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年改革之路：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中国论文,公平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30年改革在提高效率方面取得突出成就
1.农村经济改革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被公认为过去20多年里最成功的经济转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土地使用制度。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引入，农民土地使用权和剩余收入索取权得到扩大，农业从集体生产转向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体系。农村的改革激发了中国农业生产史无前例的加速增长。从1979年到1984年，以真实价格计算的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为7.6％，粮食生产年均增长4.9％。众多学者的实证研究把这一成就归因为更好的剩余收入索取权带来的激励效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但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农村居民开始重新制定他们的生存战略，非农业收入逐渐成为许多家庭户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移民成为农村劳动力取得非农工作的最普遍的方式。因此，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还促进了中国农村非农化、城镇化的发展，顺应了中国整个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2.国有企业改革极大地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张军等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动来度量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和生产率的变化，研究了中国的工业改革与效率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在1978年开始的旨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彻底地改变着它的工业部门面临的市场结构和工业组织，并不断造就着一个与世界经济更加融合的制造业部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工业部门经历着结构性和体制性的转换。虽然在工业转轨的初期，国有企业部门的生产率有了显著的增长，但是，新的和更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在竞争中却不断获得了高速增长和扩张的机会，使得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改善主要依赖着非国有企业的成长和它的活力。中国工业改革的成就不是挽救了国有企业，而是收缩了国有企业部门的“战线”，诱致了一个非国有的新兴工业部门的崛起。从实证研究的结论来看，国有企业的改革促进了我国工业效率的提高，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我国工业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①
3.中国分权式改革与经济效率的提高。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放权让利到80年代的财政包干体制，再到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如何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利益关系，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不仅始终是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也是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居民根据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质量来选择居住地可以形成用脚投票机制，促使地方政府来提供优质的公共品。② 向地方转移财政收入和支出权力将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全国经济增长。具体到中国，以钱颖一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从软预算约束视角出发，认为分权化制度安排可以向地方政府提供市场化激励，保持和促进市场化进程，即所谓的维护市场化的联邦主义。钱颖一等基于1982－1992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国省级政府的财政激励促进了市场发展。③ 张晏和龚六堂对1986－2002年扩展样本的研究发现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同时财政分权还存在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④
二、社会不公平的出现及其原因剖析
在研究社会不公平问题时，必须首先理解什么是“公平”？事实上，对“公平”这样一个在无数哲学家和思想家的争论中发育了几千年的古老概念，要下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张春霖研究认为，“公平”两字必须拆开来读：“公”和“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锅饭，实际上是“平”而不“公”。不干活的人分享了干活的人的劳动成果，是一种不“公”，或者说不公道、不公正；但分享的结果是消除了收入差距，是“平”，平均或均等。⑤ 我们通常说到公平，有时候说的是平等或均等，例如收入差距问题；有时候指的则是公道、公正，例如腐败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等。对于“平”，也需要进一步区分机会（opportunities）和结果（outcomes，主要指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格局）。就以效率关系而言，机会之“平”和结果之“平”是大不相同的。赞成机会均等的人不一定赞成结果均等，主张结果均等的人一般都很难真正接受机会均等，因为机会均等一般来说总是导致结果不均等。所以，总的来说，对“公平”二字的含义有必要细解，至少要分成一“公”加二“平”，不妨称之为过程公平、机会均等、结果均等。当然，这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不能完全分割的。公平可以作为手段，也可以作为目的。公平作为手段，是提高效率的必要条件；公平作为结果，有时候又一定程度上以牺牲效率为代价。
1.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一方面提高了工业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不公平现象的出现。这种不公平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是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二是一些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因为过去的国有企业存在大量的吃大锅饭现象，是不公平现象的一种——过程不公平，是不公道、不公正的。这样一种不公平必然影响效率，所以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通过过程公平来促进效率的提高。但是，改革出现的一个结果是大量的企业员工下岗，出现了另外一种不公平——结果不均等。因此，也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是用一种公平——过程公平代替了另一种公平——结果均等，最后的结果是效率提高了。效率提高了，我国的社会财富才能快速增长，才有能力用新的思路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结果均等的公平。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既是技术问题，又是公共治理问题。说是技术问题，就是怎样对要出售的国有资产进行科学价值评估，以确定一个合理的转让价格；说是公共治理问题，就是如何保证企业的经营者不侵吞国有资产。因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带来的资产流失问题，不是改革本身的错误，而是在技术上和公共治理上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国有资产流失造成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归咎于改革本身从而否定国有企业改革，而是要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过程中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转让国有资产，以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2.1990年代后贫富差异日益扩大，从而使社会公平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头号问题。