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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恰好是大选之前，我为这家杂志写了一篇替新工党辩护的文章，反击左派的两位批评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非难。他们的批评在主旨上类似， 即新工党给人们提供的不过是撒切尔主义的残羹冷饭。执政一年后，许多人那种工党正在以另一种名义执行新自由主义议程的感觉仍然没有消失。党内外持不同意见者不断附和雅克和豪尔的观点。
更恼人的是，这种批评在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圈内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看法。今年2月， 当托尼·布莱尔结束与比尔·克林顿的华盛顿政策会谈回来的时候，他谈到了自己要为21世纪创建一种中左的国际共识的雄心，这就是不同于老左派和新右派的“第三条道路”。克林顿早在对国会的讲演中就提出已经找到了一条第三条道路。
某些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对布莱尔的宣言反应冷淡。他们认为，由于欧洲有更加强大的社会保障传统，所以克林顿的政策非常不符合欧洲的情况。而且，谈论“第三条道路”勾起了人们对过去不愉快的回忆。这个词在20、30年代被一些臭名昭著的运动使用过，与“左”和“右”这样的词一样是几乎过时的概念。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条道路”逐渐成了市场社会主义的代名词成为一种无所适从的思想。
然而，不论我们是否使用“第三条道路”这个标签——由于没有更好的名词姑且在这里使用这个称呼——欧洲和美国的政治思维都正在发生着某些极为重要的转变。布莱尔号召在国际上对这些转变进行辩论非常正确。不但在必须找到某种不同于老左派和新右派的东西方面，而且在左派政治理论正在从1989年后的瘫痪状态恢复过来方面，人们的认识都在不断地达成一致。虽然在这些方面许多论者似乎期盼着一种能澄清新政治的大理论的出现，但是我认为这样做犯了一个错误。我们需要做的是发展一种框架，它能够与其他两个理论竞争对手清清楚楚地区别开来。我们知道第三条道路不是这样一种框架，但是借助这样的比较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找到可供选择的路线。虽然可以全面地进行比较，但由于篇幅有限，我只比较五个方面，它们是政治价值、经济、政府、民族国家和福利国家。而且这里做的比较是提纲挈领式的。
1.社会民主主义是清晰的左派阶级政治，其主要的选民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新自由主义虽然很少公开声称自己是一种阶级政治，但是它是一种把自己定位在政治右翼上的保守哲学。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急剧萎缩以及东西方两极对立格局的消失，阶级政治的突出性和左与右的传统分界也模糊了。由于极右政党的存在，左与右还没有完全失去它们的重要性。然而，今天的主要问题跨越了左右界限，或者重塑着这种界限，这些问题包括对全球化的回应、文化的多样性以及科学和技术的变革。
在许多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左／右划分作为理解当代社会和政治态度的一种手段并不全面。例如，约翰·布朗代尔和布赖恩·高斯查克在对英国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超然左右》报告中提出政治态度应分为五类而不是两类。 在托尼·布莱尔的领导下进行改造的工党在1997年大选前夕，破天荒地获得了这五个群体中的四个的支持。
由于得到了如此广泛的选民的支持，第三条道路代表着中派正在进行着的新现代化运动。它在接受了社会正义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屏弃了阶级政治，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支持。它为自己树立了反对威权主义和排外主义的目标。另一方面，第三条道路不是极端自由主义。个人自由依靠集体资源，并且意味着社会正义。像新自由主义者说的那样，政府不是自由的敌人，同时，好政府是自由发展和完善的必要因素。
2.在经济问题上给人的最初印象好像是只有“一条道路”，而且批评者在这方面似乎论据确凿。私有化和解除管制在全世界是时代的潮流。不论把自己看作左派还是右派，各国政府都忙于解决国有企业问题，并且把其他资产贱卖给私有部门。同时，市场在全球范围的统治却不受制约。
难道市场原教旨主义就这样横扫世界了吗？事实清楚地表明，它没有做到而且也不能做到。新自由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共同犯的大错误是把解除管制等同于自由。与极端自由主义不同的是，新自由主义在道德领域中没有犯这种错误——为什么经济领域中的事应该与道德领域中的事有所不同呢？这两个领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经济管制常常是自由与繁荣的条件。而且，解除某个经济领域中的管制常常会轻易地把管制的需要转换到其他领域中，例如像环境领域这样的另一类问题，或者把管制的范围从当地推向区域，甚至全球范围。
