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国际思潮的新变化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新变化论文,中国外交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89(2012)04-0001-09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国际权力结构经历深刻变化，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催发各种国际思潮相互激荡碰撞并呈现新的发展走向。
一、资本主义大讨论持续深入中国模式备受关注
金融危机引发了自二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大讨论。国际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倡导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受到质疑，尤其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模式遭遇危机。这场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大讨论已经深入到西方民主制度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与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西方一些左翼学者明确指出，这次经济动荡“不应被理解为金融危机或债务危机，而应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衰落”，是“最大的‘十月变数’，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1]金融、债务危机促使西方国家再度从国家发展模式相互比较的角度重塑观念与认识。
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大讨论不仅促使西方国家对其制度和发展进行深刻反思和检讨，而且推动其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展开了热烈讨论。2012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的主题是“伟大的转变：塑造新模式”(The Great Transformation：Shaping New Models)；[2]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12年1月21日发表的封面文章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The Rise of State Capitalism)；[3]美国《时代周刊》2012年1月30日刊文《如何拯救资本主义》(How to Save Capitalism)。[4]仅仅从这些重要论坛和杂志的主题中，就可以窥见这场大讨论的基本情况。
总的来说，在这场讨论中，西方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主流观点仍然是：第一，这场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政策出了问题，即主张小政府、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错误结果，而以自由市场为根本的资本主义制度仍具有强大生命力。危机证明，没有管制或弱管制的市场会带来高昂代价，因此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不能忽视，加强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政府管制以适应未来的社会发展，是西方主流舆论的共同呼声。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在主张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和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第二，尽管资本主义面临危机，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具备与之抗衡的能力，资本主义不可能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自由市场仍将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2011年6月举办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上发言指出，任何架构都不能取代自由市场在一个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但市场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都需要受到监管。监管失灵使全球金融系统更容易发生危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领导力以及改革现有的政治框架。[5](P.5)因提出冷战后“历史的终结”命题而名声大噪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外交事务》2012年第1期上发表《历史的未来》一文也强调指出，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较大问题，但由于“左翼”拿不出可靠的政治议程，也缺乏针锋相对的施政计划，所以，现在还没有一个能与自由民主相抗衡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当今世界关于政治合法性的共识，至少是原则上的共识，仍然是自由民主。[6](P.53-61)因此，西方舆论的主流是在极力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
