适应，此即彼时代政治思想之表现也”。“在经济方面，生产方法之变化，引起一切社会关系之改变。人类社会组织之历史的进化，完全由于生产方法之变更而进化。故一时代之经济状况，实与彼时代之政治思想以至大之影响，而社会生活、风尚、习惯对于思想，亦有至深切之关系。凡此种种皆为时代之背景”(31)。这样的认识显然已经具有了近代学术的内容，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经济、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与思想之间的关系。与传统学术相比较，新学即近代学术的时代印痕是十分清晰的。“新学历史学”流派于50年代以后，实际在台湾学界得以延续和发展。有台湾学者继承了梁氏一脉的研究路数，以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为主，同时融以西学。总体来看，这一流派承袭有余，创新略显不足，研究领域的开掘亦未能凸显。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的方法论特点主要表现为：研究者接受了东渐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将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作为方法论运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以吕振羽最为典型。20世纪50年代以降，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及至80年代前，代表作应属侯外庐、赵纪彬等撰著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32)。概言之，这一流派对于推促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走出帝制时代传统史学的局限，关注史学研究的当代意义等方面有所助益。但是其僵化、泛化的阶级分析方法，导致了研究的呆板与教条，当年诸多严肃的学术判断，在今天来看，很难成立。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流派的研究渐次开出新气象，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等成为研究重镇。 “现代政治学”流派的方法论特点是，以现代政治学理论作为方法论，用以研究中国政治思想，表现出交叉学科的学术品性，主要以萧公权为代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如其“凡例”自叙，“本书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叙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以供各大学政治系学生参考之用”(33)。这里所言“政治学之观点”，应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的运用，“历史之方法”，则是对历史资料的考订、解读与表述；前者是研究的“方法论”，后者是研究“方法”。正是由于萧著的现代政治学理论特色，较之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研究更禁得起推敲，因而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三四十年代问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论著大多都已退出了课堂教学，仅仅作为专业研究者的案头参考，唯有萧著至今仍被海内外多所高校列为硕士博士生的教科书、必读书，其学术生命力之绵延久长，印证了萧著的学术品格。 二、规训：知识的体系化、规范化及知识创新 如果上述三个流派可以成立，那么刘泽华先生显然要归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不过，刘先生至迟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即逐渐走出了教条主义思维，其治学的批判性、创新性，以及鲜明的学术主体性，使得他在同辈学者中显得有些“异端”，亦以此博得“自由思维”的赞誉。三十年来刘先生带领诸弟子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取得了丰硕成果。九卷本《通史》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论域、知识体系、学理逻辑、研究方法等多个方面，形成了知识的体系化、规范化及知识创新，正是刘泽华先生及其学术群体对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规训”问题作出的回应和学术贡献。 一是研究对象。学科建立的标志之一是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梁启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做了明确的阐述。依照梁启超所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实为两类：一是从认识的客观对象看，属于国家的理论及其实践；二是从认识的主体看，则包括思想家、政论家个人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政治思潮(34)。 此后，大凡涉猎中国政治思想者，纷纷作出解读。半个世纪以来，比较具有说服力的是徐大同先生在80年代初的认识。他提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徐先生强调：“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35)进入21世纪，徐先生的认识进一步凝练，他认为：“一切政治思想无不是反映一定的社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政治理想、政治要求，设计夺取、维护政治统治方案或为政治统治‘出谋献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36)这一认识较之80年代更为精辟和准确。 刘泽华先生则认为，徐大同等人的认识相当深刻，可谓抓住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不过尚有可补充之处。“问题主要是把政治思想史的对象规定得过于狭窄，有碍于视线的展开”。他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历史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学派和不同人物关于国家和社会制度、社会改造，以及通过国家机关和强力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研究这些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得以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实际政治的影响；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37)。“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包罗万象，有时还与其他领域的学说理论交织在一起，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包纳无遗，故在确定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时，宁失之于宽，勿失之于狭。即除了关于国家、政体、法制的理论以外，还要根据中国古代政治学说自身的特点，充分注意政治哲学、社会模式理论、关于治国方略与政策的理论、政治实施理论、政治权术与政治艺术理论、政治道德理论以及中国古代政治学说所关注的其他各种理论和其他各种门类学术理论中所包含的政治理论内容”(38)。 一般而言，“研究对象”的提出，往往是一个学科得以建立的基础，对其深入解读则标志着学科的理论深度和规范化。如前所述，梁启超率先提出研究对象，意味着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建立；徐大同、刘泽华的理论概括，显然更为切近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状况，意味着研究的深化。特别是刘泽华先生关于研究对象“宁宽勿狭”之论以及相关补充，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领域的边界划分十分重要。