这里的问题是我所说的创造一种新的混合经济。与旧的混合经济不同的是，新的混合经济主要不是指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达成平衡的关系。它指的是实现管制与解除管制、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面之间的平衡。
管制尽管不总是，但通常是国家或政府的职权，因为只有政府拥有法律惩罚机制。需要管制的理由多种多样，其中有些很类似，有些彼此非常矛盾。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
当垄断威胁到经济竞争时维护竞争。像经济学家J.斯蒂格利茨强调的那样，对于经济繁荣来说，竞争比是否对某个部门私有化更重要。被管制的竞争通常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的基础。
控制自然垄断。某些产业只有采取垄断才能有效地运行。两条独立系统的铁路或者独立运转的电力网是浪费性重复建设。在这种情况下，管制就像反托拉斯措施一样必要。
创造和维护市场的制度基础。所有的市场依赖丰富的非经济资本的积累。与新自由主义的说教相反，市场不会自然地产生秩序，或者避开暴力，土匪式或强盗式的资本主义证明了这点。
使公共利益、政治利益或文化利益避免市场的恶意侵扰。职业信念、利他性服务、社群情感和道德义务以及其他非经济品中的东西都需要保护，以避开市场交易的干扰破坏。
利用市场实现中长期目标。虽然说市场总是短视不准确，但是毫无疑问市场常常优先考虑短期收益而不是长期利益。清理饮用水、道路安全、无污染食品都可以说明市场能够禁止为生产而追逐成本削减的行为。
在微观或宏观层次上平抑市场波动。例如，在一种随意“炒鱿鱼”的企业文化中，社会更广义的善被忽视了。
保障工人的物质条件和劳动合同。因为工人不是一种“和其他东西一样的商品”，任何公平的社会都不会允许这样做的。
对天灾（包括市场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及时作出反应并解决。出于预防会瞬间发生的天灾、潜在的生态疾病的需要，对市场实行前瞻性管制是必要的。
在新的混合经济中，对经济发展的评估和调整要一直根据社会发展的更广泛后果进行。这个主张也包括商业企业在内。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没有民主就没有权威：如果存在着第三条道路的基本原则的话，这些原则必须适用于商业企业。负责的企业就是承认并按照这些原则行动， 尊重雇员、 顾客和股权人的企业。 政府能够创造一种利权人（Stakeholding）的企业文化吗？当然它能够做到这点，通过综合使用激励和控制手段，只不过这些工作必须在跨国层面以及国家层面上同时进行罢了。
3.从历史上看，社会民主党人一直热中于扩大国家和政府的干预范围，而新自由主义者要求缩小国家。第三条道路认为，必须超越“政府是个问题”和“政府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的观念，重建国家和政府。自由主义民主正处于危机之中，这不是因为它受到了对手的威胁，相反是因为它没有了竞争对手。有危险但无敌手的国家必须找到不同于过去的合法性源泉。因为民主的程度不够，自由主义民主正在衰落。民主制度正在反对着民主制度，而且必须解决这种失衡的关系。为了重新获得信任与合法性，第三条道路主张进行全面的一揽子改革，这些改革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界定新的民主国家。
新民主国家建立的基础首先是下放权力，不仅向下而且也向上；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交给跨国机构。在这种情况下附属（Subsidiarity）不应该视为只是为欧盟辩护，它也是现代民主国家的结构性条件。政府的行动范围不再以国家边界为限。在全球化的时代中世界治理必须提上日程，这也意味着民主权威的双向运动。
对于新民主国家来说，关键是“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在公共事务中实现更大程度的透明，进行非正统形式的民主参与实验，如全民公决和直接民主。“民主制度的民主化”与同公民社会各种组织积极的合作态度相伴随。社会民主党人有怀疑公民社会的传统。而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所有政府都必须从公民社会中撤出，让公民社会组织发育繁荣。