国际舆论在热烈讨论资本主义发展中，也展开了对中国崛起和发展模式的大讨论。由于此次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出现的，世界舆论更多关注的是两种模式的差异，尤其是中国模式所产生的国际政治效应，因而这次的讨论进一步唤起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普遍忧虑、担心乃至恐惧。英国《卫报》曾将2008年称为“中国模式”年；[7]2009年的网络流行语是“只有中国才能挽救资本主义”。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其发布的《中国软实力及其对美国的启示》报告中强调，中国模式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与西方平等竞争，因为这一模式提供了可以替代西方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另外一种形态。[8]更有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保守人士，将中国模式看成是对西方秩序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资本主义，构成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自由民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9]由此，国际社会不仅仅热议所谓“国际力量转移”、“世界重心转向东方”等话题，更多的内容还涉及关于现在是“西方统治的最后阶段”等耸人听闻的判断。在此背景下，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傲慢论”和“中国强硬论”等对中国不利的论调再次出现，且范围广泛，意识形态色彩较前更加浓厚。从这个角度说，不仅中国外交面临新的严峻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可能面临更多的外部麻烦。
二、全球治理理念深入人心 公民社会不断发力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治理、合作共治一直是国际社会的主导思潮。正如英国《金融时报》国际事务首席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所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昔日居于全球霸主地位的美国正逐步失去绝对优势地位，更多国家开始关注自身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全球治理’理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他甚至呼吁，我们需要一个世界政府，来应对日益突出的全球化问题。[7]法国前总统萨科奇的顾问雅克·阿塔立(Jacques Attali)指出，“造成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全球金融市场，却没有全球法治”。[10]金融和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民族国家体系与全球化之间的深刻矛盾，加强全球治理就是为了解决这一内在矛盾。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今后的世界既不是“美国世纪”，也不是“亚洲世纪”，而是日益走向“全球世纪”。世界各国普遍主张消除“机制建设滞后”和“国家利益至上”两大阻碍国际秩序变革的负面因素，呼吁加大全球治理力度，改变各国自行其是的局面。可以说，通过全球治理，改革现行国际秩序不仅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世界发展的迫切需要。
金融危机更深层地暴露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国际制度的不合理与不公正，同时全球化和信息技术也日益推动个人赋权(individual empowerment)和社会组织与网络的发展，使得公民社会成为推动国际秩序日益民主化的重要力量。欧洲联盟安全研究所(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EUISS)在其《全球发展趋势2030——相互联系的多中心世界中的公民》报告中提出，个人赋权成为三大发展趋势中的第一个趋势。该报告指出，由于全球中产阶级的不断增长、教育赋予女性更高的地位、再加上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政治参与诉求和民主政治运动将遍及全球，推动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发展。[11](P.12-15)而另一份由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NIC)撰写的《全球趋势2030：不同的世界》报告，也将个人赋权列为四大趋势之首。[12]随着个人赋权的发展，跨境社会组织和社会网络将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并发挥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目前，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全球零地雷运动、解决生态负债问题、人权与人道主义救援等领域，公民社会通过推动国际社会的议程设定、概念和规范推广、自下而上评价与监督等方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13](P.15-30)跨境社会组织和社会网络主要通过跨国社会运动的方式推广自身的价值和理念，提供需要的跨国社会服务。近年来最典型的例子有：1992年开始的国际禁雷运动，直接导致了1997年渥太华政府间会议的召开和《禁雷条约》(The Mine Ban Treaty)的签署；1996年开始的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债务的周年大庆运动(The Jubilee Campaign on Third World Debt)推动了债权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采取措施减免最贫穷债务国家的债务；2009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新的“气候正义”网络(Climate Justice network)在会议相关论坛中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抢眼。这些例子表明，跨国社会组织通过社会运动等方式可以对一国的外交政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进而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发挥作用。