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所付出的一个代价就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特别是构成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的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正在扩大。中国是一个城乡分割、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而对全国收入分配格局和收入差距变化的理解前提是对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状况有所了解。这四种收入差距既是全国收入差距构成部分，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收入差距变化的特点。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基本上是持续上升的。这样一种判断得到了不少经验和研究结果的支持。从国家统计局估计的基尼系数的时间序列数据来看，农村住户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5年的0.23上升到1990年的0.31，又上升到1995年的0.34，进一步上升到2000年的0.3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1）。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发生在1990年代，更确切地说是在1992年以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有关调查研究，较之1980年代，1990年代中期城镇收入差距出现明显扩大，1995年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为0.33，比1988年上升10个百分点。1995－1999年期间用基尼系数测量的城镇个人收入差距上升了大约10％－15％。⑥ 在城镇内部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城镇内部地区间的个人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奈特、李实和赵人伟利用1988年和1995年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城市之间的个人收入差异进行了细致地分析。他们的分析结果表明，城镇样本省份之间的人均收入和人均工资的增长率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北京、广东和江苏的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分别是81.9％，78.9％和64.7％；而甘肃仅为10.6％。前3个省的人均工资的增长率分别是84.1％、79.1％和55.7％；而甘肃仅为3.9％。⑦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近10年不断扩大的过程，到1994年达到最高水平，差距比例接近2.6。从1995年起，城乡收入差距出现了几年下降，其根本原因是政府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明显高于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从直接的倍率比较看，东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提高最快，1978年是西部的1.37倍、中部的1.16倍，2001年增加到是西部的1.95倍、中部的1.71倍。
从全国收入差距的变化来看，到1980年代末，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第一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在将城镇住户的实物收入和住房补贴以及农户的自由住房的归算租金纳入到个人可支配收入后，估计出来的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382。⑧ 该课题组第二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为估计1995年全国的收入差距提供了可能。利用相同的收入定义和估计方法，1995年的全国基尼系数被估计为0.452。⑨ 也就是说，在1988－1995年期间，全国的基尼系数上升了7个百分点。从1995年的估计结果来看，中国收入差距的不均等程度也是相当高的，至少在亚洲国家中已处于前列。⑩
我们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发现：有些与改革有关，有些则是其它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农村内部收入差异变动的原因主要有四种：一是农户在非农产业与农业之间就业机会的差异以及两者之间劳动报酬率的差异；二是地区分割引起的地区收入的差异；三是农村财产分配的影响；四是税费制度的累退效应。
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变动的原因主要有：一是非国有部门的快速发展，这既是一个发展的因素，也是一个体制改革的因素。二是国有企业的改制。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变动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与经济分权体制有关。由于财政分权，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城市部门，因此，地方政府存在着优先发展城市，更多考虑城市利益和实施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激励，这就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乡经济差距。二是政府对农副产品价格的控制。三是过去农村居民承受不合理的税费负担。四是城乡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差异。
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变动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与财政分权体制有一定的联系。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进行着发展经济的竞争。中国的各地区在资源禀赋、历史、地理和政策等方面的条件差异非常大，在地区间竞争中，东部沿海地区因为具有各方面的比较优势，因而获得了相对更好的经济发展绩效，从而居民的收入水平也相对要高。二是与不同地区所获得的中央财政转移有关。
3.社会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和正义。在经济学研究中，腐败被定义为“公共权力被用来以违反规则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11) 根据这一定义，腐败的产生和持续有3个重要条件：（1）政府官员拥有随意设计和制定管制政策的权威；（2）权力的随意性使得“抽取租金”或者“造租”活动成为可能；（3）在政治、管理和法律制度之内，政府官员拥有运用权力去“抽取租金”或者“造租”的激励。(12) 在不同的经济转型的国家里，产生腐败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在俄罗斯，经济转型是以激进方式实现的，那里的问题是缺乏对于私人产权的有效界定从而导致了腐败。(13) 因此反腐败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法制建设。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和经济转型，由于改革前中国政府对经济实行了全面的管制，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都缺乏完善的市场取代政府对资源进行配置机制，即使是在经济已经相当高的程度上实现了市场化的今天，政府仍然对经济活动的很多方面保留着一定的管制，这就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这些年来，中国社会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改革的信心，对进一步改革产生阻碍作用。
三、30年的改革中努力寻找效率和公平的最佳结合点所取得的成功经验
1.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是一定程度上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关键。标准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认为，公平和效率不可同时兼得，必须以两个步骤分别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表明，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获得的报酬率等于其边际产品的价值。由此得到的关于收入分配方面的推论则是，任何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而第二定理表明，市场竞争的某个具体的帕累托最优的结果，未必在规范的意义上就是最合意的；而合意的福利分配格局，必须通过人际之间的禀赋转移才能够达到。而有的学者则走得更远，如Feldstein认为，“收入不平等并不是一个值得矫正的问题。通常的观念把衡量不平等程度的GINI系数的上升理解为一桩坏事，这种观念违背了帕累托原则。该观念事实上无异于使用了一个特定的社会福利函数，在这个特定的社会福利函数中，高收入者的收入增加被赋予了负的权数。分配问题的真正所在不是不平等，而是贫困。”(14) 可见，照搬新古典经济学的改革思路是无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