这就是说，中国传统的政治认知与欧美传统的国家观、伦理、法制思想有着诸多差异，内含着中国特有的致思逻辑和表述方式，其中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部分，如天、道、圣人、人性、历史观，以及政治理论层面的社稷、天下、家国等，都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如使用现代政治学的概念，难以区分和解读。刘泽华先生的这一认知，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知识规训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知识体系。当代中国学术的学科分类源于近代西学东渐，文、史、哲、经、法、政等都是西学的学科分类，与传统中国的经、史、子、集无干。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学科得以建立，在方法上，基本承袭史学研究的路数，延续着子史钩沉、考镜源流、评析论辩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当然，这种状况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历史学属性有着直接的关联。在知识体系建构方面，中国政治思想史大体上仿照中国哲学史的框架和知识结构，研究对象的选择与剪裁，明显受到哲学史的影响。 九卷本《通史》是在刘泽华先生及其门人三十余年潜心研究基础上的集体之作，在知识体系方面，涵盖了此前数十年的研究心得与成果，构成了新的知识结构。这一创新性的发展变化，“综论卷”体现得最为明显。 此前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知识认知方面有三个局限：一是多以古代社会的历史分期和朝代作为思想发展的分期；二是研究的命题是思想家个体的思想、政治思想流派或社会政治思潮，鲜有以统观性的观念或问题作为研究命题者；三是学术判断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基本限定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对于思想的判断总是在进步或落后，推动、顺应或阻碍历史发展上做文章，显得呆板、教条，难以深论和具有说服力。 这套九卷本《通史》在知识认知方面的创造性转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基本摆脱了中国哲学史知识体系的制约，形成了政治思想话语覆盖下的知识结构。简言之，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体例、命题完全依照政治思想的学科规律和学理逻辑重新编排。有些研究命题不能入哲学史研究之法眼，但在政治思想史研究来看，则十分重要。如明清两朝礼制的政治思想研究，政治观念方面的研究(如帝王观念、尊卑观念、公私观念等)，天地—父母文化原型研究，政治关系研究，等等。九卷本《通史》在具有学科独立性的知识结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论域。 二是形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知识体系和学理逻辑。九卷本《通史》在知识体系方面主要着重回答了以下问题：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传统政治思想的价值结构，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组合结构，政治观念与政治思想；同时，在理论上厘清了理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政治思想史之间的关系。 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无疑是作者们在长期从事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中摸索和概括出来的，是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及其学科领域的反思和领悟。正是在这样的治学过程中，刘泽华先生提出了王权主义理论体系，用以解读传统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这里便蕴含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理逻辑。 刘泽华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王权是依靠暴力为基础而形成的，因而在王权统治的社会中，“就总体而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39)。王权主义作为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的总体把握，“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40)。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权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断语，而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的结构性认知。在这一结构中，君主政治权力系统是中心；与中心相关联的，一方是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另一方则是与权力中心及社会结构相应的思想观念；政治思想与政治权力系统及社会结构紧密关联，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基于这样的认知，《通史》在学理上对一系列观念和关系做了梳理。诸如传统人文思想与君主专制主义、宗教与政治、王权与“学”、王权与圣人崇拜、革命与正统、政治理想与政治批判，以及道与王、礼与法，等等。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致思逻辑和学理逻辑渐至达成，体现了研究者作为认识主体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文化的深刻剖析与反思，从而构建起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知识体系，终成一家之言。 三是研究方法论。严格而论，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有所不同。前者一般涵指研究的技术手段，后者则是作为认知、分析、评估和判断的理论手段。刘泽华先生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即始终坚持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作为方法论。这一方法论有时简称为“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我以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刘先生就坚定地摒弃了僵化、教条主义思维，在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上，逐渐形成并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反思”方法论。 “反思”方法论内含着两项规定性：其一，历史是一个不断地再认识过程，需要当下的认识主体不断地予以反思；其二，认识主体在研究中，没有前提，没有定论。这里实际内含着深刻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本质精神。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刘泽华先生发表了两篇文章——《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和《史家面前无定论》，主张“在认识对象面前，一切学派都应该是平等的，谁先认识了对象，谁就在科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百家争鸣是为了发展科学。科学这种东西是为了探索和说明对象，因此科学只对对象负责”(41)。他明确指出：“我认为在历史学家的面前，没有任何必须接受的和必须遵循的并作为当然出发点的‘结论’与‘定论’。”“从认识规律上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认识的常态；反之，舆论一律，认识一致，则是变态。前者是认识的自然表现，后者则是权力支配与强制的结果。”(42)这些论断充分表明作为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论，刘先生选择了自由思维。