如何变革国际秩序，国际社会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思路：欧盟继续主张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理念，强调通过多边合作分担责任。欧洲认识到，它需要和新兴国家分享权力，需要超越民族国家范式重新思考权力，需要通过将法治扩展到国际社会来约束权力。[14][15]希腊前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在欧债危机爆发后提出了引导全球化发展的“第四条道路”，主张既保障市场自由和创新与增长，更要建立不屈从于市场的民主机制。“‘第四条道路’依赖于负责任的、民主的制度，它需要将全球团结置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16]为此，他提出应加强二十国集团和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包容性和代表性，实现各国在相互依存和自给自足之间的平衡。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提出，全球治理应形成欧洲人所谓的“可变几何”结构，“在不同问题领域采取‘多边主义’或‘少边主义’相结合的做法”。[17]这说明，金融危机后世界权力变化所引发的民主化思潮，打破了之前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元对立的交锋格局，二者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形成一些基本共识。
当然，也应该看到，目前仍有少数大国把自己的意志和价值观强加于人，运用武力在世界各地进行政权更替，以各种方式抢占战略优势地位，试图维护其主导的霸权地位，这表明国际关系中权力政治和冷战思维仍有市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仍将是道路坎坷，困难重重。
三、“负责任主权”观念深化“保护责任”进入实施阶段
主权制度是现代国际体系最根本的一项国际制度，也是国际法和国际体系赖以运转的基石。当然，主权的内涵是社会历史建构的，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安全”概念的出现，人道主义干涉思想开始泛滥，发达国家不断在外交政策实践中运用这一思想，导致这一思潮逐渐发展成为国际秩序建设的一个主导规范，因而备受关注，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为使人道主义干涉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西方国家一直在推动形成“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2P)的规范，并在重新阐释“国家主权”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负责任主权”(responsible sovereignty)的概念。[18](P.8-13)[19]“负责任主权”与“保护责任”是一体两面，前者是关于主权新阐释的理念内核，后者是实施新主权概念的基本原则，也即规范。
“负责任主权”的基本内涵是：国家主权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保护本国公民是国家的首要责任；二是当特定人群因内战、叛乱、镇压或国家运转失灵而遭受严重伤害，国家不愿或不能制止和扭转这一状况时，不干涉原则应让位于国际社会的保护责任。“负责任主权”主要是号召所有国家对自己那些产生国际影响的行为负责任，国家不仅应该为本国国民提供福祉，还应将相互负责作为重建和扩展国际秩序基础的核心原则。“负责任主权”概念的出发点是“人权”，涉及的核心问题是：传统主权作为历史和实践的概念已不能保证现存国际秩序的稳定，在一些重要领域甚至还会损害秩序。因此，有必要重新规范各国的主权及其主权行使的责任，使主权不再是国家可以任意运用的绝对权力。一个拥有主权的国际社会成员，需要承担起尊重、维护他国正当权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重大责任。
2001年，联合国大会第56届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简称《国家责任条款》)，其中第3条规定：在把一国的行为定性为国际不法行为时须遵守国际法，但这种定性不因国内法把同一行为定性为合法行为而受到影响。[20](P.95-101)这一条款明确了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的原则，再加上其所强调的不能以国内法所规定的不可归责国家机构为由不承担应负的国家责任等条款，说明国际社会对“负责任主权”的内涵正在从合法性的角度加以界定，并不断通过确立“保护责任”的行为规范来强化和建构“负责任主权”的内容。“保护责任”①正是服务于“负责任主权”的规范，并已成为指导西方国家外交政策中干预行为的基本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保护责任”在最近的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令人担忧的过度界定和过度推广的现象。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将一些国家内部侵犯人权的行为解释为“对国际或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进而在它们的领土上设立禁飞区。“作为国际人道主义干涉的新模式，设立禁飞区已经在伊拉克、波黑和利比亚进行了三次实践，显示其正在演变成一种国际规范”，[21](P.95)并从国际社会的讨论阶段进入到了实施和推广阶段。西方国家在利比亚的干预尤其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它远远超出了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禁飞区的干预范围，其行动不只是旨在阻止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更多的是“以执行禁飞令为名行政权更迭之实”，并协助反对派开展针对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的“斩首行动”。这一超越授权的做法，显示出西方国家利用安理会的决议，在干预中过度使用武力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18](P.104)这一新的发展，使得人们有理由担心“保护责任”规范的过度推广可能对国际秩序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基辛格在2012年6月发表的文章中就表达了对干涉叙利亚可能造成国际秩序混乱的严重关切。他表示，人道主义干涉以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取代了传统外交政策对国家利益或势力均衡的关注，导致了对干预目标的过度期待和控制干预结果的困难，从而可能造成国际秩序的严重混乱。[22]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中的巴西，提出了“保护中的责任”(responsibility while protecting，RWP)试图修正西方过度干预的问题，这一概念强调在实施保护责任过程中的适度、平衡以及对人民生命财产和重建国家的重要责任。[23]目前，关于“负责任主权”和“保护责任”的讨论和政策实践都在展开，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声音，但总体上说，这一思潮的演化已经形成了不断扩大的土壤，“保护责任”等人道主义干预规范正在不断扩散，其核心理念有可能深刻影响21世纪国际秩序的基础。