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指导下进行的，而是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这是一定程度上保证协调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关键，这些都表现在我国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如：我国的经济改革与俄罗斯不同，中国采取的是分散试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改革策略，从而在提高效率和实现公平两方面都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陈平用经济动力学总结中国改革经验时认为，正因为存在经济动力学的复杂性和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分散试验、经济特区和价格双轨制等方法，分散了改革试验的风险，给企业和政府改革创造了学习空间。这恰恰是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结果。(15)
2.加大反腐败力度，推进市场建设，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公平的实现。反腐败是关乎民主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重大问题。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腐败产生于特权。在经济转型国家，腐败的根源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参与（包括对经济的管制）。由于腐败是与特权和市场的不完善性相联系的，市场建设和特权的消除本身就是反腐败的重要手段。正因如此，30年来，中国政府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及推进市场建设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公平的实现。
3.采取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林毅夫、刘培林研究认为，公平和效率两者都内生决定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他们基于36个国家在1970－1992年期间以及18个国家（地区）在1970－1992年期间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这些国家（地区）发展战略中赶超力度越大，则GINI系数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平等。他们研究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放弃赶超战略，代之以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缩短收入差距。(16) 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能使劳动者获得充分的就业机会，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其效率和公平的目标，就能够协调起来。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推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来看，正是提倡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广大劳动者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4.在政策导向上，进行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及时调整。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方面。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到“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收入分配问题上都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它的基本含义是，收入分配的制度、机制首先要具有足够的激励作用，首先应是能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能激发活力，能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动力机制、激励机制，同时，在保证效率目标的前提下，又要以恰当的方式实现一定程度的收入均等化，这是与我国改革的方向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相一致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社会公平问题开始凸现后，为了更好地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原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路必须进行适当调整。因此，在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突出强调了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5.针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公平问题，及时出台相关政策，降低不公平的程度。一是针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政府这些年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1）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2）从2007年开始，中国农村小学初中将全部免收学杂费，这将全面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使他们能在获得非农就业方面有平等的机会，从而缩小在劳动报酬率上的差异。二是针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政府这些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积极推动城镇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工作；（2）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3）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费标准等。三是针对腐败问题，政府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四、对今后改革进程中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若干建议
1.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发展对于提高全国范围的经济效率和促进我国可持续的现代化以及经济增长都很关键，对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及促进社会公平具有根本的意义。一是，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障碍。必须进一步改革户口制度，使有什么户口同是否有资格享受城里的公共服务、信贷和住房、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培训脱钩。这种脱钩将有利于鼓励移民从低产出的农业转向高生产率的城市工作，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二是，改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孩子受教育的条件。三是，促进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城市化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粮食安全紧密关联。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和提高农民教育水平，实现土地集中和耕作机械化，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这样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大量减少农村人口，甚至可以减少部分农业用地，还能够实现粮食安全。四是，加快农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的发展步伐。加快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完善医疗救助制度。目前，农村因病致贫的比例相当高。