他坚持在学术研究的场域，知识分子必须保持独立人格和学术主体性，没有前提和定论，也不存在任何不可逾越的权威。 正是长期坚持了这种“反思”方法论，刘泽华先生及其研究群体才能长期坚守，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不断推出新成果，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宝库贡献新知识。 注释： ①李振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文史哲》2013年第4期。 ②方克立：《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6页注①。 ③笔者指出：“《原道》第一辑刊有一篇题为《无本者竭，有本者昌——湘军、太平军与文化传统》的文章，其基本观点是：曾国藩指挥的湘军认同儒家文化，代表中国文化传统，所以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它将这场战争提升为‘保卫文化认同感之战’，这一提升，就使湘军立于不败之地。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用西方基督教来动员群众，背离了中国文化传统，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结果必然失败。这篇文章立足于儒家正统观念，把曾国藩所说的‘无本者竭，有本者昌’说成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以此去剪裁和歪曲历史。无独有偶，该刊同期还有一篇题为《政治与经济；以文化为旗帜——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述评》的文章，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期背离了儒家的仁政、王道，‘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因此必然失败。‘只是一败再败，退居一隅，痛定思痛，才终有所悟而回心向道’，‘效法先王力行仁政’，所以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功。‘得道者昌，逆道者亡’，这就是‘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带来的最重要的启示’。这篇文章的立论很明确：‘以文化价值作为政治运作的轴心’。这是典型的文化决定论命题。”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0～531页。 ④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⑤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先秦卷)“后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62页。 ⑥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第717页。 ⑦参见黄宣民、陈寒鸣主编《中国儒学发展史》“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2页。 ⑩李振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文史哲》2013年第4期。 (11)刘泽华：《王权主义：中国文化的历史定位》，《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12)李振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文史哲》2013年第4期。 (13)参见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4)参见刘泽华、李振宏《学派·学术个性·中国史观——关于“王权主义学派”的对话》，(澳门)《南国学术》2014年第3期。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4页。 (17)刘泽华：《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南开学报》2006年第5期。 (18)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秦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9～100页。 (19)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秦汉卷)，第107页。 (20)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隋唐卷)，第145～151页。 (21)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宋元卷)，第273～275页。 (22)张分田：《中国帝王观念——社会普遍意识中的“尊君—罪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3)参见张分田《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4页。 (24)张分田：《完善事实陈述的主要途径——涉及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与视角的治学心得》，《湖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8～279页。 (27)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第3页。 (28)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第6页。 (29)刘泽华、张分田等：《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30)“规训”一词借用了米歇尔·福柯的概念，在此主要用以指称知识的规范化与知识创新。 (31)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页。 (32)首卷于1947年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 (3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凡例”，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萧公权文集》第四卷《中国政治思想史》卷首“凡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4)梁启超提出，从所表现的对象观察，可分为纯理与应用：“纯理者，从理论上悬一至善之鹄，研究国家当用何种组织，施政当采何种方针……应用者，从实际上校其效率，研究某种组织某种方针……如何始能实现”。如果从能表现的“主格”观察，亦可分为个人的思想与时代的思想：“个人的思想，为大学者或大政治家脑力所产物，其性质为有意识的创造；时代的思想，由遗传共业及社会现行习俗制度混织而成，其性质为无意识的演进”。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35)徐大同等编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36)徐大同：《势尊道，又尊于道》，载赵宝煦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37)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38)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第6页。 (39)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40)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第2页。 (41)刘泽华：《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书林》1986年第8期。 (42)刘泽华：《史家面前无定论》，《书林》1989年第2期。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王权论文; 政治论文;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刘泽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