四、西方社会民粹主义发展中东地区伊斯兰主义升温
金融危机以来持续的经济困难导致西方社会的普遍不满和动荡，也使得政治纷争加剧，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一股追求本国利益、保护民族特性、否定改革、反对多元文化的右翼民粹主义保守思潮在西方社会迅速蔓延，甚至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也有所抬头。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在接受微软全球广播公司(MSNBC)采访时说：“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新的时代……这不是民主的时代，而是民粹主义的时代。”民粹主义不仅具有浓厚的反精英主义色彩，其右翼力量更反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些重要理念，如包容、多元、人道主义等。民粹运动的直接做法是，“人民”抛开现有政治程序直接发声，否定现有政治规则和秩序。当然，它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体制运行出现严重问题的反映。
在美国，2009年最具保守色彩的“茶党”开始兴起，它煽动极端民粹主义，在美国各地组织抗议活动，反对所谓的“大政府”，反对奥巴马的改革，反对政府增加税收和加强监管，认为政府干预不仅不能解决当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反而会造成政府权力的过度膨胀，从而危害个人自由和经济繁荣。“茶党”谋求自下而上改变现状，重塑美国政治格局。“茶党”运动在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据美国2010年3月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约37％的受访者表示支持“茶党”。[24](P.32)2011年美国又出现了蔓延全国的具有左翼民粹主义色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所谓代表“99％的人”的运动对华尔街金融巨头的贪得无厌展开声讨，力求夺回原先属于自己的权利，重新恢复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内部成分复杂，缺乏一支真正的核心力量，仅仅反映了一种社会情绪，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主张。更重要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政治逐步右转，以往曾经是左翼民粹运动的核心力量——工人，特别是制造业工人——受到产业结构调整的打击，逐步转向右倾和保守。美国政治的右倾保守主义势力的上升，将导致美国在政治上更具进攻性保守主义特点，在经济上更具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因而值得关注。
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和北非政局动荡带来的移民浪潮，使得欧洲一些民众担心本民族利益有被忽视和被剥夺的危险，甚至担心本民族特性的丧失。于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利用人们的担忧，以捍卫本民族文化为托辞，渲染欧洲怀疑论，鼓吹排外主义，从而在欧洲掀起了一股新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复兴运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提出“重新民族国家化”的政治主张，反对主流政党支持的多元文化和欧洲一体化，使欧盟建设出现危机。更重要的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一些政治主张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为某些主流左翼政党所吸收，包括在移民、欧洲一体化以及民族国家保护主义政策等问题上。奥地利、意大利、荷兰、瑞士、希腊等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都曾参与组阁，法国极右势力政党在2012年4月底法国大选第一轮投票中获得接近20％的选票就是一个例证。
西方政治的右倾化对国际关系会产生重要影响。在经济复苏前景黯淡的情况下，美欧往往将经济难以复苏、就业增长疲软的原因归咎于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在当今发展模式竞争、国际体系变革和世界秩序转型的进程中，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从而也成为西方保守势力的攻击目标。它们通过制造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贸易顺差、平衡经济结构和发展等问题上不断向中国政府施压，导致国际关系中的合作面临困难和重重挑战。
在西方国家政治右倾和民粹主义迭起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西亚北非地区因民主化浪潮而陷入社会动荡。西亚北非发生的政治动荡和社会骚乱反映出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要求实现政治民主的强烈诉求，体现出民主价值观念与其原有的权威政体之间的激烈碰撞。它是弱势群体对统治者的直接抗议，是阿拉伯民众对专制体制的极端不满。然而，运动所带来的激烈动荡也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一方面，西亚北非变局之后，各国面临着国家重建的艰巨任务，未来之路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该地区在西方压力下打破了旧的地区平衡，面临新的地区力量调整，动荡局面可能持续相对较长的时间。在此过程中，一些阿拉伯国家内部伊斯兰主义政党势力快速崛起。如在2011年10月举行的突尼斯制宪议会选举中，稳健派伊斯兰主义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获制宪议会217席中90个席位，成为制宪议会第一大党；[25]2012年埃及总统选举结果是，穆斯林兄弟会候选人穆尔西当选。此外，目前中东地区产油大国，特别是力求发挥更大地区影响力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一个自认为是逊尼派伊斯兰领袖，一个是什叶派伊斯兰的中心，虽然在外交上一个亲西方，一个反西方，但都是实行伊斯兰主义的政教合一制度。另一个正努力发挥更大作用的土耳其虽历经“世俗派”改革和执政，但近期的民选政府均是伊斯兰政党主政。伊斯兰主义的崛起，正在成为中东地区政治的新特点。
