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契诃夫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契诃夫论文,汪曾祺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0117(2004)06-0042-04
契诃夫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作为一代短篇小说宗师，他的创作对世界各国的 许多小说家都产生过影响。在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的中国，同样有不少作家显隐不同地 受惠于契诃夫，并在艺术、思想的传承中使小说的演进呈现出更广博的内容和更丰富的 色彩，汪曾祺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很多文稿中，汪曾祺曾多次谈到过契诃夫对自己的影响：“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 的是契诃夫……”，[1]“非常喜欢契诃夫。……我喜欢他的松散自由、随便、起止自 在的文体；喜欢他对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温情。我认为契诃夫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作 家。”[2]作为一个风格非常明显的小说家，汪曾祺因为对契诃夫的喜欢，甚至常常以 契诃夫的思想、艺术为坐标来评判分析自己及别的作家的创作。通过考察契诃夫对汪曾 祺小说创作的多重影响，不仅可以理廓作家间思想与艺术的影响和传承，更可以凸现其 中的意义，并对作家、作品进行更明晰的定位。
一
从小说的取材考察，契诃夫所涉及的面是相当广阔的，几乎涵盖了当时俄罗斯社会生 活的各个层面，上至贵族、将军，下至贩夫、走卒，但无论从作品的数量还是从作家的 聚焦点论，对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关注是契诃夫小说创作所具有的众所公认的突出特点。 小市民、小公务员、小官僚以及身处社会底层的村夫、歌女各色小人物，在契诃夫笔下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深刻的展示。对小人物的关注，必然使作家把目光投向他们的 平凡生活。在契诃夫的视野里，小公务员因为一个喷嚏而惴惴不安终至死去，万卡在寄 出永不能达的信后开始了无望的等待，姚纳的喃喃自语伴随着马的嚼草呵气……契诃夫 认为：“文学所以叫做艺术，就是因为它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 件的、直率地证实。”[3]契诃夫严格遵循客观写实的原则，通过各类小人物的生存状 态展现了俄罗斯普通民众生活的本来面目，对处于生活重压之下的人们寄予深切的同情 ，对麻木而奴性的扭曲者进行尖锐的嘲讽，并向造成这种现象的黑暗社会发出强烈的抗 议。作为一个始终充满了对“人”的关心的人道主义作家，透过种种表象，其作品中也 一直表露出对未来光明前景的憧憬与向往。
综观汪曾祺的全部小说创作，对故乡及其他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生活的描述是其创作 的最主要也是成就最大的部分。小乡镇的教师、画家，村姑、和尚，伶人、军卒……汪 曾祺以众多的小人物群像，描绘了一幅幅中国社会生活的风俗画。汪曾祺曾说：“契诃 夫开创了短篇小说的新纪元。它在世界范围内使‘小说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重情 节、编故事发展为写生活，按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4]从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 法看，契诃夫“我会用平和安静的普通生活作为题材，照它原来的面目写出来”[5]的 特点对汪曾祺的审美视角影响是明显的，它与汪曾祺“现实主义，本来是简单明了的， 就是真实地写自己所看到的生活”[6]的理念是相符合的。
在20世纪80年代小说初发表时，仅对小说所表现的生活，就曾引起很多争论，面对“ 他们说怎么可能呀?”的责问，汪曾祺坦然回答：“怎么不可能，我都亲眼看到过。”[ 7]汪曾祺小说的此类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其传承是比较复杂的，但契诃夫的“ 按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的小说观念的影响也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
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契诃夫小说创作的一个突出特征，契诃夫说：“只因为小人物 小，就用傲慢轻蔑的口气奚落他们，那不会给人的心灵添上什么光彩。”[8]通过对平 凡人的平凡生活的描述，表达对“人”的悲悯与关怀是契诃夫全部小说创作的主基调， 虽然表达这种悲悯与关怀的风格从总体看是以客观冷静为主，但其中对“人”所遭受苦 难的感同身受正来源于他的深切同情。契诃夫满怀温情地关心小人物的一切细致的情感 需求，关注他们的灵魂与精神，关注他们的处境与命运，解剖人性的扭曲，谴责社会的 不公正、庸俗、丑恶，这一切的目的都在于他的一个信念：“当我们把人们的本来面目 展现在他们自己面前的时候，他们是会变好的。”[9]