2.加大反腐败力度，加快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制度环境以消除一部分人获取灰色收入的机会，从而提高经济效率及实现社会公平。一是要建立规范和透明的制度，加强社会监督。应当限制和清理不必要的行政审批、许可、监督项目，减少垄断，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必要干预，规范政府部门职权范围，健全审批、许可、监督制度，实行透明管理，接受社会监督。二是要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化进程，形成公众对政府管理的有效监督，形成一系列有利于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的制度环境，从根本上减少腐败、寻租现象和垄断行为赖以存在的根源，从制度上保证政府和公共部门管理的合理化。三是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对一些非法收入进行坚决打击。政府通过采取这些措施来遏制收入差距的扩大，从而降低因收入差距扩大引起的越来越明显的经济结构失衡，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公平的实现。
3.既要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又要防止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效率不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其产权归属不清。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大多在企业中不拥有产权，因此，他们大多不具备开拓和创新精神，也不承担企业资产的经营风险。而大量的国有资产又被这类人占有、调动、支配，其结果是破坏了整个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财富被少数人占有，整个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也就愈来愈严重。因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必须坚持。但是，在坚持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向的同时，必须防止借产权改革为名侵吞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因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要规范，必须采取公开、公平和公正的方式。
4.减少政府干预，完善市场机制。市场是最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传递信息的机制，它能够提供人们需要什么商品，从而生产什么商品的信息，因此，市场作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手段是很有效的。政府应该减少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要继续推动公共资源的产权界定，大幅度减少名义上归公，实际上由少数权力机关和个人控制、受益的资源的数量，扩大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范围。
5.建立和完善公共治理机制。一是政府应该致力于制定和维护必要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保护产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政府应该努力发展公共产品和服务，实现所谓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个“均等化”就是要托一个底，如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在医疗卫生和教育中的支付份额，以解决低收入阶层无力支付医疗卫生和教育的成本问题。
五、结论
改革30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在提高效率和实现社会公平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成绩，积累了经验。从目前来看，收入差距扩大、腐败现象等社会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有的问题还日趋严重，对此我们必须有正确的认识。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有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有的则与改革没有直接的联系；有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合理的，有的收入差距扩大则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很不公平的，不能把收入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等同起来；有的不公平现象是在改革的过程中短期存在的，是改革不彻底而存在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将逐步消除，有的不公平现象可能还会在比较长的时间存在，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公平与效率之间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因此，在过去30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政府一直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公平，矫正社会不公平；在促进社会公平的过程中推进市场化改革。
从目前来看，尽管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不公平现象仍然存在甚至趋于严重，但决不能因此否定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也绝不能因此否定我国30年改革在提高效率和实现社会公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国改革中出现问题的实质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过程中公共治理方面的改革严重滞后，而不能简单地归罪于市场化的改革。我们只有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认真总结30年来所取得的经验，才能在今后的改革道路上，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处理得更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注释：
① 张军：《中国的工业改革与效率变—方法、数据、文献和现有的结果》，《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3卷，第1期。
② Tiebout,Charles,“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6,64,416－24.
③ Qian and 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7,11(4),83－92.
④ 张晏、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5卷第1期，第75－108页。
⑤ 张春霖，：《公平何处求？——“质疑改革年”过后的思考》，《比较》2006年第23期，第1版。
⑥ Meng,Xin,“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Project paper,2001.
⑦ 奈特、李实、赵人伟：《中国城镇工资和收入差异的区域分析》，载赵人伟、李实、李思勤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⑧ 赵人伟、格里芬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⑨ 赵人伟、李实、李思勤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⑩ Khan,Azizur and Carl Riskin,“Income and Inequality in China:Composition,Distribution and Growth of Household Income,1988 to 1995.” China Quarterly,1998,154,221－253.
(11)(12) Aidt,Toke S.,“Economic Analysis of Corruption:A Survey”,The Economic Journal,2003,113,F632－F652.
(13) Varese,F.,“The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and Curruption in Post Socialist Russia”,Political Studies,1997,45,579－596.
(14) Feldstein,M.,“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NBER working paper,No.6770,1998.
(15) 陈平：《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转型实验中的作用有限》，《经济研究》2006年第10期。
(16) 林毅夫、刘培林：《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效率的关系》，《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2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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