五、国际政治思潮对中国外交的可能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国际体系，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相互影响的局面早已形成。因此，世界经济危机以及西方所面临的问题必将对中国产生全面而又复杂的影响。总体上说，这种影响既包括积极的方面，也包括消极的方面。
从积极的角度看，西方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反思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毫无疑问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西方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的确在深层次上挑战了西方对世界历史和观念形态的垄断能力，从而将不可避免地提升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影响力。西方面临的麻烦，表明西方的制度并非是“万能灵药”，代表不了人类政治制度发展最高形态的“历史终结”。世界把眼光对准中国，开始认真审视中国的发展模式，重视中国的发展经验，这本身就表明中国软实力正在大幅度上升。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峰会作用加大、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提款额度增加，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的上升。
从消极的影响来看，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中，西方的麻烦和问题也会通过各种传导机制扩散到中国，生成中国的问题，影响中国的发展，这一点已经清晰地表现出来。随着外部经济走势持续低迷，中国内部经济环境日趋复杂。一方面，在欧债危机严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的出口不可能大幅增长；另一方面，通胀压力可能在较长时期内成为常态。在巨额外债的驱动下，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可能通过实施长期的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和拉动经济，从而导致国际市场的流动性持续扰动，大宗商品价格在高位震荡中运行，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将饱受国际经济动荡的影响。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过程中，西方转嫁危机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同样不能低估。在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的物价上涨、通胀压力加大、失业问题严重的情况下，西亚北非地区已经首当其冲接连爆发社会革命和社会运动。目前，中国同样处于社会矛盾突出、改革难度增加、易受外部影响的时期，因而中国所面临的政治与社会风险都在逐步加大。
在外交上，准确判断国际政治思潮的发展演变，特别是对西方力量的变化及其走势做出正确判断并在政策上相应地调整，是外交战略的重要议题。为此，中国需要把握好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需要把握好中国模式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相互依存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本质特征，中国模式必然是在国际环境中发展并受到国际环境的深刻影响。也就是说，这个模式是中国的，也必然是世界的，它具有一定程度的特殊性，但是更应该具有代表人类进步发展方向的普遍性特征。在世界范围讨论中国模式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模式本身的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内在统一，不要放弃通过继承中国自身优秀的文明传统创新摸索更具有适应性和普遍意义的新的发展模式，也不能因过度强调中国特色而使之演变成为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之争或模式之争。在经济困难时期，西方国家对力量变化更加敏感，容易夸大中国军事和战略能力，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西方国内政治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发展也会推动各国外交政策的内倾倾向，促使国际合作面临更为复杂困难的局面。在这一敏感时期，中国更要避免引起意识形态之争，保持清醒头脑。
第二，在挑战和困难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要把握好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要防止对抗观念冒头，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自身存在着诸多问题和弱点，完善自身、从我做起、不断改革进步始终是我们改变世界的前提。坚持睦邻、友邻和富邻的周边政策，积极妥善地化解矛盾，中国需要在具体政策实践中更多的创新。坚持韬光养晦就是谦虚谨慎，始终在战略上自我约束，顺势而为。中国需要将韬光养晦变成一种追求和谐世界的中国方法，一种中国价值和中国的世界观，这样才能在世势变幻中做到不卑不亢、宠辱不惊、有理有节、进退有据。