契诃夫“对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温情”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也有着本质类似的 体现。作为作家，契诃夫和汪曾祺的人道主义思想都不是严密而成体系的，只是在其作 品中表现出了鲜明的朴实真挚的人道主义情感，并以此为出发点和指归点表达了一种对 人、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索。而且在表达对人类的关爱上，契诃夫更具有职业的影响 ，他以一位医生的冷静、客观，以笔为刀进行病理的探索，并对笔下人物的不幸报以轻 轻的叹息。而汪曾祺却更多地像一位温情的画家，在较多暖色的涂抹中传达他的心意。 “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讲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 ”[10]尽管他们表达思索与温情的切入点不同，但他们的指向却是一致的。
汪曾祺小说的人道主义情感，主要表现在对人的关注的独特视角。“我对笔下的人物 是充满同情的。”[11]对人性善的歌颂，对和谐的人的理想探求，成为汪曾祺小说创作 的一个重要特点。“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 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12]《大淖纪事》：针对“街 里说这里‘风气不好’”，汪曾祺说：“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那 些挑夫不是穿长衫念子曰的人，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跟我周围的人不一样， 他们是高尚的人，虽然他们比较粗野。”[13]汪曾祺接受了“人本”的信仰，又将它体 现于世俗生活之中，呈现出了显著的世俗人道主义色彩。在汪曾祺的这类小说中，我们 可以体悟到人是可以依靠自身走向幸福的，真正获得自由的个体是能够享受美好生活的 。
汪曾祺作品的内涵也不仅是欢乐，“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 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纪 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带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 行状》、《异秉》。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比较复杂。”[14]“我写的《 陈小手》，是很沉痛的。《城隍、土地、灶王爷》，也不是全无感慨。只是表面看来， 写得比较平静，不那么激昂慷慨罢了。”[15]在生命的权利受到侵犯，人失去了选择、 参与、发言的权利而导致价值的失落的时候，面对高北溟先生的悲剧，面对沈沅的痛苦 ，面对王瘦吾、十一子、陈小手、高大头……等等挣扎于生活底层的各色人等，汪曾祺 的心间笔端无不伤痛阵阵，尽管作品表面显现不多，但如《天鹅之死》的末注中“泪不 能禁”的字样依然让作者的心迹显露无遗。
二
契诃夫的小说从总体看，不以情节取胜。尽管他有《变色龙》、《一个官员的死》这 类具有漫画性质、带有夸张性的作品，但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作者精神思想的代表性来 看，他更多的作品所呈现的是与此不同的风格。契诃夫的大部分小说没有大起大落、曲 折生动的情节，也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不以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冲击为追求，有意淡化 作品的故事情节和外在冲突，小说事件、场面都普通而不奇异，人物不多，以人物的言 行展现其内在的精神世界，着眼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表现人物的内心感受，形成了 含蓄、深沉、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以《苦恼》为例看，全篇所展现的是一个孤苦的老 车夫在不幸失子后哀告无门的惨痛心灵世界，小说简单到几乎没有情节可理；《万卡》 的重心也在通过一个九岁男孩的心理痛苦展现他所遭受的生活的痛苦，小说从情节上考 察的只是几个片断的连缀，同样缺少严格意义的故事情节，甚至没有传统小说必需的结 局。再看他的名著《草原》，作为中篇小说，罕见的是它没有一个中心情节，连作者自 己也说“《草原》的情节没什么道理”，[16]若以传统的小说理论都无法加以分析，“ 不过无论如何它是我的力作，再好也写不出来的”，[17]它如一首叙事诗，以巨大的艺 术感染力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从这些作品的解读中，汪曾祺认为契诃夫“开创了 短篇小说的新纪元”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汪曾祺认为“生活，是没有多少情节的”，[18]他的大量小说也是以淡化情节为艺术 特征的，以至于评论界称之为散文化的小说。在概括、表述生活方面，汪曾祺的小说不 是以精确、细致、客观的传神写实为主要手段的，也不以传神写实作为其审美境界追求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不过分刻划人物。他们不大理解，也不大理会典型论”，[19] 作品“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写时代之情状”，[20]更多的是表达作家自身对现实生活 的感受，宣泄作家对审美对象的情感体验和情感意志。《故里三陈》中的《陈四》，在 对故乡的风俗人情作了大量的叙写之后，落于人物的仅是了了数行，小说便戛然而止了 ；《云致秋行状》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没有传统小说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像 一个人物的简历，连作者自己都恐被误读而特地加尾注说明：“这是小说，不是报告文 学”；《星期天》是一篇强烈的抒情性与情节的模糊性都异常明显的作品，主人公隐约 难辨，情节似有若无，断断续续；《异秉》从表象上看，用心并不在陈相公，然而，小 说的重心及最精彩的一笔，却分明是属于他的。汪曾祺小说以淡化的情节、诗化的生活 实境和人物形象展示主人公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已经成为他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征 。