政府能够而且应该在公民社会重建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理念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必要组成因素。与老左派相比，第三条道路承认对公民精神的衰落和犯罪率上升的忧虑反映了真实而紧迫的问题。然而，通过恢复社群的战略，政府能够以直接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对某些批评家来说强调社群似乎有悖全球化的影响。实际上，前者与后者相契合，因为全球化不仅拿走了本土的东西，而且还给本土添加了东西，为社群的重建提供了前进的新动力和新机会。
4.一般来说，社会民主主义者始终对民族国家（Nation）没多大兴趣，他们用怀疑的态度看待它，并且把它视为国际团结的威胁。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者一直倾向于把一种自信的独立主义的民族主义与他们对自由市场的鼓吹混在一起。第三条道路试图为民族在世界化的世界中找到一个新位置。正在出现的全球秩序作为“纯粹的市场”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重要的是重新肯定民族作为稳定力量的地位，它是对付无休止分裂的平衡力量。当然，民族主义的分离特点不会消失。不过，我们需要遏制的恰恰是那种对民族性抱更加世界化的观点。这样一种世界主义是国家间大规模战争可能消失的原因和条件。“强国”在过去意味着战备精良的国家，今天则肯定指的是对接受主权的新限定有充分信心的国家。
在现代民族国家崛起之前，国家有边界无国界，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政治机器。它们无法在自己的外围边缘地带实现权威。目前国家的国界正在再次成为边界，因为国家与其他地区的跨国界联系加强了，而且各种跨国团体涉足了国内事务。欧盟是一个原型，但是国界的软化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正在出现。
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是积极的国家。但是现在的国家构建与以前相比有不同的意义。在过去民族国家的统一在相当大程度是由对其他民族的仇视推动的。以英国为例，像琳达·考来指出的那样，国家构建的动力是对天主教法国的敌意。今天，民族认同需要以更开放更多样的方式维持，不仅要考虑到民族认同本身的复杂性，而且要考虑到与民族认同交织在一起的其他类型的忠诚。这意味着民族认同要进行更反省性的建构，这是一项现代化的工程。冷漠的英国人可能还没有这方面的好名声，但是他们正在走向正轨。
5.没有哪个问题会比福利国家更能泾渭分明地把社会民主党人和新自由主义者区别开来的了。对前者来说，一套发展完善的福利体制是一个公正体面而且人道的社会的基石；而对后者来说，福利制度则是企业的敌人，公民秩序衰败的原因。前者想要维持最大化的福利国家，而后者想要把福利制度减小到安全网的程度。
第三条道路提供的看法与这两种看法迥异。新右派对福利国家的某些批评是合理的。福利机关常常是异化的、官僚主义的，福利收益创造了既得利益，而且还会有负面后果，破坏了最初建立福利时确立的目标。福利国家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目的不仅是缩小它，而且要使它对我们生活环境的改变作出反应。在勾画现代福利国家（他憎恶这个词）的蓝图时，贝弗里奇提出了著名的向匮乏、疾病、愚昧、肮脏和懒散宣战。换句话说，他关注的问题大部分是消极的。我们应该把强调的重点转到积极的福利上，除了国家以外，个人自己和其他组织都对它负责，而且它会推动财富的创造。
改革了的福利国家将是一种社会投资国家（ Social investmentstate），在风险和安全、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 保险原则、对风险的预防仍然会是社会投资国家的核心。但是我们也需要利用风险的更积极或更有活力的一面，因为这是通向富有动力的、创新的社会之路。社会投资国家的主要原则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要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不是直接给予利益。
当然，改革现实世界中的福利国家是一件棘手而且困难的事，所有的政党都明白这点。有些与这项改革有关的根本性问题我这里根本就没有涉及，它们包括：怎样对付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怎样提供普遍的健康保健，如何改革家庭政策，完全就业现在应该意味什么以及我们是否正在更深地陷于“工作社会”（Work society）还是远离了它。然而，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新政治与其他两种政治都在解决原则上和实际政策上有清楚的界限。
在以后的时间中，应该积极地实现建立一个中－左国际的思想，把不同立场的政党和政治团体团结在一起。
为什么英国不应该像托尼·布莱尔提议的那样成为催化剂呢？工党不会是欧洲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特洛伊木马，它能够成为美国左派和欧洲左派对话开始的引爆火花，这会影响广泛的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