同时，善用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机会，促进和扩大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同时对于某些过分举措也要旗帜鲜明地予以回击。“大国是关键”，在一个可预见的未来都应始终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自身利益的实现和拓展不能脱离国际体系来进行，还因为中国自身的成长还需要一个漫长和艰巨的过程。今天的国际体系依然还是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下的产物，由西方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处理好与美国以及西方整体的关系，不断推进相互合作仍然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中国通过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不断深化中美合作，并以此推动国内的改革，值得高度肯定。中国应充分利用好危机时刻，展示同情和大国风范，多谈共同命运和共渡难关，从战略的高度坚定支持欧洲深化一体化，通过危机促进和扩大共识与信任。同时，还要高度重视中等国家的崛起，它们在不同的领域外交中占据重要的、有时甚至是领导的地位，在地区一体化中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在软权力竞争中往往比大国具有优势地位和吸引力。在外交上，中等国家的行为模式表现更灵活，更具适应性和调整性，它们更善于运用软性规范，发挥桥梁或协调作用。随着国际体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中等力量将在推动多边主义、全球治理、地区合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外交还要注意编织不同的国家关系网络，始终坚持国家间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外交政策原则，并将其落实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
第三，在推进公共外交的过程中运用好社会力量，把握好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关系。社会力量在全球范围的崛起需要在战略上予以高度重视，在外交上研究应对办法。信息技术赋予公民社会以权力，媒体赋予话语和形象以巨大力量，这是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这种局面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外交的内涵、功能甚至本质，如“即时外交”、[26]“巧外交”的出现。这些说明，在信息瞬息万变和公民社会发展的时代，外交变得格外重要。外交的主体和对象全方位拓展，外交进行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交背后传递的价值与理念无时无刻不在产生影响并被人评说。毫无疑问，21世纪将是外交大发展的世纪，特别是公共外交大发展的世纪，这正是社会力量崛起的直接产物。社会力量以各种方式参与外交，影响外交决策，帮助塑造国家形象。总的说，公共外交成功与否从根本上依赖于社会深层的文化交流，特别是思想观念的交流，或者说是心与心的交流，公共外交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善用社会力量的重要性。任何一国政府都重视国家形象建设，不惜花费巨资投入公共外交建设，制定公共外交战略。西方的多元文化传统和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理念，导致西方更看重和信任社会力量所传递的声音，因此，中国需要从战略上规划如何运用多元力量开展多层次的公共外交。在当前新的各种国际思潮泛滥之际，中国需要在规范和理念层面展开深入的国际交流与讨论，以便与国际社会形成更多共识，防止规范冲突意识形态化。目前思潮的演变预示着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与西方在“负责任主权”、“保护责任”、“民主政治和人权”等重大国际秩序规范上的分歧持续存在，中国和欧美在价值观上的差异随着社会力量的崛起而日益凸显，中国将不断面临与西方政治文化不同而带来的巨大压力。因此，应推动国际范围的深入讨论，促进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化解诸如“保护责任”等国际新规范中的消极因素，促进共识，避免冲突，并在交流中形成更具中国因素的新规范。在积极参与并引导新规范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国需摆脱在被动应对或者主动对抗两个极端中进行选择，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外交的创新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成功经验实际上是创新和融入两大特点。通过一系列创新之举，如地区合作、多边主义、新安全观、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对话等，中国外交成功突破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和孤立，维护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发展利益。通过全面开放和融入，中国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体系中获得巨大利益，取得了长时间高速增长，世界也因中国的融入而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新的国际思潮面前，中国仍需要继续通过完善自身来塑造世界，特别是在改革中进一步完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同时，继续深入融入国际体系，承担更大国际责任，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更多地通过社会力量传递中国声音，扩大中国话语，提升中国形象，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国际社会形成更多的理解与共识，促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推动国际秩序健康稳定的发展。
注释：
①联合国对保护责任有严格界定，主要防止和制止四种罪行：大屠杀、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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