在小说结构上，汪曾祺也受到了契诃夫的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契诃夫中后 期的小说。体察契诃夫早期的作品，结构还是比较严谨，很有独幕剧的特点，场景单一 ，时间集中，情节单纯，以对话和动作的描写为主，如《变色龙》、《胖子和瘦子》等 。到中后期，契诃夫小说的戏剧化痕迹越来越淡，“松散自由、随便、起止自在的文体 ”特征却日益明显，“他好像完全不考虑结构，写得轻轻松松，随随便便，潇潇洒洒。 他超出了结构，于是结构更多样。”[21]《没意思的故事》全篇几乎就是老教授的一份 内心独白，《决斗》的结局几乎出乎所有读者的意外，“《恐惧》实在不大像小说，像 一篇杂记，”[22]《草原》的结构也极其单纯，依“旅行”渐次写来，如同一篇自然流 畅的散文，于朴素中显出摄人心魄的意境的美。
汪曾祺自陈：“我的小说观念大概还停留在契诃夫时代”，[23]“我是主张按照生活 本身的形式来结构作品。”[24]他的小说的结构或随所展示生活的变化或随情绪的变化 而变化，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有的类似于人物速写，如《塞下人物记》、《故里杂记 》、《故乡人》、《故里三陈》；有的类似于风格不同的散文：《故人往事》有大量的 风情叙写，“《詹大胖子》、《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 ”；[25]《天鹅之死》从结构上看，时空交错，全然是一首散文诗；“《窥浴》是一首 现代抒情诗”；[26]《大淖记事》前一半的篇幅似乎都是与情节无关的；《钓人的孩子 》只是一个片断；《星期天》的结构完全是生活原生态的再现；《徙》则是以情绪的流 动来结构作品的。
在艺术技巧上，汪曾祺也有受契诃夫影响的明显表现。首先，他们都非常重视读者的 参与，并有意识地把自己深深隐藏在作品后面，不以教训、说教的面目出现。1890年， 小说《贼》发表，针对苏沃林的指责，契诃夫回应说：“我写的时候，充分信赖读者， 认定小说里所缺乏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27]汪曾祺也有同样意识：“我 认为一篇小说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作的。作者写了，读者读了，创作过程才算完成。作 者不能什么都知道，都写尽了。”[28]“留出空白，是对读者的尊重。”[29]在契诃夫 与汪曾祺的小说中，都可以发现许多“留白”的处理。《万卡》的小主人投出永不可能 有回音的信以后会发生什么，一个喜剧性的细节后所隐含的巨大的哀伤被“留白”；《 哀伤》第一句说老镟匠是“早已出名的优秀工匠，同时又是早已出名的最没出息的农民 ”，这一切的变化又是怎样发生的被“留白”；《渴睡》中的十三岁的小保姆瓦尔卡终 于承受不住劳累的折磨在幻觉中杀死了小主人，然后沉沉睡去，小说结束了，醒来后的 瓦尔卡将面临的一切同样被“留白”了。这种“留白”的特征在契诃夫小说的结尾处， 更为明显。“难道这就是结局吗?我们总有一种跑在休止符号前面的感觉，或者说，这 有点像一种曲调，在预料中的和弦结尾尚未奏出之前，它就突然终止。”[30]但正是这 种处理使作品具有了更大的冲击力，具有了直指灵魂的震慑力。汪曾祺的小说也有许多 异曲同工的处理。在他的许多小说中，对人物及其命运多以不加评论、留下空白的手法 ，给读者以思索、体味、感悟的余地。读完《异秉》，在片刻的哑然之后，读者无不会 为陈相公和陶先生的寻求“异秉”的举动失笑，继而又会有一丝淡淡的酸涩升起；《金 冬心》结尾的一句“斯文走狗”，不仅令老家仆陈聋子糊涂：“他这是骂谁呢?”同样 也使读者感受到几许弦外之音，甚至产生再把小说回味一遍的欲望，对人物的理解也在 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深化。其次，汪曾祺和契诃夫一样，非常重视细节描写。契诃夫说： “要是你在头一章里提到墙上挂着枪，那么在第二章或者第三章里就一定得开枪。如果 不开枪，那管枪就不必挂在那儿。”[31]“在心理描写方面也要注意细节。……最好还 是避免描写人物的精神状态；应当尽力使得人物的精神状态能够从他的行动中看明白。 ”[32]契诃夫的细节描写是精要和漂亮的，在《胖子和瘦子》中，读者从瘦子对胖子的 称呼的变化、从瘦子脸部表情的不同就可以强烈感受人物心理的变化、性格的特征；在 《在磨坊外》，面对饥寒的母亲，磨坊主掏出了小把钞票，他“揉搓那些钱。票子和银 币从他的手指中间漏下去，一个连着一个的回到皮夹里”，最后才“嗽了嗽喉咙，脸涨 得发紫”，把手中剩下的一个二十戈比的钱币给了母亲。在这类细节描写中，确实达到 了“人物的精神状态能够从他的行动中看明白”的艺术效果。汪曾祺也说：“我觉得情 节可以虚构，细节绝不能虚构，必须有生活的感受。”[33]基于这种理念和对人物的感 同身受，汪曾祺的小说中常有细节描写的神来之笔，《大淖记事》里，十一子被打伤后 ，为了救他，“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 一口。”写到这个突然又自然而至的细节，作者自己也被感动而泪下。《三列马》中耿 四喜特有的三字成语、《去年属马》中夏构丕的属相，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逝去的 岁月痕迹、不变的人情世态、人物的心情起伏在大量的细节描写中一一闪现，给汪曾祺 的小说增添了艺术魅力。
收稿日期：2004-07-29